19世紀中後期中日兩國近代化道路的比較

摘 要： 19世紀中期，在西方列強入侵的影響下，同為東亞封建國家的中國和日本，都面臨社會轉型、謀求民族生存的重大課題。兩國由此開始了學習西方、趕超西方的近代化進程。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逐步強大，中國的屢次變革不但沒有使國家富強，反而沿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越陷越深。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決定了兩國近百年來不同的遭遇。以史為鑒，分析他們成敗的原因對我們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仍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 19世紀中後期 中日兩國 近代化 比較 　　1840年，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被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了國門。1853年，美國海軍上校佩里率領的一支艦隊闖入日本江戶灣，幕府無力應對，被強行叩關成功。兩個古老的東方國家被列強打開國門相隔僅十餘年，但兩國邁向近代化的經過與結果卻相差甚遠。日本僅用半個世紀的時間就走完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一二百年才走完的道路，成為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強國，而這時期的中國卻不斷喪權辱國，最終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個中的原因及教訓值得我們探究，這固然與當時中日兩國所處的戰略地位和價值不同，中國所遭受的殖民侵略要遠大於日本等外部因素有關，但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內因決定外因，筆者將試圖從中日兩國自身的角度去分析失敗與成功的原因。 　　一、傳統社會的比較 　　（一）政治體制方面：中國自秦朝以來，封建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體制不斷強化，明清時期發展到頂峰。這種體制以皇權為核心，國家的一切事務，無論巨細均由皇帝獨斷專行。在地方上，中央通過郡縣制、科舉制等任免官吏，嚴格控制地方，不允許其形成獨立世襲的軍政力量。特別是科舉制度的實行，為中小地主甚至出身貧寒的平民知識分子開闢了一條比較公平的升遷途徑，相對緩和了階級矛盾。當然，由於科舉考試的科目、內容太過偏窄，在中國面對社會轉型的近代，它的直接危害就是妨礙了知識分子放眼看世界，缺乏學習西方的熱情。同樣一本魏源的《海國圖志》，在日本成為搶手貨，在中國卻無人問津。由此可見，中國臻於完美的封建政治體制使得在其內部難以形成離心勢力，很難從封建營壘中分化出一支與之相對抗的革新力量。 　　日本近代之前，中央政府處於「二元制政治結構」，既有天皇領導的朝廷，又有將軍把權的幕府。天皇名義上至高無上，但實際上將軍才是日本的主宰，握有實際的權力，這種政治結構使天皇和將軍之間存在潛在的矛盾。改革前的日本雖然是封建國家，但與中國不同，它是由260多個藩國組成的鬆散國家。幕府雖有統轄各藩大名之權，但對藩國並無直接的行政權力，各藩國有較大的獨立性，這種鬆散的「幕藩體制」有利於地方割據勢力的形成壯大。除此之外，日本封建社會等級森嚴，實行嚴格的門閥世襲制。不僅「士農工商」不得跨越，而且在統治階級內部界限分明，不得流動。這使得一些門第較低但富有才學的中下級武士無法獲得較高職位，越來越引起他們的不滿，最終走上了反對幕府統治的道路。就在日本被打開國門後不久，帶有反幕性質的志士們便逐漸在離心傾向越來越大的長州、薩摩等藩集結，並以此為倒幕基地，最終推翻了已成為眾矢之的幕府。 　　（二）經濟體制方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中日兩國封建經濟制度的不同，是導致兩國近代社會轉型成敗的重要因素。 　　中國自戰國以來，土地制度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無論是誰只要有錢都可能成為地主，地主階級向社會開放。這樣，土地總是在社會上富有或有權人的手中流轉。這種極富彈性的土地制度，對商品經濟的衝擊有很強的適應能力，不利於封建統治集團的分化。加之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一貫奉行重農抑商、以農為本的政策，地主經濟始終受到國家的竭力保護。在人們的觀念中，土地是最保險、最有價值的財富，於是商人、手工業者就根據「以末致財，用本守之」[1]的原則來進行經濟活動，而不是擴大再生產。由於缺少再生產的資金，商品經濟發展緩慢。「這樣的商品生產不但不能使自然經濟分解，反而成為後者的補充，保持它的穩定」。[2]直到清末，地主經濟的統治地位依然較為牢固，中國的地主階級沒有面臨像日本幕府中下級武士那樣的生活危機，他們中的絕大多數生活仍然較為優裕穩定。 　　日本的封建土地制度大體與西歐相同，屬於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將軍為最大的土地所有者，佔有全國土地的四分之一，其餘的土地分封給260餘個大名。大名的領地不能買賣或轉手，實行長子繼承製，只要向將軍履行一定的義務，便可世代佔有。富裕的農民、商人或高利貸者即使購置土地，也不能成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更不可能以此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這種土地所有制缺乏靈活性，經不住商品經濟的衝擊。與西歐封建領主制不同，日本的大名跳過武士階層直接將土地分小塊出租給農民，而作為統治集團重要成員的武士階層卻無方寸土地，主要的生活來源是以賣身為代價換取僅夠勉強維持生計的「祿米」。幕末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商人之手，農民越來越貧困，大名和武士的經濟地位日益削弱。一些中下級武士迫於生計，開始衝破禁令，從事商業和手工業，轉化為工商業者，逐漸從封建統治集團中分化出來。大名在財政上也越來越依賴商人，商人階層的力量日益強大，以致出現「大阪富豪一怒，天下諸侯驚懼」的局面。而西方的入侵，進一步動搖了封建經濟的基礎，幕府的統治危機日益嚴重。 　　（三）文化傳統方面：中國幅員遼闊，氣候適宜農業生產，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屬於寬容溫和而保守自閉的農耕文明。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曾創造出輝煌的文明成果，形成了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體系。中國人很早就把自己看做是天下的中心，文化的本源，把周邊民族或國家視為蠻、夷、狄、戎，近代來自歐洲的洋人也被稱為蠻夷，對自己民族和文化具有強烈的優越感和自信心。久而久之，這種優越感和自信心逐漸蛻變為夜郎自大的觀念，缺乏學習外來文化的熱情，相信祖宗之法不可變，在大變革的近代反而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時至清末，中國已經很落後了，但上述觀念依然非常強烈。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中列強曾強迫中國接受這一條款：「凡歐洲人不得稱之為蠻夷。」不過很多中國人仍然我行我素。顯然，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性阻礙了對外來先進文化的吸納，這是中國走向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日本則不同，長期以來處在發達的中華文明的邊緣，文化上相對落後。其四面環海，境內多山少平原，地震等自然災害頻繁，屬於海洋性文明。這種文明的共有特徵是具有開拓精神、開放特性。為了生存和發展，日本民族的危機警覺性強，對外來事物天生有一種敏感性和好奇心，總是積極地攝取外來文化，同時又不放棄固有的民族文化，導致日本是一種「並存型」文化。[3]在古代，他們一直把中國視為自己的榜樣，進行有取捨的學習。從十六世紀四十年代開始，西方殖民者陸續來到日本。德川幕府為了自身統治的安全，頒布了「鎖國令」，但特許中國人、荷蘭人在長崎附近的種子島通商，並允許荷蘭人在種子島居住生活。幾代日本人從荷蘭人那裡獲得了大量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即所謂「蘭學」，開國前日本的蘭學者已經遍布全國各地。新思想的傳播改變了傳統的思想觀念，為後來的明治維新播下了種子，很多蘭學者成為日後明治政府的靈魂人物。 　　二、改革中的比較 　　（一）指導思想：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世界形勢是東方落後於西方，這決定了中日兩國近代化面臨著一個共同的課題——向西方學習。如何學習呢？日本明治維新時制定了「脫亞入歐」的指導思想，1885年，著名維新思想家福澤諭吉發表了《脫亞論》，首先提出了該思想。他主張日本必須搶先擺脫亞洲的固陋，儘快轉向西洋文明，否則只會喪權辱國，受制於人。為了儘快融入西方，明治政府成立後派出了一批批使團和留學生赴歐美尋求富國強兵之術。最有影響的一次當數岩倉使團，1871年12月，明治政府派遣右大臣岩倉具視為首的包括眾多政府重要官員的龐大使團出訪歐美，歷時一年零十個月，先後訪問了歐美12個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考察，日本領導人進一步看到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回國後將所見所聞與日本實際相結合，開始探尋一條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與日本如饑似渴地全面學習西方文明不同，此時的中國政界長期陷於「本」與「末」、「體」與「用」的爭論。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洋務派，本質上是一些帶有買辦性質的封建官僚。他們認為：「中國的文武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4]由此，洋務運動確立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企圖利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來維護封建統治。這種舍本求末的做法結果如何呢？甲午中日戰爭中，號稱亞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充分證明，沒有制度及人的近代化的近代化是不可能成功的。甲午戰爭後，面對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知識分子，企望用全面學習西方、維新變法的辦法來挽救危機，但由於自身的局限性，他們無法提出一個科學合理的指導思想。為了宣傳維新變法的道理，康有為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抬出孔聖人來造勢，不惜曲解甚至改動孔子原文，以附會西方的民主政治，反映出資產階級改良派先天的政治軟弱性，這種杜撰和違背史實的變法理論遭到大批頑固守舊官僚和學者的攻擊，變法最終失敗。 　　（二）改革內容：明治維新是一場不徹底的革命運動，它涉及日本社會的各個方面。[5]十九世紀中後期，中國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從軍事、經濟、政治、教育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近代化進程，但最終都歸於失敗。 　　政治領域：日本倒幕成功後，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在1868年3月發表了《五條誓文》，明確了新政府的施政方針。同年4月又發布了《政體書》，確立了君主立憲制的政體。此後通過「奉還版籍」和「廢藩置縣」消除了地方割據勢力，完成了建立近代資產階級中央集權國家的任務。同時明治政府廢除了封建等級制度。1885年實行內閣制，1889年頒布憲法，1890年設國會，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善的君主立憲制的國家制度。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對政治方面幾乎毫無觸及。戊戌變法時，維新派雖提出開言路、興民權、精機構、裁冗員等政治主張。但未涉及根本的開議會，行立憲，廢除君主專制等內容，沒有觸動封建頑固派的實權地位，這反映出維新派的行動比宣言明顯落後。 　　經濟領域：經濟改革是其他方面改革的基礎。明治政府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廢除了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允許土地買賣，推行有利於政府和商品經濟發展的貨幣地租制度。接著，明治政府推行「殖產興業」政策，發展資本主義新經濟。政府首先創辦一批規模大、技術先進的「樣板」企業，以供私人效仿，把民間資本引向發展近代工商業的道路。當官營體制弊端初露時，明治政府就轉而大力扶植和保護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很快成為工業強國。中國在洋務運動時期，洋務派為輔助軍事工業的發展，開始創辦民用工業。這些企業大多採用「官辦」或「官督商辦」的形式，「官有權、商無權」[6]，生產不計成本，官員腐敗貪污成風，根本達不到「求富」的目的。甲午戰爭後，洋務派創辦的近代企業大部分宣告破產。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開始出現。但與明治政府鼓勵民間興辦實業不同，清政府嚴格限制民營企業的發展，民族工業的發展舉步維艱。戊戌變法時，維新派也提出了一系列發展經濟的措施，但未涉及根本的土地問題，也就不可能發動廣大群眾，使改革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其他很多措施由於時間短促和頑固勢力抵制，也沒有取得多大成效。 　　文化教育領域：明治政府大力倡導學習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即所謂「文明開化」。許多留學生和使節團漂洋過海考察學習，大量西方的著作被翻譯成日文，日本出現了一批宣傳「文明開化」的啟蒙思想家，有力地推動了改革。此外，明治政府確立了教育興國的方針，把發展教育作業「文明開化」政策的重心。按照歐美國家的模式進行教育改革，逐步建立起包括小學、中學和大學的三級教育體制，其中小學為義務教育。政府在資金投入上也不遺餘力，保證了教育改革的順利進行，培養了大批有用人才。而在洋務運動時期，為了辦洋務的需要，洋務派曾創辦一批新式學堂，培養翻譯、軍事和科技人才，同時選派留學生出國深造，但並沒有形成統一的學制，更未觸動封建教育體制，改革流於形式。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提出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改革的措施，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近代文化教育的發展。但改革主要局限於知識分子，沒有更多地涉及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學校的規模數量和政府投入嚴重不足，沒有形成完整的教育體系，興辦的新式學堂大多夭折。 　　儘管這一時期中日兩國的改革還涉及其他方面，但僅從上述，我們可以看出明顯的差異：明治維新為了改變日本落後狀態，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改革。而中國在近代化的挑戰面前，反應較為遲鈍，改革非常有限，加上當時種種力量的牽制和阻礙，致使中國始終無法擺脫落後的狀態。 　　三、領導階層的比較 　　人是歷史活動的主體，領導中日兩國近代化進程的領導階層有很大差異，這是導致兩國改革出現不同結局的重要原因。 　　（一）兩國領導階層的本質不同：「在洋務之前到洋務時期的整個期間，清朝政權的統治，從種族上講，是滿族的，而且是西太后一派的統治。從階級上講，則是滿族、漢族的大地主階級的統治」[7]。領導洋務運動的奕、李鴻章、張之洞等人，只是一些相對開明的封建官僚。經過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和對太平天國運動的鎮壓，他們深感要適應這「數千年未有之奇局」，必須探索新的出路。洋務運動就其本質來說乃是一場封建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其目的是企圖利用西方的「器物」、「技術」來鞏固他們認為「事事遠出西人之上」的封建制度，而不是全面地改造社會。領導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力量不足、軟弱妥協，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刻，仍然對腐朽沒落的大清王朝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結果可想而知。「日本明治維新走的是一條先奪取政權，建立地主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政權，然後用政權的力量推動改革的道路」[8]。領導明治維新的是逐漸資產階級化的中下級武士，他們對世界形勢和自身國情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能夠全面學習、攝取西方文化之長來改造原有社會。這一領導階層和中國洋務運動及戊戌變法的領導階層有本質的區別。 　　（二）兩國領導階層所掌握的權力大小不同：中國的洋務派並沒有掌握國家的最高權力，當時的最高權力一直掌握在代表封建頑固勢力的慈禧太后手中。「洋務運動並不是整個清朝政權所一致進行的一項基本國策，而是政權內一部分人的一小部分改革」[9]。因此，洋務運動缺乏整體規劃和強有力的領導，實際上只是一些相對開明的封建官僚在地方上各自為政，興辦「洋務」，在此過程中時常受到清廷和頑固勢力的阻撓與破壞。當慈禧太后為慶賀自己六十大壽而挪用海軍經費，致使中國海軍停止發展時，日本明治天皇卻親做表率，「省內廷之費」充作海軍軍費，鼓動舉全國之力發展海軍，使日本海軍在甲午戰爭前趕上甚至超過了北洋水師。由於得不到最高權力的有力支持，洋務派很多舉措很難取得成功。戊戌變法時，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手中無權，家無巨資，只有一腔熱血，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身上。在頑固勢力的進攻面前，他們又寄希望於袁世凱和外國侵略者，終使維新運動如曇花一現，很快失敗。而日本明治維新是一種國家行為，是在中央政府統一規划下進行的，因此，推行改革時比中國要順利得多。但日本畢竟也經歷了較長的封建社會，改革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明治維新時期，一些農民因為改革沒讓他們得到想要的土地，甚至一度加重了負擔而心懷憤恨，不斷起義。一些武士因為被剝奪特權而不滿，不斷發動叛亂。特別是1877年的「西南戰爭」，曾經作為「明治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也率軍反叛。但與中國不同的是，日本維新集團大權在握，他們可以利用國家機器對阻礙勢力進行鎮壓，保證改革的順利進行。 　　（三）領導階層本身的能力和見識也有較大差異：洋務運動的領導階層本身就是封建官僚，沒有接受過西方文化教育，又沒有出國系統考察學習的經歷，他們的近代見識自然無法與日本明治維新的領導人物相比。即使像沈葆楨這樣的洋務大員，也因「識見不廣」，竟在其任兩江總督時，從英國人手中以重價買回淞滬鐵路加以拆毀。此外，洋務派遇事妥協退讓，各派系之間為擴大自己的勢力不斷鬥爭，他們在自己的轄區內各自為政，自行其是，甚至巴不得同道失敗倒霉。甲午海戰中，中國的其他水師拒不支援身陷重圍的北洋水師，坐視其全軍覆滅就是很好的例證。領導戊戌變法的康有為等知識分子缺乏政治智慧，好清談少謀略，對政治鬥爭的殘酷性缺乏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準備。維新派內部非常鬆散，沒有組成全國統一的政治團體，沒能團結利用好各種社會力量，以推進改革。康有為等人又毫無從政的實際經驗，有些變法措施急躁冒進，缺乏可操作性。在封建頑固勢力的反撲面前，康有為等人不知所措，唯有「抱頭痛哭」，而明治維新的領導階層較早地接觸過西方文化（蘭學的傳播），在明治維新前，他們就掌握了西南幾個強藩的實權，建立了自己的軍隊和基地，並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富國強兵的藩政改革，積累了一定的發展經濟和政治鬥爭的經驗。他們善於利用形勢，並能適時調整策略，注意爭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以緩解倒幕和改革過程中遇到的阻力。明治政府中的大多數領導人曾赴歐美系統地考察學習，對西方文明有直接的了解，這更加堅定了他們學習西方的決心，這些都是中國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領導人所無法比擬的。 　　當然，造成中日兩國早期近代化成敗的原因是複雜多方面的，通過二者的比較，我們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教訓和啟示。今天的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發展就必須與時俱進地不斷改革。借鑒近代中日兩國變革的經驗教訓，有助於我們少走彎路，早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 　　參考文獻： 　　[1]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 　　[2]方地.從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看中國戊戌變法的失敗.爭鳴，1984，1. 　　[3]依田熹家.日中兩國現代化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183-190. 　　[4]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二五. 　　[5][8]董以山.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之比較.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1. 　　[6]袁之舜.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之比較.石油大學學報（社科版），1996，2. 　　[7][9]井上清.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近代史研究，1985，1：2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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