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熊:關注主題印
(一)
「主題印」一詞,目前相關辭書所未見。所謂「主題印」,可概括為:以某種文字或某類文字內容為專題,創作而成的一組(套)篆刻作品。由主題印鈐蓋或印製而成的印集,可稱為主題印譜(集)或專題印譜(集)。其作者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數人,甚至是一個團體。
雖然主題印很少提及,但主題印的存在卻是不爭的事實。自宋元以後,隨著文人漸次佔領篆刻舞台,主題印的創作就成了一種必然。明清之季,印壇流派紛呈,篆刻隊伍驟增,篆刻家的興趣早已從純粹實用的姓名印擴展至兼有實用與藝術性的收藏、鑒賞印,並進而迅速地向純藝術性的閑文印進軍,主題印及主題印譜的出現便應運而生。雖然我們不能詳盡了解和掌握主題印和主題印譜最初的形態和內容,但在輯錄的相關印學資料中,已經大致可以窺見其發展的軌跡。
對於主題印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可以作這樣的鉤勒,即:以詩詞文賦、名言警句為內容的閑文印大量出現,激發了人們收羅輯譜的興趣,進而啟發篆刻家以某類文字內容為專題,進行主題印的創作。《中國印學年表》(韓天衡編著)載,卒於明崇禎元年(公元1628年)的丁元薦,生前曾輯有《名山言海印譜》。筆者未見原譜,顧名思義,應是一冊以「名言」為內容的印集。如此,這可能是最早的、具有主題印集性質的印譜。之所以說其「具有主題印集性質」,而不是真實意義上的「主題印譜」,是因為篆刻主題的選擇與創作沒有篆刻家的主觀與主動。類似這種輯錄式的印譜在明、清兩季尚有許多。另如著名的《飛鴻堂印譜》,由清汪啟淑窮三十一年時間,收集了包括丁敬、黃易、桂馥、鄧石如、董詢、周芬等一百餘位印家的印作三千餘方作品輯錄而成。「譜中摘取辭句皆本經史諸子百家,以及詩文詞曲,格言成語,並釋道藏等書」(飛鴻堂印譜凡例)。雖然說《飛鴻堂印譜》的文字內容有明確指向,但仍然只是一本具有主題印性質的印譜。
查閱《中國印學年表》,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錢覲輯自刻印成《波齋百二甲子印》二冊」,或可為主題印創作之濫觴。其後,如《西廂百詠印譜》(1740年,王睿章刻)、《百壽圖印譜》(1774年,巴雪坪輯其子巴慰祖刻印)、《蘭亭序印存》(1827年,夏學禮刻)、《太上感應篇印譜》(1830年,嚴坤刻)、《朱子格言印譜》(1855年,黃宛鳥刻)、《百美名印譜》(1862年,何瑛刻)、《月令七十二候印譜》(1864年,何瑛刻)、《滕王閣序印譜》(1868年,劉潤澤刻)、《廿四詩品印譜》(1870年,陳少室刻)…………等,都可以說是不折不扣的主題印創作和主題印譜了。
從新中國成立到「事件」前十餘年間,主題印的創作與主題印譜的印行有一個小小的高潮。如方岩的《心經》印譜(1950年)和《上海各界人民愛國公約》(1950年)、中國金石篆刻研究社的《魯迅筆名印譜》(1956年)、方去疾、吳朴、單孝天合作的《瞿秋白印譜》(1959年)和《古巴諺語印譜》(1964年)、錢君匋的《長征印譜》(1961年)、錢厓的《毛主席詩詞十首篆刻集》(1964年)、西泠印社的《西湖勝景印集》(1963年)等,都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事件」後期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十餘年裡,主題印創作又有一次新的集中展觀。如見於正式出版發行的有《魯迅筆名印譜》(郁重今1976年)、《百花齊放印譜》(陳左黃1976年)、《革命勝跡印譜》(西泠印社1979年)、《毛主席詩詞刻石》(韓登安1979年)、《西泠勝跡留痕》(韓登安1980年)、《錢刻魯迅筆名印集》(錢君匋1981年)、《魯迅著譯書名印譜》(西泠印社1981年)、《心碑》印譜(傅嘉儀1983年)、《絲路》(趙熊、傅嘉儀1987)、《長安勝跡印譜》(終南印社1987年)等等。
從清代中葉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三百餘年間,主題印的形成與發展雖然可以分為清季、「事件」前、「事件」後的新時期三個階段,但實際上各階段間並沒有太長的停滯與間隔。因此,主題印創作在中國印壇上有著較好的連續性的發展態勢。所不同的是,隨著時代的變遷,主題印所擷取的題材有了與時俱進式的變化。並且,隨著篆刻藝術的不斷普及和篆刻技術的不斷提高,當代主題印創作的整體水平大大高於清代初始階段的主題印創作。
(二)
主題印創作的意義究竟何在?文藝評論家肖雲儒認為:「它(主題印)將篆刻從詩書畫中剝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具有主體地位的創作和欣賞對象。」毫無疑問,主題印的確是最具有獨立意義和主體意識的篆刻形式,因為它從創作伊始,就從題材選取、立意構思、形式表現(包括印材形式、章法形式、邊款形式等)諸方面都圍繞著篆刻本體,亦即篆刻的藝術性來進行的。從藝術的角度看,它完全是為篆刻而篆刻的。絲毫沒有實用或功利的意思。不可否認,一件單獨的篆刻作品中,同樣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表現篆刻藝術的本體性。特別是那些經典的、成功的作品中,其藝術魅力恆久存在並感人至深。但與一部完整的、相對成功的主題印作品相比,其在立意、內容、形式、表現手法等方面,顯而易見是有限的。
主題印創作的意義,還表現在對文化內涵的闡釋與承載上。篆刻藝術(包括書法)是緣於中國文字生髮出來的藝術形式,永遠不可能擺脫漢字而生存。而文字,以及由文字構成的辭彙、語句、文章,又是文化內涵集中表現的主要形式之一。篆刻藝術對文字的依附屬性,雖然限制了其藝術表現力,但同時卻更能直接地闡釋與承載文字中所蘊含的文化內涵,並將種種文化信息轉化為篆刻語言形式表現出來。單獨的篆刻作品猶如單兵作戰,而主題印創作則是班排、連隊、甚至是集團部隊式的「兵力」投入。諸如「蘭亭序」這樣的文學名篇、「心經」這樣的宗教經典、「魯迅筆名」、「瞿秋白筆名」這樣深含著鬥爭精神與文化情懷的姓名集群,以及名山大川、勝景遺迹這樣的自然壯舉與人文景觀,決非是一枚單獨篆刻作品能予以全方位表現的,而唯有主題印這種形式,才能擔負起以篆刻為載體的藝術表現任務。如果把單獨篆刻創作比作小品文、短篇小說或散文式的作品,那麼,唯有像主題印這種創作形式才能產生中篇或長篇式的大作品來。
從參與生活、服務社會的角度上看,主題印也最能體現出時代精神,並因此鞏固了篆刻藝術的生存基礎,拓展了篆刻藝術的生存空間。在剛剛舉行的全國第五屆篆刻藝術展評選過程中,「一件題名為《破冰之旅》的印屏(作者為陝西吳述軍)引起了評委的興趣……像這樣關注時事的印屏,大家都說前所未聞」。此件印屏雖然最終未能入選,但其以主題印創作形式介入全國展的作法,無疑給我們以啟迪和思索。而在此前舉辦的「紀念鄧小平誕辰一百周年書法篆刻展」上,另一位陝西作者陳雲龍的有關鄧小平的主題印創作則獲得了一等獎。與後者相較,我寧肯相信「破冰之旅」的落選是評委對篆刻水平的客觀評判,而不是對主題印創作的一種否定和排斥。這兩件主題印創作所獲得的榮譽和關注,則足以說明以主體意識為先導的主題印創作與現實生活的密切關係。近期,終南印社同仁集體創作了《血內長城》主題印譜,反映了在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時,社會對主題印創作的需求。試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日子裡,作為篆刻藝術工作者,我們是否還會有除此之外更好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情思?
綜如上述,主題印的創作「體現了對主體篆刻的執著追求,是當代篆刻藝術進一步走向獨立、走向宏大、走向文化、走向個性和心靈的重要途徑」(肖雲儒語)。
(三)
近二十年來,主題印的創作相對沉寂,至少從出版發行的印譜中看,主題印譜數量是相當少的。究其原因,一是展事頻繁,印人疲於應對,難以靜心創作數量較多的主題印集;二是展覽機制問題。十餘年來,篆刻參展作品往往強調「風格」上的統一,而注重形式多樣化的主題印創作顯然不合評委的「胃口」。另外,一般參展印屏限制在八方印內,也不利於主題印的整體展示;三是主題印猶如「全能」競技,生旦凈末丑都須有些根基,對於許多長於一技的青年印人而言,創作就有了一定的障礙。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對於主題印創作的意義還有待於梳理、歸納及認識上的提高。
主題印創作必然是以一定數量為基礎的,少則十方八方,多則數十方乃至上百方。因此,在其創作中,豐富的形式變化是作者不可迴避的首要問題。如此,形式多樣與風格統一的矛盾就凸現出來。關於「風格」,我曾談過我的看法:「時下,似乎人們對「風格」與「形式」 有些混解,好像那種表象的形式雷同,就可榮獲一頂「風格」的桂冠。其實,我以為真正的風格存在於那種無論表象如何變幻,而始終蘊藏於「質」中的獨特語言之中。表面所謂無風格,也許正是其風格所在」。在當代,錢君匋先生可謂主題印創作大家。錢先生曾是裝幀設計家,七十年前親為魯先生的作品設計過封面。其代表作《長征印譜》共鐫印百紐,形式變化鮮有雷同,拜讀既竟,依然有工穩謹嚴、清新勁健這樣的整體印象。實際上,這也是錢先生的一貫印風。
當然,面對豐富的形式變化要求,主題印創作中對風格的把握和表現要比一方獨立作品難度高出許多。錢先生所依賴的是終其一生的藝術積累和深厚的文化素養。對於一般印人而言,在主題印創作中形式與風格的調整自然有其難度所在。
主題印創作在當代應予以足夠的重視和積極的倡導,並擬在實踐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當前重大的書法篆刻展覽、特別是篆刻展覽中應給予主題印創作一席之地。從技術上講,主題印可能不適應當前通行的四尺三開尺幅的印屏參展形式,但其中並非沒有變通和改良的方法。以書法作品參展為例,在最初的幾屆「國展」中,書法作品形式大多為中堂、條幅、條屏、對聯之類。後來逐漸允許冊頁和手卷形式參展,情況便因之大變,客觀上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與進步。假如篆刻作品也能允許以印譜的形式(可以酌情限制開本和規模)和冊頁的形式,那末主題印的參與和展示就沒有任何障礙可言。
與當前「一支歌紅天下」、「一方印驚印壇」的現象相比,主題印的創作多少有些費力不討好的意思。過去,人們認為篆刻是小道,「壯夫所不為」,而主題印不能發揚光大,其中似乎也有「大家所不為」的客觀因素。假如印壇同仁認同主題印創作是篆刻藝術「去向獨立、走向宏大、走向文化」的一條途徑的話,主題印的創作和發展就會一片光明,我充滿著期待!
2005年9月2至4日於風過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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