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論叢】蒙元時期蒙古文碑刻文獻述略

碑刻是歷史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它集歷史、文學、書法、鐫刻於一體，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蒙元時期的碑刻文獻異常豐富，其中蒙古文碑刻十分突出，分布地域遼闊，形式多樣，數量眾多，雖歷經近800年的發展變化，但其仍然不僅以獨特的載體形式保存了大量的書法篆刻藝術，而且也反映了當時草原地區的歷史文化情況，為研究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珍貴的文物史料，對蒙古學研究及史學考證來說是彌足珍貴的史料。蒙元時期碑文多為皇帝聖旨、皇后懿旨、皇子諸王令旨或帝師法旨。尤其元亡以後，元代碑刻散失在草原上漸被歷史埋沒，大部分元代典籍也因戰亂而散失，這就導致蒙元史的研究因缺乏新資料而難度很大。明初編撰《元史》時尚在戰亂時期，倉促成書，紕漏甚多。自明清以來陸續有學者立志於補寫《元史》，但因檔案、碑刻文獻的缺乏，進展很緩慢，造成研究和補寫工作收效甚微。本文對散在全國各地乃至蒙古國境內的蒙元時期的蒙古文碑刻作一概要介紹，以便於大家的收集利用。

一、大蒙古國時期（1206-1271）

1.《成吉思汗石文(cinggis qaGan-u qilaGunbicig)》。亦稱《也松格碑》，1224-1225年立。石高202厘米、寬74厘米、厚22厘米，銘文共蒙古文單詞21個。內容為成吉思汗之弟哈薩爾次子也松格跟隨成吉思汗西征返回途中在不哈速赤忽之地舉行盛大慶祝大會時，也松格遠射335丈之地，為此立碑紀念。石碑是19世紀初俄國人於蒙古額爾古納河上游發現的，今收藏在聖彼得堡市艾米塔爾（Ermitar）博物館。國內外很多學者研究過此碑文。《成吉思汗石文》是迄今為止發現的第一部蒙古文石刻文獻，它向我們展示了蒙古書面語使用20年間的書法有關蒙古文碑刻模式，具有很高的文獻學價值。

2.《十方大紫微宮聖旨碑》。大蒙古國時期漢文白話文和蒙古文兩種文字合璧碑銘。碑文為太宗窩闊台十二年（1240）聖旨。這是現存最早的年代明確的蒙古文碑銘。此碑在河南省濟源市十方大紫微宮，故稱為「十方大紫微宮聖旨碑」。碑文拓片收藏在北京大學藝風堂繆氏舊藏碑拓中。碑銘為「也可合敦大皇后懿旨並妃子懿旨」，刻有蒙古文3行，漢文11行。內容為根據窩闊台皇帝的聖旨，由大皇后與諸合敦下達的關於讓山西命沁州管民官杜豐監督雕造道藏一事的懿旨。文末有一段威懾性的文字「如違要罪過者」，最後署懿旨寫成的時間（庚子年三月十七日）。此庚子年必在杜豐死（1256）前，於是人們推測懿旨頒布時間應為1240年。此碑1951年由蔡美彪發現，之後他製作了該碑拓片並對其漢文部分進行了介紹[①]。碑文中寫道：「也可合敦大皇后懿旨並獨諸妃子懿旨」，當時蔡美彪認為「此也可合敦當即脫列哥那六皇后乃馬真氏」。這一推測曾被國內外學者贊同，或乃稱為脫列哥那皇后懿旨[②]。1989年蔡美彪重新進行考證後指出：發布1240年懿旨的也可合敦大皇后不應是脫列哥那六皇后，而是另一個合敦孛剌和真，並認為紫微宮碑的大皇后推定為孛剌和真，自然最為合理[③]。碑末有三行15個字回紇蒙古文。這十五個字是在一般聖旨、懿旨等最後寫的 「我的懿旨不依的，不揀甚麽人，斷按打奚死罪者。准此，鼠兒年……」等語。看來蒙古文字未全刻。

3.《窩闊台汗時期的景教瓷碑》。該碑出土於赤峰市松山區城子鄉，文字是用古回鶻文書寫在瓷碑上的，記述了一位蒙古將軍在此建立宮殿的過程。瓷碑呈長方形，胎質較粗，釉呈黃白色，碑體外緣邊框用粗大的鐵鏽色線條勾勒，框內繪出一個大十字架，以十字架為主體將碑面分割成4部分。在這4個區域內，上部的兩個空白處書寫著兩行豎寫的古敘利亞文，可譯為「看見你」和「想著你」。在十架下部兩個空區，從左至右寫有8行古回鶻文，內容可譯為：「從亞歷山大汗算起一千五百六十四年，從中國紀年算起，於牛年正月二十日，術安·庫木哥將軍匕十一歲時，按照上天的旨意，將這座宮殿和圍牆完成。在這建築的地方，立起與天永久的石碑。」碑文中寫的亞歷山大汗是古希臘的著名帝王，公元前336年即位，公元前323年去世。當時刻碑者是以亞歷山大去世的那一年為紀年起點，所以考古學家們據此便推算出了碑的紀年為公元1241年，即蒙古太宗（窩闊台汗）十三年。此碑在紀年的表述上，既有蒙古傳統的十二生肖紀年，又有用古希臘亞歷山大逝世之年（公元前323）紀年的方法；此外，在瓷碑上，還繪有希臘式的「十」字圖案。這些文字和圖案，證明了窩闊台汗時期與歐洲曾保持著聯繫，可為《元史·太宗本紀》作補充。

4．《貴由汗璽文》（gUyUg qaGan-u tamaGan bicig）。大蒙古國第三代大汗貴由（gUyUg,1206-1248）汗璽文，蒙古文刻寫。法國學者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在1923年至1931年間刊布的《蒙古與教廷》（Les Mongols ed ia Papaute）一文中報道了他於1922年夏親眼目睹貴由汗印章的具體情況：該印璽是大蒙古國大汗貴由汗於1246年12月給羅馬教皇因諾曾爵四世（Innocent Ⅳ）信札的波斯文譯文上所蓋的印璽。信札是用黑墨寫於蒙古人常用的黃色波斯紙上。文中蓋有蒙古文貴由汗印章兩處（波蘭神甫西利爾·卡拉烈夫斯基於1922年1月12日交來所記此項文件外形時所蓋這兩塊印章為寬長各異，伯希和糾正這一說，指出：所謂寬長各異者，蓋紙之伸縮有以致之。[④]）這兩塊印章皆用同一印璽鈐蓋，印方形，都是硃色，印章長14㎝，寬14㎝；每印文有字6行，僅有細欄圍之。蓋有貴由汗印璽的波斯文信札今保存於梵蒂岡檔案館。印文為蒙古文，用現代漢語翻譯為：

憑藉長生天的力量，

大蒙古國大海汗的聖旨，

如果頒發到將要臣服的人民那裡，

他們應當對旨意表示尊崇和敬畏。

貴由汗的印文清晰可辨。由於早期蒙古語文物留存極少，使得我們對一些古蒙古語辭彙和字母的最初形態還不是很肯定，在這種情況下，貴由汗印文的發現無疑更加顯現出其珍貴价值。伯希和根據約翰·普蘭諾·加賓尼（Johan of Plano Carpini ）出使報告中的記載，推測此印璽為在蒙古汗廷中服務的一名俄羅斯工匠科斯馬(Kosma)所雕刻[⑤]。但仔細觀察附圖印文，有一些有趣的現象。蒙古文屬於豎體的拼音文字，書寫起來長短不一，把這長短各異的18個辭彙整合限定在印章面的範圍之內，又要做到整體美觀，確實要費一翻心思，由此也可見印章篆刻人擁有相當高的篆刻水平。

5.《釋迦院碑記》。大蒙古國時期蒙漢文合璧碑銘，立碑時間為1257年。 1953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考察隊在庫蘇古爾省阿爾寶力格縣境內的得力格爾河北岸的一處元代古城遺址上發現。石碑正面上方為漢文碑額「釋迦院碑記」五字，左側刻漢文12行，右側刻回鶻式蒙古文3行。碑刻今收藏在蒙古國中央博物館。1956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考察隊成員那木南道爾吉首次介紹該碑的發現經過，公布了石碑照片，並對碑文作了初步解釋。此後，1957年蒙古人民共和國達木丁蘇隆、1959年永謝布·仁欽、1961年美國尼古拉·鮑培等相繼對此碑進行過研究，發表文章，各述其見[⑥]。因為該碑字跡漫漶不清，釋讀起來很是困難，學者們雖有研究，但許多地方還各執一詞。根據漢文內容，這是當時外剌（oyirad, 斡亦剌部）部駙馬八里托（斡亦剌部首領忽都合－別乞之孫，從血源上講他也是成吉思汗的外孫）和公主一悉基舍財建寺，為蒙哥皇帝祝福，為自身祈福而樹立該碑。碑上的三行蒙古文的讀法學者們一度有不同看法目前一致認為，美國學者尼古拉·鮑培所提出的讀法順序是正確的：碑文三行中第二行即由蒙哥汗御名抬頭的中間一行，應視為實際上的第一行。這樣整個碑文末的三行蒙古文字的讀法順序應為：當中一行為頭一行，然後依次讀第一行、第三行[⑦]。我們現按鮑培的讀法將碑文用拉丁文音寫排列則應是如此：　

(1)（原刻中間抬頭行）Mongke qaGan tUmen tUmennasulatuGai kemejU bars tOge bosGaGul[ju？ba？]（蒙哥汗萬萬歲，八里托建立[了？]）

(2) (原刻第一行)oruGunoruGaiGar kedUn kedUn Uyes-te（子子孫孫延到幾代）

(3) (原刻第三行)kUrtele enetabariGtu buyan kUrtUgei .（將這因緣福分享受吧）

該碑的發現，不僅為研究中世紀蒙古語言文字提供了重要資料，也為研究大蒙古國時期的歷史、宗教提供了珍貴資料。

6.《少林寺蒙漢文聖旨碑》。蒙元時期蒙古文和漢文對譯的聖旨碑，現存河南登封少林寺天王殿與大雄寶殿之間寬敞的庭院中。大雄寶殿月台下有八通大石碑，分列甬道兩側，每側一列四通。蒙元時代《聖旨碑》是甬道西側自北向南排列的四通大石碑中最北面的一通，緊挨在月台腳下。碑身高248㎝，厚32．5㎝，寬118㎝，碑額高78㎝，龜趺座高51.5㎝，通高377. 5㎝。碑的陰面，碑額環雕盤龍，圭上刻漢字隸書「聖旨碑」三字。碑身分四截。上面三截為回鶻式蒙古文，最下面一截為八思巴字。最上面一截刻蒙哥汗於牛兒年(1254年)頒給少林寺長老福裕的聖旨，共15行；第二截刻忽必烈汗於雞兒年(1261年)頒給少林寺五位長老的聖旨，共39行；第三截刻忽必烈汗於龍兒年(1268年)委付肅長老為河南府路眾和尚提領的聖旨，共49行；最下面一截即第四截刻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於鼠兒年(1312年)頒給河南府少林寺、空相寺、寶應寺、天慶寺、維摩寺長老、提點、監寺為首諸和尚的聖旨，共32行。其中前三道屬蒙古汗國時代即忽必烈定國號為大元以前的碑刻，用當時蒙古族通行的回鶻式蒙古文書寫。最後一道是忽必烈定國號為大元以後的八思巴文寫的碑文，在一件文物上同時保存著蒙古族使用過的兩種文字，並且從時間上反映出這兩種文字的交替情況，此碑當屬首例。碑的陽面，碑額無字。陽面碑身刻漢字，也分為四截。內容與陰面四截相同。碑身陽面右方自上而下鐫有「延佑元年孟冬吉日立」九個字，表明上述四道聖旨合刊一石的時間為延佑元年（1314）[⑧]。從碑文所用的語體看，陰面的蒙古文，無論是回鶻式蒙古文還是八思巴字，都非常明白通順，與當時的蒙古文文獻風格一致，屬於標準語體。而陽面的漢文則屬於所謂的「元代白話」，不是當時的漢語標準語體。「元代白話」以漢語北方話為基礎，其基本的辭彙和語法貼近當時口語，同時又摻雜大量中古蒙古語成分，不熟悉蒙古語的人很難讀通。少林寺蒙漢文聖旨碑原文多用回鶻式蒙古文或八思巴字寫成，再譯為白話漢語，具有鮮明的直譯體特徵。從內容上看，在回鶻式蒙古文文獻中，頒發給寺院僧侶的護持文書，此碑亦屬首例。三道回鶻式蒙古文聖旨中的蒙哥汗聖旨，時間僅次於現存的《也松格碑》和《貴由汗璽文》，屬於早期碑刻文獻，彌足珍貴。學者們認為，少林寺元代《聖旨碑》的發現為回鶻式蒙古文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蒙漢對譯的聖旨文本對判定一系列詞語的確切意義，解決一些專有名詞的譯法問題有很大幫助。同時也有助於研究古蒙古語吸收漢語借詞的規律，了解當時漢語對蒙古語影響的程度。該《聖旨碑》為我們研究蒙古語辭彙的發展變化提供了新材料。[⑨]總之，少林寺元代《聖旨碑》的發現，對研究蒙古語言史、文字史，對研究蒙元時代的宗教政策、政治制度都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對研究少林寺的歷史發展沿革變化更有特殊意義。少林寺元代《聖旨碑》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

7.《蒙哥汗聖旨碑》。蒙漢文合璧聖旨碑。碑文鐫刻在少林寺蒙古文聖旨碑陰面最上面一截，碑文末端所寫時間為「葵丑年的十二月初七日」即1254年。陰面碑文蒙古文15行，相對陽面漢語白話譯文24行。蒙漢文內容一致，但行數不同。這道聖旨碑原為口傳的聖旨，是蒙哥汗於牛兒年(1254年)頒給少林寺長老福裕的聖旨[⑩]。碑文內容可分為兩個部分，前半部分，再一次確認了曾令福裕管轄哈喇和林所有和尚的事實；後半部分則敘述了再令福裕任蒙哥時代的「都僧省」，繼續管理哈喇和林諸佛僧的內容。根據本聖旨，完全可以認為，貴由汗時代到蒙哥汗時代，居於哈喇和林的所有僧侶，無論其出身與教派如何，都完全置於曹洞宗福裕管轄下的事實。通過這一道聖旨，我們還了解到，當時的蒙古族統治者對佛教是採取保護政策的，並且以任命僧官的形式來鞏固佛教的地位。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少林寺作為中原的一座名剎是受到蒙古族統治者高度重視的。 8.《忽必烈汗雞年聖旨碑》。蒙漢合璧忽必烈汗聖旨碑。碑文鐫刻在少林寺蒙古文聖旨碑陰面第二截，碑文末端所寫時間為「雞兒年六月初一日」即1261年在開平（元上都）「寫來」。蒙古文39行，相對陽面漢語白話文32行。蒙漢文碑文內容相同，是由忽必烈汗頒發給少林寺少林長老、寶積壇主、姬庵主、聖安長老、金燈長老等五管領人的聖旨[11]。聖旨明確指出，五個管領人在八思巴師的屬下管理漢地佛教，同時對屬於禪宗的佛教僧侶與藏傳佛教僧侶的關係，佛教僧侶與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以及僧俗之間的訴訟、審判問題，都有規定。該碑刻內容對研究當時的政治制度大有裨益。

9.《忽必烈汗龍年聖旨碑》。蒙漢合璧忽必烈汗聖旨碑。碑文鐫刻在少林寺蒙古文聖旨碑陰面第三截，碑文末端所寫時間為「龍兒年正月二十五日」即1268年。蒙古文49行，相對陽面漢語白話文33行。蒙漢文碑文內容相同。聖旨內容為委付少林寺肅長老為河南府路眾和尚提領的聖旨[12]。聖旨中明確指出，如果眾和尚當中發生任何糾紛，都要根究八思巴大師的意見和經典的例規，由肅長老提領按規矩決斷。學界認為，在少林寺蒙古文碑銘中這道碑文書法極好，不但書寫流暢運筆嫻熟，筆勢飽滿，而且筆誤最少。從研究蒙古文字史角度看，是很值得注意的。

10.《少林寺八思巴字聖旨碑》。八思巴字音寫蒙古文與漢文合璧聖旨碑。碑文鐫刻在少林寺蒙古文聖旨碑陰面第四截，碑文末端所寫時間為「鼠兒年三月十三日」，即皇慶元年(1312年)三月十三日。八思巴字32行，相對陽面漢語白話文30行。這是武宗海山卒後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即普顏篤皇帝繼承皇位的第二年。是迄今所見普顏篤皇帝8道同類聖旨中最早的一道。[13]可見，中原少林寺等五座禪宗寺院受到仁宗普顏篤皇帝的優先重視。碑文內容為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頒給河南府路嵩山祖庭大少林寺、空相寺、寶應寺、天慶寺、維摩寺長老、提點、監寺為首的諸和尚的聖旨。

二、元朝時期（1271-1368）

元朝時期（1271-1368）所遺留的石刻文獻很多。其中主要的有：

1.《張氏先塋碑》（zhang ying soi-yin uridus-yuGan tula jarlaG - iyar bayiGuldaGsan bi taS）。元代蒙漢文合璧碑。全稱為《大元敕賜故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張氏塋碑》（碑額題）。「元統三年」，即1335年立碑。碑通高56.3㎝，寬13.5㎝，厚3.7㎝，碑首正面用漢文篆書額題四（1行？）行：「大元敕賜榮祿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張氏先塋碑」。碑首背面為篆刻八思巴字四行，內容同碑首正面的漢文。碑身正面為漢文楷書，字體端莊雄健，共39行約2000多字。碑身右側刻有「大都西南房山縣獨樹村石經山銘石」的字樣，由此表明，石碑是在現在的北京山縣石經山所刻，歷經千里才運到草原上。碑身背面陰刻57行3000多字的蒙古文，是碑刻漢文的譯文，是內蒙古元代碑刻中字數最多的，也是元朝石碑中蒙古文字數最多的。發現地點在今內蒙古赤峰市東北80公里處的國公墳之地（今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梧桐花鄉國府村雞冠子山東南坡）[14]。雖然歷經600多年的風雨，但是字跡仍然清晰可辨。碑文內容繁富，史料價值很高。記述了世居蒙古弘吉剌部的漢人張應瑞及其子孫為元代以及蒙古弘吉剌部首領盡忠效力之事。最早研究該碑文的研究者是日本學者田村實造。他於1937年在「蒙古學」（Mongolica）首次發表碑文。之後是美國學者柯立夫（F.W.Cleaves，1911--1995）。他於1950年在《哈佛亞洲研究雜誌》（第13期）(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發表了《1335年為紀念張應瑞所立漢文蒙古文碑銘（張氏先塋碑）》[15]一文，全面介紹蒙漢文碑銘，也附拉丁文轉寫和碑文影印拓片等。墓主人張應瑞，為蒙古弘吉剌部貴族的王傅。書寫碑文的作者為元代大書法家康里子山。此碑對於研究元朝宗室與蒙古帝王的關係以及元代的文化和民族關係史，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2.《竹溫台公神道碑》（daruGaci jegUntei-yinyabuGuluGsan sayid Uiles-i uqaGulqui bii taS）。元代蒙漢文合璧碑。全稱為《大元敕賜故諸色人匠府達魯花赤竹公神道碑銘》（碑額題）。「至元四年五月吉日建」，即1338年立碑。碑通高46. 7㎝，寬15.1㎝，厚2.7㎝。碑首正面漢文篆書額題四行字。碑首背面為蒙古文「daruGaci jegUntei-yin yabuGuluGsan sayid Uiles-i uqaGulqui bii taS」三行字，內容同碑首正面的漢文篆書額題四行字。碑身正面陰刻漢文楷書，共27行。碑身背面陰刻37行蒙古文。該碑1921年發現於今內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烏丹鎮南3.5公里處的烏蘭板村，名為「大元敕賜故中順大夫諸色人匠都總管府達魯花赤竹君之碑」的石碑，石碑的發現者是一個名叫李彬的農民。碑文首先簡要記述了蒙古人竹溫台是魯國大長公主的陪臣，魯王十分寵信他。竹溫台善於畜牧，他的畜牧秘訣是順其自然，依照動物本身的天性讓它茁壯成長。遂冒魯王族弘吉剌氏，家居弘吉剌部駐冬之地全寧（今翁牛特旗烏丹鎮西），成為全寧人的情況。然後記述了竹溫台在全寧時期善於牧養，家有馬牛羊過萬。竹溫台由陪臣升為弘吉剌部極有實權而管理財政的高層人物的經過等。[16]碑文也詳細記述了元朝時期，弘吉利部除了享有其駐牧地應昌、全寧的全部收入外，還收入其他州縣交納的差科。這些財產的收入最後都要歸入魯王府。竹溫台從那時候便開始經管魯王府的經濟收人，同時，還掌管官府開支、賞賜、貿易、手工業、畜牧業、農業等一系列事務。竹溫台在職期間，社會秩序井然，百姓安居樂業。1323年，年僅42歲的竹溫台逝世，全府上下一片悲痛。正如碑文中所言：「府中如失其兄弟，境內之民如失其父母。」竹溫台在世期間，曾經得到大量的賞賜，碑文中予以詳細羅列。竹溫台在草原上的卓越成就，一方面與他超群的才華有關，另一方面也是魯王不拘一格重用人才的體現。最早研究該碑文的是日本學者田村實造。他於1937年在「蒙古學」（Mongolica）首次發表碑文。之後美國學者柯立夫（F.W.Cleaves，1911--1995）於1951年在《哈佛亞洲研究雜誌》（第14期）(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上發表了《1338年為紀念竹溫台所立漢文蒙古文碑銘（敕賜諸色人匠府達魯花赤竹溫台公神道碑）》[17]一文，全面介紹蒙漢文碑銘，附拉丁文轉寫和碑文影印拓片等。該石碑內容豐富，有很高的研究價值。但遺憾的是，該石碑已經不存在了，幸好碑文上的內容巳經被完整地記錄在了《翁牛特旗志》中。由於有了碑文抄件，後人對竹溫台這位元朝卓越的蒙古族畜牧專家和理財能手才有所了解。根據碑文的記載，再結合元朝史料並參考應昌、全寧兩座古城發現的文物，可以對當時這兩座草原城市的經濟、文化以及弘吉剌部的顯赫地位做進一步了解。

3.《雲南王藏經碑》（Un nam ung Ganjuur nom-idelgegUlkU -yin kUsiyen bicig）。元代蒙漢文合璧碑。亦稱阿魯王碑，1340年立碑，今存於雲南省昆明市西郊玉案山筇竹寺內。碑通高148㎝，寬83㎝。正面刻有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於延祐三年（1316）頒給筇竹寺主持玄堅和尚的聖旨。石碑背面刻有雲南王阿魯於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頒給筇竹寺的用回鶻蒙古文寫的令旨。令旨上方有八思巴字鐫刻「雲南王藏經碑」六字。碑上的回鶻蒙古文令旨共20行，行款從左到右豎寫。從20世紀20年代起學者們開始研究此碑。符拉基米爾在他刊布的《蒙古文「五卷書」的故事》[18]的注釋中將「雲南王藏經碑」稱作「多龍（d"Ollone）在雲南發現的石碑」。後來符氏把這個碑又稱為「1340年雲南王阿魯石碑」。伯希和（P. Pelliot）則稱之為「1340年的蒙古文碑」。後來，蒙古國的羅布桑巴拉丹、匈牙利的G.卡拉、美國的柯立夫等人陸續發表了此碑的研究報告。[19]碑文主要內容分兩大部分。前一部分，阿魯（AruG）王簡述了當地的「耆宿百姓」為他樹碑的緣故。同時令旨內容涉及「禿堅、伯忽之亂」。碑云：「伯忽、阿禾、禿堅諸王叛後，俺的百姓非常睏乏，死者被棄下，殘存者缺乏食物，尋食物去了，俺的逃亡者很多啊。如今俺的死者如同復活了一般，俺的逃亡者全都回來了，太師來後，俺的田禾好起來了。俺的百姓做生意也如以前一般了。樹碑的緣故如是。」碑文的後一部分與本碑文令旨上方用八思巴字鐫刻「雲南王藏經碑」內容相合。碑云：「為報答大長公主（指阿魯王姑母）收繼的恩情，雙親養育的恩情，把自己的梯己錢給筇竹寺櫧幣一百五十錠，每年用其利息誦大藏，為皇帝祈福，並報答大長公主收繼的恩情，雙親養育的恩情，給該寺以為常住。這誦大藏的櫧幣是俺的梯己錢，不揀兄弟、親戚、伴當、奴婄均不得爭奪！著筇竹寺收執令旨。」[20]此碑為考訂元史尤其是元代雲南史事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該碑保存得相當完好，對於研究蒙古語言和文字史，也是極為珍貴的資料。

4.《敕賜興元閣碑》。漢文蒙古文對譯殘碑。「丙戌年十一月初七」，即1346年立碑。發現地點在蒙古國舊都哈剌和林（karakorum）遺址上，殘碑今存於蒙古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該碑是受大元皇帝妥歡帖木兒的敕命，由許有壬（1287～1364）撰寫碑文，在大蒙古國故都哈剌和林所立。19世紀末俄國拉德洛夫（Radloff）探險隊在大蒙古國舊都哈剌和林城遺址（今蒙古國前杭愛省）上首次發現其斷片，今存於蒙古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該碑的漢文碑文在許有壬的《至正集》、《圭塘小稿》中已經全文載入，因此傳世。原碑石在16世紀末原地建立額爾德尼召之時被斷開，當做堂宇基石或修築欄杆用的石料。至今已經發現的斷片有9片。1892年俄國拉德洛夫（Radloff）探險隊發現了兩枚碑片，1926年蘇聯學者鮑培（N. Poppe）又發現了兩枚碑片[21]。在此前，於1912年波蘭蒙古學者科特維奇（В. Котвич）訪問哈剌和林城遺址時發現了三枚斷片[22]。科特維奇所發現的三枚斷片被嵌入在額爾德尼召佛塔基石里，因僧人們的反對而未能取出。三枚斷片的內容是與拉德洛夫所發現的兩枚斷片連接的。對此三枚斷片，科特維奇於1918年只是做了報道，最終並沒有公開發表。1952年，美國蒙古學家柯立夫（F. W. Cleaves）將已經發現的《敕賜興元閣碑》蒙古文面的四枚斷片，與漢文面的一枚斷片以及《至正集》所收《敕賜興元閣碑》對照，並進行綜合研究後，對蒙古語碑文進行了拉丁文轉寫與譯註[23]。2003年秋，蒙古國和德國合作的「哈剌和林宮殿項目組」又發現了一枚新斷片。2009年九月，蒙古國和日本合作的「額爾德尼召項目」小組在額爾德尼召現場調查中發現了又一枚斷片[24]。這樣，到2009年，已經發現了《敕賜興元閣碑》的9枚斷片。通過已經發現的該碑斷片的研究，蒙古學家們認為，自19世紀末第一次發現以來，該碑不僅成為考證當時尚未確定準確位置的哈剌和林城位置的基本史料，而且通過21世紀以來的考古學發掘調查，又成為提出興元閣建立在窩闊台汗萬安宮所在地的新觀點的依據。此外，現存於萬安宮附近的巨大的石龜所負載的，正是該《敕賜興元閣碑》。該碑文對解讀大蒙古國故都哈剌和林城歷史極為重要，其史料學術價值，受到學界廣泛關注。

5.《嶺北省右承郎中總管收糧記》。亦稱《哈剌和林Ⅱ號碑銘》，1348年立碑。關於該碑的存在，自俄國拉德洛夫探險隊於1892-1899年出版其成果《古代蒙古遺址地圖》，發表其拓影后才被學界所知[25]。發現地點在大蒙古國故都哈剌和林城遺址上。據報道，碑銘陽面留存22行漢文，5行蒙古文，碑銘陰面留存4行蒙古文字，有漢文，但由於磨損而幾乎不能釋讀。主要內容為元代嶺北省右丞郎中總管收糧記錄。殘碑今存於蒙古國南杭愛省額爾德尼召廟內。最早對此碑的漢文內容進行研究的是李文田撰《和林金石錄》（1897），其中只著錄了碑陽的漢文。碑陽的5行蒙古文和碑陰的4行蒙古文由日本國松川節於1997年較完整地解讀並發表[26]。

6.《西寧王忻都神道碑》。元代蒙漢文合璧神道碑。全稱為《元敕賜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亦稱為《西寧王忻都碑》，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追封西寧王忻都神道碑。發現於在甘肅永昌東北武威縣石碑溝， 今北京圖書館藏有該神道碑蒙漢文拓片。陽面漢文32行，陰面蒙古文54行。清代《甘肅通志》、《武威縣誌》和《新疆圖志》均有著錄。碑通高56.5㎝，寬14.9㎝，厚0.45㎝。神道碑碑額陽面楷書鐫刻漢文《元敕賜西寧王忻都公神道碑》，共3行12個字；陰面蒙古文碑額《yeke MongGululus-tur jarlaG-iyar Si ning ong indu-da bayiGuldaGsan bii tas buyu》，共4行15個字。神道碑原文是用漢文寫的，由中書省參知政事危素撰文，中書省左承也先不花翻譯成回鶻蒙古文。該神道碑早就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們的注意。1908年，法國伯希和（P. Pelliot）得到碑文拓片後曾經在他的文章里引用過[27]。1949年美國哈佛大學柯立夫教授發表了《1362年漢蒙古文忻都王碑》[28]。柯立夫對該神道碑的研究內容有：前言、緒論、漢文的英文譯文，再加註釋238條；蒙古文拉丁文轉寫、英文譯文和注釋267條；附有蒙漢文原文影印件。對研究該神道碑的人來說，柯立夫教授的這篇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成為不可或缺的佳作。此外，我國學者也從80年代開始研究此碑，其中較有影響的研究成果有亦鄰真於1983年在中國民族文字研究會第二次討論會上發表的論文《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寧王忻都碑》[29]。文中對碑文的蒙古文進行拉丁轉寫並加以解讀和漢譯，從語言學角度對碑文文字進行解讀和說明。除此之外，道布的《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彙編》[30]中有現代蒙古語譯文等。神道碑的主要內容則記述元順帝時代平章政事畏兀兒人斡欒（orun）的三代先人自成吉思汗時代開始歸降蒙古人。到了元代由於都瓦之亂，從西域別失八里遷到哈剌火洲，然後又遷至永昌定居之事。神道碑敘述了哈剌、阿台不花、忻都、斡欒家族幾代人，尤其忻都、斡欒及其諸子對元朝的忠貞、功德以及追封忻都的詳細情況。這些記載，對研究元代西部地區的歷史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同時，從文字學角度而言，碑文對研究中世紀畏兀兒蒙古文有著特有的研究價值。

7.《應理州重修廨用碑銘記》。元代漢蒙碑銘記。至正八年（1348）立碑。發現地點在今寧夏省中衛縣。碑文為漢文15行，其後加刻了兩行蒙古文，約有23個詞。1908年法國伯希和（P.Pelliot）獲得該碑的蒙古文，但沒有全文發表。1949年美國學者柯立夫（F. W. Cleves）發表了該碑文的漢文和蒙古文全文，同時也附帶發表了《中衛縣誌》所載碑文相關內容[31]。學界有人也稱該碑為《寧夏達魯花赤甘州海牙碑》[32]，其原因是該碑原文有不少處受損而缺字，成為殘碑，尤其碑文漢文部分殘缺不全，而據《中衛縣誌》著錄的漢文碑文，在兩行蒙古文前還有：「維大元至正八年（1348）歲次戌子六月巳未朔是日乙亥建歐陽庵書丹，奉直大夫寧夏府應理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奧魯，管內勸農事甘州海牙」的記載。同時原碑蒙古文兩行有：

1）Wung ji dai Wu iIraGai daruGaci Gamju qay-a yamunudunger -Un tebsiyeger

(將此詞柯立夫教授讀成 debisger ,似乎不確) jasa [……]

2）ulugan-a jil zhi zheng naimanon namur-un terigUn sar-a-yin arban dolugaGan- [……] 。

碑文內容為，元至正八年，由當事任奉直大夫，寧夏府應理州達魯花赤兼管本州諸軍奧魯，管內勸農事甘州海牙為重新修繕原來的已經破損不堪的舊衙門的房屋而「因建碑記事，此亦古躋千百猶存之一也，用錄而存之。」 [33]

8.《八思巴字碑銘》。元代八思巴字碑銘文獻中官方文獻佔據絕大多數，其次是印章、牌符等，文本文獻極少。官方文獻主要有,忽必烈皇帝牛年（1277～1289）聖旨3份、忽必烈皇帝龍年（1280～1292）聖旨、完者篤皇帝牛年（1301）聖旨、完者篤皇帝馬年（1306）聖旨、普顏篤皇帝虎年（1314）聖旨4份、完者篤皇帝南化寺聖旨2份（因碑尾殘缺而無法確認立碑年代）、普顏篤皇帝馬年（1318）聖旨、格堅皇帝豬年（1323）聖旨、妥歡帖睦爾皇帝豬年（1335）聖旨、妥歡帖睦爾皇帝鼠年（1336）聖旨（天玉宮聖旨碑）、妥歡帖睦爾皇帝成都聖旨、妥歡帖睦爾皇帝兔年（1351）聖旨、妥歡帖睦爾皇帝猴年（1368）聖旨、答己皇太后猴年（1320）懿旨、答己皇太后雞年（1321）懿旨、安西王忙哥剌鼠年（1276）令旨、皇太子安西王令旨碑文末三行字、小薛大王兔年（1303）令旨、海山懷寧王蛇年（1305）令旨、帝師公哥羅古思監藏班藏卜雞年（1321）法旨以及只必帖木兒大王令旨碑（Jiben temUr dai ong Uge ，1277），等等。對這些石刻文獻國內外學者大都進行過研究並發表了相關成果。八思巴字蒙古文碑銘由照那斯圖先生彙集刊行（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1990年，1991年）。此外，八思巴字書寫漢語的碑銘也有二十多種，北京大學文研所所藏24種碑拓已由羅常培、蔡美彪二先生編著增訂本刊行。

9.《忽必烈皇帝牛年聖旨碑》。元代聖旨碑，今存於山西省交城縣石壁山玄中寺，保存完好。石碑身高82㎜，寬64㎜，碑兩面分別刻有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及漢語白話譯文。碑陽面刻八思巴字蒙古語22行，陰面刻有漢語白話文譯文21行。這道聖旨碑是元世祖忽必烈於牛年（1277/ 1289）正月二十五日授予玄中寺安僧錄的護敕。日本學者小澤重男和德國學者弗朗克（H.Franke）分別在1962和1966年發表文章介紹過這道聖旨，並對文字內容作了考證研究。其後，1986年中國學者照那斯圖發表文章，進一步研究和考訂碑文。[34]

10.《哈剌和林Ⅱ號碑銘》。元代漢蒙碑銘記1348年立碑。發現地點在蒙古國舊都哈剌和林遺址。殘碑今存於蒙古國南杭愛省額爾德尼召廟內。據報道碑銘陽面留存22行漢文，5行蒙古文，碑銘陰面留存4行蒙古文字，主要內容為元代嶺北省右丞郎中總管收糧記錄。此碑國內至今無人進行研究。

11.《京兆府達魯花赤墓碑》。發現於包頭市達茂旗。用漢文、蒙古文、古敘利亞文刻寫的三體文「京兆府達魯花赤墓碑」，其年款為泰定四年（1327），上刻景教「十」字紋和蓮花、日月等圖案。墓主人為元代汪古部人阿兀拉，他曾任元朝京兆府的達魯花赤，即今西安地區的最高行政長官。這塊用3種文字刻寫的墓碑反映了當時內蒙古草原與內地交流的情況，對《元史》研究很有價值。

碑刻文獻是地方文獻的一種，而且作為地方文獻首要物證，門類甚廣，學術價值和歷史意義極為重大。碑刻和其他文物一樣，也有一個從發現發掘→辨識考證→公布信息→入藏展示→開門利用的過程。只有這樣，碑刻的文物價值和史料價值才會得到應有的體現。經過專家的辨識和考證，許多碑刻的文物價值、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得以反映和體現，價值越高越會引起社會的關注和重視，得到更好的保護。

【作者簡介】全榮，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原刊於內蒙古社科院歷史所 編《朔方論叢》（第三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3年。

[①]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錄》，科學出版社，1955年。

[②] F.W.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of 124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23.1960-1961.

[③]蔡美彪：《脫列哥那後史事考》，《蒙古史研究》第三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年。

[④]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蒙古與教廷》，中華書局，1994年。

[⑤]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蒙古與教廷》，中華書局，1994年。

[⑥]陳得芝：《元外剌部「釋迦院碑」札記》，《元史論從》第二輯，中華書局，1983年。

[⑦]N.Poppe,Notes on the Monument in Honour of MOngke qaGan. Central Aiatic Journal, Vol. Ⅵ.1961

[⑧]王學寶：《少林寺出土元明大石碑》，《中國文物報》1988第26 期（總第88期）。

[⑨]《道布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

[⑩]中村 淳：《蒙古時代道佛辯論的真相》，《蒙古學信息》 1986年第三期 。

[11]中村 淳 松川 莭：《新發現的蒙漢合璧少林寺聖旨碑》，載《內陸亞細亞語言研究》第8集，1993年；道布 照那斯圖：《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鶻式蒙古文聖旨碑考試》，載《民族語文》1993年第5、6期、1994年6期。

[12]中村 淳松川 莭：《新發現的蒙漢合璧少林寺聖旨碑》，載《內陸亞細亞語言研究》第8集，1993年；道布 照那斯圖：《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鶻式蒙古文聖旨碑考試》，載《民族語文》1993年第5、6期、1994年6期。

[13]中村 淳 松川 莭：《新發現的蒙漢合璧少林寺聖旨碑》，載《內陸亞細亞語言研究》第8集，1993年。

[14]王大方《翁牛特旗元代「張氏先塋碑」與「住童先德碑」探討 》，載《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15] F.W.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5 in memery of Chang Ying-jui, Harvard Journal ofAsiatic Studies,Vol. 13,1950.

[16]王大方《翁牛特旗元代「竹溫台碑」 碑文抄件箋注》，載《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1997年。

[17] F.W.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38 in memory of JigUnte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Studies,Vol. 14,1951.

[18] Б.Я.Владимирцов: Монгольский сборник разказов из Ра?catantra.1921.

[19] F.W.Cleaves，The Lingji of Aruг of 134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25,1964-1965.

[20]道布：《回鶻式蒙古文「雲南王藏經碑》考釋 ，《道布文集》第70-86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方齡貴：《雲南王藏經碑》新探，《元史叢考》第275-290頁。民族出版社，2004年。

[21] Н.Н.Поппе，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на Орхон летом 1926 года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отчет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северную Монголию за год 1926),Материалы комиссиип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монголиской и таннутувинской народых республики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й СССР ,4, Ленинград.сс.1-25.

[22] В.Л.Котвич:，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дписи в Эрдени-джу. Сборник Музея АнторопологииЭтнографии при Российском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5-1,1917,с.207.

[23] F.W.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6，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Studies,Vol. 15,1952.

[24]松川 莭:《「敕賜興元閣碑」蒙古文面譯註 》 ，載《內陸亞細亞語言研究》第23集，2008。

[25] W. Radloff, Atlas der AltertUmer der Mongolei.1892-1899,plate.XLV,fig.1-2. St. Peterburg .

[26]松川節:《哈剌和林出土的1348年漢蒙合璧碑文》，《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12輯（19 第83-89頁。

[27]伯希和著 馮承鈞譯《蒙古與教廷》，中華書局，1994年。

[28] F.W. Cleaves: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Studies,Vol. 12, 1949.

[29]亦鄰真：《至正二十二年蒙古文追封西寧王忻都碑》，《亦鄰真蒙古學文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

[30]道布：《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彙編》民族出版社，1983年。

[31] F. W. Cle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8. Harvard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27, 1967.

[32]羅常培、蔡美彪：《八思巴自與元代漢語》（增訂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33]中衛縣誌編纂委員會編《中衛縣誌》，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34]照那斯圖《關於玄中寺八思巴字蒙古語聖旨碑刻》，《民族語文》198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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