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書法大家米芾

　　中國書法藝術發展到宋代,進入了一個山重水複的境地。重典則、重法式的唐代書法,法度森嚴,已臻極致。因此,在它將中國書法推向一個新的高峰的同時,也意味著給後人築起了一道難以逾越的屏障。如果繼續在「尚法」的苑地里覓途,無異於拾人牙慧,很難再發掘出新的東西。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幾代人的探索,宋代一些有識之士漸漸感悟到,與其追求古人無生命力的形骸,一味執著於法度,不如汲取晉唐人書法用筆之「理」和其中所表現的精神意趣,以此來表現自我,抒發性靈。遂摒棄唐法,轉而崇尚意趣,而根據各自對傳統的理解,因人而異地表現出來,逐步確立了宋人「尚意」書法的獨特面貌。被後人稱為「宋四家」的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就是「尚意」書風的代表人物。而作為當之無愧的集大成者,米芾又是宋人「尚意」書風的傑出代表。米芾平生於書法用功最深,成就以行書為最大。故《宋史·本傳》說他「特妙於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南宋以來的著名匯帖中,多數刻其法書,流播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在「宋四大書家」中, 實可首屈一指。

　　米芾,字元章。生於仁宗皇祜三年(1051),卒於徽宗大觀元年(1107)。祖居太原,後遷襄陽(今湖北襄陽),中歲定居潤州(今江蘇鎮江),所以《宋史·本傳》亦稱其為吳人。米芾的曾祖輩以上都是武職官吏。至父親米佐,始讀書習文。母閻氏,曾因入侍英宗皇后,贈丹陽縣太君。因此,米芾自幼生活在宮中。18歲後歷知雍丘縣、漣水軍等。54歲時被召為書畫學博士,旋擢任禮部員外郎,故又稱「米南宮」。又有襄陽漫士、鹿門居士、海岳外史、淮陽外史、中嶽外史、凈名庵主、溪堂、無礙居士等別號。《四庫全書總目》說他「性好奇,故屢變其稱如是」。米芾有潔癖,世號「水淫」。好奇完異服,又好奇石, 見怪石輒下拜,呼石為兄。言行每每顛狂不羈,「違世異俗,每與物迕」,所以時人名之為「米顛」。

　　米芾7、8歲時開始書法啟蒙,是從顏字入手的,這似乎是當時的風氣。「宋四家」便都是由顏字入門的。米芾學書,並不好高鶩遠,從楷書大學人手, 由淺漸深,追溯上古。並且不專一家,擇善而從,有長即學,遇短即舍,採取廣收博取的辦法。最後才融會貫通,自成一家。故《海岳名言》雲:「壯歲未能立家, 人謂吾書『集古字』,蓋取諸長處,總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米芾10歲時為人寫碑,運用古人的筆法並滲入己意,「想自成一家 」。人們都稱讚他的字有唐代大書法家李邕的筆法。這對於一個十歲的孩子來說,不啻是很高的褒獎。而米芾卻覺得作品象別人的面貌是很不成功的。可見他很早就有創新意識。但耐人尋味的是,米芾卻從此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集古字」生涯。

　　與歷史上許多藝術大師一樣,米芾對傳統進行了全面的繼承。他對傳統的浸霪之深,有宋一代無人能出其右。據他自述,他7、8歲開始學習顏字。因為十分傾慕柳公權書法的緊結,旋即改學柳體《金剛經》,隨著學習的深入,知道柳出於歐,又學歐陽詢書法。久之,因厭其如「印板排算」,用學褚遂良書法,於此用工最久。進而學隸,篆、鐘鼎文,臨習《咀楚》、《石鼓文》等。後又從楊凝式、李邕、陸東、段委展、沈傳師、李世民,以及王獻之、王羲之、謝安、羊欣等歷代名家作品中吸取精華,副會自然。從米氏循序漸進的學書歷程可知,他是由師法唐人而上溯魏晉的。宋代以前的名家法帖幾乎被他臨習殆遍。米氏將書齋命名為「 寶晉齋」,把所藏的晉唐墨跡稱為「墨王」,由此已不難看出他私涉前賢的趣尚。米氏學書,十分精勤,自少至老,未曾停輟,以至「一日不作書。便覺思澀」。那些「墨王」無日不展於几案,朝夕晤對,神遊其間。連晚上就寢前還要把裝有法書的小篋置於枕邊才能安眠,似乎「墨王」在夢中還能賜給他無盡的靈感。其子友仁在他臨的《右軍四帖》後跋道:「好之篤之至於此,實一世所共知。」近乎痴迷的寢饋晉唐筆札,使他練就了極為精熟的筆法和深厚的臨摹功夫。明代的李日華曾讚歎道:「論善臨摹者,千古惟米老一人而已。」誠為的語。

　　米氏的臨移古帖,形神副肖,使人真贗難辨。他的許多臨仿之作,在當時已被時人當作真跡收藏。如《海岳志林》載:米氏在蘇州時,與葛藻比鄰而居, 每次米芾臨完古帖,他隨即收去後來葛藻將這二十多本米臨古帖送給了好友陳臾友,陳認為是古人真跡,珍藏起來。連後來米芾向他借也不肯出示了。類似的逸事還有很多,可見米芾的臨摹功夫是非凡的。近人張伯駒認「宋四家獨元章多面首,能作人之偽」。後人把存世的王獻之《中秋帖》,《東山帖》,顏真卿的《湖州帖》,褚遂良的《臨蘭亭序》等定為出自米芾之手,也決非偶然了。

　　幾十年的「集古字」生涯,不啻是他上下求索,轉益多師的過程,更是他徹悟前人筆法,熔鑄百家的過程。用米芾的話來說。目的是為了「取褚長處,總而成之」,最終達到「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的理想境界。在形式技法上,米芾主要得力於晉代的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和唐代的褚遂良、顏真卿。米芾與獻之個性相近,對小王書心摹手追,用功極深。所以《宋史·本傳》稱他:「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米書「取褚長處」的特點。

　　在用筆方面,米芾繼承了褚、顏等大家的優秀傳統,在此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魏晉以降,一直都是以中鋒,藏鋒用筆為正統筆法。發展到唐朝,大書家顏真卿進而將圓筆中鋒的篆籀筆法運用到行書中,使線條凝練,富有立體感,把中鋒、藏鋒用筆發展到了極致。唐人過於注重中鋒晉瀟洒縱逸之趣。米芾大量而巧妙地使用側鋒、露鋒,打破了中鋒、藏鋒一統書壇的局面。正側互用,進一步豐富了書法的表現能力,為「尚意」書風的產生提供了條件。此外,褚遂良書法用筆的輕重虛實,起伏頓挫,富於變化,使米氏頗有啟悟。米芾結合自己的毫放個性,使其書竭盡用筆多變飄縱之能事。

　　據說,米芾一生寫過麻箋十萬。他逝世後有人收集其書跡,得到的作品數以千計。至今流傳於世的仍有五十餘件。其中著名的有《方圓庵記》、《苕溪詩帖》、《蜀素帖》、《珊瑚復官二帖》、《拜中嶽命詩》、《多景樓詩》、《虹縣詩》、《向太后挽祠》等。在這些作品中,最能表現其鮮明個性的書體是行草書。米芾也曾對真楷、篆隸下過苦功,廣泛吸取了各體書的藝術營養,但在這些慢節奏的特定書體中,顯然很難抒發其豪宕狂放的情感,與篆、隸、真楷相比,行書是較為自由的一種書體。它沒有嚴格的規矩約束,伸縮性很大,體變也極多,因此米芾多喜行書,這並不象清代錢灃所認為的,是由於米氏天分過高,輕視古人,「能行而不能楷」;而是與米氏「意足吾自足,放筆一戲空」的 書學觀點相一致的。

　　大體上說,米芾的書法藝術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40歲前後是其書風的重要轉折時期。

　　從米氏的存世書跡來看,其最早的墨跡是他29歲時在唐代大畫家閻立本《步輦圖》卷後留下的二行題名小行楷書。此期書風明顯遺留著師法唐人的體貌,但米書欹側多姿的特點,已見端倪。

　　無豐年間,米芾從師法唐人,轉而走上師法魏晉古帖的藝術道路。他崇尚魏晉蕭散天然的風骨,甚至極言:「草不入晉人格,輒徒成下品。」元豐六年 (1083),他創作的《方圓庵記》,就是這一看法的產物,也是他早年集古字時期的成名作。該書通篇如美玉精金般圓潤秀逸,且欹側取姿,有雲煙捲舒之態, 得《聖教序》筆意。《聖教序》因是集字成帖,不免氣脈不暢。米氏從大王其它墨跡中取其精華,補其不足。其遒麗的風格再現了王羲之書法的神韻。此時米書的結體已由緊結的體勢轉而向外拓展,有時興之所至,常一拓直下,如帖中「而不明」三字然。小王華滋縱逸的外拓之法,已居此帖中運用得漸趨和諧。這一時期的《三吳詩帖》、《淡墨遠山詩帖》,《砂步詩帖》及《李太師帖》等基本表現出這一風氣。

　　米芾書法的風格和技巧,是在不斷變化中逐臻於成熟的。元祐年間(1086一1093)。正是米氏書法成熟的時期,著名的《苕溪詩帖》、《蜀素帖》等是其重要標誌。

　　米氏後期的書法,經過幾十年的蛻變,晉唐古法已熔鑄於自己的筆端,顯示出米書「天真自然,超軼洒脫」、「風檣陳馬,沉著痛快」的獨特風格和爐火純青的藝術技巧。「沉著」、「痛快」是兩種不同的風格。「沉著」的字往往失之板滯而氣勢不足;「痛快」之書常常流於浮滑,不夠凝重。而米芾能將這兩種風格,和諧地統一起來,實屬難能,表現了米氏鮮明獨特的個性。

　　米芾的藝術風格,一如他集詭譎和天真兩種性格於一身。他善於在正側、藏露、遲澀、提按、方圓、欹正、掩仰的對立中求得諧調統一。如《苕溪詩帖》中,結字因勢生形,出於天真,字與字之間絕少連屬,僅有「游頻」、「船行」數字間有明顯的遊絲映帶,卻能一氣貫通,自然暢達。正是欹側之勢使上下、左右, 顧盼生情,險絕而生穩,收似欹反正之效。用筆厚重爽利,豪邁灑落。往往提處細若遊絲,圓潤遒勁;按處中鋒直下,沉而不滯。在布局謀篇上,米氏借鑒運用了前人的技巧,打破局部的平稀和對稱,並以向左傾斜流動的態勢,形成一種行距間相互穿插的格局,在動態中求得總體的平衡。通篇時疏時穿,虛實相生,都在有意無意之間。強烈的對比,使其書法富有音樂的韻律感。

　　由於米書用筆神變難測,在統一的風格下,每件作品又有不同的面貌,並表現出不同的意境。根據米書不同的面貌,我們大致把它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詩稿、尺牘書。如《蜀素帖》、《拜中嶽命詩》、《真帖》、《珊瑚帖》等。此類作品或用筆靈變飛動,結體欹側奇險;或清勁風流、豐腴醇雅,時有新意。其書法無心求工,隨意放縱而倍顯米書超軼洒脫的本色。這種風格在米書中具有代表性。

　　第二種是米氏自許「有如大字」的家藏前人真跡跋尾小行書。如《王略帖》贊、《禇摹蘭亭》跋等。

　　此類作品儘管筆致精到,但因「真者在前,氣焰懾人」,不如第一類書作情感天然放縱,略有拘謹之嫌。

　　第三種是「固已滿世」的榜書大字。如《多景樓詩》、《虹縣詩》、《研山銘》及謝世當年的《章吉老墓誌》等。這類書作墨色帶燥方潤,筆力遒勁趣邁,結體欹側多變,在信手揮灑中頗出「刷字」神韻,是米書中最為豪放的一路。翻瀾的筆勢,昭示出書家在創作中的昂奮心態。

　　縱觀北宋書壇,獨特的米家書風代表了宋代書法藝術發展的新高度。他的行草書與「宋四家」中其他三家的任何一位相比,都是高出一籌的。明代大書家董其昌說:「吾嘗評米書,以為宋朝第一,畢竟出東坡之上,山谷直以品勝,然非專門名字也。」(《畫禪室隨筆》)歷來論書都充分肯定了米芾的創新精神和他在書法史上的傑出地位。

　　宋、元以來評論米芾法書,大概可區分為兩種態度:一種是褒而不貶,推崇甚高;一種是有褒有貶,而褒的成分居多。

　　持第一種態度的,可以蘇軾為代表。《雪堂書評》:「海岳平生篆、隸、真、行、草書,(如)風檣陣馬,沉著痛快,當與鍾(繇)、王(羲之)並行, 非但不能愧而已。」所謂風檣陣馬,是言米芾法書的氣勢迅疾超軼;沉著和痛快不易兼備,而能在沉著中寓痛快,足見其難能。將他和書法藝術上的一代宗師鍾、王等量齊觀,推崇自屬極高。

　　持第二種態度的,可以黃庭堅為代表:「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強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亦似仲由(子路)未見孔子時風氣耳。」其言快劍斫陣,強弩千里,是贊米芾的筆勢雄強峻利,所向無當,屬於褒美的一面。又說他如子路未見孔子時風氣,則批評米書有著桀驁不馴的氣質,神情未能內含,有欠彬彬之態,這是貶抑的一面。

　　米芾沉雄飛翥的書風和創造性的筆法技巧,對當時及後世書壇都有重大影響。《宣和書譜》載:「方芾書時,其寸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為珍玩。」可見,米書在當時就名重一時。他的兩個兒子理所當色的是他書風的直接被影響者。米老對此自許道:「尹仁即米友仁等古人書不知,此學吾書多。」稍後的宋高宗趙構,更是米書的崇拜者,把米字作為自己臨摹的範本。宋室南渡後,趙構留心翰墨,曾大事搜集米字,在內府刊刻行世,這就是著名的《紹興米帖》。這位藝術家皇帝對米書讚嘆不已,認為米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海內」。當時的學書者對這位一代宗師,也極為崇拜,將他的風格視為學書的楷范,競相效仿。南宋的吳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畢生研習米字,達到了亂真的程度。他的《碎錦帖》、《壽父帖》都是典型的米家風範。

　　宋代的士大夫趙金以後,米芾書風在北地也逐漸流傳開來。金代大文學家元好問對米書極為推崇,有「米狂雄筆照萬古」的詩句。當時寫字的人能用米法,就可得善書之名。大書法家王庭筠的書法就直接承襲了米芾的風格,與趙諷、趙秉文齊名,後人稱其「駸駸遂侵凌米顛」。

　　乃至明代,帖學盛行,追求意態。米書天真爛漫、墨趣最濃,自然備受青睞。一時學米者眾多,諸如祝允明、徐渭、邢侗、米萬鍾、黃輝、傅山等等。其中最有成就的要數董其昌、王鐸兩家。董其昌早年書法直接承襲用了米芾的風格。「與董其昌同時的另一位書家孟津王鐸也是學米出身,深得米書豪宕縱逸的筆意。書風奇崛多姿,險而不怪。洒脫、峻峭處無不脫胎於米芾。王鐸亦為米家書風的傳人,對後世影響甚大。特別是對東瀛書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董其昌、王鐸都是明代傑出的書法大家,他們的書風與成就尚且受到米芾如此重大的影響,其他書家就不難想見了。

　　清代的張照、查士標、龔賢、翁方綱等都對米書推崇備至。隨著碑學的興趣,學書者轉而習碑。但也有不少書家還是碑帖兼學。例如沈曾植等人就深得米書韻致,在清末獨樹一幟。

　　數百年來,米芾書法表現出極強的生命力,對後世影響甚大。歷代都有許多傑出書家吸取他的藝術精華,形成自己的風格和書法流派。後人為了紀念他,還在他襄陽故居的舊址,修建了一座米公祠,供人們瞻仰。作為一代宗師。米芾和他的作品將永遠受到後人的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