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儀式」到「狂歡」：社會化媒體對「媒介事件」重構

摘要：傳播技術的演變是戴揚和卡茨最初關注「媒介事件」的原因之一，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媒介事件」又有了更新的技術、組織和文化內涵。本文主要採用個案研究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以2014年央視春晚的微博討論為案例，從事件主體的變化和微博用戶對事件的意義建構這兩個方面出發，試圖探討春晚這種最初由電視媒體主導的、傳播特定的共識性文化價值的媒介事件，在社會化媒體中如何被重構。

關鍵詞：媒介事件 儀式 狂歡 社會化媒體 春晚

Abstract：The evolution of media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that inspire Daniel Dayan and Elihu Katz to pay attention to "media ev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media event" is updated with some new connotations i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culture. This paper mainly adopts 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and text analysis, and take the discussion about 2014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in Sina microblog as a case. By analyzing the change of event body and the way microblog users build the meaning of the event, this paper attempt to explore how Spring Festival Gala, a media event that used to be dominated by TV media initially and attached with specific consistent cultural values, is being restructured in the social media nowadays.

Key Words：Media Event, Ceremony, Carnival, Social Media, Spring Festival Gala

一、前言

有趣的不僅是新媒體的主動和喧嚷，與舊媒體的大異其趣，而且兩種表現更有分工之勢。舊媒體展現事件，新媒體作響應。回應中央媒體（包括如媒體事件試圖製造大規模共識的極端情況），新媒體往往尋求自己的接收空間、響應空間。——丹尼爾·戴揚，2009

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以下簡稱「春晚」）是由中央電視台主辦的、引起社會公眾廣泛關注的、具有歷史影響力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自1983年創辦以來，已經形成了觀眾節日收視的定勢，成為了一台可供全國觀眾集體想像和參與的儀式。

然而，以社會化媒體為代表的新媒體技術的發展，賦予了以往由電視主導的媒介事件新的特性。由電視直播所建構的媒介事件更傾向於反狂歡化，而社會化媒體與狂歡廣場的相似性又使該場域中的媒介事件表現出了重歸狂歡化的傾向。

因此，本文將狂歡理論與社會化媒體情境下的媒介事件聯繫起來，以「2014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微博討論」作為個案，從事件主體的變化和事件的解讀方式兩個方面探究媒介事件在社會化媒體的情境中的結構變化。

二、理論框架與研究問題

1、春晚：儀式性的媒介事件

I「媒介事件」的概念及其變化

美國傳播學者丹尼爾·戴揚和伊萊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一書中將「媒介事件」定義為「對電視的節日性收看，即是關於那些令國人乃至世人屏息駐足的電視直播的歷史事件——主要是國家級的事件」（戴揚&卡茨，2000），它強調的是直播過程中，由機構所主導的某一具有歷史性影響力的事件引起社會公眾共同關注的特殊傳播過程（雷蔚真，2011）。央視春晚是由央視所主導的、受到國家意志影響的、引起社會公眾廣泛關注的春節盛宴，含有豐富的象徵意義，形成了觀眾節日收視的定勢，是一種典型的媒介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戴揚和卡茨的《媒介事件》一書中，他們始終把電視看作一種「新媒體」。在其整體研究框架中，「媒介事件」的定位是從媒介如何改造了公眾事件的傳播，並被這些事件的組織者及傳播機構所重構，從而對社會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雷蔚真，2011）。這一方面說明「新媒體」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同時也使本文的研究具有合理性，即「媒介事件」的研究並不應該局限於對電視傳播的研究，而應該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它的核心應該始終圍繞發展中的媒介技術如何參與和影響公眾事件從而對社會產生影響。

隨著媒介技術和傳播環境的變化，戴揚和卡茨也對其「媒介事件」的概念進行了補充和發展。2008年，戴揚將電視媒體時代的「挑戰（contest）」「征服（conquest）」和「加冕（coronation）」的媒介事件類型發展成為「幻想破滅（Disenchantment）」「脫軌（Derailment）」和「衝突（Disruption）」（Dayan,2008），「前一模式是有關整合和共識，另一模式則不但鼓吹異見，甚至『創造分化』」（邱林川&陳韜文，轉引自戴揚，2009）。

戴揚發展出一個更廣闊的理念——「表達性事件」，這意味著媒介事件在其表達過程中既可有共識，也可以出現分化（邱林川&陳韜文，轉引自戴揚，2009）。傳統媒介事件的表述主要以衛星電視為實證參考，互聯網與電話的出現挑戰了電視媒體的中心地位。新公共空間的特徵便是散布各式各樣互相對抗的、不協調的影像或文本，共同型塑了新媒體時代的「媒介事件」。

II 儀式化的春晚

美國文化研究學者詹姆斯?凱瑞在20世紀提出了一種儀式性的傳播模式。他認為：「傳播的儀式觀把傳播看成是創造、修改和轉變一個共享文化的過程……傳播的儀式觀不是指空間上訊息的拓展，而是指時間上對社會的維繫；它不是一種傳遞信息或影響的行為，而是共同信仰的創造、表徵與慶典，即使有的信仰是虛幻的。如果說傳播的傳遞觀其核心在於訊息在地理上的拓展，那麼傳播的儀式觀其核心則是將人們以團體或共同體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聖典禮。（凱瑞，2005）」

從媒介的角度看，以電視為代表的大眾媒介的傳播，通過其聲畫介質、「經驗式」地傳播，使得以往少數人參加的儀式場面在如今有著參與群體無限擴大化的可能。央視春晚自1983年創辦以來，經歷了80年代的電視文化潮流引領者、90年代中期後流行文化的追隨者和20世紀初的網路文化複製者三個身份（紀莉，2013），它作為中華民族春節的新民俗，成為了一台可供全國觀眾通過集體想像和狂歡參與的儀式。在這裡，共同的期待與慶典，取代了「信息傳播」中的主要內容信息和意見，成為「儀式傳播」的主題（周婷，2013）。

呂新雨（2006）在《儀式、電視與國家意識形態》一文中指出，正因為中國傳統家族儀式中天、地、神、人的觀念在現代社會中的逐漸衰落，留下了結構性的空缺，才使電視予以填補，讓春晚成功嵌入到春節這一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當中。當「天堂」和「宗教」的時代過去，很少會有東西比「民族」這個概念更適合完成「將宿命轉化為連續，將偶然轉化為意義」的使命。「民族」背後是一個社會共同的文化、歷史和政治。於是，春晚「儀式」被創造出來並長盛不衰。

2、微博：眾聲喧嘩的狂歡世界

狂歡理論是前蘇聯學者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於20世紀60年代建立的文學理論，它把狂歡現象理論化，並把它發展為一種反抗霸權、建立普天同慶、自由而民主的理想世界的文化策略。

巴赫金通過「狂歡式的世界感受」的四個特徵來描述狂歡節（巴赫金，1998）：第一是人們之間隨便而親昵的接觸；第二是插科打諢，它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怪誕的手法；第三是俯視，狂歡式重新建立了新的世界圖景，它使得原本被分裂的東西重新恢復了它們的整體性形象；第四是粗鄙。

狂歡節象徵了草根階層所隸屬的民間文化與自由精神的狂歡，而這種文化、精神正是在與主流價值觀所代表的官方文化的對立與抗爭中才凸現了巴赫金所強調的顛覆意義（王超，2010）。

在巴赫金看來，「狂歡」一種普遍的世界現象，而微博這場全民娛樂盛會幾乎絕妙地契合著狂歡節的所有特徵：（1）微博是大眾所共享的媒介空間，每個參與者都以自由、平等的方式進行交流，大眾自由地建立話語關係，打破了傳統中心化的言說方式；（2）微博話語形式中有很多另類的表達，戲謔、諷刺、惡搞等形式的表達打破了話語客套和權威，具有豐富的個人色彩和強大的傳播效果；（3）微博中的碎片化表達看似雜亂無章，卻能拼湊成全景式的現實；（4）用戶在微博中的表達有時是粗俗的，它對傳統的話語形態形成了衝擊，卻又體現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本能追求。

3、研究問題

「媒介事件」和「狂歡」理論都是有關於節日、慶典的理論，但媒介事件強調的是由機構主導的儀式，而狂歡則推崇自由精神的表達。由此看來，由電視直播所建構的媒介事件更傾向於反狂歡化，而微博與狂歡節的相似性，使得微博中的媒介事件表現出了重歸狂歡化的傾向。

基於以上考慮，本研究選擇「2014年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作為個案，將狂歡理論與社會化媒體情境下的媒介事件聯繫起來，從事件的主體和事件的重構方式兩個方面探究媒介事件在社會化媒體的情境中的結構變化。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研究問題：

1. 微博情境下，「春晚」這一媒介事件的主體是否發生了變化？如何變化？

2. 微博用戶如何對「春晚」進行意義的重構？其重構內容與方式有何特點？

三、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選擇個案研究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以關於春晚的微博討論為案例，對其文本進行分析，並對文本背後複雜的象徵和意義進行深入探究，來研究社會化媒體情境下媒介事件結構的變化。

2、文本收集

正如網友所說「人倒了還能扶起來，要微博倒了，春晚可就真扶不起來了」，在微博中對春晚進行討論已經成為中國觀眾觀看春晚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新浪微博的官方數據統計[1]，從1月30日（除夕）至2月3日（正月初四），關於春晚的微博討論約有1.66億（數據見表1）。熱議的關鍵詞分別是春晚是什麼、一年又一年、時間都去哪兒了、30年父女合影、曬老合影、為張國立點個贊、春晚穿幫鏡頭、Yif和劉謙、小彩旗你歇會兒吧、長腿oppa。情非得已、時間都去哪兒了、魔術、玫瑰人生和倍兒爽成為最受關注的節目，而李敏鎬、小彩旗、華晨宇、庾澄慶和黃渤排在熱議演員榜的前五位。

表1. 1月30日（除夕）至2月3日（初四）的春晚微博討論量

為了對春晚的微博討論有比較全面的認知，本研究的文本分析的資料收集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

（1）熱門微博主題「馬年春晚神評團」[2]中的100條微博。熱門微博是綜合轉發該微博用戶的傳播力、微博總轉評數、微博內容信息量、微博發布時間等各項因素，計算出微博的熱度數值進行排序。[3]「馬年春晚神評團」是「熱門微博」對與春晚相關的熱度值最高的前100條微博進行排行得出的結果。

（2）#春晚#微博話題中，話題主持人@ 2014央視春節聯歡晚會 推薦的95條微博[4]。@2014央視春節聯歡晚會是由央視工作人員以官方身份運營的2014年央視春節聯歡晚會官方微博，如果說「馬年春晚神評團」的100條微博是全民狂歡的產物，那麼由@2014央視春節聯歡晚會推薦的則代表了官方話語對媒介事件的建構。

（3）@2014央視春節聯歡晚會 微博賬號中在1月30日（除夕）至2月5日（初六）期間發布的關於春晚的76條微博，這些微博是央視對春晚的意義建構和傳播的直接反映。

四、研究發現和討論

1、話語權的制衡與事件絕對主體的缺席

在傳播學中，話語權是「信息傳播者通過對媒介的控制並擁有傳播主體信息的權利」（徐國民，2008）。在廣播電視媒體時代，話語權由主流媒體控制，掌握在精英階層手中，因而電視得以成為媒介事件的主體，主導媒介事件的形成和發展。

然而，以微博為代表的新媒體形成了一種「大眾自我傳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Castell，2007）」的新傳播模式，用戶的個人主體性逐漸增強，他們為爭取平等的話語權，不斷在文化的自我解構中抵抗者權威性話語的價值禁忌，形成了官方話語權與大眾話語權雙向制衡的局面，微博空間成為了多音齊鳴的輿論場。

在對春晚的微博討論中，中央電視台通過@2014央視春節聯歡晚會 @央視新聞 等微博賬號完成了在微博場域中對該事件的建構，而微博用戶則在微博中充分地行使著他們的話語權，進行著狂歡式的表達。接下來，本文試圖通過對195條微博樣本來源的統計，來對這種話語權的博弈進行分析。

表2.1 「馬年春晚神評團」微博來源統計

表2.2 #春晚#話題主持人@2014央視春節聯歡晚會推薦微博來源統計

表格2.1顯示，由新浪微博系統根據熱度值進行排序的前100條微博中，主要來自個人用戶，包括普通用戶和認證用戶，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民間話語權在微博情境下的彰顯。

表2.2表明，在@2014央視春節聯歡晚會 推薦的95條微博中，主要是來自@2014央視春節聯歡晚會、@央視新聞、@新浪娛樂這三個微博賬號。前兩個是央視的官方微博賬號，得到推薦在情理之中，而新浪微博成為今年央視春晚的合作夥伴，其官方的娛樂新聞賬號得到重視，同樣沒有脫離央視所代表的官方話語權在微博場域的爭奪。

從這兩個表格來看，在春晚的微博討論中，普通民眾的話語權得到支持和彰顯，甚至實現了對官方話語權的挑戰和威脅，人們自由地建立話語關係，打破了以外的媒介事件中的中心化的言說方式，就類似於巴赫金狂歡理論中的「廣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徐迎春（2010）所說，「網民的任何一種話語建構都是基於他人話語之上的」，微博用戶的話語表達仍然是對春晚的官方話語做出的回應，這種對話語權的爭奪實際上是建立在官方話語權獲得保障的基礎之上。因此，對春晚的微博討論中的眾聲狂歡只是民間話語權和官方話語權的短暫合力，並不意味著民間話語權的全面取勝，也無法抵消這兩種話語權之間的力量博弈和制衡。

從媒介事件的角度來看，微博情境下的春晚更像是一個缺失主體的公眾事件。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或個人能夠主導大眾對春晚的討論，無論是機構還是客體，都在這場狂歡中處於主動和被動相互轉換的地位，可能在某個時刻成為某個話題的追隨者，又會在下一個時刻成為某個話題的製造者而受到眾人追隨，大家追隨的目標是由追隨者合力促成的熱點話題。因此，微博情境下，媒介事件不再是由某一個機構或媒體所主導，官方話語權和民間話語權都得到表達和支持，並不斷地博弈和相互制衡，誰都沒能成為狂歡的主角、媒介事件的主體。

2、對抗式的話語解讀重構媒介事件

正如戴揚所說，傳統媒介事件圍繞舞台中心的模式已經被一種新的公共模式所取代，新公共空間的特徵便是散布各式各樣相互對抗的、不協調的影像（Dayan, 2008）。即使是春晚這樣充滿儀式性和娛樂性的媒介事件，在微博情境下同樣是充滿了對抗式的話語解讀，廣泛的共識難以形成。人們在對春晚的微博討論中，從對春晚的解讀內容到解讀方式，都充分體現出了這樣的對抗性，這種對抗既存在對官方話語的對抗式解讀，也包括民間受眾群體內部的分歧。

I 重構內容：分化與共識

本文將根據微博的官方數據，分別選取了3個最受熱議的節目和最受熱議的人物，從內容、意義與情感三個方面對比@2014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以下簡稱@2014春晚） 與「馬年春晚神評團」（以下簡稱「神評團」）中關於這些節目和人物的微博，來分析微博用戶如何重構起這樣一個媒介事件。

（1）熱議人物：小彩旗

（2）熱議人物：李敏鎬

（3）熱議人物：黃渤

（4）熱議節目：時間都去哪兒了

（5）熱議節目：魔術

（6）熱議節目：玫瑰人生

從上述對比中，很容易看出官方話語和民間話語在建構春晚節目的內容、意義和情感傾向時出現了明顯的意見分化。這一方面是由於在微博的狂歡空間中，略帶譏諷、辯駁和低級幽默的話語是一種大眾文化對所謂「權威」和「常識」的解構，正如狂歡節的本質蘊藏著一種交替和變更的精神一樣，微博用戶對儀式性的媒介事件的對抗式解讀所帶來的「狂歡快感來源於對交替和變更、多種聲音和多元思維的積極肯定和推崇（徐迎春，2010）」。另一方面，個體話語權在微博中的自由釋放為用戶的個人化表達創造了前提條件，而這種個人化的表達必然會帶來多元的思維和意見，從而形成了民間話語與官方話語、民間話語內部的意見表達的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微博對媒介事件的重構並不總是製造意見的分歧，它在製造共識方面仍然發揮著一定程度的作用。在戴揚和卡茨（1994）對「媒介事件」的定義中，強調了一種調合主義，認為是一個通過調節和解決分歧來減少衝突的主題，促進受眾對某一事件的重要性達到廣泛共識。雖然戴揚（2008）後來意識到媒介事件的一些新變化，例如媒介事件的不可控性和爭議性，但他仍然肯定了其在形成共識方面的作用。事實上，在對春晚的微博評論中，確實存在大量共識性的意見，如對李敏鎬和蘇菲瑪索的稱讚、對「時間都去哪兒了」「30年父女合影」的感慨和動情等，而央視的官方微博也迎合了受眾的關注熱點，推出「曬老合影」等活動來擴大事件的影響力。

II 重構方式：戲謔

「笑」是狂歡理論的一大元素，狂歡節中的「笑」融合著譏諷與歡欣，與自由不可分離的、本質的聯繫（北岡誠司&巴赫金，2002），其風格是調侃、諷刺、幽默甚至「惡搞」，總體上呈現出巴赫金式的網路狂歡效果。

」馬年春晚神評團」中的100條微博以搞笑的內容居多，這種搞笑主要是通過戲謔的方式來實現。微博用戶採用戲謔的方式對春晚這場儀式性的媒介事件進行了重構，戲謔的對象是春晚所代表的官方權威和機構力量，其背後所反映的是對國家話語和資本力量的狂歡式的脫冕。

正如文學理論家弗萊（Frye, 1957）所說，諷刺文學類型的特點是給不理想的現實生存賦予一定的形式。這些戲謔式的表達之所以能夠引起共鳴，是因為它們與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相聯繫。

例如，@馮喆小胖的微博「華誼年會真心不錯，辦的跟春晚似的！晚安！」實際上是呼應了在春晚期間廣泛流傳的一篇題為《馬年春晚被疑淪為華誼兄弟利益輸送平台》的文章，文章指出，馮小剛作為馬年導演兼華誼兄弟股東，將華誼兄弟多位股東、關係戶、投資公司、即將打造的影星、即將開發的房地產一併植入春晚，認為「馬年馮氏春晚儼然成為華誼兄弟利益輸送平台」。這條廣泛流傳的微博心照不宣地表達了對這種少數利益團體所代表的機構力量的不滿，其實也與當前社會中少數團體控制大量資源的背景暗暗相合。

在充滿節日氣氛的狂歡節上，最主要的戲謔就是「加冕脫冕儀式」（劉慶華，2012）。在加冕儀式上，人們給奴隸或小丑穿上國王的衣服，戴上王冠，而在緊隨其後的脫冕儀式上，「國王」又被脫下王冠，奪走其權力象徵物，還要被譏笑和毆打。這種戲謔性的儀式剝離了最高等級的權威、畏懼和禮貌，創造了平等、自由、歡樂的氣氛。

在春晚的微博評論中同樣如此，網民們以戲謔的方式把名人明星們從「神壇」之上拉了下來，營造了全民狂歡的氛圍。如「李詠頂著馬臉主持了那麼多屆春晚，卻偏偏錯過了馬年，真是唏噓！」「沙寶亮滿臉洋溢著『我他媽的可上春晚了』的喜悅氣息」「馬雲每次出現在電視上的那一刻，我都以為電視尺寸突然變成1600：9了」這些戲謔式的微博完成了對「上流社會」的「去神聖化」。

網名以戲謔式的表達方式，重新建構了春晚的意義，瓦解了威權和傳統的高高在上和不可褻瀆，並創造出獨特的民間話語形態，甚至對官方話語體系也產生了影響。這種以批判和反抗為主要取向的戲謔式的意義建構，實則反映了特定時期民眾的生存狀態、權利訴求和社會理想（任一慧，2010）。

五、結論

本文通過對2014年央視春晚的微博討論的深入分析，將狂歡理論與社會化媒體情境下的媒介事件聯繫起來，從事件的主體和事件的重構方式兩個方面探究媒介事件在社會化媒體的情境中的結構變化。研究發現，在社會化媒體情境下，由廣播電視媒體時代的儀式性的崇敬變成了如今廣場式的狂歡。

就像與中心話語的向心力量互相抗衡的狂歡一樣，社會化媒體的發展賦予了普通民眾更多的話語權，使以往儀式性的「媒介事件」中處於被動地位的受眾表現出了充分的自主性，實現了民間話語權與官方話語權相互制衡。因此，在社會化媒體情境下，媒介事件不再是由某一個機構或媒體所主導，它更像是一個自發的協商過程，處於事件之中的機構和個人都被群體意見所推動，誰都沒能成為狂歡的主角，媒介事件的絕對主體出現缺失。

正如卡斯特（Castells, 1997）在《認同的力量》一書中所說，對抗是網路時代身份認同的主要類型。社會化媒體如同眾聲喧嘩的狂歡廣場，普通民眾以對抗式的解讀方式對媒介事件進行了重構。普通民眾和機構在對同一議題進行解讀時，在意義建構和情感傾向上出現了意見的分化，但雙方仍可以就某些議題達成共識，民眾和機構在這種分化和共識中完成了認同的建構。此外，社會化媒體中，用戶以對抗為主要取向的戲謔，就如同狂歡中的「加冕脫冕式」，瓦解了以往的媒介事件的儀式感和神聖感，完成了對媒介事件意義的重構。

通過對媒介事件主體和事件建構方式的改變，在社會化媒體的眾聲喧嘩中，媒介事件的儀式感逐漸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各種話語參與主體以個人化、多樣化的方式進行著狂歡式的表達和宣洩，對媒介事件進行了從「儀式」到「狂歡」的重構。

六、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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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 http://weibo.com/1642909335/AvkgbhQU5?s=6cm7D0

[2] 參見 http://hot.weibo.com/topic/654898

[3] 微博的熱度數值計算方式參見 http://help.weibo.com/faq/q/695/13325

[4] 參見 http://huati.weibo.com/rcd/27503?from=topic_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