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勸慈禧速行立憲

張之洞給後人印象不佳 似乎他一直反對立憲

清末，當變法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張之洞的態度模稜兩可，令人不可揣測。他時而贊同變法，向清廷上書，保舉維新派骨幹梁啟超、黃遵憲諸人「思想開通，堪任艱矩」（《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時而又將《勸學篇》進呈光緒帝，書中痛詆康有為之處不一而足，張氏以此頗蒙慈禧諸權貴之賞識。戊戌政變發生後，張之洞又極力向慈禧、榮祿等人投靠並通過梁鼎芬等親信，向日本政府施加影響，必欲將流亡在外的康有為等維新志士置之死地而後快。到了庚子義和團運動期間，張之洞又千方百計地為支持利用義和團而身處困境的慈禧出謀劃策，以鞏固其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並且殘酷鎮壓了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扼殺了勤王運動，故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對張氏恨之入骨。他們在日本和上海等地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刊布文章，把張之洞罵得狗血噴頭，一錢不值。康有為、梁啟超在輿論上所造成之影響是非常深遠的，以至於到今天談論這段歷史時，人們都認為張之洞反對變法，阻撓改革。

具體到清末立憲而論，張之洞更是態度消極。據張氏年譜記載：

甲辰（光緒三十年）之夏，有人倡議會奏，請立憲法，項城密以告岑西林，公聞而訝之。丙午（光緒三十二年）六月，考察政治大臣歸國，行抵上海，以立憲事徵公意見。公電覆云：立憲事關重大，如將來奉旨命各省議奏，自當竭其管蠡之知、詳晰上陳，此時實不敢妄參未議。七月，有旨以載澤等陳奏，各國富強，由於實行憲法，立即宣布中外，預備立憲，從釐定官制入手。……議既定乃舉大綱電詢各督撫。公電致張筱帆云：「外官改制，窒礙萬端，若果行之，天下立時太亂，鄙人斷斷不敢附和。倡議者必欲自召亂亡，不解是何居心，京電催迅速作覆尤怪，事關二百餘年典章，二十一省治理，豈可不詳慎參酌，何以急不能待，必欲草草定案耶？足下不宜言去，如鄙人之衰朽迂庸，憤懣填膺，無能補救，乃當速乞罷耳。（《胡鈞：《張文襄公年譜》，卷六）

上文中提到的項城，指直隸總督袁世凱；西林，指兩廣總督岑春煊；筱帆，指兩江總督張人駿。胡鈞所編《年譜》對張之洞頗多頌揚之詞，而所記張氏之對立憲態度，尚且如此，可見張之洞對立憲態度消極，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奏對大略》的發現使人們耳目一新

然而，近年來我在檔案和未刊書稿中發現的一些史料卻改變了我的看法，事實上張之洞非但不反對立憲，反而還敦促慈禧儘快實行之。我的這個結論是在看到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七日《張之洞入京奏對大略》後得出。該文系清人鈔本《時務匯錄》中的一篇，所記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政潮發生後，清廷內部的爭權奪勢，愈演愈烈，慈禧太后六神無主，惶惶然不知所終。於是，她於七月初二日頒諭：「張之洞著迅速來京陛見，有面詢事件。」七月二十六日又命張氏補授軍機大臣。

據張氏《年譜》記述，八月初二日張之洞交卸篆務。初三日渡江北上，初五日到京寓畿輔先哲祠，初七日詣宮門謝恩召對，即日入直。慈禧召見張之洞時究竟談了些什麼，宮闈森嚴，外間概莫能知，許同莘與胡鈞所編《年譜》亦付闕如，而在《張之洞入京奏對大略》中記述卻頗為翔實，現徵引如下：

皇太后旨：大遠的道路，叫你跑來了，我真是沒有法了。今日你軋我，明天我軋你，今天你出一個主意，明天他又是一個主意，把我鬧昏了。叫你來問一問，我好打定主意。

張之洞對：自古以來，大臣不和，最為大害，近日互相攻擊，多是自私自利。臣此次到京，願極力調和，總使內外臣工，消除意見。

問：出洋學生，排滿鬧得凶，如何得了？

對：只須速行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出洋學生其中多可用之材，總宜破格錄用。至於孫文在海外，並無魄力，平日虛張聲勢，全是臣工自相驚擾，務請明降恩旨，大赦黨人，不準任意株連，以後地方鬧事，須認明民變與匪亂，不得概以革命黨奏報。

旨：立憲事我亦以為然，現在已派汪大燮、達壽、于式枚三人出洋考察，刻下正在預備，必要實行。

對：立憲實行，愈速愈妙，預備兩字，實在誤國。派人出洋，臣決其毫無效驗，即如前年派五大臣出洋，不知考察何事，試問言語不通，匆匆一過，能考察其內容？臣實不敢信。此次三侍郎出洋，不過將來抄許多憲法書回來塞責，徒靡多金，有何用處？現在日日言預備，遙遙無期，臣恐革命黨為患尚小。現在日法協約，日俄協約，大局甚是可危。各國均視中國之能否實行立憲，以定政策。臣愚以為，萬萬不能不速立憲者此也。

問：現在用人很難，你看究竟能大用者有幾人？

對：此事倉猝問不敢妄對。

問：徐世昌何如？

對：徐世昌未始不可用，總之太得意，閱歷太淺。

問：岑春煊何如？

對：岑春煊極有血性，辦事勇敢，但稍嫌操切。然當今人才難得，投閑置散，亦殊可惜。

問：林紹年何如？

對：林紹年才具開展，操守極好。

問：慶王何如？

對：奕ピ睦甚深，穩當有餘。

問：趙爾巽能勝湖廣總督之任否？

對：趙爾巽才堪應變，任湖北綽綽有餘。但臣愚見，鹿傳霖拜跪維艱，不如簡任湖北。以趙爾巽調度支部，使之整頓財政。載澤人極開通，可調農工商部。溥人極顢頇，公事不甚了了。農工商部諸事廢弛，部務非其所長。

問：再派王公出洋如何？

對：王公出洋，匆匆遊歷，決不能有所得，侍從多人，徒招外人訾議。不如減少隨從，寬以時日，留學數年，庶有心得，且亦可省經費。

旨：你說得何嘗不是，他們這般人，享慣得福，如何辦得到？遂命退下。

張之洞對慈禧的問話對答如流，顯得胸有成竹，明確地表示了他對憲政的支持態度，《奏對大略》實在是一份極為珍貴的未刊史料。

對話中所提及的徐世昌，字卜五，號菊人，直隸天津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以結識袁世凱故，被派往小站協助袁氏練兵，戊戌政變時，又打入維新派陣營，刺探消息，有功於後黨，故頗蒙慈禧、榮祿寵信，光緒末年，以內閣學士會辦練兵處，旋入值軍機，調任東三省首任總督；岑春煊，原名春澤，字雲階，雲貴總督岑毓英之子，廣西西林人，庚子事變期間，八國聯軍攻陷京師，慈禧挾光緒帝倉惶出逃，恰在此緊急時刻，岑春煊及其所率馬隊自迢迢千里之外趕來救駕，並護送慈禧及光緒帝自雁北而太原，自太原而西安，顛沛流離，多著辛勞，被慈禧視作「恩人」，故宦途一帆風順，由巡撫而總督，丁未入京，被任命為郵傳部尚書。在兩宮召對之際，岑氏面劾袁世凱勾結慶親王奕 狼狽為奸，貪污納賄，擾亂朝綱，慈禧為之動容。由此而掀起了「丁未政潮」的狂濤巨瀾。

所謂「丁未政潮」是清廷上層的一次激烈的權利爭奪，因為發生在光緒三十三年，農曆丁未年，故稱之為「丁未政潮」，以軍機大臣瞿鴻機、林紹年並聯合岑春煊為一方，向奕ジ缸蛹爸綳プ芏皆世凱發動攻擊，起初頗具聲勢，但由於奕ビ朐世凱在朝廷勢力盤根錯節，黨羽眾多，終於反敗為勝，岑春煊被排斥出京，瞿鴻機則被罷斥歸里。滿腔悲憤的瞿鴻機離京南下，在途經武昌時曾欲拜謁張之洞，張之洞則懼怕引起非議，故不敢邀瞿氏至衙門會談，而是乘夜色駕小舟與瞿鴻機會面於江心，把酒臨風，共敘衷腸，表現了張之洞對岑、瞿這一派的深切同情。了解了這一背景，對張氏於慈禧召對之際，稱讚岑春煊「極有血性，辦事勇敢」；林紹年「才具開展，操守極好」；貶斥徐世昌「太得意」，「閱歷太淺」，就不會感到太突然。

張氏之《奏對大略》還提到了鹿傳霖。鹿氏字滋軒，號迂叟，河北定興人，同治元年進士；授庶吉士。次年散館，被發往廣西任知縣，後擢桂林知府，升任巡撫。庚子之後出任軍機大臣。督辦政務大臣等要職。鹿氏思想守舊，才能平庸，晚年官運亨通，主要是得助於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妹夫張之洞，另一個是他在任陝西巡撫時結識了被貶斥到西安作將軍的榮祿。丁未政潮時，榮祿已去世數載，鹿傳霖耳目昏花，老態龍鍾，故張氏於奏對時稱鹿氏「拜跪維艱，不如簡任湖北」。張之洞是想把自己在漢陽三鎮的寶座讓給其姊夫，實在是私心太重，故未被慈禧採納。

但是，不管怎麼說，《奏對大略》的發現已足以使人們耳目一新。張之洞反對王公大臣匆匆遊歷，以為徒靡國帑，收效甚微；積極主張儘快立憲，愈速愈妙，並認為「預備」兩字，實在誤國，充分表現了張氏之遠見卓識，清廷未採納張氏之建議，不數年即有亡國之災。

慶親王奏更足以證實 張之洞對立憲態度積極

也許，會有人覺得，僅憑《奏對大略》這一件孤單之史料，似乎還很難使人信服張之洞對立憲之積極態度，恰好我還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之軍機處檔案中發現了軍機大臣慶親王奕上給慈禧太后的密奏一件，堪與本文上引之《奏對大略》對照閱讀，奕之密摺曰：

奴才奕跪奏，為據實聲明請旨事：竊查實行立憲，屢奉慈諭，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紳民，復有要求開國會年限之事，其中有亂黨勾結，無非使權柄下移，迫不得已，憲政編察館嚴定君權憲法大綱，實行立憲預備應辦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張之洞、袁世凱擬以預定年限，即開議院。據奴才愚見，不可預定年限。在軍機處詳細妥商，張之洞等總以定準年限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憲，二十四年宣布開設議院。今本朝立憲，一切應辦各事，尚未舉辦，先宣布開設議院年限，無此辦法，此事關係甚大，唯有據實聲明，恭請聖意堅持，總以應辦各事，實力奉行後，屆時再行宣布開設議院期限，不可先定準期，庶權操自上，於大局有益。僅此據實直陳，伏乞慈鑒。謹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光緒朝內政類奏摺》）

奕ブ密摺，至此嘎然停止，其後面部分按照慣例，還應書寫遞摺之年月日，時而還會有硃筆批語，但由於該摺保管不善，或是其他原因，後面部份盡被撕毀，因此難以判斷。不過奕ブ密摺提到了「近日各省紳民，復有要求開國會年限之事，其中有亂黨勾結，無非使權柄下移，迫不得已，憲政編察館嚴定君權憲法大綱，多行立憲預備應辦各事，庶可保全治安」。據清檔記載，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初二日、十三日預備立憲公會鄭孝胥、張謇、湯壽潛等兩次電請於二年內開國會；六月十四日河南代表胡汝霖、楊懋源又請速開國會；隨後江蘇國會請願代表雷奮、孟昭常，安徽許承堯、方皋，直隸及京師代表劉春霖等，山東代表於洪起及八旗吉林士民紛紛呈遞速開國會請願書，七月十五日各省代表聯名上書請開國會，次日山西代表松壽到京請願隨後並遞上有兩萬多人簽名之請願書。迫於輿論壓力，憲政編察館資政院王大臣奕ァ溥倫等於八月初一日進呈憲法議院選舉各綱要。及議院未開以前逐年應行籌備事宜，奉旨命刊刻分發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督撫府尹司道，懸掛堂上，責成依限舉辦，並限在九年內將各項籌備事宜一律辦齊。揆之上述史實，可以推斷奕ハ虼褥進呈之密摺應是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前後的事。

如果說本文前引張之洞之《奏對大略》出自坊間流傳，未可深信的話，那麼，慶親王奕ブ《據實聲明請旨摺》則是千真萬確的歷史文獻，它深藏宮禁，迄今尚未見有人引用，亦未刊布流傳，該密摺之發現，足可以說明張之洞對立憲之態度。

召開國會，實行憲政是清朝末年權貴們最為敏感之問題。因為它直接涉及權柄之下移。大多數宦僚為了他們一己之私利，對立憲態度消極。而張之洞卻反其道而行之。在清廷上層兩派激烈鬥爭中，張氏旗幟鮮明，全力促成立憲，成了權貴的眼中釘，肉中刺，他的這種促進歷史發展的進步作用是不宜低估的。難怪辛亥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清王朝土崩瓦解，皇冠落地，面對突兀其來之變局，不少文人學士出來探討清王朝迅速垮台之原因，翰林院侍讀學士、日講起居注官惲毓鼎即於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之日記中寫道：

三年新政，舉中國二千年之舊制，列聖二百年之成法，痛予剷除，無事不紛更，無人不徇私，國脈之不顧也，民力之不恤也，其為害智者知之，愚者亦知之，即當權之大老亦未嘗不知之，所不知者，我監國及四親貴（洵、濤、澤、朗）耳。大老知而不言，廷臣言而不聽，日Ｔ孿鰨日異月新，釀成土崩瓦解，眾叛親離之大局，而吾屬橫被其憂，念及此，不禁放聲大哭，罪魁禍首則在張之洞、張百熙。（惲毓鼎：《澄齋日記》，宣統三年九月初六日）

辛亥革命爆發之時，張之洞與張百熙早已去世數載，而惲毓鼎卻將二張稱作亡國之罪魁禍首，是因為他們在朝時極力提倡立憲，編練新軍及派遣東洋留學生，這三件事被眷戀清朝的遺老遺少們斥作「亡國三妖」。惲氏在日記中還記載說：

聞中官言，孝欽顯皇后大漸時，忽嘆曰：「不當允彼等立憲。」少頃又曰：「誤矣！畢竟不當立憲。」是則侈言維新之足以亡國，聖母蓋悟為深悔之矣。（惲毓鼎：《澄齋日記》，宣統三年十月初一日）

惲毓鼎的言論從反面證實，張之洞實在是晚清立憲運動中鮮為人知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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