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殺」中國：世界在向中國獻媚？
瞭望東方周刊2010003期封面
「捧殺」中國
世界在向中國獻媚？
「中國作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崛起」是過去十年人們閱讀最多的新聞故事，超過伊拉克戰爭和「9.11」事件
文章導讀：「中國學派」說了什麼
冷觀中國模式
還不能告別「摸著石頭過河」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特約撰稿沈培 | 北京報道
剛剛過去的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最重要的世界大事是什麼？不少人會選擇「9.11」事件，因為「9.11」之後，每個人都感覺世界進入了恐怖時代。不過美國《新聞周刊》國際版編輯、著名評論家法里德。扎卡里亞卻在一篇文章中說「恐怖時代已經過去」。
這篇文章發表於2009年11月，「這個十年行將結束之際，在我看來，影響這個十年的實際上是相當不同的事件，一個不那麼危險、不那麼聳人聽聞，卻在長遠看來重要得多的事件---中國的崛起。」扎卡里亞寫道。
扎卡里亞的判斷在一個月後得到美國一家媒體追蹤機構的數據支持。這家機構的結論是：「中國作為一個經濟超級大國的崛起」是過去十年人們閱讀最多的新聞故事，超過伊拉克戰爭和「9.11」事件。
世界上到處都在說著「中國故事」。
美國《華盛頓郵報》2009年11月14日的一篇題為《中國人正在「改變我們」》的報道是這樣開頭的：不久前，在坐落於起伏的群山和牧場之間的一座大庫房裡，一群農場主圍在一位買主身邊，他們的談話顯示出美國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名買主身穿帶有設計師標識的便裝，腕錶的價值跟外面停放的通用公司的卡車相當。他說：「我覺得你們美國人還沒弄明白，我們需要高質量。」對這些壯實的農場主來說，被一名來自中國的製藥公司經理批評還是件新鮮事，但誰也沒有反彈。這些美國中西部的漢子把他們的中國客人看作類似於救星的人物……
諸如此類的種種故事組合成為一種席捲全球的「中國風」，與此同時，一個概念在這個十年中大為流行——「中國模式」。這個起自海外的概念，一經提出就「激起千層浪」，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讓這個概念炙手可熱。
這個概念，可以看作是國外對中國快速發展的一種描述，但它又不僅僅是描述，而是包含著世界對中國的複雜態度。當這個攜帶著複雜能量的概念「撞」上中國人的眼球和心坎，激起的波瀾就更加豐富難言。
因為他寫了一篇關於中國的文章
6年前，美國人喬舒亞。庫珀。雷默聲名鵲起。這可不是因為他參加了什麼選秀，而是因為他寫了一篇關於中國的文章。
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主修經濟學，研究方向為拉丁美洲經濟。他在1996年加入《時代》周刊並成為該雜誌最年輕的助理執行主編和外事版主編。他曾是一位出色的特技飛行員，是美國兩項飛行速度紀錄的保持者。如今，雷默則是美國約翰－桑頓辦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級顧問和清華大學教授。
2004年5月，雷默在英國著名的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該文寫道：「中國的發展正在使它發生變化，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中國的新思想在國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國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在有一個強大重心的世界上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選擇。這些國家不僅在設法弄清如何發展自己的國家，而且還想知道如何與國際秩序接軌，同時使它們能夠真正實現獨立。我把這種新的動力和發展物理學稱為『北京共識』。」
雷默總結了「北京共識」的三個定理：其一，創新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持續進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質量，化解和處理髮展過程中的社會矛盾；其三，自主發展，使用影響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腳趾的霸權大國挪開。
專業水準的追求加上記者式活潑的筆觸，使此文流傳甚廣。在中國以外的世界，這篇論文被看成是官員、商人以及其他試圖了解中國的人們的「必讀物」。在中國國內，也引起了關注和討論。2005年8月，在天津專門召開過一次「中國發展道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外百餘名政治學者與會。這次會議，雷默及其「北京共識」成為絕對主角。
雷默坦承，「《北京共識》發表後所受到的接納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此文成為近年來討論「中國模式」的一個新起點。「此前對『中國模式』的認識還是比較弱的。雷默的文章是西方學者第一次比較全面地論述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中國前駐英國大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馬振崗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盛讚「中國模式」的大合唱
從「北京共識」到「中國模式」，有一個概念轉換。而雷默卻並不喜歡將二者畫等號。
2005年4月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雷默表示，「中國模式」是「北京共識」的一部分，即關於經濟的部分。「北京共識」的範圍更廣，和「華盛頓共識」一樣，含有許多不涉經濟的思想。
但一些中國學者仍然更傾向於使用「中國模式」這個概念。
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著名政治學者俞可平就表示，他更喜歡用「中國模式」的提法。 「『共識』的基本意義是廣泛認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決方案，而『模式』指的是一系列帶有明顯特徵的發展戰略、制度和理念。」
拋開概念之爭，繼雷默此文之後，對於中國發展模式的讚譽之詞漸呈井噴之勢。同在2004年5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刊登了題為《中國將以自己的方式改變》的文章，稱讚中國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進政治改革是果斷明智的。還是在這個月，墨西哥《每日報》一篇題為《中國：亞洲的地平線》的文章，認為中國奇蹟是依照自身情況理智制定社會經濟政策的結果。
一些重量級的人物和媒體相繼加入這場「大合唱」。2004年7月，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對「中國模式」給予充分肯定。中央黨校教授邱耕田在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說，他還清晰地記得斯蒂格利茨說過的一句話——「『中國模式』堪稱很好的經濟學教材。」
2005年，中國熱持續升溫。美國三大報刊罕見地集體推出重磅報道。5月9日，美國《新聞周刊》以《中國的世紀》為題多角度解讀中國；6月20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以《中國的挑戰：崛起的大國對美國意味著什麼？》為封面文章，認為中國正在從一個缺乏生機的經濟體變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場，而一切都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之中；6月27日，美國《時代》周刊以《中國的新革命》為總題刊載了超過20個版面的文章，全面解讀中國的崛起。在此組報道中，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彭斯教授說：我們從未見過像中國那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在一段時間內以如此強勁的步調增長，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獨一無二。
知名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的倡導者張五常積數十年研究的基本結論是：自己平生沒有見過這麼好的制度，全世界歷史上沒有見過這麼好的制度。
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1989年，當蘇聯體制瀕臨崩潰時，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歷史的終結》一文中斷言，美國模式---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相結合---擊敗了對手。在福山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後一種統治形式」，從此之後，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就不再進步了，是為「歷史的終結」。
中國的異軍突起衝擊了這種「終結觀」。
2008年2月，美國著名政治學者、「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不僅使發展中國家獲益巨大，中國的特殊發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發達國家稱為可效仿的模樣，更重要的是將來，中國倡導的民主價值觀、社會發展模式和對外政策做法，會進一步在世界公眾中產生共鳴和影響力。」
2008年被英國的《衛報》評為「中國模式」年，其文章稱：「中國模式」成為了從莫斯科到迪拜、從伊斯蘭堡到喀土穆全球各地的榜樣。
此後，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西方陣腳大亂，在一些學者看來，這回被終結的竟是西方自己。
2009年剛入夏，西方社會就來了一本比夏日氣溫還熱的書---《當中國統治世界的時候》，副標題是「中央帝國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頭了」。作者是馬丁·亞克，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亞洲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員。在歐美書市，這本書躋身非小說類書籍暢銷前十名；評論此書觀點的各種網站網頁超過了1000萬個。
馬丁·亞克的結論是：到205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超過美國和那時的第三大經濟體印度。「我們習慣於西方化甚至美國化的世界，不能想像若非如此世界將會怎樣。」但是中國的崛起將推翻對何為現代化的「西方式」看法，藉助GDP「無情的手段」，中國將在政治和軍事上成為全球最強大國家。
「另一個總結『中國模式』的重量級人物是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邱耕田說，2009年9月，奈斯比特在其新著《中國大趨勢》中明確指出：中國在創造一個嶄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制，他概括為「縱向民主」模式---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與中國人民自下而上的參與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他認為這一模式將以難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響整個世界。
更具說服力的是福山自己。日本政論雜誌《中央公論》2009年9月號以《日本要直面中國世紀》為題，刊登了福山接受該刊專訪的文章。
福山說，中國發展模式的價值內核源於延續幾千年的政治傳統，可概括為「負責任的權威體制」。這種傳統達到西方難以企及的歷史高度：一是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國家機器和軍隊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歐洲那樣由封建領主或教會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體制，官員由公正、普遍的考試製度選拔，而非西方或中東那樣由世襲和門第操縱；三是政治對人民負責，體現「民本主義」，強調當政者對人民負有道義責任，而非西方那樣在特權階層內部進行權力分配。
「近30年來，中國經濟令人驚異的快速發展體現了『中國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認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長。」福山說，「客觀事實證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並非人類歷史進化的終點。隨著中國崛起，所謂『歷史終結論』有待進一步推敲和完善。人類思想寶庫需為中國傳統留有一席之地。」
這樣看來，中國的崛起竟讓「終結」了20年的歷史重新復活了。 #Sdmg2{color:#000;border:#bababa 1px solid;margin:10px auto 0 auto}#Sdmg2 td{font-family:宋體; font-size:12px;line-height:25px}#Sdmg2 a{color:#000;text-decoration:none;}#Sdmg2 a:hover{color:#C2130E;text-decoration:underline;}#Sdmg2 a.lke6{color:#E60E0E;text-decoration:none;}#Sdmg2 a.lke6:hover{color:#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Sdmg2 .Sdtp2 td{color:#C2130E; text-align:right; padding-right:10px}#Sdmg2 .Sdtp2 a{color:#C2130E}#Sdmg2 .Sdtp2 a:hover{color:#C2130E}#Sdmg2 .Sdbd{border:#bababa 1px solid}#Sdmg2 .Sdtd td{text-align:center; vertical-align:bottom}#Sdmg2 .Sdtp td{font-size:16px;font-family:黑體;line-height:31px}#Sdmg2 .lh20 td{line-height:20px}
中國無意輸出「模式」
趙啟正在《學習時報》發表的文章題目為《中國無意輸出「模式」》。他說，有西方的評論說，21世紀會是中國的世紀或亞洲的世紀。「如果是指在21世紀，亞洲和中國經濟和文化會復興，那將是一種可能出現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紀中國會具有像當年英國式或當今美國式的霸權，或其他形式的霸權，則是錯誤的推斷。」
有的發展中國家願意參考中國改革開放的某些做法，趙啟正說，這正如中國願意參考他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某些做法一樣，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詞含有示範、樣本的含義，但是中國並無此示範之意。這個模式或案例處於現在進行時，它還在發展中。」他寫道，「中國模式」沒有普適性，正像已經高度發達的國家的模式也沒有普適性一樣。
「如『博愛』、『和平』、『民主』、『自由』顯然是有普適性的。但具體到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某一宗教，其價值觀和具體表現或結構又會有所區別，會有不同的特色，而這些特色對應著不同的國家、民族和不同的歷史時期。」趙啟正說。
趙啟正的文章帶有明顯的對外澄清的色彩。作為外交家的馬振崗對此深有同感。「還說G2吧，我為什麼反對這個提法，在許多事情上中美兩國達成協議了，影響自然比較大。但是你說中美共治，將把其他大國置於何地？大國會有意見，也不符合我們的外交傳統和理念，我們一直堅持平等的多極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與國內的民族主義匯流，「熱捧」中國的聲音將更具危險性。馬振崗說，在多種國際場合，他都被要求對《中國不高興》一書進行評價。
這本2009年出版的書是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升級版，書中擺出與美國及西方攤牌的架勢，並發出「呼喚高尚集團」「要做英雄國家」的「復興宣言」。該書一出版就被外界認為是「民族主義的集中宣洩」。一位從事國際報道的記者說，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書店、京都的書店，都看到過這本書的日譯本，而且都擺在顯眼位置。
「這種聲音的危險性在於會加重國外對中國的誤解，助長中國威脅論，打亂我們自己的步伐。」馬振崗說。
警惕改革麻木症
與趙啟正文章的對外闡釋不同，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前副校長李君如的《慎提「中國模式」》一文則更側重國內。「現在就講『模式』，既不符合事實，也很危險。」
危險何在？他寫道，一會「自我滿足，盲目樂觀」；二會轉移改革的方向，在舊體制還沒有完全變革、新體制還沒有完善定型的情況下，說我們已經形成了「中國模式」，以後就有可能把這個「模式」視為改革的對象。
鄭永年對本刊記者說，金融危機本來是中國進行改革的很好機會，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導致這個機會的流失。一方面，現在中國的經濟復甦是政府刺激的產物，由大量投資驅動。銀行的大量貸款是否會導致大規模壞賬？「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花了大力氣才把壞賬處理好，一旦這次投資導致大量壞賬的出現，無疑會出現內生型的金融危機。」
另一方面，他說，在社會保障、衛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進步並不很大。在沒有這一整套社會制度的情況下，內需很難真正旺盛起來。
「還有一點尤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產業升級的機會。金融危機導致了很多落後企業和產業的破產，這為產業升級提供了條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為了簡單地確保增長，不惜拯救那些落後產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業因為金融危機而起死回生。」他說，「從這個角度來說，金融危機拖延了中國的產業升級，正在阻礙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
2009年初，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在雜誌上撰文指出，當前出現了一種「政治體制改革麻木症」：忽然覺得政治體制改革沒那麼必要、沒那麼迫切了；忽然覺得過去的政治體制沒那麼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優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機。在一些人看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難以為繼，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失敗。中國能夠在這次危機中處於主動地位，國際社會也比較看重中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體制中沒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這似乎暗示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和評價計劃經濟和傳統社會主義。更有甚者乾脆得出結論，認為我國現行政治體制就這樣挺好，挺優越，無需改革。」王長江指出，不能給這種「麻木症」以市場，要「擯棄一切猶豫」，深化政治體制改革。
必須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脹
還有學者擔心腐敗問題，資深理論家吳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模式」被世人熱議，我們應如何回應？回答是：應當更加自警自檢，如實估量自己，謹行審思，決不可自我膨脹。
「須知我們確確實實尚處在發展之中，離發達還很遠。當此危機降臨之際，正是我們自我警惕、自我檢察之時。度過危機為當前急務。尤其腐敗盛行使『中國模式』面臨生死考驗。」他說，因而，「我們必須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過榮辱，在此一舉。」
日本《每日新聞》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題為《「捧殺」中國的權宜之計》。文章寫道，2009年7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的「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國政府不惜搬出孟子來恭維中國，這種「請務必支持美國財政」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筆鋒一轉，「美國絕不會那麼天真！據我所知，美國依賴中國的情況頂多能夠維持幾年時間。等到因過度消費積累了20多年的財政赤字問題解決，儲蓄率恢復以後，美國還會繼續恭維中國嗎？答案是『NO』。」
「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薩默斯稱『美國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車頭』，有意讓出主角的位置。然而，這只是美國捧殺中國的權宜之計。幾年後，即使中國肆意膨脹的氣球爆炸了也無所謂，到那時候，估計美國早已變得強大，不會再去理會中國怎麼樣。」
此文是日本人的經驗之談。1979年，以美國學者埃茲拉。沃格爾的書《日本名列第一》為代表，西方世界對日本的吹捧一點都不亞於今天對中國的熱捧。
「結果其後幾年內，日本泡沫經濟破滅，陷入了長期停滯。」文章接著寫道，「同樣，中國經濟也不會一帆風順。如果隨意相信美國的花言巧語，中國有可能會在亞洲製造新的泡沫經濟，到時候受影響的將不僅僅是中國一個國家，連日本也會被卷進去。」
日本人的這個提醒真是有趣。#Sdmg2{color:#000;border:#bababa 1px solid;margin:10px auto 0 auto}#Sdmg2 td{font-family:宋體; font-size:12px;line-height:25px}#Sdmg2 a{color:#000;text-decoration:none;}#Sdmg2 a:hover{color:#C2130E;text-decoration:underline;}#Sdmg2 a.lke6{color:#E60E0E;text-decoration:none;}#Sdmg2 a.lke6:hover{color:#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Sdmg2 .Sdtp2 td{color:#C2130E; text-align:right; padding-right:10px}#Sdmg2 .Sdtp2 a{color:#C2130E}#Sdmg2 .Sdtp2 a:hover{color:#C2130E}#Sdmg2 .Sdbd{border:#bababa 1px solid}#Sdmg2 .Sdtd td{text-align:center; vertical-align:bottom}#Sdmg2 .Sdtp td{font-size:16px;font-family:黑體;line-height:31px}#Sdmg2 .lh20 td{line-height:20px}還不能告別「摸著石頭過河」
——訪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政治過程也在開放，但是通過把好多問題內部化來求得解決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特約撰稿李拯 | 北京報道
「中國模式」早就形成了
《瞭望東方周刊》：現在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很多，你認為中國是否存在一種模式？
鄭永年：我覺得要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方面，你要承認中國確實有個模式，就像是蓋房子，房子蓋好了肯定有個模式。另一方面，有些人把「中國模式」看作一個非常理想的東西，這也不對。任何一個模式都有優勢，也有不足，不存在一個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西方模式也一樣。西方的民主模式、市場經濟模式，都有一個演變、改善的過程，有個進步的過程。
中國也是一樣。中國從某些方面來說，模式早就形成了。現在很多人討論的「中國模式」好像是改革開放後才有的。實際上，如果不理解改革開放之前30年，很難理解現在的模式。現在的模式只是改革開放以前模式的改進和發展。國家總體的結構還是一樣的，只是好多地方改進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模式」早就存在了。
現在的問題是，談論「中國模式」有時候顯得過分政治化了。大家更多的是從政治出發，而很少有人做客觀研究。
《瞭望東方周刊》：你關於「中國模式」的著作即將出版，你認為「中國模式」是什麼？
鄭永年：當然首先就是經濟方面。從大歷史來看，中國是混合經濟模式。世界上怎麼也找不到像中國這樣的一個經濟模式，在那麼長的歷史時期里，總有一個比較強大的國有部門，國家對關鍵的工業領域作用很大。這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經濟模式來衡量「中國模式」，似乎西方經濟模式就是中國的改革目標。但如果中國可以變成西方，那麼就沒有「中國模式」了。大家說中國是轉型經濟，就是從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從國有到私營經濟。這就沒有看到「中國模式」的本質。因為中國國有部門很強大，像西方那樣的私有化在中國不會發生。從歷史上看，私有經濟或者民營經濟在中國一直存在，但中國絕對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種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經濟學家，一說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私有化。這脫離中國的現實。中國的經濟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國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混合經濟模式才是中國經濟的常態。解決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問題只能在承認這個常態的前提下去尋找。
中國政治模式的特點在哪裡？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政治過程也在開放，但是通過把好多問題內部化來求得解決。這是兩種模式，難分優劣，每一個模式都有其優勢，也都有其劣勢。
最重要的是開放度不夠
《瞭望東方周刊》：有學者提出其實「中國模式」就是沒有模式，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見招拆招。隨著「中國模式」的提出，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可以告別「摸著石頭過河」這種路徑了？
鄭永年：我們沒有很好地理解這句話。鄧小平的改革是有目標的。目標是什麼呢？那就是「過河」啊，就是要搞市場經濟。搞市場經濟這個方向非常明確。但要怎麼樣走向市場經濟呢？這就要「摸著石頭」了，方法是「摸著石頭」，目標是「過河」。
如果改革方向不明確，各個既得利益集團之間互相爭奪，就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走，就會導致一系列的問題。
具體來講，比如我們要建立和諧社會，就要進行一系列社會改革，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這些方面都需要國家大力投入。但是看現實，為什麼在這些需要國家大力投入的領域往往就成為暴富的領域了呢？一些人利用改革的名義大力從這幾個領域賺錢，改革的結果和原先的目標是相反的。
現在是越想改革，來自體制的障礙就越大。鄧小平提倡「摸著石頭過河」，摸哪一塊石頭不重要，能過河就行。現在我們越來越不敢去摸石頭了。現在每推出一個政策，利益集團就把這個政策當作謀取私利的一個工具。
我看，「摸著石頭過河」我們現在仍然應該堅持。
《瞭望東方周刊》：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鄭永年：最重要的問題是開放度不夠。中國的成功就是因為開放。現在改革遇到的一系列困難，也就是因為不夠開放。人們都說中國是最開放的國家，這種開放是對國外和國際舞台而言。對中國內部來說，人們也可以把改革理解為一種開放，就是體制向社會群體的開放。
那些在改革開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經變成既得利益了，這些既得利益不想進一步開放了。所以必須要開放，也就是要繼續改革，這是唯一的出路。
《瞭望東方周刊》：具體來說，我們下一步應當如何繼續「摸石頭」？
鄭永年：首先要回答國有部門的邊界在哪裡的問題。國有部門要有個邊界，不能無限地發展。要讓國有和非國有兩個領域保持相對平衡的空間，容許它們互相競爭。像社會改革、社會保障、醫療保險、教育、環保等社會政策領域，政府顯然都還做得不夠。又如出口與內需方面的平衡，怎麼樣通過社會政策確立一個內需社會，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
何時才能為「中國模式」而自豪
能否基於中國傳統政治的資源，即集體主義文化傳統之上的協商政治，而發展出一套不同於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選賢與能」
文 | 楊光斌
「模式」是一個「理想類型」的概念，即把一些大致相同的東西歸為一類，把截然不同的東西歸為另一類，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有「中國模式」，就需要論證中國哪些東西是與已經存在的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
中國的經濟體制目前是一種「國民經濟體系」
認定有「中國模式」者大概受到兩個因素的鼓勵。一是相對於「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因為鼓吹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最終在金融海嘯中灰飛煙滅。但這還不是一個好的根據。
考察西方過去一個世紀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只不過是對主張國家主義的凱恩斯主義的反動。事實上，自20世紀初以來，國家的作用就越來越大，凱恩斯主義只不過是這種實踐的理論抽象。也就是說，在過去一個世紀里，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在西方國家只盛行了30年，因而不能因為新自由主義的失敗而證明自己的與眾不同。
第二，應該也是最重要的鼓勵性因素則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功。中國崛起已經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但中國經濟奇蹟靠什麼？中國經濟奇蹟是否因為走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道路？在新中國的60年里，前30年實行的是典型的「蘇聯模式」，後30年則是在探索中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就是國家導航下的市場經濟，即事實上的「國民經濟體系」。
經濟史告訴人們，自英國、美國以後的包括法國和德國這樣的「後發國家」，現代化起步越晚，國家的作用越重要。比如，不同於英國的自由放任主義，法國在現代化起步階段是國家輔導下的銀團+大企業模式；不同於法國，德國則是國家直接組織的西門子、克虜伯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大企業；和德國類似，日本、韓國等走的也是一條國家導航下的經濟結構即「發展型國家」。
對於「後發國家」的發展模式，著名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在《經濟落後的歷史透視》中提出了「落後的優勢」理論，即越是後來的落後國家，國家和制度就越重要。他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還是採用各種制度性手段的結果，而這些手段在已經實現工業化的國家則很少或者根本就沒有類似的存在。」
中國的經濟體制目前仍是一種「國民經濟體系」，中國還沒有走出歷史上被多次實踐的、在理論上已經被總結出的「落後的優勢」或「發展型國家」。
如果說中國經濟走的是一條共同性的規律，那麼中國的社會體制能否跳出既定的規律而形成自己的模式？事實上，中國目前正在學習和實踐人類既有的社會管理經驗，比如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哪個國家能在沒有好的社會保障體制的條件下實現社會和政治穩定？
競爭性選舉之外的可能性
我認為，中國能否建成自己的模式，關鍵在於根本性問題的政治領域。而即使在政治領域，我們也不能否認現代國家所共享的「人民主權」原則。無論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其指導原則都是「人民主權」(又曰「主權在民」)。承認這一點，就意味著所有的國家都需要搞民主，讓人民當家作主並讓人民滿意。
民主的形式應該是多樣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建成一套行之有效並經得起歷史檢驗的中國特有的民主模式。
目前國內外關於民主的一個共識性看法是，民主意味著「競爭性選舉」，否則就不是真正的民主。「競爭性選舉=民主」，是二戰以後西方理論家的包裝，然而，這樣的民主在很多非西方文化的國家證明是失敗的。
中國很多人在觀念上已經不排斥選舉對於民主的重要性。但是，一定要認識到，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種倫理本位的以家庭為基礎的集體主義文化。個人權利本位的競爭性選舉將為中國帶來什麼？至少在未來幾十年內，沒有人能、也沒人敢給出肯定的、清晰的答案。
既然競爭性選舉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那麼能否基於中國傳統政治的資源，即集體主義文化傳統之上的協商政治，而發展出一套不同於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選賢與能」？並在協商政治和「選賢與能」的基礎上，讓儘可能多的個人和集體參與到政治過程，讓他們表達利益訴求，並做到政治過程的公開、透明？在將來，如果中國能做到這些，人民並因此而滿意，我們才可以自豪地說：這就是中國模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政治學系主任)
(瞭望東方周刊)#Sdmg2{color:#000;border:#bababa 1px solid;margin:10px auto 0 auto}#Sdmg2 td{font-family:宋體; font-size:12px;line-height:25px}#Sdmg2 a{color:#000;text-decoration:none;}#Sdmg2 a:hover{color:#C2130E;text-decoration:underline;}#Sdmg2 a.lke6{color:#E60E0E;text-decoration:none;}#Sdmg2 a.lke6:hover{color:#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Sdmg2 .Sdtp2 td{color:#C2130E; text-align:right; padding-right:10px}#Sdmg2 .Sdtp2 a{color:#C2130E}#Sdmg2 .Sdtp2 a:hover{color:#C2130E}#Sdmg2 .Sdbd{border:#bababa 1px solid}#Sdmg2 .Sdtd td{text-align:center; vertical-align:bottom}#Sdmg2 .Sdtp td{font-size:16px;font-family:黑體;line-height:31px}#Sdmg2 .lh20 td{line-height:2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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