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最後的日子(高長虹)
魯迅情敵高長虹之死
賴晨
高長虹
《魯迅全集》中至少有100多次提到高長虹這個人，那麼高長虹是何許人？他為何把魯迅當情敵？
高長虹(1898-1954)，原名高仰愈，祖籍山西盂縣。1924年至1929年間，他先後在太原、北京、上海等地，發起並組織了「狂飆運動」，並作為魯迅倡導組織的「莽原社」的重要成員，鼎力協助魯迅編撰《莽原》。1930年至1937年間，為了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遠涉重洋到日、德、法、瑞士學習經濟學。1938年回國，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1941年11月，徒步赴延安參加了革命工作。
他在長達20餘年的文學創作生涯中發表作品上千篇，出版著作17本，約130餘萬字，他是雜文創作最多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高長虹為何把魯迅當「情敵」
1924年，高長虹到北京後，在《國風日報》副刊上編輯《狂飆》周刊，引起魯迅的關注。魯迅曾向孫伏園等人問過：長虹是何許人？還表示過：《狂飆》周刊是好的。孫伏園把這個信息告訴了高長虹，使他大受鼓舞。據魯迅
可是1925年8月，韋素園的《民報》副刊登出廣告說：「特約中國思想界之權威者魯迅……隨時為副刊撰著，實學術界大好消息也。」高長虹看了表示反感，說：「真覺『瘟臭』。試問，中國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發展……然則要權威者何用？」並說這是魯迅所戴的「紙糊的權威者的假冠」。從此，他就和魯迅疏遠了。
從1926年10月開始，高長虹大肆發表文章攻擊魯迅。11月，在《狂飆》周刊上發表愛情詩《給——— 》，把魯迅當做黑夜，把自己當做太陽，把許廣平當做月亮。謾罵魯迅：「月兒我交給他了，我交給夜去消受。夜是陰冷黑暗。」
那麼，高長虹對魯迅的態度為何在1925年8月突然間180度轉彎呢？那是因為
那麼他為何會對許廣平想入非非呢？那是因為從1925年5月到
高長虹在追求許廣平失敗後，改追冰心
1926年12月，魯迅開始反擊高長虹。他給韋素園寫信說：「是他真疑心我破壞了他的夢—— 其實我並沒有注意到他做什麼夢，何況破壞—— 因為景宋(許廣平)在京時，確是常來我寓，並替我校對、抄寫過不少稿子，這回又同車離京……長虹遂以為我帶她到了廈門了。倘這推測是真的，則長虹大約在京時，對她有過各種計劃，而不成功，因疑我從中作梗。其實我雖然也許是『黑夜』，但並沒有吞沒這『月兒』。」魯迅還給在廣州的許廣平去了一信，說：「《狂飆》上有一首詩，太陽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這才明白高長虹原來在害『單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到我這裡來的原因，他並不是為『莽原』，卻在等月亮。但對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敵對的態度，直待我到了廈門，才從背後罵得我一個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他還寫了《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新的世故》把高長虹痛快淋漓地挑落下馬，讓他顏面掃地，後來魯迅在《故事新編》的《奔月》中，寫了善射的后羿打獵回來後，遭到了徒弟逢蒙和嫦娥出賣的故事，不言而喻，故事中的忘恩負義的逢蒙和背信棄義的嫦娥就是影射高長虹，這使高長虹非常狼狽，聲譽受到影響，從此淡出文壇，開始後半生的漂泊、落寞。
雖然高、許的通信時間僅比許廣平與魯迅的通信時間晚兩個月，但許廣平與魯迅已相識了兩年多了。此外，儘管高長虹年輕有才，但他的見識、才華和魯迅不在同一層次。身為詩人的他，偏愛浪漫幻想，自認為許廣平不可能愛上比她大17歲、其貌不揚的老男人，除非受了魯迅的誘騙。所以，他對魯迅因妒生恨，終於按捺不住跳出來大罵。這種行為反倒使許廣平對他的好感蕩然無存。1925年10月，許廣平發表《風子是我的愛》，與魯迅正式確定戀愛關係。1926年8月，魯迅和許廣平一起南下，1927年10月，他們在廣州正式同居，高長虹再不可能得到許廣平的愛情了。
而現實中的高長虹在追求許廣平失敗後，改追冰心。後來韋叢蕪告訴魯迅，高長虹給冰心寫情書，已經三年了。1929年冰心結婚後，將這捆情書交給了丈夫吳文藻，吳文藻於旅行時，隨看隨拋入海中，數日而畢。當然這是後話了。
高長虹被當作「瘋子」看管起來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夕，毛澤東給高長虹發來請柬，高長虹以自己研究經濟學為由拒絕與會(據艾青回憶，他是唯一得到邀請卻沒有參加座談會的作家)。1942年，他還拒絕擔任邊區文協副主任，甚至給斯大林提過意見。從此，他明顯地被延安冷落排斥了，作品發表不了，社會活動也不叫他參加了。
1946年2月，他被調到東北，掛在哈爾濱市東北局「文協」，受東北局宣傳部部長(後任瀋陽市委書記)凱豐(何克全)直接領導，凱豐知道怎樣對付這個缺少權威保護、又無自我保護能力的「失寵」老作家，下令把他當作「瘋子」看管起來。1948年11月，東北局遷到剛解放的瀋陽，高長虹也跟著來到瀋陽。1949年，高長虹住進瀋陽最大的旅社——— 東北旅社(東北局招待所)2樓250號房。他曾給中國社科院院長郭沫若和中國文聯主席何其芳寫信，要求工作，但沒人理他。1953年，高長虹學生、詩人侯唯動在東北旅社看到高長虹被服務員訓斥，生氣地喝退服務員，望見他披肩的銀髮、襤褸的打扮，一副乞丐般落魄的樣子，不禁眼圈紅了。侯唯動去找保衛科的人，他們說高長虹是個喜歡大叫的瘋子，侯唯動當即勸他們善待高長虹。接下來，侯唯動去高長虹的房間看他，並問他為何喜歡大叫。高長虹解釋說，他在無聊時用德語朗誦歌德，用英語朗誦拜倫，別人聽不懂，就以為他在說瘋話。由此可知，高長虹苦悶至極，只是苦楚無處申訴。
當年在瀋陽東北大旅社招待科負責照料和管理高長虹的當職員工崔遠清、閆振琦、李慶祥三位老同志，共同回憶，寫了一份詳盡而生動的材料，現擇錄如下：「高長虹……享受著供給制縣團級幹部待遇，吃中灶……記得1954年春季的一天早上，二樓服務員向招待所報告，高長虹房間沒開門，人們都以為他在睡覺。到了上午九點許，閆振琦見門還未開，趕忙跳到二樓外雨搭上，登高往內眺望，才大吃一驚地發現老人趴在床邊地板上。閆設法打開房門，才得知老人已經死亡。於是老閻立即給東北局組織打電話，行政科侯科長讓閆去做當面彙報，隨後組織部派來兩名醫生一名護士，經檢查確認高長虹夜裡系突發性腦溢血死亡。」（濟南時報
尋找高長虹
陳漱渝
在閱讀《魯迅全集》過程中，經常要涉及「狂飆文人」高長虹，《魯迅日記》中，關於高長虹的記載有85處；魯迅雜文中，涉及高長虹的有十餘篇三十餘處；魯迅書信（特別是在《兩地書》）中，更有不少地方提到高長虹。但是，自1928年狂飆社解體之後，高長虹卻象彗星一樣倏忽之間消失在長空，成了謎一般的神秘人物。由於年代久遠，結識高長虹的人目前已寥若晨星，能準確說出他下落的人更是難於尋覓。因此，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就長期存在著這樣一個高長虹下落的「哥德巴赫猜想」。
如何才能揭開這個謎底呢？
1980年初，我為了搜集有關左聯五烈士殉難的資料，查閱1931年上海出版的《文藝新聞》。無意間，在該刊第三期和第九期上發現了兩則關於高長虹的消息：一則題為《狂飆的國際進出》，另一則題為《長紅在困窘中苦鬥》。據此，得知高長虹在1929年春夏之間曾經從上海東渡日本，改「長虹」為「長紅」，從事兩件工作：一、建立行動學；二、由比較語言學進而草創新國際語。當時，高長虹生活困窘，常有斷炊之虞，故寫信至上海籲請友人資助。此後的情況，《文藝新聞》上就沒有反映了。
同年3月底，我走訪了北京圖書館社參組的研究員鄭效洵先生。他當年是狂飆社最年輕的成員，17歲結識高長虹，當年已是74年的老人。據鄭老說，高長虹在日本站不住腳，又流落到了歐洲，準備研究經濟問題，但生計仍無著落，潦倒有如乞丐。幸虧有位山西同鄉閻宗臨（筆名「已燃」），先後在法國和瑞士勤工儉學，不時給高長虹一點接濟。鄭老還聽說，大約在法國期間，高長虹一度加入過共產黨組織。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高長虹經過義大利、英國到了香港，在那裡遇到了潘漢年。由潘介紹，高長虹來到武漢，參加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這時，他曾給在上海三聯書店工作的鄭老寫過一張明信片，上面只有「請速來」三個字。但由於武漢淪陷，鄭老未能赴約。此後的情況，鄭老也不大清楚。
離開鄭老家，我順道去探望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審林辰先生，談及剛才的走訪情況。林老說，高長虹離開武漢後，肯定到了重慶，因為他曾經在重慶《國民公報》副刊《星期增刊》上發現過高長虹的一篇長文：《一點回憶——關於魯迅和我》。林老還記得，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報《抗戰文藝》上，也載有高長虹的作品。循著林老提供的線索，我查閱了1938年10月下旬遷至重慶出版的《抗戰文藝》，在上面果然找到了高長虹的作品，如詩歌《新中國是一個新天下》（三卷二期）、《時代的全面》（三卷五、六期合刊），雜文《幾句話》（七卷二、三期合刊）、《如何用方言寫詩》（八卷一、二期合刊），文藝論文《論民間文藝》。可知從1938年底至1941年，高長虹的確是在重慶。他這一時期的作品思想上有了一些進步，原先「太晦澀難解」的文風也有所改變。關於高長虹在重慶的情況，沈靜在《記長虹》一文中也有所介紹，載《文友》雜誌一卷十二期。不久，林老從存書中找出了刊登高長虹《一點回憶》的那張舊報紙，並寄贈我。我便將此文轉載於我主管的《魯迅研究月刊》，王世家先生後來又將此文收進了他選編的《魯迅回憶錄》（6卷本）。
1941年冬或1942年春，高長虹離開重慶赴延安。據延安《文藝月報》報道，1941年5月至1942年8月，由丁玲同志倡議，延安文化協會創辦了一個「星期文藝學園」，以「開展文藝運動和幫助文學青年等學習與寫作」為宗旨，每星期日上課一次，學員達120餘人。延安「星期文藝學園」第二學期一開課，高長虹首先應邀作了《對文學的認識》的報告，可見1942年初高長虹確已到達延安。大約是1981年，我在太原採訪了老作家姚青苗。他回憶說，1941年秋，高長虹赴延安之前，曾在當時閻錫山的「二戰區司令部」駐地——陝西宜川縣秋林鎮停留了兩個多月。姚當時跟他同住在一個窯洞里。高長虹隨身帶了一篇長文，題為《我們為什麼還沒有勝利？》，內容是譴責國民黨政權政治腐敗，牟取私利，置國家民族存亡於不顧。當時在「民族革命通訊社」工作的一些進步人士將此文油印了七、八十份，在閻偽二戰區駐地宣講散發，揭露了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投降路線，高長虹因此為當地政府所不容。後來還是通過「民族革命通訊社」跟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取得聯繫，找了個可靠的老鄉帶路，通過敵我交錯地帶，才進入了革命聖地延安。
高長虹到延安後，跟他的親戚、延安魯迅圖書館負責人高戈武接觸過幾次。在北京我採訪了高戈武。據他回憶，高長虹曾表示，他很早以前就站在馬列主義立場上了。他很關心兒子高曙的情況，希望高曙能夠參加八路軍。他還曾到魯迅圖書館去借閱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準備寫一本《法西斯蒂》，系統揭露希特勒的暴行。他還說曾研究政治經濟學。實際上，他當時神經已經不很正常了。
對於高戈武先生提供的情況，我仍然覺得不滿足。這時，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四組的負責人牛漢先生提醒我，可以再去問問舒群。舒群青年時代曾在東北商船學校讀書，當時的校長就是我的外祖父王時澤。他參加革命後，曾在延安和東北擔任過文藝部門的領導。這樣，1981年4月22日上午，我便抱著一線希望，走訪了舒群老伯。
舒老伯熱情接待了我。他說：「你找我算是找對了。對於高長虹在延安和東北的情況，比我更了解的人大約不多了。高長虹徒步進入延安之後，經有關方面醞釀，責成延安魯藝代為照管，並給了他一個陝甘寧邊區文協副主任的名義。當時文協主任是柯仲平，高對這種安排有所不滿，因為他在狂飆社的地位比柯仲平高。高當時經常給延安《解放日報》第四版投稿，文、史、哲無不涉及，但由於缺乏馬列主義基本理論的武裝，思路不清。據我回憶，他的文章大約一篇也沒有採用。我當時曾接替丁玲擔任《解放日報》第四版的主編，出於對高的尊重，退稿時往往由我親自出面，因此跟高接觸的機會比較多。1943年年底至1944年8月，我改任魯藝文學系主任。高長虹住在魯藝北面山頭的一個窯洞里，我也住在魯藝校外的窯洞，與高的住處相距不遠。因為高由魯藝照管，所以我常去看他。在我的印象中，高長虹個子很矮，頭髮半白，身體瘦弱，有點歇斯底里，不過還保持著一點童心。他待人比較真誠，對延安『搶救運動』中出現的擴大化現象十分不滿，但運動並沒有波及過他。」
1946年初，高長虹離開延安，奔赴東北解放區，途經山西興縣，遇到了當時擔任晉綏分局宣傳部長的張稼夫同志。張稼夫同志告訴我，當時他極力勸高長虹留下，但高執意不從，說日本戰敗後，需要發展生產，東北有黃金，開採出來可以作為建設資金。他要到東北挖黃金。張稼夫同志挽留無效，就幫高長虹找了一頭牲口，送了他一點好茶葉。他們從此分手，沒有再見過面。
關於高長虹的結局，長期眾說紛紜。歸納起來大體有四種說法：1）解放初期死於瀋陽或撫順的精神病院。2）解放初期並未去世。高長虹的獨子高曙來信說，「有人在五幾年見過長虹，他當時在哈爾濱外語學院。」3）改名換姓後，在某地黨校工作。4）可能死於赴蘇途中。原松江省政府主席馮仲雲同志生前說，高長虹可能去了蘇聯。但冬天赴蘇他會凍死，因為他的身體孱弱，夏天又過不了江。以上四種說法，以第一種較為可信。還是聽舒群老伯說：1945年9月，他率領東北文藝工作團離開延安，11月2日抵達瀋陽，後轉到東北局擔任宣傳部文委副主任。1946年末，東北局遷到哈爾濱，高長虹也到了哈爾濱。他便安排高在東北局宣傳部後院的一間房裡住下，重新給高添置了衣服被褥，每月還多給高發幾塊錢津貼費。這時高神智更加不清，到幹部小食堂吃飯時常目不斜視，一聲不吭。領到津貼費，高就到舊書攤上去購買各種字典。高懂得好幾種外文，表示從此放棄文學，要編一本中國最好的字典。但這時高實際上已失去了從事腦力勞動的能力。高在東北局宣傳部住的時間相當長。1948年春，舒群離開東北局宣傳部，先後擔任東北大學、東北電影製片廠等單位的領導工作。瀋陽一解放，他第一批進駐瀋陽。1949年初的一天，高長虹忽然瘋瘋癲癲地走進了他的辦公室。這時高已由東北局安排到臨時設在瀋陽東北旅社樓上的一處精神病院療養。高要他安排工作，並說當時經濟有些困難。他勸高養好病再工作，送給高一百塊錢，又請高吃飯喝酒。喝酒時，高掉了眼淚。飯後他送高回東北旅社，這就是他跟高的最後一次會面。遺憾的是，舒老伯既不能確定高長虹去世的地點，也不能確定高長虹去世的時間和原因。
直到2005年底、2006年初，高長虹結局之謎終於破解了。這首先要感謝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高長虹的孫女高淑萍。高淑萍1947年出生，今年已 59歲，中學畢業後在山西陽泉市盂縣務農，1967年嫁到了太原小店區北格鎮梁家莊。2005年7月，她自費來到瀋陽尋覓東北旅社，但舊址已於2003年拆除，新建成了五洲商場，只有一個留守處還有人辦公。留守處了解到原東北旅社有一個職工，名叫李慶祥，住在瀋陽皇姑區華山路，已73歲。他1950年來旅社當服務員，1953年1月調入招待科，退休前曾任遼寧酒店管理學校校長。高淑萍回山西後，就跟李慶祥進行了通訊聯繫，並將這個重要線索告訴了四川樂山師範學院中文系一位高長虹研究者廖久明。廖先生隨即給李慶祥老人掛長途電話，建議他多找幾位當事人共同回憶。據李慶祥了解，東北旅社老職工還有三人，但其中有一位工友已半身不遂，無法正常活動，於是便聯繫到了其他兩位：一位叫崔運清，今年75歲，1948年11月到東北旅社工作，開始當服務員，1949年調入招待科，當時就知道高長虹其人。另一位叫閆振琦，現年74歲，1951年開始在東北旅社招待科任職。
據李、崔、閆三位老人共同回憶，高長虹逝世的這家東北旅社地處瀋陽的繁華地段——太原街商業區，佔地五千餘平方米，建築面積有兩萬四千平方米，是高層建築，共有四百間客房，原為日本人於1936年建成的奉天大酒店。瀋陽解放後由東北人民政府交際處管轄，主要接待東北局組織部的調干、出差人員，以及當時屬於社會主義陣營和友好國家的外賓。也先後住過一些作家，如草明、侯唯動等。瀋陽解放初期高長虹就住在旅社2樓205號房間，一直沒有動過。在當時服務人員的印象中，高長虹有文人氣質，特別是留一頭齊肩的花白頭髮，更加引人注目。當時住在東北旅社的幹部中有三、四人有精神病，特別是凱豐的夫人王茜，病情比較嚴重，行動有人看管。而高長虹每天都外出散步，行動不受限制，大家只覺得他沉默寡言，性格怪異，並不覺得他有什麼精神病。
關於高長虹去世的準確時間，三位老人推斷是1954年的晚春，而不可能是解放初期，也不可能是1956年，其理由是：
一是高長虹去世時，他們剛開始擦賓館的玻璃。東北天冷，冬天兩層窗戶的縫隙都要貼紙，防止透風。開春之後撕去窗紙，擦拭玻璃上的塵垢。高長虹去世，正是在晚春季節。
二是1955年，閆振琦已由東北旅社調往新成立的招待單位——遼寧飯店工作。同年開展反胡風運動，李慶祥和崔遠清老人先後受到衝擊。李因愛好文學，讀過胡風的三十萬言意見書和長詩《時間開始了》，被懷疑為胡風分子。崔被一封匿名信揭發，說他是國民黨潛伏特務，情況更加糟糕。那時天天搞運動，李和崔被安排在另外一個地點接受審查，沒有跟高長虹接觸的機會。
三是有人說1956年在遼寧省作協的食堂看見高長虹在吃飯，這可能是被誤認所致。遼寧作協在瀋陽大南門張作霖帥府舊址，跟東北旅社在兩處地方。高長虹是被安排在東北旅社吃中灶，用綠票，中、晚飯三菜一湯，屬縣團級待遇（按：師、地級吃小灶，用紅票，四菜一湯；警衛員吃大灶，用黃票，兩菜一湯；旅社員工用白票，在東北旅社新一樓吃大鍋飯）。高長虹的津貼費都存放在閆振琦處，身上無錢，一般情況下不可能去別的單位吃飯。
關於高長虹的死因，三位老人回憶的情況是：
高長虹去世那天早上，旅社服務員李懷昆報告，長期住在二樓205號房間的高長虹直到上午九點多還未開房門。閆振琦覺得情況異常，趕忙爬到二樓外的雨搭上，登高往室內看，發現高長虹趴在床邊地板上，毫不動彈。閆立即向東北局組織部作了彙報。組織上派來了一位行政科長，還有兩名醫生，一名護士。經檢驗，確認高長虹系腦溢血身亡。
高長虹的喪事是三位老人中的閆振琦根據上級指示具體操辦的。他先到瀋陽大西街替高長虹選購了一具松木棺材，又買了中山裝、前進帽、布底鞋、襪子為他人殮。依東北民俗，閉棺前還在高長虹的四肢拴了紅頭繩，臉上蓋了一條二尺長的白布。東北旅社修建組高守成師傅找來一塊厚木板，由閆振琦在上面寫了「高長虹同志之墓」七個大字，算是墓碑。閆老告訴我，當時瀋陽沒有石碑賣，一般人去世都用木板立碑。參加安葬高長虹的還有運輸班卡車司機劉邦榮，搬運工趙金生。墓地在瀋陽塔灣，當年是一片公共墓地。半個世紀以來這個地方歷經變遷，現在蓋了一群高樓，地名叫塔灣地區太平庄小區。高長虹自離開老家之後，從不跟妻兒聯繫，所以他的墓屬於無主孤墳，無人遷葬，目前自然就蕩然無存了。
就這樣，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斷續調查和不少人的協同努力，高長虹後期的人生軌跡終於呈現出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他的生卒年，也可以確定為1898年至1954年。
關於高長虹的家庭情況，我在調查過程中也多少有一些了解。高長虹的妻子容貌秀美，叫王者香，跟他同年出生，只比丈夫小兩天。1913年，高長虹剪掉辮子，王者香也跟著剪掉辮子，並且放足，所以此後她不但走路正常，而且能參加勞動。據王者香回憶，1924年9月1日，高長虹在太原發起狂飆社，系出於共產黨人高君宇的倡議，次年冬，高長虹曾回太原，尋找志同道合者，並籌措辦刊經費，但當時兵荒馬亂，父母身體又不好，小弟9歲，兒子4歲，都離不開他的妻子照顧，便隻身返回北京——這一天是1925年臘月十五。從此，高長虹跟妻兒天各一方，再未相見。高長虹的獨子叫高曙，又名高承曙，1921年2月出生，高長虹的散文集《曙》就是以他的名字作為書名。1940年，19歲的高曙開始從事教育工作，先後在盂縣、榆社等地擔任小學教員。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慘遭批鬥，直至1979年始得平反。此後曾參加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的工作，撰寫過《高長虹的家世和青少年時代》等回憶資料，為整理出版《高長虹文集》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2001年8月，高曙猝死於郊外。山西陽泉市郊區法醫鑒定所出示的證明寫的是：「2001年8月9日，河底鎮山底村牛腰灣半山坡上發現高曙的屍體，屍體衣著整齊，高度腐爛，雙小腿少量擦傷。特此證明。」看來，高曙跟他的父親一樣，也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湖南人文科技學院學報》2007年第1 期）
高長虹：不合時宜的孤獨
張偉
在延安的時候，高長虹竟要求和斯大林辯論。那是上世紀40年代，他的一本政治學著作，觀點與斯大林不一致，不能出版。
此時，他最初奔赴延安的滿腔熱情已經不復存在，追求民主、自由的熱情也逐漸淡去。延安文藝座談會舉行時，他接到請柬，卻表示自己只是「研究經濟的」，文藝只是業餘愛好，拒絕參加。在當時延安的文藝界人士中，他是唯一受到邀請而「因故未去」的人。
這是被認為「狂怪」的高長虹，留在公眾印象里的最後表演。此後，無論是文學史還是報刊上，他和他創辦的狂飆社，都不見了蹤影。
此前，作為狂飆社的創辦人和精神領袖，高長虹在文學界名噪一時。他創辦的狂飆社，與創造社一起，被認為是當時最重要的文學社團。他創辦刊物，發表文章，成為許多人仰慕的偶像。當他的第一本詩集問世時，許多人紛紛寫信表達仰慕，其中有3位女性後來成為作家，她們是許廣平、石評梅和冰心。
而這些聲望，統統被後世的記憶掩埋了。人們關於他的最多描寫，停留在他和魯迅的一場激烈衝突之上。當時，原本與魯迅關係密切的高長虹，突然與魯迅發生激烈的爭論，並公開發表文章互相指責。許多研究者認為，這場與魯迅的衝突，使高長虹隨著魯迅地位的逐漸提高而成為「全民之敵」，從而成為他被遺忘的原因。
從之前留下的隻言片語中，學者董大中力圖拼起高長虹的形象：他個子不高，白白的臉，很精幹，不愛出風頭，口才也不行，說話不利索，許多被他才氣吸引的人，「一見面，都很失望」。
這個外表普通的山西人，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多面的。他內心驕傲而狂妄，據說，他的驕傲自大「人所共知」，自己也從不否認。對朋友之外的人，他「採取一種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蔑視的態度」。不過，高長虹雖然固執，卻心腸不壞。熟悉者稱，他如果發現自己錯了，會馬上改正。
高長虹的作品雖然受到追捧，自己卻從不愛惜，他出書的主要目的是錢，之後也很少過問。不過，即使這樣，他也很少有積蓄。一生顛沛流離，四海為家，有時候睡在大街上，有時候沒有錢坐火車，只有搭乘過路貨車，自己也毫不在意。
儘管他有時幾天都吃不上飯，卻仍舊跑到圖書館查閱資料，忙著編輯字典、閱讀列寧著作、研究辨證法。與文學創作相比，他更熱衷於研究經濟、政治學，並且熱心開礦等事務，以圖對國家有所貢獻。他曾經遊歷日本、歐洲、香港等地，但最終還是抱著對革命聖地的理想，來到了延安。
在延安，儘管魯迅已經被樹立為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與魯迅發生過激烈爭吵的高長虹還是受到了很高的禮遇。他被安排單獨的伙食，不停地受邀參加各種文學座談會和詩歌朗誦活動。他的名字屢屢作為文藝界重要代表，出現在報刊和畫冊上。
這時候的高長虹，狂怪性情不改。當時的邊區政府請他擔任文協的副主任，卻被他推辭。有一次，周揚請他到魯迅藝術學院做報告，他大聲地說：「藝術就是暴動！藝術就是起義！」說完看著周揚，一句話也不說。等抗戰勝利了，毛澤東問他想到哪個解放區時，他回答說：我想去美國研究經濟。
「他沒有把自己融入這個社會。」董大中如此評價高長虹在延安的作為。他變得孤僻，整天躲在窯洞里不出來，偶爾見到人，也不打招呼，低頭而過。
在董大中看來，高長虹「是一個大孤獨者」。他既反對政治上的權威，也反對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權威，這種脈絡，從他與魯迅的爭論，延伸到他在延安的表現，而這一切，都是不合時宜的。
而這種文化性格，也是後世認為是高長虹在歷史上消失的最大原因。隨後不久，高長虹離開延安，匆忙離別家人，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只有一些零星傳說偶爾被人提起。上世紀50年代，有人在東北局宣傳部的招待所里見到了高長虹。他一個人坐在面牆的桌子邊吃飯，滿頭白髮，不言不語。(中國青年報
附錄：關於「高魯之爭」
高長虹和他的「月亮詩」
陳漱渝
高長虹是一位從20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現身於中國現代文壇的作家，一生追求進步，追求光明。尤其是他跟魯迅有一段由親密合作到反目相向的曲折經歷，更為廣大讀者所矚目。魯迅對高長虹有褒有貶，比如肯定他在編輯《莽原》周刊的過程中奔走最力，肯定他撰寫的格言式的小文似乎還可觀，肯定他早期作品中還帶著並不自滿的聲音當然，魯迅對高長虹也有批評，甚至批評得十分「刻毒」。這主要是因為魯迅認為高長虹對自己採取了先利用後打殺的態度，他退避無地，於是也採取了「拳來拳對，刀來刀擋」的態度。
俗語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高、魯衝突當然不是「家務事」，魯迅對高長虹的有些批評也並非沒有原則意義。但跟陳源與魯迅之爭、梁實秋與魯迅之爭、革命文學論爭、「兩個口號」之爭相對而言，高、魯之爭並不具有重要的社會政治意義和學術理論意義。在誘發矛盾的諸多因素中，有一時誤會，有鄉土情結，有意氣用事，有不易為外人洞察的種種人事糾葛。要條理清晰地理出矛盾產生、發展和終結的線索，並作出準確的道德判斷和價值判斷，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根據公開披露的文字資料，高長虹與魯迅的決裂是由下面幾件事情造成的。
1925年8月，陳友仁主編的北京《民報》增加了一種副刊，每天一張，韋素園編輯，該報在廣告中說：「現本報自
高長虹與魯迅的公開衝突，是在魯迅赴廈門之後發生的。其導火線，是《莽原》半月刊的編者韋素園壓下了向培良的獨幕劇《冬天》。《冬天》一劇原是《新女性》雜誌的退稿，後改投於《莽原》半月刊。向培良自認為這是他劇本中比較光明的一篇，所以他覺得劇本被壓是別有用意的。這個劇本，後來收入向培良的《沉悶的戲劇》一書。由於這場壓稿的糾葛，在北京的向培良對韋素園破口大罵起來。上海的高長虹接到向培良的來信，便在1926年10月17日出版的《狂飆周刊》上發表了《通訊》二則。在《給韋素園先生》中，高長虹用攻擊的口吻說：「莽原須不是你家的!林沖對王倫說過：你也無大量大材，做不得山寨之主！ 謹先為先生或先生等誦之。」在《給魯迅先生》中，高長虹先表白了一番自己對《莽原》的功績，而後要挾魯迅道：「你如願意說話時，我也想聽一聽你的意見。」然而，在廈門的魯迅因為不知其中的底細曲折，故保持沉默，沒有表態，於是高長虹便批評魯迅持「中立主義」，有「派別感情」，轉而把魯迅作為了主要的攻擊目標。他誹謗魯迅是「世故老人」，「倒卧在青年腳下的絆腳石」，甚至把生病也算是笑柄，年齡也當成錯誤。魯迅為他選定《心的探險》一書，這時也成了一樁罪過。他不但不顧事實地宣稱此書系由他「自作自編」，而且反誣魯迅主張去掉的幾篇是書中的成功之作。魯迅建議將這幾篇抽下，是因為對這些作品「不能領會」，以及「嫉賢妒能」。後來，他乾脆將該書從「烏合叢書」中抽出，易名為《從荒島到莽原》，改交光華書局出版。在《戲答》一詩中，他更惡毒地把魯迅影射為獨霸《莽原》的「女妖」，而把自己比喻成《莽原》的「生父」：「與她和好有一年；生了個兒子叫草原（按：影射《莽原》），滿望小草成灌木，妖精翻臉出真相，而今妖心有七竅，撫養草原把仇報，生子不必知父名，我今生子種禍根。」可見高長虹忘恩負義到了何等地步!
我們沒有聽到韋素園本人對「壓稿事件」的解釋。但即使從向培良的一面之詞中，我們也感到《冬天》未能及時刊出是不無理由的。大約在1926年8月初，《莽原》半月刊第15期即將出版，向培良寫信給韋素園，詢問《冬天》是否可登。韋素園回信表示同意，但說要等下期。向培良於是將稿子寄去。待韋素園編《莽原》半月刊第16期時，因為《冬天》篇幅長了一點，一時安排不下，於是只發表了他的另一篇作品《肉底觸》。編第17期時，韋素園原想刊登《冬天》，但魯迅離京前特別囑咐，要將另外三篇積壓時間更長的稿件（石民的《詩二首》和譯文《凡有藝術品》，以及G線的《兩封信》）排上，限予篇幅，《冬天》又未能發表。同年9月下旬，韋素園因聽說《冬天》已收入《沉悶的戲劇》一書，即將出版，便將原稿退給了向培良。（參閱培良《為什麼同魯迅鬧得這樣凶？》，見《狂飆周刊》第509 511頁。）由此可見，《冬天》沒有在《莽原》半月刊發表，是有具體原因的。事實上，從《莽原》半月刊創刊到高長虹公開進行分裂活動的這段時間中，幾乎每期都載有狂飆社成員的稿件（18期登了15篇）。如果說原莽原社內部有派別之爭，則高長虹一方的派別情緒顯然甚於對方。魯迅對於「壓稿事件」沒有表態，同樣沒有什麼可指摘非難之處。魯迅說：「這是只要有一點常識，就知道無從說起的，我並非千里眼，怎能見得這麼遠。」（《新的世故》，見《集外集拾遺補編》）
高長虹對魯迅的不滿，還與魯迅跟許廣平的愛情有關。
高長虹問世的作品有千餘篇，總計100萬餘字，共分為17個集子出版；其中詩集有《精神與愛的女神》、《閃光》、《獻給自然的女兒》、《給》等，加上集外佚詩，大約近400首。然而可悲的是，這將近400首詩作中，留存在大多數讀者記憶中的可能只有一首《給》（也被人稱之為「月亮詩」）：「我在天涯行走，月兒向我點首，我是白日的兒子，月兒呵，請你住口。我在天涯行走，夜做了我的門徒，月兒我交給他了，我交給夜去消受。夜是陰冷黑暗，月兒逃出在白天，只剩著今日的形骸，失卻了當年的風光。我在天涯行走，太陽是我的朋友，月兒我交給他了，帶她向夜歸去。夜是陰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陽。太陽丟開他走了，從此再未相見。我在天涯行走，月兒又向我點首，我是白日的兒子，月兒呵，請你住口。」
在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文中，對這首詩是這樣注釋的：「《給 》短詩，高長虹作，載《狂飈》周刊第7期（1926年11月26日）。詩中，他自比太陽，以月亮喻許廣平，以黑暗影射魯迅。」後來，有人撰文著書，嚴詞譴責注釋者為高長虹製造了冤案。批評者的具體意見並非沒有可取之處，但將責任歸咎為注釋者卻有失公正，因為注釋者的意見是來自魯迅本人的書信。1927年1月11日，魯迅在致許廣平的原信中是這樣寫的：「那流言，最初是韋漱園通知我的，說是沉鍾社中人所說，《狂飈》上有一首詩，太陽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今天打聽川島，才知此種流言早已有之，傳播的是品青，伏園，衣萍，小峰，二太太 」魯迅聽到上述「流言」之後，一度懷疑這是別人神經過敏的推測，「因為長虹痛哭流涕的做《給 》的詩，似乎已經很久了」；也曾懷疑這是《狂飆》社中人故意附會宣傳，作為攻擊他的別一方式，但最終卻對這種「流言」深信不疑，並由此激化了他跟高長虹的矛盾，由對高長虹的隱忍退讓一變而為「拳來拳對，刀來刀擋」。1932年底，魯迅決定將他跟許廣平的通信編為《兩地書》交青光書局公開出版，並在出版之前對原信作了認真的增刪潤飾。在這封信中，魯迅除開作了相當多的改動之外，還在「我是夜，月是她」之後加了一段重要的話：「他（按：指韋漱園）還問我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點詳細。我這才明白長虹原來在害單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這裡來的原因，他並不是為《莽原》，卻在等月亮。但對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敵對的態度，直待我到了廈門，才從背後罵得我一個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則當然要有月亮的，還要做什麼詩，也低能得很。那時就做了一篇小說（按：指《奔月》，收入《故事新編》），和他開了一些小玩笑，寄到未名社裡去了。」
這首《月亮詩》是否真是高長虹暗戀許廣平、攻擊魯迅的文字憑證呢？今天看來難說得很。傳話者韋漱園並非知情人，他通知魯迅的情況得之於沉鍾社；而據沉鍾社成員馮至說，他們提供的情況也是輾轉聽來的，猜想的成分多於事實，所以韋漱園才會問魯迅「這事可是真的」。自古以來「詩無達詁」。「沉鍾社中人」固然可以這樣理解，但其他讀者也可以根據此詩的意象作出其他的詮釋和理解。依憑什麼一定要把「月亮」坐實為許廣平，把「夜」坐實為魯迅，把「太陽」坐實為高長虹呢？
許廣平跟高長虹究竟有沒有特殊關係？我們從許廣平存留的文字中找不到任何蛛絲馬跡。1925年4月25日許廣平致魯迅的信中，曾說刊登於《莽原》第1期的《棉袍里的世界》一文中頗有魯迅的作風在內，但不知署名「長虹」的這位作者是否就是魯迅。魯迅在4月28日的複信中明確答覆：「長虹確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認識的，意見也有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義者。」由上述通信可知，許廣平原本對高長虹毫不了解，只是對他的作品有一定的興趣和肯定。同年6月17日，許廣平致魯迅信的原件中還有一段談高長虹的文字：「長虹君的《精神與愛的女神》，草草看了一遍，篇首的精神的宣言，其前半多可見，以後即遜色了，其餘的詩，我不懂得好處在哪裡，別人也是這樣。」魯迅對此未予呼應。此信編入《兩地書》時，魯迅又刪掉了前文所引的這段話。而根據高長虹的回憶，他跟許廣平的關係也十分單純：「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魯迅那裡，他正在編輯《莽原》，從抽屜里拿出一篇稿子（按：指《亂七八糟》，署名「非心」，系許廣平的筆名）來給我看，問我寫得怎樣，可不可修改發表。《莽原》的編輯責任是完全由魯迅擔負的，不過他時常把外面投來的稿子先給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覺得寫得很好，贊成發表出去。他說作者是女師大的學生。我們都說，女子能有這樣大膽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後還繼續寫稿子來（指《懷疑》、《酒癮》、《內幕之一部》、《一死一生》、《過時的話》、《反抗下去》、《力的缺乏》），此人就是景宋（按：即許廣平）。我那時有一本詩集（按：指《精神與愛的女神》），是同《狂飆周刊》一時出版的。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郵票，是買這本詩集的，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們就通起信來，前後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並沒有見面，那時我彷彿覺得魯迅與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為女師大的風潮，常有女學生到魯迅那裡。後來我在魯迅那裡同景宋見過一次面（按：似應為1925年8月14日），可是並沒有談話，此後連通信也間斷了。以後人們所傳說的什麼什麼，事實的經過卻只是這樣的簡單，景宋所留給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一副長大的身材。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記憶中的，是她說她的性格很矛盾，彷彿中山先生那樣的性格。」（《一點回憶：關於魯迅和我》）綜上可知，在許廣平和高長虹之間，並沒有發生任何可以跟「月亮詩」相對應的事情。
1999年9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友人董大中先生撰寫的《魯迅與高長虹》一書，首次指出高長虹跟魯迅爭奪許廣平完全是捕風捉影。書中用大量史實證明，高長虹相思的對象其實是石評梅。董大中還以高長虹小說《遊離》為證，說明高長虹的確用月亮象徵過評梅。除此之外，高長虹的小說《革命的心》和書信體小說《曙》也曾以石評梅為原型。董大中的結論是，高長虹的月亮詩只是一首「廣義的戀愛詩」，詩中並沒有具體的戀情，決不是一首攻擊魯迅的詩作。我反覆研讀了董大中的論著和高長虹、石評梅的相關史料，感到他的觀點是站得住腳的，很有新意。
從《月亮詩》看魯迅與高長虹的衝突
朱金濤(新加坡)
魯迅與高長虹的衝突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歷史公案，在當時的文壇曾引起轟動。高長虹原是一位風頭很健的青年作家，一度幫助魯迅編輯《莽原周刊》。他對魯迅表示過尊敬和擁戴，寫文章稱魯迅是中國思想界的先驅者，魯迅對高長虹亦備加愛護，帶病替高長虹校稿甚至因而咯血，親自為其《心的探險》一書設計封面和插圖。可是曾幾何時，高長虹搖身一變成了反對魯迅的急先鋒，批評魯迅的《吶喊》和《野草》一味寫社會的黑暗面，充滿厭世思想，批評魯迅口是心非，氣量狹窄，批評魯迅在世界語學校和學生閑扯什麼孫悟空主義，豬八戒主義，梅蘭芳到底美不美，好像在雞蛋裡挑骨頭，貶低魯迅的作品和人格。高長虹這麼對著魯迅干，圖的是什麼？這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魯迅和高長虹的衝突，本來早已有定論。董大中《魯迅與高長虹》一書想為高長虹翻案，他大概是出於愛才的關係，從多方面替高長虹辯解。我不敢苟同董大中先生所說「流言而被當成事實，高長虹不僅被當成『攻擊魯迅的急先鋒』，而且被當成跟魯迅『爭風吃醋』，『破壞魯迅和許廣平愛情』的一個壞人。從而鑄成中國文壇的一件大錯案、大奇案、大冤案」的看法，現在把我的意見說出來。
《魯迅與高長虹》搜集的有關魯高兩人衝突的資料相當豐富。書後附錄的那篇《高長虹魯迅論爭大事記》，作者把《魯迅日記》中有關狂飈社成員、安徽作家群和許廣平的記載都摘錄出來，讓人先有個基本的認識。他同時把魯迅、高長虹、豈明、向培良有關論爭的文章都印出來，方便讀者參閱。董大中在書中多處流露出對高長虹和狂飈社在文壇消失而感到惋惜和遺憾的感情。他想方設法替高長虹辯解，尤其是《月亮詩》那件事，居然說是別人嫁禍於高長虹，高是清白無辜的。他認為魯迅和高長虹的衝突，我們必須把兩個作家群的矛盾聯繫起來看。後者是根，前者是梢；後者是里，前者是表。如果沒有「退稿事件」一切都不會發生。董大中先生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魯迅和高長虹之間早已有一些矛盾存在。不是魯迅對高長虹有什麼不滿，而是他們發生衝突有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董大中先生不應該對《莽原》半月刊編輯韋素園有那麼深的偏見。
高長虹的詩集《給一一》有40首詩，《月亮詩》是其中的第28首，1926年11月21日發表在上海《狂飈》周刊第7期。當時社會上傳言高長虹把許廣平比作月亮，夜是魯迅，太陽是他自己。沸沸揚揚成了當時文壇的頭條新聞。作者述說自己浪跡天涯時，月兒對他有愛慕之意，可是為了某種原因，他把月兒讓給了夜。夜是陰冷黑暗的，月兒跟了他，變得憔悴不堪，失去她往日的光采。夜不但沒感激他把月兒讓出，反而嫉妒他，從此不再往來。後來月兒想向他傾訴苦衷，他叫她住口，不願意聽她再說些什麼了！
在高長虹看來，追求許廣平這位與他同年同月同日生，從舊社會解放出來的新女性易如反掌，似乎是上天的巧妙安排。她曾經慕他的名，主動寫信給他，知道他很能寫文章。他風華正茂而魯迅已經是個老人了，是他放棄追求許廣平，不是她不愛他，是他成全了魯迅。
高長虹接著在《狂飈》周刊第9期上說:「在戀愛上我雖然嫉妒過人，然而其實我倒讓步過人。」在第10期上又發表文章說:「我對於魯迅先生曾貢獻過最大的讓步，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這些話說得太露骨了，意思十分清楚，可以作《月亮詩》的註腳。
高長虹這首廣為傳閱的《月亮詩》的內容明白如話，詩意淺顯，難怪發表後，傳言馬上散播開來。
董大中說《魯迅全集》的注釋者把那首《月亮詩》從《給一一》的整個系統中割裂開來獨立作解。《魯迅全集》的注釋者這麼做，完全是實事求是。高長虹《給一一》這個詩集有40首詩，有好幾個女主人公，現在知道的有高長虹鄉下的元配妻子，工廠姑娘，石評梅，認識或不認識的女人，心中暗戀的女性，和虛擬幻想的女子。高長虹的情詩可分為兩類:一種是整首詩有明確的描寫對象，一種是沒有固定的模特兒，「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拼湊起來的。高長虹在《給一一》的序言中說自己詩中有幾個女主人，不願意把她們說出來，徒使她們傷感。而被宣布出來的一個，約莫五十歲年紀，頭髮像蒲公英的花朵，這個人在北京的東城，東安市場一帶你經常可以看到。高長虹寫了《月亮詩》的意圖是很明顯的，起初怕別人不知道，過後又怕被人知道，因此序言中，吐吐吞吞，躲躲閃閃地說了這些莫名其妙的話。
董大中說他在1979年夏天約高沐鴻為《汾水》(今《山西文學》)寫建國30周年紀念文章時，順便問高魯衝突是怎麼一回事。高沐鴻說當時他不在上海，後來聽說是因為許廣平，其實高的詩是給山西的才女石評梅。董大中和張謙訪問張稼夫問起同樣的問題，張稼夫說高長虹當時寫了兩本詩，一本給X，一本給石評梅。張磐石也有類似的說法。董大中書中沒說X是誰，只是一直說和許廣平無關。
高沐鴻、張磐石都是狂飈社的成員，他們替高長虹隱瞞某些事情也不足為奇。我們從這些人的談話中知道高長虹慣用情詩來獵取女性的芳心，同時向兩人甚至數人進行他的愛情攻勢。高長虹渴望得到異性的愛情近乎不尋常的病態，張恆壽在《回憶高長虹》中說:「石評梅的父親石銘很欣賞高長虹的文才，有意招這個同鄉青年為婿。」可是女兒已經和高君宇相愛，這事高長虹是知道的。他寫了許多詩給石評梅，但他心中絕對不是只有石評梅一人而已。這位自稱「少數思想最進步的青年文學家」曾經說婦女解放的唯一途徑是雜交。高長虹把婦女解放這個嚴肅的課題與訴求居然和性排在一起，由此可見他對性的超重視，同時也足以印證魯迅所說的「此人思想混亂」，豈止混亂而已。
魯迅為了躲避軍閥的迫害，只好暫時遷地為良，接受廈門大學的聘書，準備和回廣州母校擔任中學教員的許廣平同乘火車離京南下。他們抵達天津後，許廣平往她堂嫂家，魯迅住在中國旅店。到了上海，許廣平住她叔叔許炳璈家，魯迅住滬寧旅館，後來搬去孟淵旅社。雖然如此，那些說他們雙棲雙宿的流言早已傳開，好幾種流言爭相出爐。流言對魯迅來說是敵人慣用的伎倆，傷不了他。高長虹和章錫琛到旅店去拜會魯迅時，看見許廣平和魯迅在一起，原來的傳言對高長虹來說已經證明是事實，已經無法挽回，於是在1926年11月21日發表《月亮詩》再造流言，都有可能。
高長虹之所以和魯迅發生衝突，用句俗話來說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高長虹追求許廣平而許廣平卻嫁給魯迅，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心中早已忿忿不平。後來因為魯迅接近韋素園、台靜農等安徽作家群，讓他們編輯《莽原》，韋又不用向培良、高歌的稿件，埋下高長虹對魯迅的深仇大恨。(《文學報》
我看高魯衝突
董大中
「高魯衝突」是怎麼一回事? 八十年前，1926年秋冬，魯迅離開北京開始在南方生活和戰鬥的時候，著名文學團體狂飆社盟主高長虹等人，跟魯迅發生了一場衝突。魯迅一生，跟許多人發生過論爭，五四時期是跟復古派，女師大風潮中是跟陳西瀅等人。「高魯衝突」是第三次比較大的論爭，同時周作人也參加進來，形成周氏兄弟跟高長虹大戰的態勢。雙方先後發表文章數十篇，加上談其他事時順便諷刺、挖苦一下的，約有一百二三十篇。論爭之激烈，高長虹言辭之刻薄和魯迅對高長虹評價前後之不同，都是少見的。
「高魯衝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是「退稿事件」，二是對「思想界之權威者」的認知分歧，三是高長虹是否跟魯迅「爭奪許廣平」，即所謂「月亮詩」問題。狂飆社是五四以來第二大文學社團，成員總數在七十人左右。其中許多人在文學上和戲劇上做出過很大貢獻，有的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狂飆社成員除個別人以外，後來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狂飆社解體原因之一，也是因為高歌等人參加了黨的地下活動，無心再搞狂飆運動，弄得高長虹孤掌難鳴。1941年秋天高長虹徒步數千里奔赴延安參加革命，當時在延安的原狂飆社成員約有十人。由於高長虹被說成「反對魯迅的急先鋒」和「壞青年的典型」，從上世紀50年代起，高長虹和整個狂飆社就從現代文學語境中徹底消失了，他們的書沒有出版，文學史著作避而不談，連高長虹本人的下落也成了謎。當然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但不能不說，跟發生在八十年前的那場衝突密切相關。
大約從上世紀80年代起，開始有人談論高長虹和狂飆社。最初集中在跟魯迅有關的史實梳理上，對「高魯衝突」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仍然很少涉及。過去人們都是根據魯迅著作和《魯迅全集》的注釋談論「高魯衝突」的，這自然不夠妥當。1990年初三卷本的《高長虹文集》出版，使人們得見另一當事人的說法，才眼界大開。
「高魯衝突」，一言以蔽之，是由韋素園「退稿」引起的。韋素園為什麼要「退稿」?用魯迅的話說，是因為他們「互相嫉妒」。「他們」者，高長虹等狂飆社作家群和韋素園、韋叢蕪、李霽野、台靜農等安徽霍邱四作家也。1925年4月《莽原》周刊問世，狂飆社的高長虹和向培良參加了籌劃時的「五人吃酒」，高長虹又是幫助魯迅編這個刊物「奔走最力」者。
後來魯迅南下，《莽原》半月刊交由韋素園編輯。韋素園把向培良和高歌兩人的稿子「退」了回去，引起高長虹不滿，於是興起問罪之師。構成衝突的另兩個問題也出自韋素園。發表「思想界之權威者」廣告的是他，向魯迅通報「狂飆上有一首詩，太陽是自比，月是她，我是夜」的「流言」的，還是他。高長虹等人放過了韋素園等人，而把魯迅作為靶子，以致變成「高魯衝突」。
多年來，我堅持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在把能夠找到的材料做了全盤考量和辯證分析以後，認為高長虹攻擊和謾罵魯迅是十分錯誤的，但這場衝突的發生，卻不能主要歸罪於高長虹。在「退稿事件」上，他是無辜的；在「思想界之權威者」問題上，高長虹的意見符合五四精神，魯迅也沒有錯，同樣他是無辜的；在「許廣平之爭」上，高長虹有很大的冤屈。高長虹被人們罵得最多、其人格被指責最烈的，恰恰是這個問題。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那純粹是一樁冤案，是由『傳說』、『流言』(均魯迅語)所引起的『桃色新聞』，應該徹底推倒。」我這樣說，當然有充足的理由，不是臆測。對我所做的一點辯護，有好心人提出「『矯枉』不可過正」的勸告，又說：「我不明白，這冤案，究竟是魯迅冤枉了長虹，還是長虹冤枉了魯迅?人們只知道，『以其好喝醋也』一語，就出在高長虹的《走到出版界》中。」其實，那是由「傳說」、「流言」引起的，既不是「魯迅冤枉了長虹」，也不是「長虹冤枉了魯迅」。魯迅說：「『流言』本是畜類的，鬼蜮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可是我們卻聽信了「流言」，把「流言」當做真實的故事。至於「以其好喝醋也」，原出於周作人，高長虹只是引用，並且其含義跟男女間的爭風吃醋並不相同。
在對待高長虹上，我們應該全面地、歷史地看。固然，在衝突發生以後，魯迅進行了反擊，在聽到韋素園傳來的「流言」後，寫了《奔月》這篇小說，「和他開了一些小玩笑」。可是在魯迅進行過兩次調查以後，看法就變了。在為《(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所作《序》中，更是破例對沒有小說入選的高長虹做了大段的議論和評價，實際帶有為高長虹「平反」的意思。魯迅的那些話，比我說「有一點道理」強過幾十幾百倍，要說「矯枉」的話，這才有點像，只是算不算「過正」，「正」在何方，仍要由我們來研究。
「高魯衝突」是現代文學史上一大公案，它的發生跟魯迅無關。其後高長虹和整個狂飆社被壓在陰山之下，也跟魯迅無關，不應該由魯迅負責，相反，倒是跟我們搞文學研究的人缺少實事求是精神有關。現在不是急於下結論的時候，不要急於說你是我非，也不宜衡量「正」多少「偏」多少，最主要的是弄清事實真相。不弄清事實真相，一味把過去多年的偏見當標準，怎麼能行呢?狂人有名言：「從來如此，便對么?」這其實是魯迅向我們提出的警示，應當牢記。
高長虹之名是「罵」出來的嗎? 有一種說法：高長虹之名，是罵魯迅罵出來的。以致一些名家在指責小人物時，有時競把高長虹拉出來，說你小子可不要像高長虹那樣，靠「罵名人」而成名。這不符合事實，因為高長虹在「罵」魯迅之前已經成名，而在「罵」過之後反而從文壇上消失。
歷史有兩種，一種是歷史創造者寫出來的，一種是他人寫出來的。前者是真實的歷史，卻往往只能存在於歷史之中，不能形成文本。後者是寫歷史者心目中的歷史，不是真實的歷史。現在的高長虹，屬於後者。他的歷史真面目早被歪曲了，後來人不去從頭研究，卻把被歪曲的歷史接受下來，又在那個「基礎上」加以任意發揮，結果距離真面目愈益遙遠。
事實是： 高長虹於
兩人見面之後，高長虹成了魯迅的座上客，魯迅待之不薄。
在同一時間裡，高長虹除幫魯迅編《莽原》周刊「奔走最力」外，還和他的狂飆朋友們，編輯出版了一種《狂飆不定期刊》，一種至少出版二十四期的《弦上》周刊，而在「罵」之同日，另一種《狂飆》周刊在上海業已籌備就緒，一併面世。
高長虹南下之前，已出版《精神與愛的女神》《閃光》《心的探險》三本書。其中《精神與愛的女神》出版後，大受青年讀者歡迎，高長虹收到很多來信；《心的探險》是由魯迅編選並設計封面的，《莽原》所載出版預告介紹說：「《心的探險》，長虹的作品，文字是短峭的，含義是精刻的，精神是對於現社會的反抗。此集為魯迅所選定。都是作者的代表作品，其特色尤為顯著。」另有一篇《(烏合叢書)和(未名叢刊)提要》，介紹《心的探險》，說：「長虹的散文及詩集。將他的以虛無為實有，而又反抗這實有的精悍苦痛的戰叫，儘管地吐露著。魯迅選並畫封面。」這段話很可能出自魯迅，但絕對不是高長虹所寫，因為高早巳到了上海，以致連校對都顧不上。
除《莽原》所刊和以上三本書所收作品，高長虹從1919年起，在《小說月報》《晨報副刊》等十幾種報刊發表散文、詩歌、小說、批評、論文等合計一百多篇，後來出版的《遊離》《實生活》兩本小說集和散文詩《草書紀年》的全部，散文與詩的合集《光與熱》、詩集《給——》的大部，批評《走到出版界》的少部，都寫於這一時期。《草書紀年》出版後，立即被譯成日、俄、世界語三種文字，高還被外國人稱為「東方惟一詩人」或「天才」。
1925年魯迅著手編《烏合叢書》，收許欽文《故鄉》為第二種。許欽文是魯迅紹興老鄉，許的妹妹許羨蘇是魯迅母親的好幫手，常住魯迅家，許的寫作才能是魯迅發現的，許這本書出版用了魯迅《吶喊》的版稅，無論從哪方面說，給許這本書作序的都應該是魯迅，但魯迅卻要高長虹作，並要高把這本書重編一下。1925年8月最早說起，1926年4月出版前夕，又一次向高提出要求，高這才應命。為人作序，要有一定「知名度」才「不辱使命」。魯迅要高長虹給許欽文的書作序，不僅僅是兩人親密關係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在魯迅看來，高長虹的文學成就已使他具有這個資格。
魯迅一生，要年輕人為他人作序，這是惟一的一次。
狂飆社最初由一批山西文學青年組成，高長虹打入北京後，立即吸引來許多外地青年作家加入，成為一個全國性的社團。向培良、呂蘊儒、尚鉞、鄭效淘、常燕生、黃鵬基、王魯彥等，都是在北京版《狂飆》周刊時代就追隨高長虹的，隨後有著名哲學家、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張申府和柯仲平等人加入。加上原來的高歌、高沐鴻、段復生(沸聲)等人，骨幹成員有十幾人，普通成員三四十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僅次於文學研究會的第二大文學社團，幾乎等於語絲社、未名社、沉鍾社等幾個文學社團人數的總和。到後來更有發展。
以上舉出幾點，都在「罵」之前。僅就這些事實說，怎麼能得出高在「罵」魯迅之前還是一個無名小卒，他要靠「罵」才成名的結論呢? 那麼，為什麼高長虹的作品流傳不開來? 首先應該認識到，好作品不一定是名作品，名作品並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其間存在著複雜的因果關係和矛盾關係，如果以為某人的作品流傳不廣就不是好作品，或者相反，以為哪本書「暢銷」哪本就是好作品，那就顯得太簡單了。
高長虹先後寫過一百三十多萬字的作品，跟所有大作家一樣，也有平庸之作，但基本上是好的，而像《心的探險》那樣被稱為「精刻」的「代表作品」，將近三分之一。以詩和散文的成就為高，批評、小說、劇本次之。《離魂曲》是被學者稱為「承屈原之精神，鑄現代之忠魂」的一首詩，至遲作於1924年。它用《離騷》體，卻不拘泥舊形式，加上了自己的創造。它立意高遠，意象運用熟練，含義深沉。內「吾有幻夢之靈吻兮，／吾有雄武之偉干；／朝飲巴黎之佳釀兮，／夕以柏林作戰場。」「吾將濺血成洪流兮，／同眾魔而永沉；／吾將橫屍作虹橋兮，／渡生民於樂欣。」表現一個現代屈原心繫大眾、視死如歸情景，有真意，有氣魄，感人至深。
《給——》和《獻給自然的女兒》是兩部獻在愛情女神祭壇上的頌歌，作者稱為「戀愛的華嚴」。兩書中都有廣闊的境界、奇妙的構思、豐富而多彩的意象。《給——》中尤多現代派象徵手法，是我國現代文學中象徵主義運用最充分、最有力的一部。對愛情女神、生命女神等的讚美，既含蓄蘊藉，又低沉婉轉。詩中不乏優美句子，如「你的那一滴眼淚，／當我走的時候，／躍動在你眼裡的，／我已經取了出來，／藏在我的心裡。」將離別之情寫得多麼形象生動。《獻給自然的女兒》氣派宏大，如大河奔流。特別是第1首，一千餘行，在一天之內一揮而就，真有「詩自然地流動，／我自然地抄寫」之概。開頭「一個大圓，／無邊，卻有限。／既已無邊，／何必又有限?／／我立在地球的一點，／雖只是一點，／而也無邊，／而也有限」，給人以居高臨下、放眼全球之感。此詩之流暢、精練、大氣磅礴，是除《女神》以外無人能比的。
再看散文。《本刊宣言》開篇對時代和社會的描寫具有極大的概括性：「黑沉沉的暗夜，一切都睡熟了，死一般的，沒有一點聲音，一個動作，閑寂無聊的長夜呵。」然後發出呼號：「——時候到了，期待已經夠了。——是呵，我們要起來了。我們呼喚著，使一切不安於期待的人們也起來吧。」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全文引用了這篇《宣言》，並說它並不自滿。精練而富哲理的，應屬《讚美和攻擊》。文中的辯證觀點使它具有永恆的邏輯力量，20世紀80年代初即被選入一本現代傑出散文集中(共選入高長虹三篇)。文字優美而著重抒情的，應屬《幻想與做夢》《創傷》《土儀》幾組(每組都有十多篇)和《綿袍里的世界》《幔子下的人們》等篇。高長虹是寫夢最多的一位現代作家，無論詩還是散文，他經常寫到夢，多姿多彩，虛無縹緲，含不盡之意。在《莽原》周刊連載之《弦上》，從自身轉向客觀現實，戰鬥性強。《論三月十八》說：「一千副輓聯，抵不住無名者一剎那的真的覺悟與決心。一千行眼淚，抵不住血的一滴的跳動。慘殺不是有力的反動，無足驚，無可畏，那只是死屍的返照的回光。重要的是，有沒有新生的力也在動顫?」憤慨之情，溢於言表；正義之聲，今日讀來。仍覺言猶在耳。
把高長虹的這些作品跟同時代的一些名家的作品相比較，你會感到，它們是並不怎麼遜色的，可是為什麼它們不大為人所知呢?我以為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作品發表之後未能得到及時的評介，而這又跟高長虹本人的驕傲自大有關；二是他跟魯迅的衝突，到40年代後期被極「左」思潮拉到「敵我鬥爭」的高度，從而被徹底封殺。
文藝作品價值的認定，不是一個數學算式問題，也不存在必然性，而是既靠作品本身，也靠許多相關的因素。近年有許多作品是靠「炒作」才為人所知，足可說明「功夫在詩外」。就高長虹說，他的性格決定了他只能生活在一個小圈子裡。這人有一點才氣，卻也難掩狂妄之態。魯迅在《隨感錄三十八》中把「自大」分為「個人的自大」和「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兩類，說「『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這種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嫉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即是說，這種人幾乎無不跟「國民」相敵對，國民不僅不擁護、不理解，還常常討厭、憎惡，視鬼神而遠之。高長虹正是這樣一個「個人的自大」者。除了狂飆朋友，其他人對他難免採取一種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蔑視的態度。他的作品發表，有人首先猜測是在罵誰，誰還顧及作評呢?作品發表之後的社會反響，對一部作品價值的認定起重要作用，某種程度上起決定作用。高長虹的作品由於不能得到文學界普遍的首肯，它的價值便大打折扣。好作品流傳不開，不能成為名作品，久而久之，就湮沒在文學的大海里了。
還要看到，高長虹是個興趣不斷轉移的人，今天搞這個，明天又搞那個。從事文學活動不多日子，他就急於研究行為主義，接著又想研究經濟學，又想編字典。到國外，先研究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到德國後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他自己對他在文學上的地位，從不考慮，出書，首先著眼於錢，著眼於「稻粱謀」。在離開文學隊伍之後，他自己從未想到把以前的書重新出版，別的人更不會想到這一點。這樣，再好的瑰寶都只能塵封在舊書爛紙之間。
高長虹徹底被從文學隊伍清除出去的，是在他「參加革命」以後。高長虹在延安的沉沒，另有原因。且說文學界和學術界的人們，對高長虹「參加革命」不久就「息影文壇」這一現象不明就裡，誤以為高長虹跟魯迅發生衝突被中央定性，所以到全國解放以後，高開始被說成「攻擊魯迅的壞人」、「反對魯迅的急先鋒」而遭到鞭笞。魯迅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如泰山壓頂，高長虹當年歇斯底里地謾罵魯迅，自然不能得到人們的寬容和理解。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的兒子還因此被打成右派。在如此情況下，他只有扮演反派角色，他的那些書、那些作品怎麼能夠出版呢? 進入新時期，許多原來被塵封的作家，如沈從文、周作人、張愛玲、林語堂等，都已得到實際上的「平反」，紅了起來，作品印了一版又一版，「全集」、「文集」出了一種又一種，而高長虹仍然處在沉寂之中，他的真價值仍不能得到文學界的公認，則是以上兩個原因共同發生作用的結果。由於在延安沉沒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他跟魯迅的衝突也沒有得到澄清，人們依然認為他是反對魯迅的，不原諒他。高長虹跟魯迅的衝突，在一些人看來，屬於「人品問題」，因此，即使這一冤假錯案得到徹底平反，可以想像，他那「個人的自大」等等依然會使他作為「國民之敵」，成為孤家寡人。中國文化是容不得「個人的自大」的人為廣大群眾所喜歡的。這是高長虹的悲劇，也是中國文化的悲劇。（董大中《魯迅與高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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