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德海：「中國式民主」的好壞要由民主來檢驗(2)

　　事實上，從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社會遇到的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所謂「全盤照搬」的問題，而是對民主的要素和原則普遍缺乏深刻的認識，是人民的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從袁世凱、黎元洪到國民黨反動派，雖然他們的旗幟上寫著「民主」，但他們不但自己不講民主，而且不允許人民講民主，最終被人民所推翻。袁偉時教授很深刻地概括過國民黨反動統治坍塌的政治原因：「拋棄民主，以國情特殊、國民素質低下為借口建立了一個專制統治的全能政權。」[7]　　新中國建立後，國家領導人在政治上採取了一邊倒，但蘇東劇變後的大量解密文件證明，蘇聯式民主不但不民主，而且鑄造了人類歷史上遏制和反對民主的極端形式。大量材料證明：「上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蠻橫地動用政治權力發動集體化運動，導致至少1000萬農民和300萬兒童直接死於饑荒；僅1934年，1700萬匹以上的馬、7000萬頭牛、2600萬頭豬以及14600萬隻羊中的三分之二都死亡了。這還不算，列寧最後一次出席的黨代會，27名中央委員中的20名被槍殺了；列寧去世後的第一次黨代會的7名政治局委員，除斯大林本人外，其餘全部被殺；以列寧為主席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15名人民委員中，除列寧、斯維爾德洛夫等5人因病過世外，其餘9名全部被槍殺……」[8]從根本上說，蘇聯崩潰的原因正是民主出了問題。我們改革開放到今天，蘇聯模式中的某些反民主的因素，正是我們今天需要認真反思和清理的東西，因為正是這些東西，今天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製造著腐敗，遏制著我國社會的民主進程，破壞我們社會的和諧！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獲得很大發展，但35年來的民主法治建設，在法治和民主建設之間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兩極分化」：一方面，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人民的民主意識普遍增強；另一方面，我國民主還停留在基層，民主的內容包括民主的要素、原則等還有不少爭議，民主的形式缺乏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和人民的民主權利在許多方面還需要落實。中國民主法治建設最大的障礙，不是「全盤照搬」，而是民主的要素和原則特別是基本理念和制度的欠缺，是人民正當的民主權利如何保障和維護的問題，是如何讓人民更好地參與社會公共生活，行使民主權利的問題。　　比如，我們至今把官員稱為「父母官」，這不是一種習慣的心態問題，而是人民當家作主和官員作為人民的公僕這樣一種民主法治的結構還有待於進一步確立。在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政府官員應當敬畏人民，而不是人民敬畏政府官員。故這一稱呼所反映的問題實質就是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和官員作為公僕的制度和社會氛圍的缺乏，是民主事實的不足。中國社會過去不存在，今天同樣不存在「全盤照搬」的問題。沒有誰會在推進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時候，把西方社會的糟粕，例如吸毒和同性戀也引進來。反之，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國，最缺乏的就是基本的民主事實，如民主權利的保障、權力的制約等一系列體現民主要素的制度、機制。動輒搬出「全盤照搬」來指責人民發展民主的呼聲和願望，用所謂「中國式民主」（這裡指某些官員利用學者的探討提法）來維護我們社會中的某些不民主，不但不合邏輯，而且其負面作用極大。　　我國民主建設中的另一個心態問題，就是我們在走向政治文明的過程中，應當如何科學、合理地對待中國遭受侵略的過去。由於歷史原因，現代中國人對西方的理解大多是從「列強瓜分中國」、「鴉片戰爭的恥辱」、「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等一系列教育中開始的，所以不少中國人有一種「仇西」心態，並把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權利與西方的不純動機聯繫起來。其實，正如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歐洲民主化高潮之時所指出的那樣：「民主化是一種世界潮流和趨勢，民主的開發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部分人個別意志和個別行動的結果，而是一場源遠流長的社會運動的產物」。[9]美國法學家薩托利也強調：「只要人民富足起來，民主是他們可能要求的東西之一。」[10]近代以來，民主之所以成為「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浩蕩之世界潮流，就在於它是各國人民的自我選擇，而各國人民之所以選擇民主是因為它能夠給人民帶來權利保障和社會幸福。一個人民的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政治發展道路，本來是人民的自我選擇。沒有人民的選擇，西方國家就是想把不利於人民權利保障和社會幸福的制度強加給中國也不可能。二戰前後大量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就是一個答案。　　即使是二戰以後德國和日本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說是西方國家的「險惡用心」所為。二戰結束60多年過去了，看看兩德的變遷就很能說明問題。柏林牆倒塌20周年之時，秦暉寫過一篇《還有多少牆需要拆掉》的文章，裡面寫道：「1945年東德有人口1664萬，1949～1961年間就有350萬人逃離東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柏林牆存在的28年記錄鐵證如山地表明，它從未對任何一個西邊的人進行過火力攔截，因為根本沒人試圖闖入。但是，它卻以火力射殺了有名有姓的201名東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們並無任何過錯。」[11]誠然，在當代世界，技術的轉讓有市場、政治和各方面的原因，即使是對以色列這樣的盟友，美國的高端技術也不會全盤開放，所以不應當把高端技術的轉讓和民主的發展相混淆。因為發展民主，是一個國家和人民的自我選擇，並不存在強行推銷的問題。西方國家可以不轉讓技術，但卻無法阻礙一個國家的人民選擇民主。反過來，如果民主真有如西方高端技術那樣的價值，則我們更應當走向民主，因為民主可以凝聚人心，強大社會，有效遏制公權，形成最廣泛最深厚的國家和民族發展之偉力。　　必須指出，這種不正確的歷史觀極容易演化為一種冷戰意識。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整體，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的進步固然包括了多種因素，但生產方式的巨大進步卻是無疑的。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有了明確的概括：「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2]但由於冷戰意識，許多人對西方政治文明長期持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說要借鑒和吸收「西方式民主」創造的「符合人類政治文明共同發展需要的優長之處」；另一方面又說近代以來西方對中國就是「入室搶劫」和「殺人越貨」，甚至今天的西方國家仍然沒有變得「溫柔」和「文明」。但一個從近代以來就具有「符合人類政治文明共同發展需要的優長之處」的政治文明，何以在某些人眼裡自始自終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如果近代以來的西方民主一開始就是一種本質上靠血腥和暴力來「殺人越貨」的東西，又何以能符合「人類政治文明共同發展需要」？再如，一會說西方國家的人民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一會又說某些西方政府和政客對中國不友好。這就很奇怪，在現代民主制度下，對中國友好的人民怎麼會選出一些對中國不友好的政客？而西方的政客如果對中國不友好，對中國友好的西方國家人民豈能同意？又如，一會說中國式民主還不成熟，要清除自身的疾病，需要中西醫結合，不能諱疾忌醫；一會又說，中國式民主之病根本上來說還是要用中藥和中醫的方法來治。但如果中醫治不了怎麼辦呢？　　上述「中國式民主」背後的某些不健康心態，在今天的世界是完全不適宜的。不久前習近平訪美已經明確提到，「中國夢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13]而把中國近代以來所受到的屈辱統統歸結於西方國家的野蠻殘暴更違背歷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的苦難，主要是內源性的，外患是次要的。近代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固然有不人道的一面，但清末統治者的專制、無知、閉關鎖國，以及辛亥革命以後軍閥的獨裁專制，是造成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本原因。正如袁偉時教授在論述圓明園悲劇時說到：「歸根到底，這是朝野上下封閉和無知造成的惡果。換句話說，災難來自自己無知和文明的差距。」「苦難不僅來自侵略者，更來自自己的落後和封閉。」[14]此外，更不能忘記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及其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幫助。尤其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給予中國的人員、物資和精神方面的援助比比皆是。如著名的駝峰航線，在長達3年的艱苦飛行中，美軍損失飛機1500架以上，犧牲優秀飛行員近3000人，損失率超過80%！這些西方戰士，為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不惜用生命和熱血幫助中國。誠然，在今天的世界上，確實有講中國壞話甚至唱衰中國的西方政客，但我們不能因為是壞話就與國際社會「一刀兩斷」，畢竟也有更多講中國好話的人。同時，對「好話」和「壞話」也要分析，有的人專講好話，未必對我們有利，這樣的好話反而要警惕。反之，人家講我們的壞話，如果確實是我們存在的不足，那就是盛世危言，我們還要感謝。我們可以從人家的「壞話中」找到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可以發奮超越，後來居上。　　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中國，國內仍然有一些人習慣於把西方世界與中國對立起來，把一些正常的批評看作是「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似乎今天中國面對的西方世界仍然是鴉片戰爭或者八國聯軍時的強盜，這是極為荒誕的。今天的發達國家，大多數承認多元價值的合理性。發達國家的「政治正確」就是不能只講一種觀點和文化。特別是，有些人一有機會就將自己的子孫送往發達國家，而語言上卻往往把中國與發達國家對立起來，這種言行的顛倒真如莫言所批評的：「明明我的兒女公費留學後全都不回來了，我還是理直氣壯地批評那些不回來的留學生；明明我的兒女在國外過著好日子，我卻義正辭嚴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性。明明我們知道教材里許多文章是假話空話，連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們還是逼著孩子們當成真理來學習。明明我們每個人都有那種『病態』的『資產階級』感情，但我們卻硬要消滅學生頭腦中的這種感情」[15]。這種口言和身行的巨大反差，就是當年荀子所批評的「國妖」現象③，值得人們警惕。　　「中國式民主」應納入民主法治軌道　　中國是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在中國人民走向民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一些不民主現象的阻撓，尤其是要防止一些不民主的現象打著「中國式」的旗號來阻遏民主。由於「中國式民主」不是一個明確或清晰的概念，就可能成為某些不民主現象的擋箭牌，所以要防止「中國式民主」可能轉化成為遏制民主法治的東西，從而導致研究「中國式民主」的學者的良好願望被人利用。　　比如，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我們生活中耳熟能詳的一句頗具「中國式民主」特色的口號。但無論從馬克思主義還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程看，它所反映的政治邏輯和性質卻不是民主的。群眾和領導的關係，就是人民和領導的關係。相信群眾，就是相信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只有群眾支持、擁護領導的事實，卻沒有領導相信群眾一說。所謂群眾支持擁護領導，就是人民選舉自己的代表，支持和擁護他們代表自己從事社會事務特別是國家事務的管理。在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領導要有公信力，就必須獲得人民的支持。而領導只有獲得公信力，才有繼續當領導的可能和機會。不僅如此，在民主和法治的社會，人民是不需要領導相信的。因為領導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人民是權力的主人，領導是人民的公僕。世界上只有主人相信公僕的理由，豈有公僕相信主人的邏輯？主人不相信公僕，就可以叫公僕走路，再換一個公僕而已。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16]而這種「隨時有權撤換公僕」的達摩克利斯劍，正是社會主義民主條件下的公僕戰戰兢兢為人民服務的制度保障。　　由於種種原因，這種以相信群眾表現出來的不民主心態和習慣仍有很大的市場，它使人分不清民主和民本，把人民當家作主變成了為民作主，領導成了主人，群眾成了附庸，這也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許多權利難以有效落實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理論和實踐中，必須科學對待「中國式民主」，以民主引領「中國式民主」，「中國式民主」也要納入民主法治的軌道。　　事實上，從辛亥革命以來，中國社會遇到的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所謂「全盤照搬」的問題，而是對民主的要素和原則普遍缺乏深刻的認識，是人民的民主權利得不到保障。從袁世凱、黎元洪到國民黨反動派，雖然他們的旗幟上寫著「民主」，但他們不但自己不講民主，而且不允許人民講民主，最終被人民所推翻。袁偉時教授很深刻地概括過國民黨反動統治坍塌的政治原因：「拋棄民主，以國情特殊、國民素質低下為借口建立了一個專制統治的全能政權。」[7]　　新中國建立後，國家領導人在政治上採取了一邊倒，但蘇東劇變後的大量解密文件證明，蘇聯式民主不但不民主，而且鑄造了人類歷史上遏制和反對民主的極端形式。大量材料證明：「上世紀三十年代斯大林蠻橫地動用政治權力發動集體化運動，導致至少1000萬農民和300萬兒童直接死於饑荒；僅1934年，1700萬匹以上的馬、7000萬頭牛、2600萬頭豬以及14600萬隻羊中的三分之二都死亡了。這還不算，列寧最後一次出席的黨代會，27名中央委員中的20名被槍殺了；列寧去世後的第一次黨代會的7名政治局委員，除斯大林本人外，其餘全部被殺；以列寧為主席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15名人民委員中，除列寧、斯維爾德洛夫等5人因病過世外，其餘9名全部被槍殺……」[8]從根本上說，蘇聯崩潰的原因正是民主出了問題。我們改革開放到今天，蘇聯模式中的某些反民主的因素，正是我們今天需要認真反思和清理的東西，因為正是這些東西，今天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製造著腐敗，遏制著我國社會的民主進程，破壞我們社會的和諧！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民主法治建設獲得很大發展，但35年來的民主法治建設，在法治和民主建設之間出現了某種程度上的「兩極分化」：一方面，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人民的民主意識普遍增強；另一方面，我國民主還停留在基層，民主的內容包括民主的要素、原則等還有不少爭議，民主的形式缺乏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和人民的民主權利在許多方面還需要落實。中國民主法治建設最大的障礙，不是「全盤照搬」，而是民主的要素和原則特別是基本理念和制度的欠缺，是人民正當的民主權利如何保障和維護的問題，是如何讓人民更好地參與社會公共生活，行使民主權利的問題。　　比如，我們至今把官員稱為「父母官」，這不是一種習慣的心態問題，而是人民當家作主和官員作為人民的公僕這樣一種民主法治的結構還有待於進一步確立。在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政府官員應當敬畏人民，而不是人民敬畏政府官員。故這一稱呼所反映的問題實質就是人民作為國家的主人和官員作為公僕的制度和社會氛圍的缺乏，是民主事實的不足。中國社會過去不存在，今天同樣不存在「全盤照搬」的問題。沒有誰會在推進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時候，把西方社會的糟粕，例如吸毒和同性戀也引進來。反之，走向民主法治的中國，最缺乏的就是基本的民主事實，如民主權利的保障、權力的制約等一系列體現民主要素的制度、機制。動輒搬出「全盤照搬」來指責人民發展民主的呼聲和願望，用所謂「中國式民主」（這裡指某些官員利用學者的探討提法）來維護我們社會中的某些不民主，不但不合邏輯，而且其負面作用極大。　　我國民主建設中的另一個心態問題，就是我們在走向政治文明的過程中，應當如何科學、合理地對待中國遭受侵略的過去。由於歷史原因，現代中國人對西方的理解大多是從「列強瓜分中國」、「鴉片戰爭的恥辱」、「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等一系列教育中開始的，所以不少中國人有一種「仇西」心態，並把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幸福的權利與西方的不純動機聯繫起來。其實，正如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歐洲民主化高潮之時所指出的那樣：「民主化是一種世界潮流和趨勢，民主的開發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部分人個別意志和個別行動的結果，而是一場源遠流長的社會運動的產物」。[9]美國法學家薩托利也強調：「只要人民富足起來，民主是他們可能要求的東西之一。」[10]近代以來，民主之所以成為「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浩蕩之世界潮流，就在於它是各國人民的自我選擇，而各國人民之所以選擇民主是因為它能夠給人民帶來權利保障和社會幸福。一個人民的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政治發展道路，本來是人民的自我選擇。沒有人民的選擇，西方國家就是想把不利於人民權利保障和社會幸福的制度強加給中國也不可能。二戰前後大量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就是一個答案。　　即使是二戰以後德國和日本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說是西方國家的「險惡用心」所為。二戰結束60多年過去了，看看兩德的變遷就很能說明問題。柏林牆倒塌20周年之時，秦暉寫過一篇《還有多少牆需要拆掉》的文章，裡面寫道：「1945年東德有人口1664萬，1949～1961年間就有350萬人逃離東德，也就是1/5的人口跑掉了。」「柏林牆存在的28年記錄鐵證如山地表明，它從未對任何一個西邊的人進行過火力攔截，因為根本沒人試圖闖入。但是，它卻以火力射殺了有名有姓的201名東德公民，而除了想出去，他們並無任何過錯。」[11]誠然，在當代世界，技術的轉讓有市場、政治和各方面的原因，即使是對以色列這樣的盟友，美國的高端技術也不會全盤開放，所以不應當把高端技術的轉讓和民主的發展相混淆。因為發展民主，是一個國家和人民的自我選擇，並不存在強行推銷的問題。西方國家可以不轉讓技術，但卻無法阻礙一個國家的人民選擇民主。反過來，如果民主真有如西方高端技術那樣的價值，則我們更應當走向民主，因為民主可以凝聚人心，強大社會，有效遏制公權，形成最廣泛最深厚的國家和民族發展之偉力。　　必須指出，這種不正確的歷史觀極容易演化為一種冷戰意識。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整體，近代以來人類社會的進步固然包括了多種因素，但生產方式的巨大進步卻是無疑的。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有了明確的概括：「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12]但由於冷戰意識，許多人對西方政治文明長期持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說要借鑒和吸收「西方式民主」創造的「符合人類政治文明共同發展需要的優長之處」；另一方面又說近代以來西方對中國就是「入室搶劫」和「殺人越貨」，甚至今天的西方國家仍然沒有變得「溫柔」和「文明」。但一個從近代以來就具有「符合人類政治文明共同發展需要的優長之處」的政治文明，何以在某些人眼裡自始自終充滿了血腥和暴力？如果近代以來的西方民主一開始就是一種本質上靠血腥和暴力來「殺人越貨」的東西，又何以能符合「人類政治文明共同發展需要」？再如，一會說西方國家的人民對中國人民是友好的，一會又說某些西方政府和政客對中國不友好。這就很奇怪，在現代民主制度下，對中國友好的人民怎麼會選出一些對中國不友好的政客？而西方的政客如果對中國不友好，對中國友好的西方國家人民豈能同意？又如，一會說中國式民主還不成熟，要清除自身的疾病，需要中西醫結合，不能諱疾忌醫；一會又說，中國式民主之病根本上來說還是要用中藥和中醫的方法來治。但如果中醫治不了怎麼辦呢？　　上述「中國式民主」背後的某些不健康心態，在今天的世界是完全不適宜的。不久前習近平訪美已經明確提到，「中國夢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13]而把中國近代以來所受到的屈辱統統歸結於西方國家的野蠻殘暴更違背歷史。中國人民近代以來的苦難，主要是內源性的，外患是次要的。近代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固然有不人道的一面，但清末統治者的專制、無知、閉關鎖國，以及辛亥革命以後軍閥的獨裁專制，是造成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本原因。正如袁偉時教授在論述圓明園悲劇時說到：「歸根到底，這是朝野上下封閉和無知造成的惡果。換句話說，災難來自自己無知和文明的差距。」「苦難不僅來自侵略者，更來自自己的落後和封閉。」[14]此外，更不能忘記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及其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幫助。尤其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給予中國的人員、物資和精神方面的援助比比皆是。如著名的駝峰航線，在長達3年的艱苦飛行中，美軍損失飛機1500架以上，犧牲優秀飛行員近3000人，損失率超過80%！這些西方戰士，為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事業，不惜用生命和熱血幫助中國。誠然，在今天的世界上，確實有講中國壞話甚至唱衰中國的西方政客，但我們不能因為是壞話就與國際社會「一刀兩斷」，畢竟也有更多講中國好話的人。同時，對「好話」和「壞話」也要分析，有的人專講好話，未必對我們有利，這樣的好話反而要警惕。反之，人家講我們的壞話，如果確實是我們存在的不足，那就是盛世危言，我們還要感謝。我們可以從人家的「壞話中」找到我們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可以發奮超越，後來居上。　　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中國，國內仍然有一些人習慣於把西方世界與中國對立起來，把一些正常的批評看作是「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似乎今天中國面對的西方世界仍然是鴉片戰爭或者八國聯軍時的強盜，這是極為荒誕的。今天的發達國家，大多數承認多元價值的合理性。發達國家的「政治正確」就是不能只講一種觀點和文化。特別是，有些人一有機會就將自己的子孫送往發達國家，而語言上卻往往把中國與發達國家對立起來，這種言行的顛倒真如莫言所批評的：「明明我的兒女公費留學後全都不回來了，我還是理直氣壯地批評那些不回來的留學生；明明我的兒女在國外過著好日子，我卻義正辭嚴地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性。明明我們知道教材里許多文章是假話空話，連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們還是逼著孩子們當成真理來學習。明明我們每個人都有那種『病態』的『資產階級』感情，但我們卻硬要消滅學生頭腦中的這種感情」[15]。這種口言和身行的巨大反差，就是當年荀子所批評的「國妖」現象③，值得人們警惕。　　「中國式民主」應納入民主法治軌道　　中國是一個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在中國人民走向民主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遇到一些不民主現象的阻撓，尤其是要防止一些不民主的現象打著「中國式」的旗號來阻遏民主。由於「中國式民主」不是一個明確或清晰的概念，就可能成為某些不民主現象的擋箭牌，所以要防止「中國式民主」可能轉化成為遏制民主法治的東西，從而導致研究「中國式民主」的學者的良好願望被人利用。　　比如，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我們生活中耳熟能詳的一句頗具「中國式民主」特色的口號。但無論從馬克思主義還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歷程看，它所反映的政治邏輯和性質卻不是民主的。群眾和領導的關係，就是人民和領導的關係。相信群眾，就是相信人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只有群眾支持、擁護領導的事實，卻沒有領導相信群眾一說。所謂群眾支持擁護領導，就是人民選舉自己的代表，支持和擁護他們代表自己從事社會事務特別是國家事務的管理。在一個民主和法治的國家，領導要有公信力，就必須獲得人民的支持。而領導只有獲得公信力，才有繼續當領導的可能和機會。不僅如此，在民主和法治的社會，人民是不需要領導相信的。因為領導的權力是人民給的，人民是權力的主人，領導是人民的公僕。世界上只有主人相信公僕的理由，豈有公僕相信主人的邏輯？主人不相信公僕，就可以叫公僕走路，再換一個公僕而已。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16]而這種「隨時有權撤換公僕」的達摩克利斯劍，正是社會主義民主條件下的公僕戰戰兢兢為人民服務的制度保障。　　由於種種原因，這種以相信群眾表現出來的不民主心態和習慣仍有很大的市場，它使人分不清民主和民本，把人民當家作主變成了為民作主，領導成了主人，群眾成了附庸，這也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許多權利難以有效落實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理論和實踐中，必須科學對待「中國式民主」，以民主引領「中國式民主」，「中國式民主」也要納入民主法治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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