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最痛恨哪位知識分子？

眾所周知，胡適畢生，致力於要在體制外，做蔣介石的「諍友」；蔣亦努力將對胡的禮遇，維繫至其去世，並贈輓聯，贊其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二人之交往，似乎堪稱威權領袖與自由知識分子合作之典範。

這種「典範」，在大陸時期，或許名副其實。但播遷去台，蔣對為何丟失大陸，有過一番痛定思痛後，他眼裡的胡適，卻已變成了一個「無恥」的政客、「狐仙」，成了他最痛恨的知識分子。

台灣時期，蔣對胡的基本處理方式是：一面在公開場合極盡尊崇，一面在日記里極盡痛罵。譬如，1957年，蔣盛邀胡回台主持「中研院」,並親自參加胡的就職典禮。同時，又因胡堅持「中研院」工作重心應是「學術」，而非「反共抗俄」，蔣遂在日記里罵胡適「狂妄荒謬」、「心理病態已深」，詛咒他恐將「不久於人世」。①

類似的秘密痛罵很多。如：1958年5月10日，蔣在日記里嘲諷胡的「獨立學者」立場，不過是做官、討錢的遮羞布，並因此懷念起蔡元培「之不可得矣」；同年，因胡勸蔣拆分國民黨，搞多黨政治，5月30日，蔣又在日記中罵胡「無道義、無人格」，只知道「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而不顧「國家前途」，其人「不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

1959年11月，胡適勸蔣不要第三次連任「總統」，蔣氏聞知，又在日記里嘲笑胡適乃是「無恥政客，自抬身份」，「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實甚。」

1960年「雷震案」爆發，胡適對雷震的同情再度引發蔣的痛恨。蔣在日記里罵胡：「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目『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此人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於野犬之狂吠」。

胡適(右二)陪同蔣介石視察「中央研究院」此種痛恨，與蔣去台後對丟失大陸的反思有很大關係

蔣之所以屢用「無恥」這樣重的詞痛罵胡適，是因為在他看來，胡根本不懂政治，偏偏又喜歡以其「自由主義學者」的影響力摻和政治：

「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對革命之學者身分，滿心想來操縱革命政治，危險極矣。……以若輩用心不正，國事如果操縱在其手，則必斷送國脈矣。」

胡在台對蔣的基本政治訴求，無外乎「憲政」、「民主」兩條。而在蔣看來，其之所以丟失大陸，恰與這兩條有密切關係。1949年1月，蔣在日記中反省道：

「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已放棄崩潰。」②

所謂「新制度」，是指「多黨憲政」，所謂「舊制度」，是指「一黨訓政」。蔣氏解釋說：

「本來照我們總理建國大綱的規定，由訓政到憲政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我們也明知訓政的程序沒有完成，明知人民的智識還沒有達到實行民主政治的程度，但因為內外的環境關係與時代的要求，不能不提早結束訓政實行憲政……所以在政治上形成這樣混亂脫節的現象，這是我們政策的失敗，以致整個政治瀕於崩潰。」③

在蔣看來，壓迫他「提早結束訓政實行憲政」的「內外的環境關係」，包括胡適的言論在內。如此，即不難理解，何以胡回台執掌「中研院」前夕，台灣街頭巷尾，會流傳一本匿名小冊子《胡適與國運》，嘲諷胡適的「講學」——「我想大陸已經給他講掉了」。④

蔣既認為，為對抗大陸，及應對冷戰格局，台灣必須回歸一黨訓政體制，胡的規勸自然不會生效。蔣拒絕的同時，還在日記中嘲諷胡：

「若無我黨與政府在台行使職權，則不知彼將在何處流亡矣。」

與持續的秘密痛罵相隨的，是持續的公開「禮遇」。如1959年3月，胡動手術，蔣特遣蔣經國前去慰問；雷震案剛剛宣判，蔣又開始張羅著為胡籌辦七十大壽。蔣「禮遇」胡的目的很明確：

「對政府民主體制亦有其補益，否則，不能表明其政治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

1962年2月24日，胡適去世。蔣在日記中寫道：「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1950年代，蔣介石在公共場合始終保持對胡適的「禮遇」

注釋：

①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台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本文引用蔣氏日記，凡未特別註明者，均轉引自該文。②「總統府」事略室編：《事略稿本》，1949年1月22日。轉引自蔣永敬，劉維開著：《蔣介石與國共和戰 1945-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P310。③蔣介石：《革命·實踐·研究三個名詞的意義和我們革命失敗的原因》，轉引自蔣永敬，劉維開著：《蔣介石與國共和戰 1945-1949》。④章清：《「胡適派學人群」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278-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