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認識中國的拐點

有這樣一個歷史故事：法王路易十五與他的大臣貝爾坦商討革除國家流弊的對策。貝爾坦提出要對民眾的普遍精神進行改造，法王問：「你有何打算？」貝爾坦答：「陛下，為法國人灌輸中國精神。」這件事發生在18世紀上半葉，時值歐洲啟蒙運動高潮和中國的乾隆盛世，它反映了當時法國人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歐洲向現代轉型的歷史，伴隨著一個對「他者」文化的發現、借鑒和批判的過程。15—16世紀歐洲人在實現地理大發現的時候，就開始了意義更為重大的對世界的文化發現。在撒哈拉以南，歐洲人看見處於原始狀態下的黑色大陸；在美洲叢林，他們看到了自然淳樸的印第安人；在太平洋塔希提島上，他們看到在陽光、沙灘和棕櫚樹下休憩的「高貴的野蠻人」；在印度，他們看見信仰各種神明、令人費解的東方人；唯有在中國，他們看到另外一種景象。16世紀，以冷峻分析著稱的法國人文主義作家蒙田這樣描述中國：「在中國，沒有我們的商業性和知識性，但王國管理和藝術之超越絕倫，在若干方面超越了我們的典範，它的歷史使我們覺得世界是如此廣闊而豐富多彩，這是無論我們的古人和今人所不能體會的。」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對文化傳統相對薄弱、國家力量不那麼強大的地區開始了殖民掠奪與侵略，而在歷史悠久、文化發展、社會昌盛的中國文化面前，他們低下了高傲的頭，開始了文化上的學習與思考。

發現世界的文化意義，在於發現自我；美化異域的意義，在於表達自己的精神追求，這是歐洲近代文化的深刻之處。在歷史變化的關鍵時刻，歐洲人總能從對異域的美好嚮往中汲取發展的力量。15—16世紀地理髮現的動力來自對東方的嚮往；而在17—18世紀，當歐洲本土的封建制度和文化精神露出衰敗的端倪，需要新的想像中的伊甸園來支撐自己、表達自己的時候，歐洲又興起了史無前例的嚮往「他者」的「中國熱」。從古老的中國文化中，從熱氣騰騰又喜氣洋洋的中國圖景中，歐洲人找到了自我救贖的啟示。藉助中國這塊他山之石，實現歐洲文化上的自我批判和啟蒙。於是，中國綿長的歷史、高深的哲學、肅然的政治、醇厚的道德，以及精巧雅緻的建築風格和園林藝術都被歐洲人作為效仿的楷模和批判的武器，參與構築啟蒙時代自由與進步的神話。這一次在文化上對「他者」的學習與自我批判，是歐洲自身實現新的巨大歷史跨越的前奏，如薩義德所說：「歐洲通過亞洲獲得新生。」

與馬可·波羅時代歐洲對中國的嚮往不同，這一次歐洲對中國的學習或批判，與其說是物質的，不如說是精神的、文化的。伏爾泰說，「歐洲的王公及商人發現了東方，追求的只是財富，而哲學家在東方發現了一個新的精神的和物質的世界」。伏爾泰稱讚中國的儒教是「文人之宗教」，「它沒有迷信，沒有荒謬傳說，沒有褻瀆理性和自然的教條」。在孔子的身上，伏爾泰看到了自己孜孜以求的既嚴格淳樸又與人為善的道德；他認為，中國皇帝像父親一樣統治著幅員廣大的國家，關心子民幸福，維護公共利益；而中國人「是最有理性的人」。伏爾泰把有仁義的道德、賢明的君主、得當的法律、有效的行政機制，通過科舉制度層層選舉出來的賢能達人管理的中國社會，看作是合乎理性的理想社會。而另一位啟蒙運動大師孟德斯鳩是三權分立原則的倡導者，他毫不猶豫地把集立法、行政和司法權於一人的中國政治體制認定為專制制度。他認為，中國沒有強大的教會勢力與皇帝抗衡，法律對皇帝不具備約束力，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因此「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儘管兩位啟蒙運動的泰斗對中國文化的基本認識相左，但無論是讚揚還是批判，他們在本質上都是在法國啟蒙運動的歷史文化情境中，藉助中國來表達自己。歷史學家閻宗臨先生說：「對這種文化的熱愛與厭惡，往往不是建立在它的正確價值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一種意見或學說在自我辯護中所提供的使用價值的基礎之上的。」

17—18世紀歐洲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和發現，在很大意義上，是那個時代歐洲普遍精神的一個結果。在歐洲，那是一個孕育生機、充滿理想的時代，也是文化批判和創新的時代。在這樣一個變革的時代，對中國文化的解讀與歐洲文化中的時代精神和批判意識聯繫在一起，其意義就非同一般了。在批判舊的制度、構築理想社會的時候，歐洲需要一個承受批判的靶子，來完成對舊制度的批判；與此同時，他們也需要一個理想的標杆，來支撐他們超越自我，實現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跨越。於是，遙遠的中國文化就被拉來，或成為他們批判的目標，或成為他們心中理想社會的伊甸園。這樣一來，對中國文化的解讀和批判，就具有了適合歐洲時代的歷史意義。可以說，是被思想家心中的觀念理想化了的中國文化，給啟蒙運動一個強有力的支持。馬克思說，啟蒙思想家「用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面。」

然而，歷史的弔詭在於，正是在這場藉助對中國文化的解讀而實現自我批判和更新、為現代歐洲的破繭成蝶準備條件的文化變革之後，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發生變化，從馬可·波羅時代開始的連續幾個世紀對中國文化的崇拜與美化漸行漸遠了。

啟蒙運動是一場文化批判和創新運動。它為歐洲未來的發展樹立起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旗幟。從此，歷史有了民主與專制、理性與非理性之分，世界有了進步與停滯、文明與愚昧之隔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法國的啟蒙運動是大革命前夜的一次思想洗禮和文化動員，它要號召人們進行戰鬥，就需要理性與愚昧、進步與落後、現代和傳統的截然分明的對立。這樣，法國的啟蒙思想就停留在歷史矛盾的絕對對立之上，缺少歷史發展的辯證法。這種思想方法上的弱點，使得它在樹立現代價值標準的同時，不僅隔斷了它與歐洲中世紀的聯繫，也隔斷了它與中國、東方及世界其他文化的聯繫，並把其他文化推到了西方的對立面。無形之中，啟蒙運動為東西方二元對立的世界秩序提供了進步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文化價值標準，世界被一分為二了。

從此以後，西方對東方文化上的發現和借鑒，轉變成對東方文化的批判和歧視。東方與西方，不再僅僅是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種新的文化表述。西方理性、科學、進步，一片光明，東方非理性、愚昧、落後，黑暗一片。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不同，變成了文化上的優劣之分。法國革命中的思想家孔多塞把中國看作是「停滯在歷史過去或正在墮入野蠻狀態」的國家。19世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發展了他的觀點，把中國定為世界歷史「永遠的起點」。

正是藉助這樣一種對東西方文化的意識形態的認識，西方確定了自身文化的價值和意義。這種意識形態的文化認識在19世紀達到頂峰，它生產出一種強烈的具有帝國主義色彩的文化傲慢和歧視。藉助它的矯飾與遮掩，歐洲人披著文化救贖者的外衣，開始了對整個世界的征服。如薩義德所說：「東方學在研究體制和內容上獲得巨大進展的時期，正好與歐洲急遽擴張的時期相吻合」，「東方學在殖民統治之前就為其做了合理的論證。」

應該承認，文化的發現、借鑒和批判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僅僅幾十年後，歐洲就把中國置於世界歷史停滯的起點上了。那麼，決定這一文化認識變化的主要依據是什麼呢？顯然不是，或者不全部是當時中國清王朝「停滯」的歷史現實。歐洲歷史和文化上的變化在這裡發生了重要作用。歐洲乘17世紀科學革命和18—19世紀工業革命之風，實現了物質上先於其他文化的巨大進步，而啟蒙運動所確立的歷史進步觀念又為歐洲的進步做了現代文化價值標準的論證。於是，歐洲獲得了對整個世界的發聲權。曾經參與了啟蒙時代現代性神話建設的歐洲人的中國文化認識，這一次參與的是「歐洲中心論」的製造。所不同的是，啟蒙運動前期，中國文化是被當作理想的標杆和批判的武器來實現歐洲的自我救贖的，而這一次，中國文化被作為歷史的起點和批判的對象，來襯托歐洲的進步和歐洲的世界中心地位。現實的歐洲與思想的歐洲同步，中國也就隨即成為帝國主義覬覦、擴張的目標了！可見，在世界歷史轉變的當口，中國文化一直在按照歐洲的意願被發現、被借鑒、被批判。在本質上，它們都是歐洲歷史的表意實踐。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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