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革命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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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來，中國除了政治經濟領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文化領域的變革同樣不容忽視。像從1917年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出文學革命開始，中國文學變革已經經歷了整整100年。當然，按照現在部分學者「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學說，文學上的變革可以上溯到於1898年戊戌變法時期。但是無論哪種說法，主要變化都是發生於20世紀。

按照傳統的說法，毛澤東是很難在這一場文學大變革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因為過去普遍採取的是西方式的標準，單純把新文化運動以來提倡的西式文學作為文學革命的內容。按照這個理論，能夠體現變革的新文學則只有白話新詩、現代白話小說、話劇與歌舞劇本和現代漢語抒情散文這幾類。毛澤東所擅長的舊體詩與大量的政論性散文則根本被排斥在新文學之外。

但是，如果要是我們打破這種定式的思維，就會發現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解讀模式是難以解釋清楚文學變化的。且不說題材過於狹窄，根本無法囊括百年來中國文學變革的主要成就。單就以流行的「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的主要成果是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說法而言，難道明清時期的古典小說不早就是以白話文為主體了嗎?也就是說，按照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解讀標準，最終要麼只能得出一個這次文學革命什麼都沒有改變，要麼只能得出這次文學革命不過是消滅中國文化的結論。

說到底，中國的文化變革只能從中國的文明根基當中去尋找。如果要是按照中國文化的傳統規範來解讀，這次20世紀的文學革命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西方與中國文化的一個突出差異就是西方文藝理論的傳統是「重敘事，輕政論」。他們把敘事長詩視之為文學的源頭，特別是19世紀以來更是把敘事散文或曰小說視之為文學的主脈。而在中國古典文化的傳統視域里則體現出「重政論，輕敘事」的鮮明特色，文學的主脈恰恰是政論散文，古典詩歌與抒情散文(包括駢體文和賦)的地位相對遜色，敘事散文(包括史傳和小說)的地位就更低了。在中國文化史上最為重視的大家，包括先秦諸子和唐宋八大家等最擅長的大都是政論散文。

中國古典文化的另一個傳統就是提倡通俗化。大體說來，中國文學經歷了兩次通俗化巨變。第一次是先秦諸子時代，諸子們把上古文獻轉化為淺顯易懂的先秦文言文。第二次是唐宋時代，唐宋八大家特別是韓愈開啟了古文運動，又一次把難以理解的駢文和賦轉化為通俗淺顯的唐宋文言文。

有的朋友可能會說，先秦諸子和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很難理解呀!那是因為時代變化了，他們用的語言在當時看來就是通俗易懂的白話。相反，在他們進行文學革命之前，盛行的文體即使在當時的人也是很難看懂的。

不信，我們可以對照一下這兩次變化前和變化後的文章。首先看一下《尚書》與《孟子》當中名篇的對比：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

《尚書·洪範》】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梁惠王上》】

再看一下司馬相如與韓愈所著名篇的對比：

【滭弗宓汩，逼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冽，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戾。逾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岩沖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

司馬相如《上林賦》】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韓愈《馬說》】

俗話說得好，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如果說變革之後的作品今天的人讀起來多多少少也有一些困難，那麼變革之前的文章現代人讀起來就近乎天書了。兩相比較之下，先秦諸子與唐宋八大家體現出的文學通俗化、平民化、白話化趨勢是極為明顯的。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把20世紀的文學變革鑲嵌在中國古典文化傳統當中。即雖然在文學變革以前古典小說甚至古典詩詞都沒有太大的理解障礙，但是中國文化當中的主脈——政論散文——已經跟不上語言的變化，與廣大平民百姓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隔膜。這次文學變革使政論散文這一主脈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再一次使得書面語言貼近生活，貼近平民，從文言文轉化為現代白話文。

而如果我們拋棄了有色眼鏡的話，就會發現這一變化當中，貢獻首屈一指的正是毛澤東，其文學成就甚至超越了魯迅。因為魯迅的文章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文白混雜的特色，多多少少與現代人之間仍然存在著隔膜，所以並沒有改變民國時期政論以文言文為主體的情況。而毛澤東則完全使政論這種高大上的精英文體接上了地氣。

不信，我們可以對照一下民國時期孫中山的文章與毛澤東的文章。其差異絕不下於前兩次變革前後的距離，堪稱一望即知：

【顧自民國肇造，變亂紛乘，黃花崗上一抔土，猶湮沒於荒煙蔓草間。延至七年，始有墓碣之建修，十年始有事略之編纂;而七十二烈士者，又或有記載而語焉不詳，或僅存姓名而無事迹，甚者且姓名不可考，如史載田橫事，雖以史遷之善傳遊俠，亦不能為五百人立傳，滋可痛已。

孫中山《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事略》序】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

毛澤東《紀念白求恩》】

毛澤東的政論散文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縝密的哲理性，二是生動的寓言性。這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也是頗有突破的。比如說像著名的「老三篇」當中有兩篇祭文，如果要是書寫成抒情散文的話是很容易的，甚至韓愈這樣的政論大家在《祭十二郎文》當中抒情性也明顯壓倒了哲理性。這一類情勝於理的文章，初讀起來或許令人感動，但是情感宣洩完之後也就隨之淡忘。毛澤東則不然，並非在文中突出對白求恩和張思德的個人感情以及對他們逝世的悲痛，而是把白求恩和張思德個人事迹放在社會發展的角度之上，突出了其精神的典範性。這樣可以常讀常新，帶有永恆的教育和警示作用。毛澤東文章的另一個特點非常善於從民間文化與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類似於先秦諸子著作中用大量的寓言故事闡釋自己的政治思想。像「老三篇」中的另一篇就是藉助了先秦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來闡釋新時期的政治理想，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完美銜接。另外，風趣的語言和雄渾的氣勢也是毛澤東所擅長的。

正因為毛澤東有著高超的現代白話文的功底，所以成為了黨內宣傳的多面手。和今天不少公知所謂代筆的說法相反，當時黨內幾乎所有的重量級文章都是他起草的。像著名的新聞稿《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新華社社論《別了，司徒雷登》在發表的時候都沒有署毛澤東的名字，多年以後才公開。甚至還有一些以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名義發表的文章也是出自毛澤東筆下，比較有名的是署名彭德懷的1958年《告台灣同胞書》。

也正是由於毛澤東文字的這些優勢，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很快實現了文學主脈從文言向現代白話的轉變。像建國初期實行的語言文字標準把白話文確定為標準文體，其主要的文體母本就是毛澤東的著作。隨後，很多著名學者迅速由文言文轉向現代白話文。比如說像梁思成1945年的文章《中國建築之特徵》使用的都是文言文，而建國以後的文章《千篇一律與千變萬化》使用的就是典型的現代白話文。

因此，如果我們拋棄狹隘的西方中心視角，就會發現毛澤東在20世紀的文學革命當中堪稱最關鍵的人物，類似於因為提倡古文運動而被稱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其以高超的文字素養和強有力的社會變革共同推動了現代白話文成為標準文體，借用郭沫若的一句話就是「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

寫於毛澤東誕辰124周年

【鹿野，察網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