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宣傳到信仰：新中國的「愛國主義」是如何確立的？

06-25

作者=周陸洋

來源=《二十一世紀》

關於冷戰結束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國內外學術界已經進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不過，批評者也指出，由於「民族主義」在概念上的抽象性，這些研究往往缺乏歷史比較視角，迴避對「崛起」這一動態過程的實證描述。這就形成了一個悖論：一方面，「崛起」一詞暗示或假定，在1990年代以前中國存在一個民族主義較弱或根本缺失的「前崛起」階段；另一方面，以往研究又沒有對這一「前崛起」階段進行系統描述，更沒有與之後的「新崛起」進行系統的比較。這不但使我們無法了解1990年代以前的情況，而且讓關於1990年代「新民族主義」的種種討論缺乏紮實的歷史基礎。

本文試圖克服以往研究的這一弱點，以1950至201 1年《人民日報》對「愛國

主義」概念的使用為載體，對中國共產黨官方民族主義在改革前、1980年代和

1990年代三個階段的形態進行縱向比較分析，以系統的方式從一個側面揭示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過程。採取這一分析策略的原因十分簡單：

首先，《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也是反映中共政治理念變化的最權威刊物。與一般新聞報刊不同，《人民日報》的出版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從中共建國前夕至今不曾被任何政治動亂打斷。近年來該報的全部文章已經收入了電子化的「《人民日報》圖文資料庫」，這就為持續而系統的經驗分析提供了便利。

其次，分析「愛國主義」的概念變遷史有助於窄化和鎖定分析對象。「民族主義」的一個傳統研究難點在於，這一概念本身的定義有巨大爭議，在時空分布上又高度瀰散，很難進行系統描述。而政治話語中的「愛國主義」在語詞上具有天然邊界，讓研究對象聚焦變得十分便利，能夠避免因對「民族主義」概念存在分歧而各執一詞的困境。事實上，以「愛國主義」為載體研究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在社會學史上也不乏先例。著名的「民族主義形成的三個階段」《three phrases ofnational revival》理論，就是通過研究歐洲小型國家的愛國主義運動提出的。

當然，使用這種分析路徑也存在局限和盲區。它既忽略了民間民族主義，比如反美反日運動、知識界的民族主義寫作，也忽略了中共以特殊形式或話語所呈現的民族主義，比如「中國領導世界革命」這一非常重要的民族主義話語。鑒於這些議題都已有紮實的研究，筆者在此致力於探討「愛國主義」的歷史變異過程。

本文的歷史分期可以簡單概括如下：一個基本分期是改革前和改革後，而改革後又以1989年為界分為兩個具體時期，前期中共仍在探索如何離開計劃經濟，後期則明確實施市場經濟改革。這樣就形成了改革前、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三個歷史分期。這一分期有一定理論依據：首先，後共產主義轉型研究普遍認為，從長期來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傾向於尋找民族主義依託，特別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經歷危機的時期。其次，民族主義理論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民族主義興起與工業化、市場經濟及廣義的現代化之間存在一定關係，愈是高度現代化、已經對各種傳統意識形態祛魅的社會，愈是需要民族主義來整合。此外，這一分期還有中國政治的現實依據：《人民日報》是中共最高層直接掌握的宣傳工具，其立場與觀點的變化受到中共領袖意志和政治路線的決定性影響。要指出的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並不是解釋中國民族主義為甚麼崛起，而是描述官方民族主義話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呈現形式，從而以系統方式細緻呈現其逐漸「崛起」的過程。當然，這樣的歷史分期由於預設了解釋變數《意識形態、現代化》，可能會忽略某些不能由這些變數解釋的次級變化。這一點筆者會在文章的結論部分補充說明。

本文的基本發現是：一、「愛國主義」意識形態並不是1990年代以後的新發明，而是中共自建政之初就長期使用的重要政治話語；二、在不同歷史階段，「愛國主義」的表現形態有巨大差別，但長期來看呈現為一個逐漸系統化和工程化的線性進化過程。

內容的系統化程度，即某一階段的「愛國主義」話語是否具有穩定、一貫、依託

官方權威詮釋的理論內容；而灌輸的制度化程度，則指某一階段的「愛國主義」

是否具有例行化、常規化、由專門機構和網路負責實施的灌輸機制。根據這

兩個維度，本文區分出了「愛國主義」話語的三種呈現形態：改革前作為「標籤」的「愛國主義」，內容系統化和灌輸制度化程度都很低；1980年代作為「理論」的「愛國主義」，內容系統化程度高，但灌輸制度化程度低；1990年代及其後作為「工程」的「愛國主義」，內容系統化和灌輸制度化程度都很高。

本文的基本結構是綜合使用數據統計和文本分析，逐一描述三個歷史時期的「愛國主義」話語使用情況，以可信的經驗方法揭示「愛國主義」由散亂到系統化的「崛起」過程。在結論部分，筆者會對「愛國主義」的變遷進行嘗試性解釋。基本上，「愛國主義」話語的變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共對自身合法性基礎的認知變化：改革前，中共自信具有無可置疑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對「愛國主義」話語並不重視；1980年代，中共已經覺察到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衰落，但自信能夠以單純的經濟績效彌補合法性損失，因而雖然重提「愛國主義」、提煉其核心理念，卻未有設置系統的灌輸機制；1990年代後，中共意識到單純強調經濟績效並不能防止政治危機，於是一方面繼續發展經濟，另一方面也不放棄挽救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努力，投入大量資源推進「愛國主義」宣傳的工程化。

改革前的「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中共革命《特別是其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話語。對這一話語的靈活使用，是中共能夠取得城市居民同情、削弱國民黨政治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原因bl。然而，如何將具有潛在破壞性的「愛國主義」納入新政權的統治意識形態，並使之與「國際主義」、「社會主義」等政治話語協調運作，對新生的中共政權卻是一個挑戰。建國初期中共的確面臨一系列矛盾，最主要的有兩點：一、新政權帶有明顯的多階級合作性質，中共在話語上需要利用「愛國主義」來統合不同政治力量，至少是為國家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修辭；二、當時國家安全和政權建設很大程度上依託中蘇同盟，而蘇東陣營內部正在制裁「鐵托主義」，這就要求中共不能過度宣揚民族主義話語，反而需要十分警惕在精英階層中頗有影響的反俄民族主義傳統。

建國初期的《人民日報》反映了中共的這些願景，「愛國主義」話語被運用於大量主題。歸納看來，有兩個基本使用方向：其一，中共試圖運用「愛國主義」加強國內整合，倡導各個次級單位《階層、民族和地域》將自身利益置於「統一國家利益」之下，接受中共的社會改造或政治動員。在這種情境下，「愛國主義」幾乎是一個沒有定義的簡單政治標籤，與官方預期一致的行為就會被稱為「愛國主義」，不一致的則會受到批判和指責，即便這些行為完全是日常生活的行為。比如，1950年的《人民日報》曾報導唐山某醫院的改革，認為醫院職工消除事故的努力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北京協和醫院學生與美國教師斷絕關係、農民秋征、儲蓄所職工加班、學生消除小團體隔閡等，也都被說成是「愛國主義」。

雖然許多行為在平時也會出現，但由於抗美援朝的背景，它們遂被貼上了「愛國

主義」的政治標籤。這也形成了中共延續至今的傳統，即在政治運動中賦予日常

行為以宏大的「理論」意義。

其二，中共試圖將「愛國主義」話語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等同起來，防止中國出現類似波蘭、匈牙利事件的政治動蕩。1956至1958年間，《人民日報》圍繞波蘭、匈牙利事件，以發表社論、轉引《真理報》文章、介紹歐洲共產黨國際主義理念等方式，試圖對「愛國主義=對蘇友好」這一命題進行理論闡釋。與國內事務不同，這一主題下的「愛國主義」不完全是「貼標籤」，而是帶有一定的理論論辯色彩。 1980年代後中共正式發展出的愛國主義經典公式「愛國就是愛社會主義中國」，即是在這一宣傳運動中萌芽。

此外，建國初期的《人民日報》還刊登了許多自發的讀者投稿，探討民族國家在文化教育領域的定義問題。這一主題的報導最能反映「愛國主義」從革命話語到執政意識形態轉變過程中的張力，即如何將抽象的「愛國主義」具體化為文教領域可操作的指導原則。當時爭論的議題非常廣泛，比如應當如何界定舊戲曲的「民族傳統」與「封建殘餘」、生物學和地理學教材是否應該極力表達「對祖國自然環境的讚美」、商標和廣告中是否應該取消外文拼音和字母，以及語文課本是否存在大漢族主義情緒，等等。這些稿件並不反映官方定論，而是呈現出開放探討的氣氛。撰稿者既有普通的學校教師，也有田漢這樣的社會名流。中共以「愛國主義」整合內部併合法化對蘇關係的努力並沒有持續多久。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愛國主義」的使用明顯減弱。在一些傳統的議題上它仍被作為政治標籤使用，比如鼓勵農民低價交售農產品、報導各種符合執政黨政治期待的個體行為，但總體上它逐漸讓位於其他更具階級色彩的意識形態話語。這一趨勢在文革中達到極致，並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初。

數據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這種趨勢。筆者以《人民日報》正文含有「愛國主義」提法的報導數量占該年報導總量的比例，計算出從1950到2011年的「愛國主義」報導強度。在改革開放以前，「愛國主義」報導強度非常不穩定，呈現劇烈波動，報導最強和最弱的表達都出現在這一時期。「愛國主義」宣傳的歷史最高峰是在1951年，接近1,800篇報導都提及了「愛國主義」，占該年報導總量的12.2%。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當時正值朝鮮戰爭，但即便如此，這一比例在中共歷史上也是空前絕後的。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時期的民族主義宣傳強度就遠不及此，該年只有0.7%的報導提到了「愛國主義」。

對「愛國主義」的極端冷落也出現在改革以前。整個文革期間，「愛國主義」的提及率都很低。1966到1978年間，總共只有16篇報導在標題中提到了「愛國主義」，其中9篇指涉第三世界和美蘇陣營內部的民族主義運動，3篇是批判被非官方輿論解讀為「愛國主義」的《清宮秘史》，2篇是批判蘇聯的「愛國主義」教育。文革期間《人民日報》的出版受到壓縮，1967、1968和1969年的報導總量為歷史最低點，分別只有10,095、10,001和10,694篇，遠遠低於改革前《1950-1978》16,436篇的年平均數和改革後《1979-2011》35,160篇的年平均數。但即便考慮報導總量因素，文革期間「愛國主義」的宣傳強度仍然是非常低的。

更有意義的是比較戰爭時期的情形，因為戰爭被認為是最能夠激發民族主義情緒的社會機制。然而，在中蘇珍寶島戰爭爆發的1969年3月，《人民日報》沒有以「愛國主義」為標題的報導，總共只有3篇文章提到了「愛國主義」，而這些報導的內容分別是部隊文藝座談會、緬甸民族主義領導人遇害和阿爾巴尼亞青年勞動制度，全都與正在進行的戰爭無關。被用來標記這場戰爭的則是階級話語：蘇聯對中國的軍事打擊被說成是「對世界革命的挑釁」；中蘇武裝衝突被描寫為「中蘇人民共同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統治者」的階級鬥爭，而不是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與朝鮮戰爭時期不同的是，此時後方工廠的戰備加班也不再是「愛國主義」行為，而是「抓革命、促生產」。

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爭和1974年的西沙海戰也沒有激發「愛國主義」宣傳。對中印戰爭的報導是相對中性的，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修辭。在戰爭進行的1962年10月和11月，《人民日報》沒有任何以「愛國主義」為標題的報導；正文中提及「愛國主義」的34篇報導中，沒有任何一篇涉及中印戰事。西沙海戰的情況類似。在戰事進行的1974年1月，《人民日報》沒有任何文章在標題中提及「愛國主義」。僅有一篇文章在正文中包含了「愛國主義」，其主題卻是巴拿馬收回運河主權運動。這與1950年代後期以來「愛國主義」宣傳的整體退潮有關。值得注意的是，時間上距離西沙海戰並不遙遠的中越戰爭，很大程度上就已經恢復了「愛國主義」話語。1979年的《人民日報》共有128篇報導在正文中提及「愛國主義」，其中34篇直接以對越戰爭為主題；以「愛國主義」為標題的6篇報導中，則有5篇以「愛國主義」為主題。

1980年代的「愛國主義」

1980年代初，中共明確放棄了「世界革命」和「階級革命」話語，重新闡釋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將社會主義納入民族主義的K事框架。1980到1983年，《人民日報》以發表社論、轉載中宣部文件、刊登著名學者文章等方式，再度發起了一個密集宣傳和討論「愛國主義」的浪潮。與1950年代初相比，「愛國主義」的這次回潮有兩個特點：首先，官方明確發布了一系列文件和社論，確立「愛國主義」在中共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地位，這與建國初期的欲言又止、徘徊猶豫形成了鮮明對比；其次，此時撰文討論「愛國主義」概念的不再是普通讀者，而是官方指定的權威文史專家；他們不是討論如何在文教系統中確立「愛國主義」的具體措施，而是幫助官方發明系統化的意識形態。

在這次回潮中，中共形成了「愛國主義」的經典：愛國主義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傳統，而中共是這一傳統在當代的唯一繼承。根據新的詮釋，「民族復興」成為目的，而「社會主義」成為隨時可以根據目的改進和重新解讀的手段。這一經典事件並非1980年代初的發明，而是中共在革命和內戰中早已形成的，1950年代初也一度提及。此時官方只是對其加以系統闡釋，賦予其核心意識形態的地位，並且明確摒棄了其他可能與之衝突並造成混淆的競爭性話語，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一轉變的確可以解讀為民族主義的崛起：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一個基本差別是，前者強調跨越民族國家界限的階級鬥爭，後者則推崇民族國家邊界內部的階級合作。中共領導人深知，重啟現代化需要專業技術人員及海外僑資，而「民族主義」遠比「階級鬥爭」口號更能爭取這些精英群體。

由於這種新敘述將「愛國主義」延伸到了中共革命以前乃至古代，著名文史學者也參與了這次新意識形態的建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學者戴逸和李文海以辛亥革命為素材，闡述了「愛國主義」與學習外國的關係。北京大學歷史系宋史學者鄧廣銘撰文探討了「愛國主義」和「民族英雄」的關係，他將中國視為一個自古以來就按照馬克思主義線性進化的民族國家，古代政治精英由於「捍衛了在當時代表歷史前進方向的封建文明」而被歸入「愛國者」行列。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近代史學者陳旭麓發表在《求索》的文章則被《人民日報》刪節後刊登，該文試圖將清朝「民族英雄」與古代的「反侵略」政治人物貫串起來，並討論了忠君思想與「愛國主義」的關係，強調「愛國主義」內涵的歷史性變化。這一趨勢同樣不是1980年代的發明。從文革後期起，《人民日報》就已經開始零星刊載探討古代和近代民族主義的文章，雖然它們都以「儒法鬥爭」的線索區分歷史上的「愛國者」與「叛國者」。

值得一提的是，並不是所有議題都有固定結論，在討論「愛國主義教育」的具體實現形式時，《人民日報》仍然保持了較大的開放性。例如有文章在原則上闡釋了「愛國主義教育」應當覆蓋的內容，比如自然風貌、古代科學文化成就、外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名人，但對於如何操作並沒有具體規劃。這反映出此時中共雖然已經決心重拾「愛國主義」話語，但對於操作方式卻仍然沒有清晰的觀念。不足為怪的是，在具體宣傳和報導「愛國主義」時，1980年代的《人民日報》與1950年代並沒有太大區別：仍然將「愛國主義」用作沒有一貫含義的標籤，標記一些哪怕十分瑣屑但符合執政黨預期的日常行為，只是此時的標籤從「愛國主義」變成了「愛國主義教育」，以及介紹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愛國主義教育」經驗。

由於缺乏操作化定義，《人民日報》仍然以「貼標籤」形式報導各種各樣的基層活動。此時的「愛國主義教育」仍然是一個鬆散的自發運動：中共雖然已經提出了強化「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綱領dk，但沒有具體的管理機構推進例行化，也沒有專門的指定讀物、影視作品和活動場所。於是，不同類型的活動都會被標記成「愛國主義」，從學校組織的博物館參觀、工廠工人的近代史學習，到北宋文物的發掘、空軍部隊加強訓練、工廠青年對「靡靡之音」的抵制、大學生對「紮根西北」的討論，甚至中學生參觀社區、集體訪問養老院，都被冠以「愛國主義」。

這一時期的《人民日報》也仍然以大量篇幅介紹社會主義國家的「愛國主義教

育」。與1950年代不同的是，首先，被報導國家已經大幅減少，蘇聯、大部分東歐國家，以及西歐共產黨都已在這一主題下消失，只有與中國關係較好的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還被反覆提及。其次，並不是所有報導都在介紹國外的具體經驗，有時候只是強調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在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藉此說明中共的做法是合理的。這反映了1980年代中共正在遭遇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危機：意識形態灌輸本身已經不再具有不證自明的正當性。

嚴密紮實的系統工程

進入1990年代，「愛國主義」才真正成為工程化的意識形態。它一方面保留了1980年代初奠定的經典詮釋，另一方面建立了龐大的例行化灌輸機制：中共建立了穩定的專門機構，例行化地實施意識形態灌輸；開列了詳細的「愛國主義教育」書籍名錄和影視作品，明確了「教育」的具體內容；全國建立了星羅棋布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大多是歷史革命博物館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官方還例行化地資助相關出版活動和學術會議。這些持續的官僚化制度安排，在以前是不存在的。進入1990年代，「愛國主義」真正成為工程化的意識形態。

在1990年代及以後的《人民日報》中，「愛國主義」呈現出清晰而自洽的面相。絕大部分以「愛國主義」為標題的文章，都帶有新聞通訊性質，報導某個單位或機構的「愛國主義教育」活動。與以往「貼標籤」的做法不同，這些活動一般都是例行化的國家政治運動，或者是根據專門機構指示組織而成。1950年代那些天真的讀者來信，以及1980年代涉及民族邊疆等敏感問題的學術性討論，基本上消失了。此外，《人民日報》還經常轉載教育部制訂的「愛國主義教育」推薦書目和儀式規定等。這表明官方已就「愛國主義」的內容和灌輸方法形成了穩定認識，不再處於探索時期。

在純粹的「愛國主義」報導數量比例上，1990年代及其後的「愛國主義」宣傳並不比1980年代更強。兩個時期的主要差別在於灌輸的制度化程度。本文對「灌輸制度化程度」的界定是：1關於「愛國主義教育」的報導，是關於「愛國主義」的報導的一個子類別；2某一年份的「灌輸制度化程度」，就是該年「愛國主義教育」報導在「愛國主義」報導總量中的比例。這樣操作的理由是，「愛國主義」只是寬泛的政治概念，既可以表現為任意使用的政治標籤，也可以表現為由系統化制度支撐的意識形態工程；而「愛國主義教育」則是一種制度化設置。計算「愛國主義教育」與「愛國主義」的比例關係，就可以看出某一年份或時期的「愛國主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體現為制度化的設置。當然，如前文所述，「愛國主義教育」也可以表現為缺乏例行化機制的政治口號，但從長期來看，它是測量制度化程度的一個相對可靠指標。

筆者直接對三個時期進行比較，統計結果十分清楚：在1989至2011年以「愛國主義」為主題的報導中，高達57%的篇目涉及「愛國主義教育」；而在1979到1989年間這一比例只有29%，在1979年以前更是只有11%。這一數量指標的變化顯示了民族主義的「崛起」過程：「愛國主義」如何逐漸從散亂的政治標籤演變為精密設計的制度化工程。

當然，例行化和制度化的實現，只是表明國家政權試圖將民族主義灌輸給社會的意願，而不代表社會的實際接受情況。正如白魯恂（LucianW. Pye）所言，1990年代的中共民族主義非常空洞，既不能與中國傳統政治理念協調，對於如何吸收西方文化也缺乏具體念想，更重要的是丟失了改革前的馬列主義內容。中國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它如何受到國家政治宣傳的塑造，是另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筆者在這只是試圖呈現不同歷史時期的官方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變遷。

對「愛國主義」變遷的解釋

本文運用統計數字和文本分析，揭示了民族主義在中共意識形態中逐漸崛起的過程。這一「崛起」經歷了四十年，在1990年代最終完成。改革前的「愛國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政治標籤，缺乏持續而連貫的定義，並且長期處於和其他意識形態話語的激烈競爭中，時常被邊緣化。1980年代以後，中共穩固了「愛國主義」在其意識形態中的核心地位，建構了比較系統的政治闡釋，但仍然缺乏制度化的灌輸機制。直到1990年代以後，中共的「愛國主義」才成為具有穩定內容和例行化灌輸機制的政治工程，而這恰恰是在中共已經開始嘗試市場經濟改革、走出國家社會主義的年代。

對於後共產主義時期民族主義的興起，學術界的基本解釋是舊價值體系崩潰造成的真空，「需要」民族主義來填補。這一解釋是準確的，尤其適合東歐國家的情形dr，但用於解釋中國則略顯不足。與東歐國家不同，中國的轉型過程是漸進而緩慢的，共產主義的衰落並不表現為政權的突然崩潰，民族主義的興起也不呈現為民族國家從帝國的獨立。正如本文所呈現的，「愛國主義」崛起是一個長期而多階段的過程。對於這個多階段過程，僅用「共產主義的衰落或崩潰」這樣一個截然兩分的類型學來解釋是不足夠的，需要補充更具體的次級機制。

筆者的解釋是，中共對自身合法性基礎的認識在不斷變化，進而不斷調整其框架、策略。影響「愛國主義」演變的，不是中共事實上的合法性基礎，而是執政者對自身客觀合法性的主觀認知。筆者使用的兩個關鍵概念是「意識形態合法性」和「績效合法性」。改革前，中共自信具有無可置疑的意識形態合法性，又頻繁依靠政治運動規訓民眾，整個社會始終處於高強度的政治規訓下，工程化的意識形態灌輸在這時就顯得毫無必要。而「愛國主義」在話語上暗示階級整合而非階級鬥爭，日漸背離國家政權的政治需要，更是加速了它的邊緣化。

1980年代見證了主觀認知與客觀合法性之間的不一致。 1980年代的中共持有一組互相矛盾的政治觀念。一方面，中共覺察到意識形態合法性出現問題，已經意識到經濟現代化對於鞏固政權的重要性。這是它廢止階級鬥爭而採取階級合作話語的根本背景；另一方面，中共對於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衰落程度尚不十分清楚。當時國內政權仍然比較穩固，蘇聯、東歐國家雖然呈現停滯現象，但全面崩潰似乎也還是天荒夜譚。中共於是將注意力集中於發展經濟，認為經濟現代化便足以鞏固共產黨政權。換言之，當時國家對於意識形態合法性的衰落程度估計不足，這是「愛國主義」雖然提起但並未制度化的重要原因。

進入1990年代，中共已從錯誤中學習，轉向「兩手抓」策略：一方面繼續推進改革、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另一方面不放棄挽救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努力，積極建構與改革相適應的新意識形態。由於密集的國家政治運動此時已不再適用，「愛國主義教育」項目成為中共在後共產主義時代重塑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新嘗試。「愛國主義教育」也體現了執政黨維護中央集權的一些功能性需要，比如遏制市場轉型帶來的地方分離主義，以及對外開放帶來的西方文化挑戰。蘇聯、東歐國家的瓦解也促使中共與經典定義的馬列主義保持距離，創造新的意識形態話語。當然，正如前文所言，這僅僅是一種嘗試，它體現的是中共重建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意願，而不代表這種重建已經成功。改革以來中共的合法性基礎一直是績效而非意識形態。

這是筆者對建國以來「愛國主義」演變過程的粗略解釋。不過，這一解釋顯然是不完備的。從長期來看，隨著革命政權的例行化、祛魅化，即便沒有後共產主義轉型，包括意識形態部門在內的各個國家機構也會自然呈現出工程化、專業化的發展趨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大多經歷了這一過程。合法性認知解釋也忽略了各個歷史分期內部的變異：「愛國主義」在宣傳強度上的波動並不是改革前才有的現象，即便在改革以後，它也經歷過多次起伏。從統計數據看，「愛國主義」宣傳在1979年、1994年、2008年前後都出現過明顯高漲，而戰爭、外交危機、內部整合問題都可以解釋這些波動。

最後，回到本文最初的關切：中國「新民族主義」如此重要，我們應當如何研究它？筆者認為，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較：與改革前的民族主義比較，與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比較，與民族主義的各種反對力量比較，與民族認同之外的其他認同比較。只有進行系統的比較，我們才能看出民族主義在中國政治中的實際影響力，以及它相對於其他國家民族主義的基本特點，而不是陷於「中國民族主義到底有多強」這樣難以產生堅實結論的爭論。如果不能進行系統的比較，我們就會陷於某些片面觀察而無法了解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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