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力量博弈與東亞秩序

06-24

提要：中、美、日、東盟四股力量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使得東亞秩序處於重構之中。當前東亞秩序建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中、日、東盟、美等四股戰略力量之間正在展開著新的博弈，難以就未來目標達成一致，甚至在地區穩定與繁榮上也出現了越來越多不同的考慮。鑒於此，中國應當充分認識自身崛起的地區效應，完善東亞共同體的中國論述，推動地區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致力於以匯聚共同利益為基礎開展開放的東亞共同體建設，通過制度化合作發展東亞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大力促成東亞命運共同體，培育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開放的東亞秩序。

國家興衰、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是當前推動世界變革的三大動力。國家興衰亘古有之，是形成和塑造世界面貌的根本動力，而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相輔相成，推動了大國興衰的步伐，改變了國家興衰的形式。全球化的發展導致新的國家興衰，推動著地區合作進程。全球化改變著世界體系的運作規則，國49家既有參與全球化的渴望，又有著鞭長莫及的恐懼，各國深刻認識到，在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並行不悖的時代，自身繁榮只有在其所屬地區的整體共同繁榮之中才能得到保障。基於此，地區合作向著一體化的方向轉化，地區一體化愈發受到國家的重視，地區秩序建設提上議事日程。地區秩序是存在互動關係的相鄰國家之間權力分配、利益分配、觀念分配的結果，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地區制度的創立與運行。可以說，21世紀的世界是由地區組成的世界，地區的重要性正在與日俱增，而地區秩序日漸成為國家戰略關注的核心。

東亞正處於世界變動的漩渦，東亞秩序建構為諸大國戰略博弈所促動，吸引著全球的目光，昭示著世界的未來走向。東亞有著輝煌的古代歷史，而中國引領是彼時的榮光。16世紀以來，隨著歐洲利益的全球拓展，其國際影響日益突出，19世紀堪稱「歐洲世紀」，歐洲的重要性如此耀眼，以至於東亞失去了鋒芒。20世紀是「美國世紀」，東亞以其被動或主導的開放而波瀾不斷。19世紀至20世紀，歷經歐風美雨的滌盪，追隨與超越成為東亞變革的主題。20世紀後半期，尤為中國建設性崛起和亞洲金融危機所觸發，東亞一體化加速，東亞進入全面接觸時代，東亞影響力的增強給予學者充分的空間來研究和想像世界的未來。進入21世紀，各種內外力量匯聚，使得東亞的政治、經濟、安全乃至文化版圖都在經歷著根本性變革，東亞秩序因之處于震盪之中。

中國崛起是引動東亞秩序變革的核心力量。隨著中國崛起效應的持續發酵，世界諸大國圍繞中國前景展開戰略調整，尤其是美國戰略東移和日本加速右轉，使得東亞成為世界關注的重心，東亞秩序走向更是牽動著所涉各國的戰略目光。本文主要梳理了東亞合作進程與東亞秩序的變遷，剖析中、日、東盟、美等四股力量的戰略考慮與相互博弈。在此基礎上，分析中國東亞戰略走向，強調中國必須充分認識自身崛起的地區效應，通過制度化合作發展東亞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大力促成東亞命運共同體，培育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開放的東亞秩序，以爭取中國在東亞的主動地位。

一、東亞的重要性

東亞既是一個地域概念，又是一個歷史文化概念。傳統上，我們是把東亞當作一個文化概念來看待的，如費正清所言：「東亞在文化上為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地區，即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等。」有的學者則視之為儒教文化影響所及的地區，如北京大學教授梁志明所言：「狹義的東亞指中國及其島嶼（如台灣），以及日本列島、朝鮮半島、蒙古等；廣義的東亞則不僅包括上述東北亞地區，還包括東南亞，即中南半島和南洋群島地區諸國。」從地域意義上，目前尚有各不相同的界定。按照西方人的傳統理解，東亞一般而言包括東部西伯利亞、中國、蒙古、朝鮮半島、日本和東南亞。大多數中國學者在討論東亞問題時，往往把中日韓＋東盟十國（「10＋3」）等同於東亞。這種界定清晰明確，故而得到了其他國家許多學者的贊同。美國學界一般把東亞視為東北亞與東南亞之和。例如，彼得·卡贊斯坦認為：「東亞地區的定義包括了東南亞和東北亞，主要有東盟加上中國、朝鮮、韓國和日本，同時它不包括北美、澳大利亞、紐西蘭、南亞。對於建設亞洲和東亞地區主義的諸多倡議來說，它是相當穩定的一個定義。」日本學界則往往擴大東亞的地域所屬，將某些南亞、大洋洲等國家納入其中，如中村哲指出：「所謂東亞是指東北亞和東南亞組成的地區。東北亞是指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及中國台灣地區，將來可能包括蒙古、俄羅斯遠東部分。……東南亞與以印度為中心的南亞和東亞的中間地帶設定為東南亞地區是十分有效的，東南亞將來還會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巴布亞紐幾內亞等部分。」韓國學者白永瑞認為：「東亞不僅僅是一種地理上的固定實體，而是文化和歷史的產物。廣義的東亞包含著東北亞和東南亞，從這一地域在經濟上相互依賴日益增強的現實看，也蘊含了在政治和安全保障等方面追求合作的趨勢。」綜上所述，作為一個西方人提出的地域概念，東亞的文化歷史範疇相對明確（即儒家文化影響所及之地區），而其地理範疇則一直處於變動之中，鑒於東亞地區的開放性，其地理範疇擴大是一個基本趨勢，東亞峰會將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美國、俄羅斯納入其中，就是一個明顯例證。鑒於此，我們當以開放包容的態度認識東亞，並從文化深度、戰略高度把握其趨向。

東亞有著鮮明的獨特性。整體而言，東亞處於從邊緣到中心的發展進程之中，既面臨著外來文化的持續滲透，又普遍存在著文化保護和文化復興的問題，可以說傳統問題尚未解決，新問題又層出不窮，因而既有合作的強烈願望和戰略空間，又存在著阻礙一體化與合作的各種障礙。具體而言，東亞各國體制各異，發展水平各異，「擁有從發達國家到最貧窮國家之間巨大的收入差距，各國一方面作為整體促進著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發展階段的次序性同時落後國家不停地追趕著發達國家。而且，這個追趕過程發生在生產、貿易、投資、金融、援助等領域的國際性的結合之中。這種現象不論是在拉美、非洲還是中東都是看不到的」。東亞的獨特性還體現在，東南亞作為一個異質性眾多的次地區相對穩定和東北亞作為時代火藥桶的地位凸顯形成了鮮明對照。

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重視東亞。20世紀下半葉，東亞一波波經濟崛起時時牽動著世界的關注，推動著東亞世界經濟政治地位的提升。以日本、四小龍、中國和東盟國家為代表，形成一股生氣勃勃的潮流，創造了令世人矚目的「東亞奇蹟」。東亞不但在經濟發展，而且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也發生了顯著改變，它提供的新鮮經驗和發展模式預示著東方現代文明發展的一種新方式。尤其是中國崛起帶動了東亞經濟發展，推動了東亞的戰略競爭，也促進了東亞地區的深入合作。東亞正在逐漸贏得更大的影響力和自主權。過去幾十年，亞洲奇蹟除了應該歸功於東亞各經濟體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政策外，東亞國家之間的積極合作也功不可沒。促進東亞合作是所有東亞國家在全球化趨勢下的必然反應，符合東亞所有國家的利益。與此同時，東亞經濟崛起帶動了其國際政治地位的提升，世界貿易集中在北美、歐洲和東亞三個地區內部和地區之間，東亞被視為與歐美三足鼎立的世界經濟支柱。東亞向來是世界諸大國競爭重地，美國長期視之為確保世界大國地位的核心區域，甚至認為美國若退出東亞必將墮落為地區國家，為東亞的未來充滿憂慮；日本長期把東亞視為確保其戰略利益和謀取世界大國地位的支撐，為此不惜落下反覆無常之名；為維護自身利益和東亞一體化的核心地位，東盟奉行大國平衡戰略，以「東盟＋1」（「10＋1」）為核心戰術應對東亞變局；中國崛起牽動著世界關注的目光，而中國在東亞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周邊國家的神經。以上四股力量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使得東亞劇變舉世關注。

二、東亞合作進程及其困境

東亞重要性的提升是東亞合作進程的溢出效應之一。東亞地區合作進程歷史久遠，冷戰結束以來呈現加速趨勢，具體表現在經濟合作的制度化框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政治驅動開始與經濟驅動並駕齊驅；從低度政治問題領域起步的政治對話和安全協調不僅確保了東亞總體的和平、穩定，而且開始在戰略層面發揮主動效應，戰略層面的政治考慮成為東亞一體化進程的重要推手。作為以上合作進程的溢出效應，東亞進入全面接觸的時代，東亞共同體被接受為東亞秩序的願景。如何建構一個可被廣泛接受的、穩定而富有建設性的地區秩序已是擺在東亞諸國面前的重大戰略議題。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東亞缺乏地區性的、正式的政府間合作協議，有亞太合作而無東亞合作，市場力量是東亞一體化的天然推手，東亞被視為自然貿易區，而地區內諸經濟體逐漸被視為天然貿易夥伴。亞洲金融危機及其深刻教訓觸發了東亞的全面經濟合作；而中國經濟崛起的戰略效應也開始全面展現，並成為東亞一體化的首要推動力。以此為標誌，東亞經濟合作開始進入快車道，呈現出多樣化、多元化乃至競爭態勢。總體而言，東亞合作尚處於對話機制階段，制度化程度有待提升。儘管東亞已經進入自由貿易區的時代，各國的相關倡議均缺乏地區整體性的廣度和深度。換言之，東亞已經實現了實質性的經濟一體化，但相關制度性框架尚待完善和鞏固。當然，東亞秩序的制度化建構總少不了外來設計的影響，亞太經合組織、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等都對東亞秩序的未來有著巨大的影響。

政治和經濟相輔相成、相互影響，政治因素對經濟合作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影響力。東亞各國促動經濟一體化不僅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等經濟目53四大力量博弈與東亞秩序標，還力圖重新獲得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政治控制力，主動應對經濟全球化對國家政策工具選擇的制約。東亞政治對話和安全協調取得了顯著進展，尤其是「10＋3」機制開始從市場驅動向制度驅動演進，在中國的堅持下確保了東亞合作主渠道的地位；東盟十國建立了相對成熟的次地區秩序，中日韓三國初步建立了對話協商機制，開始推動自由貿易協定的進展；東亞峰會使得開放地區主義成為東亞戰略趨向。當然，由於東亞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差異大、各方利益不易協調的現實，東亞的政治對話、安全協調從低度政治領域起步，取得的成就也主要體現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昔日政治對抗的陰影並未消除，缺少戰略互信，戰略對抗的風險反而有所增加。雖冠以地區合作之名，各國仍免不了從國家角度思考、從雙邊角度作為，這似乎是東亞合作困境的經典寫照。

另外，東亞一體化在經濟、政治、戰略諸領域均遭遇了質量提升的難題，但這並沒有妨礙東亞進入全面接觸的時代。經濟相互依賴的全面發展，加上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突出，使得各國之間形成了某種程度上「共存共榮」的命運共同體。尋求合作與共同發展成為東亞的共享理念，也成為東亞合作制度建設的邏輯起點。東亞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並得到廣泛認同確屬順應時代潮流之舉。

東亞共同體到底是理想主義的謳歌還是現實主義的選擇，各國有著不同的認識和考慮，但這並不妨礙東亞共同體作為一個有著明確而宏大目標的地區秩序願景。地區秩序建構是超越現有的經濟合作範疇同時又能容納各種因素、建立戰略框架的命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迄今，鑒於東亞的歷史遺產和外來霸權主導地區事務的事實，東亞秩序並非常用的概念。東亞大國（尤其是中國、日本）慣常探討國際秩序或全球秩序，避免使用易引起歷史聯想的地區秩序概念，東亞秩序的錯綜複雜也使得戰略家望而卻步。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地區主義浪潮席捲全球，不僅為地區經濟一體化開闢了廣闊的道路，也為地區政治對話和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動力。東亞被地區主義裹挾其中，東亞秩序處於劇烈變動乃至重構之中，地區秩序的探討開始浮上檯面。

東亞地區一體化以經濟力量的自然驅動為開端，加上地區內外各種力量的折衝，明顯體現出政治經濟相分離的特徵。然而，經濟相互依賴的溢出效應和地區主義的推動力是不可阻遏的。經濟相互依賴、既有的規範和制度起到了緩解地區內權力失衡的衝擊，防止安全困境泛化的效用。與此同時，一系列雙邊同盟、安全對話、多邊論壇、部長級會議、第二軌道接觸及其他特定機制逐步建立起來，並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儘管政治誤解和安全不信任依舊阻礙著全面合作的展開，但絕大多數國家明確意識到，未來東亞秩序建構的中介不會是霸權戰爭，而是基於共同利益、以國際制度為主要方式的國際協調。

從本質上講，秩序建構是一個共同利益匯聚和制度化的進程。當前，東亞合作以開放性、漸進性、協調性為基本特徵，擴展到經濟、政治、安全、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共同發展、共同繁榮、合作安全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共同利益的匯聚與制度化成為東亞秩序建構的一種可行戰略路徑。

三、戰略力量博弈與東亞秩序演變

東亞共同體是一種願景性的地區秩序設計，體現了東亞國家超越傳統秩序模式的努力。傳統的東亞秩序總是圍繞一個中心國家而運轉，地區國家關係伴隨著中國、日本、美國等中心國家的交替變化而不斷被重新規定。冷戰結束以來，隨著東盟國家在地區一體化的領導地位得到中日韓等國家的認可，以及東盟積極實施「10＋1」這一大國平衡術，東亞秩序建構有了可預期的目標。東亞各國積極應對全球化和地區化兩大並行不悖的世界潮流，在擁抱全球化浪潮的同時全面融入地區一體化，開始將東亞共同體視為未來東亞秩序的願景；東亞各國奉行開放地區主義，使得地區外大國尤其是美國繼續在東亞秩序建構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因素構成東亞秩序建構的主要動力，其互動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東亞秩序的未來路徑。

東亞有三個傳統的地區秩序即中國主導的朝貢體系、美國尋求的「門戶開放」體系和日本主導的「大東亞共榮圈」。在古代東亞，中國是地區秩序的主導建構者。周邊鄰國定期派遣朝貢使向中國皇帝稱臣納貢，成為天朝藩屬；中國對接受「誥諭」的各國授予金銀印章，發給勘合符，提供政治承認、優惠貿易、安全保證等公共物品。朝貢秩序所倡導的是域外諸邦對中華帝國以小事大、慕德向化、梯山航海、克修職貢；中華帝國對各國則是撫馭萬邦、一視同仁、導以禮義、變其夷習。無疑，這是儒家學說在處理中華帝國對外關係所能構建的理念原則和理想框架。這個框架所要達到的境界是：域外諸藩國，如群星參斗，葵花向陽一般，圍繞著中華帝國運轉、進步。在這一向心、垂直體系之下，庶幾共享太平之福，維持一種中華模式的國際和平局面，或可稱之為「中華治下的和平」。朝貢體系是中華中心主義的文化秩序和貿易交流體系，是華夏倫理性政治秩序的自然擴展，其背後隱含著一種超越民族、種族畛域的包容性的天下概念。當然，天朝的至高無上不僅體現在文化上，還體現在政治結構和貿易往來上，作為一種同心圓式的等級秩序，朝貢體系的不平等性是內在的。

19世紀中葉，朝貢體系因西方工業國家的殖民入侵而瓦解，美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日本則在20世紀30、40年代追求「大東亞共榮圈」，這兩種秩序均屬不平等的殖民主義安排。「門戶開放」體系是一種均勢性的殖民秩序，地區外大國在秩序建構和維持上扮演主導角色，它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東亞秩序的可滲透性。自此，美國在東亞秩序中一直扮演著強權角色，從而使得開放地區主義成為東亞秩序建構的必然特徵。

總體而言，中國的朝貢體系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均具有不平等性，前者以文化優勢為主導，後者則以軍事入侵和征服為路徑。中國朝貢體系對東南亞諸國的歷史遺產，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繁榮結合在一起，增強了東南亞對中國崛起的疑懼心理。當然，朝貢秩序在一定意義上是自然形成的，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則更具有主動追求的刻意，體現了日本的戰略攻擊性。這種歷史遺產也使得日本慎言地區秩序，害怕因此引起其他東亞國家的惡感。鑒於此，中日兩國均提出明確的全球秩序圖景，卻很少言及東亞秩序，尤其是日本更把東亞秩序倡議視為帝國主義禁忌。因而，兩國均同意東盟在東亞秩序設計及實踐中扮演領導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東亞出現了三個部分性地區秩序安排：美國主導的安全體系、日本主導的雁行經濟秩序、東盟主導的次地區共同體秩序。美國領導的東亞安全體系具有霸權穩定的性質，依舊被某些成員國視為東亞穩定的柱石；日本領導的雁行秩序則體現了日本的經濟強勢和戰略謀劃能力。在一定意義上，雁行經濟秩序和東盟次地區共同體秩序在新一波全球化、地區化浪潮中確立，並成長為與美國安全體系並行的秩序形態，體現了東亞秩序的變動性。

近年來，中國的全面崛起、日本的政治右傾化、東南亞的規範性崛起、美國霸權安排的持續成為東亞秩序變動的新要素，各方力量致力於尋求自身的優勢和對其他力量的制衡，某種地區均勢正在建構之中。與其他地區不同的是，東亞均勢導致了對大國的戰略約束，或可被視為進一步合作及地區秩序建構的前提條件。與此同時，經濟一體化的溢出效應正在重塑地區安全關係，所有國家都在享受著地區合作的紅利。

東亞是世界政治經濟的中心之一，也是全球力量消長最大的地區；東亞擁有全球最具活力的經濟形態和市場，也擁有全球最具變數的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東亞集中了世界上幾乎各種類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也體現出世界上最為多樣的矛盾和衝突。東亞是冷戰結束以來矛盾衝突最多的地區，中日釣魚島爭端、韓日獨島（竹島）爭端、俄日千島群島（日本稱北方四島，俄稱南千島群島）之爭、中國的台灣問題、朝鮮半島危機、南中國海爭端等均是顯在或潛在的衝突之源。鑒於其歷史遺產的複雜性，東亞迄今所有秩序建構倡議均缺乏長遠性和明晰的路線圖，東亞合作缺乏強有力的制度網路，各國整軍經武，投身軍備「競走」，傳統安全困境依舊是大國進一步合作的障礙。當然，東亞安全情勢也表明，各國無意獲取入侵或佔領鄰國的軍事能力，而是著眼於防止他國恐嚇和懲罰造成的破壞性後果。基於此，在未來一段時間裡，東亞將介於均勢秩序和共同體秩序之間，處於戰略十字路口。

當前，東亞秩序建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所涉中、日、東盟、美等四股戰略力量之間正在展開著新的博弈，難以就未來目標達成一致，甚至在地區穩定與繁榮上也出現了越來越多不同的考慮。

從當時提出東亞共同體的考慮看，其基本設想是：以中小國家為主導，以問題領域為驅動，以社會互動實踐為具體模式，東盟是東亞合作和一體化進程的核心，中日韓分別加入這一進程，一方面主動發揮作用，另一方面也願意接受經東盟協商一致做出的決定。毋寧說，這是一種較為務實的軟性地區主義的秩序建設路徑。其主要取向是，從實際需要開始，在進程中不斷增加合作的內容，逐漸超越和突破經濟合作的框架，容納政治、社會、文化、安全等各種因素，培養互信、互惠、互賴的共同體意識，把優惠性的自由貿易安排、貨幣與金融合作、安全問題的處理作為優先選項，以此為基礎逐步建立整體性的宏觀合作機制。這一秩序建構思路的基礎條件之一就是，中國發揮著穩定器的建設性作用，其他國家接受和適應中國的和平發展。然而，我們看到的東亞現實卻是各國均處於深刻變化之中，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進入戰略深刻調整期，其基本動因之一就是尚未適應中國崛起產生的巨大效應。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和以東盟為同心圓的一體化進程的加速推進，以及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和雙邊關係的健康發展，日本在東亞的影響力迅速下降。與此同時，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也經歷了相對衰退，東亞秩序出現了中國、東盟及美國分別在經濟、政治及安全領域各領風騷的「三駕馬車」鼎足局面。正在湧現的這一地區秩序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的東亞秩序有很大不同，反映出東亞地區正在發生的權力轉移和充滿活力的經濟和政治生態。對此，美國和日本均充滿了焦躁和不安。日本對中國崛起的不適應進入深化期，中日矛盾逐步激化；美國則通過戰略東移重返東亞，二者或明或暗的配合攪亂了一池春水，東亞格局為之劇變，地區內外各種矛盾顯現並激化。

對東亞發展進程始終不能釋懷的是日本。日本運用軍事手段（「大東亞共榮圈」）和經濟手段（「雁行模式」）企圖主導東亞的歷史，決定了日本對東亞主導地位有著明晰而持久的渴望。進入21世紀，不僅中國在東亞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迅速擴大，中日實力對比也發生了逆轉。面對綜合國力日趨強大的中國，日本採取了頗為高調的姿態，利用意識形態、軍事等因素遏制中國的意圖彰顯，尤其是肆意挑起釣魚島爭端，導致中日關係進一步惡化。2012年12月安倍晉三再度出任日本首相以來，政治右傾化進一步主導日本政壇，其外交政策更具進攻性，不僅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而且刻意在中國周邊挑事，甚至企圖結成針對中國的鬆散聯盟；與此同時，安倍政權極力在安全戰略上尋求新突破，並通過修訂安保法案的方式來突破和平憲法的限制。安倍多次強調在領土爭端方面採取較為強硬的外交政策，在釣魚島問題上肆意挑戰中國的戰略底線，中日困局走向深化和固化。日本的政治右傾成為影響東亞秩序建構的重要負面因素，中日互不信任是東亞秩序建構難以跨越的障礙因素。日本經濟界精英普遍認為，中日競爭已經深刻影響到東亞經濟制度建設的所有核心層面，如東南亞和東北亞國家之間優惠貿易紐帶的性質、相互重疊的自由貿易區網路、東亞一體化進程的包容性等。在安全領域，兩國確實存在傳統的安全困境認知，難以培育基於共同信任、互惠、相互依賴的共同體意識。與中國的競爭鼓勵著日本國內對軍事力量的興趣，兩國在戰略層面互不信任加劇了東亞的安全困境，並阻礙了地區安全制度的建構。

美國在東亞的核心利益自1905年以來就保持不變，即確保均勢。美國的目標造就了東亞的地區開放主義，使得東亞秩序建構也必須考慮美國的反應。近年來，美國大戰略目標逐步明確為護持全球領導地位，確保東亞主導地位，維繫東亞均勢格局。護持全球領導地位，美國採取的途徑是構建由盟國和夥伴網路、地區組織和全球性制度等組成的全球體系，調控國際關係尤其是大國關係。確保東亞主導地位，維持有利於美國的地區均勢不被蠶食，防止因退出東亞、丟失亞洲主導地位而退守為地區國家，是美國的戰略底線。然而，美國不是東亞霸主，其目標並非無限，而是聚焦於維持有利於美國的地區均勢不被打破。美國戰略東移以抓住亞太世紀的機遇和應對中國崛起的挑戰為核心議題，以鞏固和發展美國在亞太的領導地位為目標，其核心要素是平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全球和地區影響力。美國最為擔心的是中國在東亞乃至亞太的影響力超過自己，進而導致美國失去東亞乃至亞太主導地位。美國認識到與中國合作的收益，但更憂慮中國崛起帶來的嚴峻挑戰，把維繫其主導的地區均勢不被打破視為東亞戰略底線。因此，美國極力充當「離岸平衡手」，有意在東亞保持適度的緊張關係，利用中國和鄰國的嫌隙，特別是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擔心，推動這些國家加強與美國的政治、經濟、安全合作，進而擾亂東亞地區內部整合的步伐。防止和打破亞洲國家對中國在經濟、安全等方面的戰略依賴成為美國對華關係的一條主軸，其主要做法是大肆渲染中國崛起威脅論，鞏固和發展盟友關係，尤其是加強與中國有爭端的周邊國家關係，挑撥中國周邊國家惹是生非，從東北亞、東南亞、南亞等各戰略方向加強對中國的戰略遏制。美國的戰略東移以制度化途徑為主要抓手。美國積極推動傳統同盟關係的深化，同時擴大與新興國家的制度化合作，致力於構築新型多邊軍事合作體系。與此同時，美國對亞太地區經濟合作進程的主導權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美國主導推進「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強力介入東亞經濟一體化，阻礙中國掌握地區經貿主導權。美國戰略調整引發了東亞權力重新組合，使得東亞安全形勢更趨複雜，傳統的領土爭端與愈演愈烈的海權競爭相互交織，中美安全衝突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美國戰略調整的矛頭直指中國，在熱點問題上採取明顯偏袒中國鄰國的干預立場，強化與相關國家的同盟、准同盟關係，推行海空一體化，著力前沿部署，對中國進行戰略試探，對地區爭端升溫起到了火上澆油的作用，使得中國感受到了軍事遏制態勢和強大的戰略壓力，並造成了兩國地緣戰略競爭的深化。

在東亞秩序建構進程中，東盟迄今扮演著領導者和制衡者的雙重角色，而二者內在的矛盾性正在凸顯，使得東盟主導推動地區秩序建構的動力不足、創新乏力。一方面，東盟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的領導地位得到了東北亞三大國的尊重，也得到了美國、俄羅斯等國家的尊重，東盟處理次地區多樣性和多重矛盾上的成功經驗為東亞秩序建構提供了範例；另一方面，東盟明確認識到自身在推動地區一體化進程中作用的吃力，以及對喪失主導地位的擔心，因此，東盟採取所有措施的不變核心是通過大國平衡確保自身主導地位，為此，甚至不惜放緩地區一體化的速度和深度。具體而言，東盟總體上對中國崛起普遍持有歡迎的態度，主動適應的態勢明確，但平衡和沖淡中國地區影響力的擴大也是其必然的趨向；抵消和平衡美國的作用也是催生東亞制度安排的重要動力，東盟歡迎美國的軍事存在，希望藉助美國力量平衡中國、制約日本，同時也對美國爭奪東亞經濟合作主導權的企圖充滿警惕。鑒於此，東盟對防止東亞秩序建構走向歧途可以起到關鍵性作用，但推動秩序建構的動力就不足了。當然，最近美國的一系列頻繁動作也給東盟製造了困難。美國戰略東移對東盟的主導地位構成了挑戰；與此同時，美國針對中國的戰略作為，實際上將既有盟友和潛在盟友置於兩難境地。多數東盟國家把美國看成是消除焦慮的工具，但並不完全將中國崛起視為自己的威脅，而是期望美國在既有的領土領海爭端中發揮制衡中國的作用，東盟各國並不願意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或為美國火中取栗。以上幾股力量的戰略調整，使得東亞地區的未來充滿了變數。

由於中國的迅速崛起，如何解讀中國的東亞秩序觀變得越來越重要。有學者提出了一個頗具廣泛影響力的觀點即中國尋求多極世界、單極東亞的格局，而美國尋求單極世界、多極東亞的格局，中美雙方對東亞秩序的理解針鋒相對。無論如何，美國宣布東亞是其戰略重點，在東亞發起了全面攻勢和破壞性介入，力圖通過強化同盟、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談判進程來塑造東亞秩序，使得東亞呈現一定程度的經濟合作與戰略防務分裂的現象，成為東亞秩序的外部攪局者。日本則抓住美國戰略東移的機遇，構築對抗中國的戰略態勢，為此，日本不惜放棄東亞共同體的理念，成為東亞秩序的內部攪局者。東盟一方面要維繫東亞合作的主導權，一方面又要平衡大國力量，難以做到左右逢源。上述四大戰略力量的博弈必然深刻影響著東亞秩序的前景。

四、東亞秩序前景與中國戰略趨向

東亞既有的地區制度安排涵蓋經濟、政治和安全層面，並主要體現在跨地區、地區層次、次地區層次和雙邊層次。跨地區層次主要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東盟地區論壇（AＲF）、東亞峰會及正在進行中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談判，其中亞太經合組織是唯一涵蓋整個東亞地區的多邊合作機制，東盟地區論壇是亞太地區唯一的官方多邊安全合作對話機制，這兩個制度安全均以東亞國家為主體。在東亞地區層面上的制度建構主要是經濟合作框架，尤以「10＋3」機制、「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ＲCEP）談判為主要體現；次地區層面的制度建構主要是東盟共同體建設和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而雙邊層面的制度建構以「10＋1」機制、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為主要形式。

與自由貿易協定積極建設形成對照的是躊躇不前的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東亞安全格局有著兩大特徵：一是美國戰後雙邊安全協議仍有較強適應能力，二是新近嘗試的多邊安全機制軟弱無力。東亞安全合作面臨種種困境，軍事同盟被視為冷戰思維的表現，合作安全被視為理想主義的產物，多邊合作被視為缺乏效力，而雙邊合作有破壞均勢之嫌。從現有制度安排來看，東亞的多邊安全合作尚處於磋商階段，而傳統的雙邊安全合作仍為主要形式。

總體而言，東亞地區制度建設尚處於初級階段。東亞秩序建構的特殊性在於，地區外大國期望發揮重要作用，地區大國未發揮領導作用，東盟規範仍是東亞秩序建構的主要推動力。迄今為止，東亞合作在低度政治為主要特徵的功能性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在政治和安全合作上依舊荊棘密布。當然，即使在經濟領域，各國不同的自由貿易區構想及其實踐也有可能導致「義大利麵條效應」，並在無形中增加地區一體化的成本。另外，東亞多邊安全制度安排依舊處於對話階段。對著眼於自助的民族國家而言，多邊安全機制的匱乏並非嚴重問題；但對進一步地區一體化而言，安全威脅卻不啻是夢魘和障礙。

東亞秩序建構的困境在於，目前的東亞秩序仍然處於領域分割狀態（安全與經濟的分離尤其明顯），各國主張不盡一致，中國和東盟的理念更為接近，而美國和日本的想法更為契合，因而出現了多種秩序主張。2010年之前，東亞共同體的理念已經為東亞國家所接受，儘管存在著不同制度設計的競爭，但東盟中心的地位得到了地區內外諸國的尊重，東盟規範發揮著支點性作用，東亞秩序看起來有著審慎樂觀的前景。然而，這一秩序設計不僅存在著內在的不足，也與美國尋求的規範存在對沖，尤其是在安全機制上，同盟安全與合作安全兩種模式既有衝突也有競爭。其結果是雙邊同盟、多邊對話和特殊外交的混合，既不構成軍事競爭對抗，也難以形成多邊合作體系，其變數天然存在。2010年以來，地區內外各種矛盾開始顯現並激化，東亞合作出現動力不足、前景不明、凝聚力不夠等困難，地區內領土和海洋權益矛盾也趨於激化。

當前東亞秩序的主要特徵表明，東亞各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經濟差距，政治發展不平衡，戰略互信缺失，且對東亞地域範圍和主導權分配上存在分歧，東亞共同體秩序的建構困難重重。各國深刻認識到東亞合作可以進行利益讓渡，但難以實現主權讓渡；重視功能性合作，而不是著眼於地區制度的建構；遵循開放地區主義的邏輯，促進地區內外的有效互動。這種境況表明，未來東亞秩序建構的中介不會是霸權戰爭，而是基於共同利益之上，以國際制度建設為主要方式的國際協調。

基於此，東亞秩序建構的主要路徑和突破點在於，超越既有的功能性合作，積極推動地區制度化建設。當前，東亞合作的進程已不可逆轉，但向高層次推動地區合作的政治共識不強，東亞合作可能繼續推進功能性合作，保持和發展地區的合作對話框架，就重大問題進行對話、溝通、協商和改善地區關係，推進領域的合作機制，發展共享利益，擇其易者先行。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既有的低制度化合作模式已經並正在制約著東亞一體化的進程，對於構建具有強制約束功能的地區合作制度而言，以協商一致、非正式性為核心的東盟方式幾乎是不可逾越的藩籬，其結果是導致地區合作制度建設的滯後和降低了制度的有效性。目前，美國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談判給東亞合作帶來了巨大的內部分解和外部壓力，但在另一個角度未嘗不是東亞改變既有路徑的機遇。因此，我們建議在繼續加強和擴大東亞功能性合作的同時，加大地區制度建設的力度和分量。

地緣政治經濟被視為大國戰略謀劃的地理坐標。對中國而言，東亞是中國政治、安全、經濟利益集中的地區，是中國持續發展最重要的舞台，而立足東亞也是中國長期對外戰略的重點。中國擁有東亞領土面積68％和人口65％的事實、中國在東亞歷史上曾長期具有的特殊地位、中國經濟30餘年保持9．8％的年增長率，都決定了中國必然是引領東亞變革的核心力量之一。

地區秩序建構是一個國家地區戰略的最高層次表達。從歷史角度看，崛起大國往往被視為既有秩序的挑戰者，大戰難以避免。中國的崛起也引起鄰國和世界其他大國的類似憂慮。冷戰結束以來，有許多學者對亞洲的未來抱有悲觀心態，認為亞洲必成爭奪之所，其主要理由在於對中國成為修正主義國家的預測。然而，中國與其鄰國通過融入地區一體化的戰略路徑緩解了這些擔憂。中國積极參与了一系列基於合作原則和共識的多邊制度，「這些制度不一定能夠滿足成員國的安全需要，卻非常適合增進非敵非友國家間的關係。它們為中國及其鄰國提供了和平共處並緩解潛在衝突的機制，從而大大改變了此前中國的相對孤立處境，為中國提供了進行制度化合作的經驗」。中國是東亞地區制度的建設者之一。在相互接觸的進程中，中國成為東亞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在地區一體化進程中，中國逐步並明確進行了基於共同利益的戰略調整，並與地區內國家達成了以共同利益為導向的建設性合作。中國倡導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各國建立互信機制，通過戰略合作機制爭取共同安全，通過友好協商和平解決爭端；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承認並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民族之間保持和睦相處的關係；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大小國家一律平等，求同存異，通過國際政治民主化的途徑，解決事關世界與地區和平的重大問題，即追求「共同利益、共同存在、共同發展、共同安全」。中國溫和、務實、堅定的作為，代表了促進東亞秩序良性建構的中國思路。

國際秩序建設是任何一個大國外交必須回答的問題，更是崛起大國必須嚴肅對待的重大議題。一個真正成功大國的標誌，取決於該國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進共享的價值觀和穩定國際秩序。而對中國來說，必須先積极參与東亞新秩序的建構，才可能具備引導世界秩序演變的條件。在東亞秩序的建構進程中，中國必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國要打破將大國崛起與戰爭、不穩定相關聯的傳統認識，促進東亞穩定發展，必須著眼於通過地區合作，在自己利益攸關的地區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區秩序，在建設性的互動過程中消除長期積累起來的隔閡和積怨，探索並逐步確立國家間關係和國際關係的新準則，為國際秩序變革提供一種可借鑒的範式。換言之，中國在東亞地區秩序建構中的探索，不僅決定著東亞秩序的未來方向，也將有助於促進全球秩序向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東亞國家對中國的地區戰略走向高度關注，它們願意中國參與地區合作，但又普遍擔心中國主導地區合作事務，而美國等在東亞擁有重要利益的國家對中國的動向也頗為敏感。有鑒於此，中國東亞戰略尤其是對東亞秩序建構的部署，引起了地區內外國家的高度關注。2012年至今，中國相繼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的東亞戰略倡議，秉持「親、誠、惠、容」的合作理念，深化互利共贏格局，推進地區安全合作。中國致力於升級其地區戰略，積極促進地區合作的制度化。這包括：與東盟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設立中國—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海洋合作關係，與東盟國家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提出打造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升級版，主導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支持東亞國家開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提出建設孟中印緬經濟走廊等構想，通過引導地區安排的方向、促進東亞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適應，發展開放性全地區合作，緩解東亞疑慮，凝聚共同利益，深化地區認同，力爭在新一輪東亞乃至亞太秩序的構建中發揮強有力的塑造和引導作用。

中國東亞秩序戰略的核心目標是充分認識中國崛起的地區效應，有效降低中國崛起的負面衝擊力，促進地區穩定與共同發展，完善東亞共同體的「中國論述」，推動地區制度建設的頂層設計，致力於以匯聚共同利益為基礎開展開放透明的東亞共同體建設，通過制度性合作發展東亞利益共同體，創立責任共擔、大國多擔的責任共同體，大力促成東亞命運共同體，培育並鞏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開放的東亞秩序。

作為東亞關鍵的利益攸關方，中國迎來為地區和平發展做出更大貢獻的時代，承擔地區大國責任是中國必然的戰略選擇。中國承擔地區責任，以大有作為為目標，以力所能及為條件，以循序漸進為原則。與此同時，地區事務紛繁複雜，各國利益訴求不一，唯有逐步建立責任共擔、大國承擔重要責任的責任共同體，地區合作才能有更為牢固的制度化基礎，地區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才能逐步強化。為此，中國要深化對地區公共物品的認識，與各國一道確立地區和平發展的目標，客觀評估地區國家的根本利益訴求，既能夠做到雪中送炭，又能夠實現共享繁榮，從而深化東亞命運共同體意識，實現東亞秩序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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