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製定五四憲法（1953年）的國內環境

06-24

在分析五四憲法成因時，學者們從社會生活的變遷、社會結構的變化、經濟結構的變化、人民的民主需求和組織化[1]，國際政策對國內製憲的影響[2]，過渡時期總路線對五四憲法的影響[3]，政治體制轉換[4 ]等角度切入，大多已經擺脫了以階級分析為基礎的「教導型」憲法學的影響。但是對於五四憲法的分析多以正統黨史為中心展開，在時間點上也集中在1954年前後。

雖然蕭北聲教授已經注意到了鎮反、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對制憲的側面影響[5]，但是並沒有展開這些事件對憲法制定的具體影響。事實上，關於憲法制定的內容和路徑可以追溯到1948年。同人民制憲的主流敘事不同，當時的國內環境要複雜地多。

1948年後的政治形勢

在中國近代史中，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是憲政的主要宣傳者，更有學者或黨派直接起草過省憲，國憲。在1945年，各民主黨派都主張召開民主選舉的國民大會，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6]。但是到了1953年，一些人卻開始擔心普選和制憲,「而不積極要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7]。前後態度之轉變，箇中原因需要從歷史中去尋找。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是新政協建立的開端，在隨後的政協籌備中形成了日後的「民主黨派」。新政協的成立是一個篩選過程，親中共的黨派順利取得席位，帶有反對色彩的黨派被排除出日後政治進程。新政協收到30份團體和個人要求參加新政協的書面請求，最後准入的有14個黨派。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民社黨革新派、中國少年勞動黨、光復會、中國農民黨、中國民治黨、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人民民主自由聯盟、民主進步黨、中國人民自由黨等黨派團體的與會請求，被以「成分複雜」等理由拒絕。[8]隨著國共內戰的局勢逐漸明朗，民主黨派開始失去「第三黨」的獨立地位。1949年初，多數民主黨派相繼宣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但是1949年宣布成立的仍是「聯合政府」，各民主黨派的政治影響力仍然存在。民主黨派的政治基礎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尚未被「改造」。

在1949年《論人民民主專政》里，毛澤東就具有策略性地提出政黨和階級的消滅問題，同時提出對國內外反動派的「獨裁」政策。這裡剝奪的是反動派的發言權。[9]結果在1950年開始到1952年結束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儘管正式處決的地主大約在20萬至80萬，而加上土改運動鬥爭會上打死的地主，富農，總共大約一百至二百萬人被殺害[10]，在政治卻沒有引起反抗，相反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經過土地改革的嚴重考驗之後」「比較穩定地站到人民方面」[11]。另一方面統一戰線政策轉變為「既團結又鬥爭」，對於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反動分子」「在適當的時機給以必要的打擊」[12]。到了1950年4月13日，雖然統戰政策要「以團結為主，鬥爭為了團結」，但是「是為了明天實現社會主義」，要想想如何為明天做準備條件。[13]而毛澤東還在政協上「安撫」民族資產階級：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在很遠的未來」。[14]

文化領域的思想改造

文化領域的鬥爭很快就開始了。在文化領域，毛澤東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掀起了關於《武訓傳》的討論，「揭開了改造知識分子的序幕」。[15]武訓傳事件之後，「文化界形成了一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風氣」[16]。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卻進一步發酵。10月23日，在政協會議上毛澤東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17]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於在文學藝術界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內部文件《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隨後思想改造又擴展到各界，1952年1月5日，政協發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5月2日，中共中央又下發了《中共中央關於在高等學校中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清理「中層」的指示》[18]。這場運動以1952年9月《關於各地須做高、中、初等學校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綜合報告的通知》為標誌基本結束。在主流敘事中，這場運動的結果是「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在文化領域的領導地位」[19]。但是這樣運動真正的後果是知識分子喪失自己的獨立性，成為馴服聽命的工具，同時在思想改造的相互揭發中，知識分子間的關係嚴重惡化。[20]另外一方面通過思想改造，在各個領域「達到人事調查和組織清洗的目的」[21]。

經濟領域的改造

在經濟領域，發端於東北地區的三反運動演變成五反運動。1952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這個時候的民族資產階級正處在「被消滅」的階段，毛澤東刪去王芸生的「我們人民民主政權的『四友』」正是鋪墊。「現在反對資產階級的五毒，聯合和改造他們都是為了將來便於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為消滅資產階級做準備」，[22]甚至要「改造他們的家庭」[23]。五反運動的結果是「45萬私人企業中的3/4被指控為有五害」[24]。在３月１１日政務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於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方法》里，把私營工商戶分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５類進行定案處理。定案處理的結果是：守法戶佔總戶數的１０—１５％；基本守法戶佔５０—６０％；半守法半違法戶佔２０—３０％；嚴重違法戶約佔４％；完全違法戶約佔１％。在上海，因為五反運動跳樓的工商者達一千多人，其中就包括民族工商業代表盧作孚、「冠生園」品牌創立者冼冠生。[25]就這樣，民族資產階級同知識分子一樣經歷了一場洗心革面的政治運動，在道義上被視為「五毒」，在經濟上被剝奪財產，在政治上被剝奪政治權利，在日後的政治進程中，民族資產階級無力也無望施加自己的影響。

1944年~1953年的報業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報業的發展。在民國時期，報業雖然受到歷任當政政府的壓制，但是在總體上卻呈現出繁榮景象。1944—1945年間，中國報刊總計達1028種，[26]1948年中國報刊更是達到了約1450種[27]。同武裝鬥爭的兩大黨相比，中國的民主黨派，其影響政治的主要方式是通過輿論，而輿論之首要陣地就是報刊。然而，解放戰爭以及建國以來，私營報業卻日漸消亡。新中國建國後到1950年只剩下624種，私營報紙只有55種[28]。其中，一部分是在解放戰爭時期被查封的，例如北京市軍管會接管查封了當時26家報紙中的25家[29]，這一時期管理報紙的方法是登記審查和批准制度，政治審查是這一時期報紙關停的主要原因。建國後私營報業蕭條另一個原因是報業普遍的經營困難，但是政治審查也沒有取消，例如天津《博陵日報》因為「歪曲政策報道」被停刊。[30]報刊經營困難的原因較為複雜，一是「中共奪權造成大批讀報人逃亡或被壓制」[31]，二是報紙的用紙成本上升，「報紙的售價反低於底價」[32]，三是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之後「統一新聞來源，避免各報從黨所控制的通訊社以外的渠道獲取信息」[33]，結果「都是新華社、塔斯社一個樣的消息」「即便（各報）把登記辦妥，他究竟能夠維持幾時」[34]。到了1950年3月，全國私營報紙僅剩58家，到了8月下旬，私營報紙僅剩25家。[35]1953年，所有私營報紙都轉變為公私合營報紙，後來又逐漸退還私股，實際上皆為公營。對報紙最為倚重的民主黨派失去了影響輿論的渠道，國營報紙黨報逐漸成為信息的主要發布者和傳播者。

向社會主義過渡

[地主階級的消滅另章有述]到了1953年，地主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剩下的是處在改造中的地主階級分子和富農分子了，知識分子經過「洗澡」「改造」對新政權已不敢再置一詞，民族資產階級經過五反也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民主黨派一方面失去了對輿論的控制，另一方面，作為政治基礎的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經過政治運動的重重改造已經倒向了「黨的懷抱」和「社會主義事業」，民主黨派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力基本上已變得無足輕重了。

通過對1948—1953年歷史的考察，可以認為1953年中共決定製憲不僅是受斯大林建議的影響，更是中國內部政治形勢變化的結果。中共中央1953年12月19日發出《關於目前政權性質問題的指示》，對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關係在黨內高層進行了傳達：「中央認為人民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本無實質上的區別，省級以上高級幹部了解這個問題是有必要的，但對一般幹部這樣解釋和宣傳卻是不適宜的。……各地領導機關應注意控制這一問題的宣傳，停止在廣泛的幹部中關於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宣傳和討論。」但毛澤東在1949年提倡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轉變為無產階級專政[36]。可以說，1954年，中國共產黨通實際上做好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準備，包括通過一部「社會主義性質」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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