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金戰爭——1215年形勢(上)

蒙金戰爭——1215年形勢(上)

來自專欄歷史⑨課

在1215年中,雙方的戰事,隨著金都南遷,不可避免地擴大了。在金南退的同時,蒙軍隨之發起了戰略態勢上的追擊,在山西、河北、陝西、遼西、山東等地如入無人之境。更為重要的是,蒙軍將實際控制線推過了幽雲十六州,華北門戶大開。在東北出現了東夏,金的實際控制區只能龜縮到原北宋的北方地區。這一期我們主要談如下幾個問題:

一、金軍正規軍在河北的潰敗

接1214年,蒙軍在1215年繼續圍困中都。此時,雖然金朝首都遷至汴梁,但中都作為華北地區的重鎮和舊都,不可輕易放棄。

1,中都對金的統治者有著重要的政治意義。

金朝朝野上下對遷都頗有微詞,已形成了很大的輿論壓力。況且金的一整套行政機構在中都還有很大殘餘,南遷有很大的政治阻力,因此金宣宗更要用一場軍事上的救援,來緩解他在政治上的壓力。《金史·卷一百一》:

百官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乃下詔遷都。

《宋史全文·卷三十》:

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

2,中都對金統治者具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

蒙軍在1215年對河北的進攻(部分)

河南地區雖然較其它地區要安穩一些,但在遷都之後,河南在經濟上並沒有能夠立即承受大量金皇室、貴族、軍戶的能力,百姓賦稅加重不提,國庫也無法支撐。同時不在中都地區爭奪,金的軍馬就沒有地方飼養;強行在河南、山東等地飼養軍馬,農業就要受到打擊,從而加速了金朝的覆滅。《金史·卷四十六》:

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為虛矣。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

《金史·卷四十七》: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軍國所需,一切責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於它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罷,庶民力寬而逋者可復。」

同卷另一則:

十一月,又議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命尚書右丞高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均以可耕者與之,人得無幾。又僻遠之處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況今農田且不能盡辟,豈有餘力以耕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軍不可仰此得食也,審矣。今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閱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各妄承風旨,追呼究結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指民田以充之,則所在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挽轉輸,日不暇給,而復為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戶暫遷,行有還期,何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為,況無所利乎!惟陛下加察。」

3,金宣宗在剛遷都的時候,在心理上也沒有立即喪失恢復的願望。(雖然他之後放棄了)

在《宋史全文·卷三十》中,他回復曰:

燕京乏糧,不能應辦朝廷百官諸軍。今暫往南京,候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

除了口頭上的承諾,他也落實了實際行動。《金史·卷十四》:

(三月)壬戌,遣內侍諭永錫防邊,毋以和議為辭。

4,且金在大名、真定、清滄等地區仍有部隊可以發動救援,而且在中都附近的通州仍有軍隊,救援中都在軍事上是有可行性的。

金軍兩個方面軍的失敗

於是金軍分兩個批次和兩個方向進行救援。

第一個批次和方向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大名——清滄方面軍。「方面軍」有正規軍兩萬九千人(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參知政事、大名行省孛術魯德裕調遣繼發,救中都。),由元帥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御史中丞李英率領,其中還有供應中都的補給。其中,李英從河北重鎮大名出發,又搜集了河間地區的清州、滄州的地方武裝,結果因為醉酒,被石抹明安先是佯退,而後利用速度上的優勢,在永清地區半渡而擊,兵敗。具體過程在《元史·卷一百五十》和《金史·卷一百一》中有敘述。

金御史中丞李英、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領兵護軍食,以援中都。帝遣右副元帥神撒將四百騎迎戰,明安將五百騎繼之,遇於永清。將戰,命士卒佯敗,金兵來追,回擊,大破之,死及溺水者甚眾,獲李英及所佩虎符,得糧千餘車。遂招諭永清,不降,拔而屠之。

第二個批次和方向則來自中都西南的涿州方向——「西南方面軍」。石抹明安在擊潰清滄方面軍之後,轉頭攻打「西南方面軍」。《元史·卷一百五十》:

未幾,金將完顏合住、監軍阿興松哥,復以步兵萬二千人、糧車五百兩援中都。明安復將三千騎往擊之,遇於涿州宣封寨,獲松哥,合住遁去,盡得其輜重,還屯建春宮。四月,攻萬寧宮,克之。取富昌、豐宜二關,攻拔固安縣。

除此之外,中都附近的通州則早已投降。

乙亥春正月,取通州,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眾降,明安命復其職,置之麾下,遂駐軍於京南建春宮。

5、 蒙軍這次圍點打援的成功,使金軍在河北喪失了能夠機動作戰的野戰兵力,同時由於術虎高琪與完顏承暉的黨爭,其它地區的金兵也多龜縮不出,蒙軍因而可以來去自由,攻打州縣而無後患,這對當時沒有強大攻城武器的蒙軍是一個利好消息(夏四月,克清、順二州)(是時,中都以南城邑皆降。惟金將張甫、張進、移刺眾家奴、楊壽等據守信安今河北霸州市東信安鎮不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避免/反抗蒙軍的劫掠,河北豪強開始形成地主武裝,或者投蒙,或者自保,或者效忠金朝,金皇室自此失去了往日對河北的集中統治,九公封建的混亂時代就來臨了。

二、蒙軍在遼西的進攻與東北的變局

木華黎在1214年對遼西的進攻並沒有停止。在去年年底或1215年農曆二月,木華黎攻破了北京,隨即對遼西其它州縣展開了進攻,興中府也向蒙軍投降。可以說,北京路的完全淪陷,徹底斷絕了東北與華北的路上通路。《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移剌捏兒)佐太師木華黎取北京,下高、利、興、松、義、錦等二十六城,破五十四寨,平利州賊劉四祿。

在這個時候,割據錦州的張致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企圖自立,結果被木華黎平定。這件事情的具體時間,各處史料有所抵牾。但在這裡,我個人就先採用《史集》和《元朝名臣事略》的結合說法,認為是1215年出現叛亂,1216年被平定。

木華黎在遼西的行動

《元朝名臣事略》記載的比較詳細:

乙亥(1215年),詔王以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奪忽闌徹里必南征。王密察鯨有反側意,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果稱病逗留,復謀叛去,阿先執鯨,殺之。鯨弟致憤兄死,殺長吏,據錦州叛,偽稱漢興,改元興隆,略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盡有之。王率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兀葉兒等軍討之,州郡皆復應官軍,遂擊紅羅山,克之。

這一點符合《元史·太祖本紀》中的記載。然而在《本紀》中,平州是在八月被攻陷的,此時平州為金所有:

詔史天倪南征,授右副都元帥,賜金虎符。八月,天倪取平州,金經略使乞住降。

如果結合《事略》來看,這說明平州再次被張致攻破應該在8月以後。於是,在1216年,張致被平定,《事略》中說:

丙子,致陷興中府,權帥王珣遁。王(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嶮為阻,欲設奇餌之,乃遣兀葉兒、耶律某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急,果以兵救之。蒙古不花遣騎扼其歸路,且馳報王。王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崩潰,斬其將張東平,獲首虜萬三千。遂由開義縣進圍錦州。賊屢出戰不利,乃閉門城守,月余,偽監軍高益縛致出降,致伏誅。

這一點和《元史·何實傳》中相符。

鯨弟致,初以叛謀於實,實厲聲叱曰:「天之曆數在朔方,汝等恣為不軌,徒自斃耳!」乃籍戶口一萬,募兵三千,丙子春,來歸。大將木華黎與論兵事,奇變百出。拊髀欣躍,大加稱賞,遂引見太祖,獻軍民之數。帝大悅,賜鞘劍一,命從木華黎選充前鋒。時張致復據錦州,實與賊遇於神水縣,挺身陷陣,殊死戰,殺三百餘人,獲戰馬兵械甚眾,木華黎奏賜鞍馬弓矢以勵之。

《史集》則是這樣說的:

接著,相當於伊斯蘭教曆611年的忽盧吉納亦勒即鼠年(1216)年,有消息傳到成吉思汗處說,錦州城女真異密(Emir)張致復叛........[成吉思汗]遂派木華黎國王[去征討他],派[他]帶著左翼軍捉住了[張致],重新征服了這些地區。就是這些!

如果這樣看的話,1215年冬天出事,1216年傳到成吉思汗耳朵里,當年春被平定,也是理所當然的了。所以說《元史·太祖本紀》中的「(四月)詔張鯨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南征,鯨謀叛,伏誅。鯨弟致遂據錦州,僣號漢興皇帝,改元興龍。」一事,可能實際上發生在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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