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遊戲社會價值和產業轉型的9個問題（7）
來自專欄評游析道，得罪一下
前言：
本專題主旨在於挖掘遊戲與人類的共同價值。分基本概述，遊戲與社會價值，遊戲與產業轉型三部分。具體9個問題均可獨立成篇，可根據自己對遊戲了解程度的區別，跳過部分章節，選擇性閱讀。
本專題有適量括弧內標註，對重點論述加粗強調。對於不玩遊戲而困擾於遊戲的讀者，相信具有成體系的科普價值。對於遊戲行業部分崗位的工作者，也期待能有所啟發與參考。
導讀:
一、遊戲基本概述
1、遊戲的本質是什麼？
2、當前世界遊戲產業格局
3、中國遊戲的發展與現狀
二、遊戲與社會價值
4、遊戲如何讓人沉迷？
5、解構遊戲樂趣的四個維度（兼談《王者榮耀》）
6、對「遊戲素養」的定義
7、遊戲有什麼用？（兼談學校教育）
三、遊戲與產業轉型
8、關於功能遊戲命題的真偽
9、品味成長、消費升級與用戶忠誠（兼談《絕地求生》）
四、結語
7、遊戲有什麼用？（兼談學校教育）
遊戲的作用，首先談教育，下文再談功能遊戲問題。
遊戲的教育價值被低估了。
有遊戲經驗的人能普遍意識到，遊戲是一個窗口，或如知名軍事理論家、評論家張召忠少將所言，「遊戲是一個入口」——透過這個口子，你可以看，但看歸根到底是看，就起一個興趣引導的作用。在如今的信息時代，知識隨處可以獲取，但往往呈碎片化，不成體系。要真正掌握一門知識，一般需要經過學校教育。
這個認知有合理性，但也容易讓人忽略一些事實：比如遊戲與文學、電影不完全一樣，它不止於看，而常常是反覆磨練。通過反覆磨練，操作者無論是本能的手眼腦協調，還是統籌與計算的高級思維，均被推向極限——這也是為什麼電子競技可以包含完整體育精神。
在歷史策略題材遊戲中，具體歷史名詞信息會反覆沖刷玩家視野，而且它們往往連貫在一個有機聯繫的系統里——在遊戲《三國志》系列中，玩家因為攻略艱難和兵農統籌，能迅速意識到潼關、函谷關對於經濟重心南移前的中國意味著什麼，從而能以古人視角解讀古人戰略選擇。
在《阿提拉：全面戰爭》里，選擇西羅馬的玩家被蠻族圍攻到堅壁清野，自焚城市，以集結有生力量收縮防禦；選擇東羅馬的玩家在小亞細亞、亞美尼亞、敘利亞與薩珊波斯陷入看不見盡頭的拉鋸。遊戲者再也不可能忘記叛軍林立、公民兵退化、小冰期、饑荒、游牧民族南下這些艱難挑戰，從而樹立起比死記硬背更刻骨銘心的宏觀歷史記憶。
具體到細節，以上提到的遊戲，包括更早的《帝國時代》系列，《席德梅爾的文明》系列，《太閣立志傳》系列，在包括文字、圖片、視頻CG在內的信息量上，均遠遠超過中國「壓縮餅乾式」的，不以幫助自學為設計目的，以輔助教師講課來發揮功能的教科書。
在前文中作者提到：「歷史愛好者自有私家遊戲收藏名單。那些作品能提供的細節知識、史觀視野，就不是中學歷史教科書能涵蓋的了。」這不僅是因為一部分遊戲已經達到較高的知識展現水平，也在於隨著社會持續發展，學校教育在各地具體實踐中暴露出的問題。以絕大多數人都要經歷的中國中小學學校教育為例：
第一，學校教育是不是效率最高的學習形式？
學校教育的優勢，是讓大多數智商合格的青少年，快速建立起（在限定範圍內）科學的、成體系的知識結構，並在反覆做題與考試中強化對相應方法論的掌握。
從提升知識儲備的角度，學校教育不是效率最高的學習形式。受限於考綱容量和智商中位數，中小學教育實際上並不傾向提供豐富生動的細節。
目前中國的學校教育以應試教育為主流。教育主管部門積極推進素質教育改革，應屬利國利民、功在千秋之舉，但在很多中小城市，甚至部分大城市，呈現出水潑不進的態勢——對此，一味的喟嘆或抱怨其實沒有意義，因為這不是某一個部門或某幾個學校造成的，而是由包括家長和學生在內的利害方，長期自發形成的合力。
具體到作為個體的學生，在某個科目上能超前學習，但跨不出考綱的牆，不得不把時間浪費在相對低水平的重複上，是十分可惜而又極常見的事。
這便是第二個問題，學校教育能否激勵學生主動探索求知，並樹立終身學習意識？
比如數學上的微積分，是打開更高階數學的鑰匙，作者所在的省，曾有一些中學給學有餘力的學生傳授相關知識，但實踐後很快發現，它不見得能出「效率」，反而高考解題中使用微積分，後果不可預料——至少解題過程與出卷人的意圖是相違背的。
又比如歷史學科，中學歷史長期停留在以社會發展五形態論和生產資料、土地所有製為綱，並以此考察學生對「毋庸置疑」的結論的掌握。而進入高校後，真心想做學術研究，得具備一雙能察他人之所忽視的慧眼，並挖掘充裕的細節，串聯出內在邏輯聯繫——從而打破陳舊、平面、定勢的認知，構建出更貼近歷史真實的理論。某種程度上，二者的思維方向甚至背道而馳。
對於在具體科目上有餘力的學生，學校教育有時反而會形成制約。對於各科成績都很優秀的學生，學校教育從制度上也無從培訓他們「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思維素質。這些教育維度的實現，高度依賴教師個人的能力、修養以及熱情。
最後，相比較歐美——即使是跟教學質量很差的美國公立中學比，中國學校教育對學生的社交能力，團隊協作素養，幾乎可視為不發揮培養作用。這其實也已經是老生常談，只不過平民階層的學生家長往往起初不覺得是多大問題，先認定「成績好一切都好」，等到子女進入社會遇到困擾，也就只能幹瞪眼，乃至傳授一些「出頭的椽子先爛」之類無意義的話。
學校教育承載的功能，不止在於個人的提高，更關乎社會公平，是牽一髮動全身的國之重器。想在學校教育的框架內解決上述問題，正如同單純思考在司法框架下考慮遊戲企業維權一樣，雖然長期可能治本，但短期內一般不易治標。
而變革迅速的中國社會，終歸要考驗標本兼治的智慧。
回看遊戲，其當然是逐利的，但並不因此消泯了社會價值，否則私立教育也將無處容身。
商業遊戲以滿足玩家的精神訴求而盈利，教育功能一般不是製作者的主觀目的，但為了取悅有歷史文化情結的受眾，2K、光榮、CA可以拿出上億元人民幣製作嚴肅歷史題材的遊戲——這是讓任何一個教材課題組都艷羨的數字——並獲得超過10億元人民幣（《席德梅爾的文明6》）的銷售收入。
遊戲在客觀上已經發揮了教育功能，補充了學校教育的一些不足。只不過有的人將各遊戲類型混為一談，所以很難意識到這個事實而已。
最後，遊戲不僅傳授知識，還能傳遞道德與價值觀。
國內最優秀的近現代史學者之一、中共黨史專家、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奎松，在2016年發表於《財新周刊》上的《戰爭是「次要之惡」？》一文中如此結尾：
如此是否就意味著史家要首鼠兩端呢？非也。當今史家的史觀，多已是以人權、人道、人性為基礎的文明史觀，和古人多半有很大差距，甚至可能根本不同。還原史實並對古人的價值觀取一種理解的態度，和伊恩·莫里斯的「兩害相權取其輕」，站在「次要之惡」一邊，為戰爭的暴力做辯護並不相同。
對「次要之惡」的態度，我們這裡或許可以用得上遊戲《巫師3：狂獵》裡面的一句台詞：「邪惡就是邪惡，沒有大小中之分。罪惡的界限因人而異，變幻莫測。如果要我從兩種罪惡中選其一，我寧可不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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