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年代：同屆同學相差21歲 | 科學春秋

06-24

來自專欄知識分子

?作者華新民（楊青攝）

作者按：

2017年5月30日，本人應邀參加了民間智庫北京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在美國波士頓舉辦的「劍橋沙龍：近現代中國留學史學術研討會」，並作了發言，介紹了自己1980-1981年考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出國的經歷。會後感覺言猶未盡，本文是我寫下的一點評論。

撰文 | 華新民（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物理學博士，美國宇航局退休科學家）

責編 | 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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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是1980年參加李政道先生髮起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的學生，1981年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物理系攻讀博士學位。跟我同一屆的 CUSPEA同學共有126位，分別被50多所美國大學的物理系錄取。

在我們這批CUSPEA學生之前一年，李政道先生已經小規模地替哥倫比亞大學和其他幾所學校先後招收了18個學生，他們是CUSPEA的先驅，但當時還沒有CUSPEA這個名目。以CUSPEA的名義在全國大規模公開招生是從我們這一屆開始的，從我們開始到1988年的九年里，共有5114位考生參加了考試，其中897人被美國各大學錄取為研究生。《CUSPEA十年》一書列出了被錄取者的全部名單，我在瀏覽這大約九百人的名單時，注意到我們這第一屆有一個後來八屆所沒有的現象，那就是我們這批有幸被美國學校錄取的研究生中，有相當數目的人年齡比較大，甚至有幾個當時年齡達到40歲。我在科大報名時，學校限制的年齡為35歲，我後來問過來自別的單位的同學，他們好像都沒有這個限制，看來是科大自行設置的。

同屆同學年齡相差懸殊

我們第一屆的CUSPEA同學年齡跨度從19歲到40歲，達到21歲之多，可以說年齡最小者和最大者基本上屬於兩代人。這種年齡的差距跟77級大學生的年齡差距有著同樣的原因，是文革十年中大學停止正常招生和教學所造成的。上述年齡是我們1980年報考時的年齡，如果倒推到文革開始的年份1966年，這批考生的年齡在5歲到26歲之間，也就是說，文革開始的時候，他們中年齡最小者尚未進入小學，而年齡最大者已經大學畢業幾年了。這種年齡的大跨度，到第二屆CUSPEA大幅減小了：只有兩位同學年齡剛過30歲。再往後的各屆，年齡基本上趨於一致：都在20歲上下。他們的經歷也大體遵循相同的模式：小學—中學—大學—出國，從一個校門到另一個校門。

第一屆CUSPEA同學年齡的跨度大，他們的經歷差異也很大，無法用單一模式來代表。按文革開始時各人所處的教育階段，他們的經歷可以大致分為三種模式：一、文革開始時還沒有上學，或最多只上了小學一、二年級；二、文革開始時在中小學就學，從小學三年級到高中三年級；三、文革開始時已經進入大學，或者已經大學畢業。

處於這三個教育階段的人對應於小、中、大三個年齡組。

小齡組的同學報考時的年齡在23歲以下，這個年齡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是9歲以下，到1977年恢復高考時，是20歲以下，剛好高中畢業，他們的經歷基本上同以後歷屆的CUSPEA同學一樣，屬於從一個校門到另一個校門的模式，只是中小學時期的教育受到過文革運動的干擾，但小學—中學—大學的教育基本是連續的。這些同學在1977年以出色的成績考入大學，是文革後最早的受到完整教育的一代人。小齡組的同學有48人，是我們這屆三個年齡組中人數最多的。

中齡組的年齡介於小齡組和大齡組之間，為24—32歲，這個年齡組有36人，涵蓋了文革開始時正在小學、中學裡讀書的同學，屬於寬泛意義上的紅衛兵一代。他們經歷的基本模式是：中小學教育在動亂中度過，中學畢業後上山下鄉。當1977恢復高考的時候，他們有的仍然在農村或牧區，有的通過各種途徑回到城市，在廠礦企業工作。他們靠著自身的努力，在積累了十年的人才競爭中考進大學，實屬不易。中齡組的同學中還有少數人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大學，受到一些不規範的大學教育，文革結束時或者沒有畢業，或者已經在大學或研究機構開始工作。這個年齡組的同學的經歷最為坎坷，他們能夠通過CUSPEA 考試出國，是他們的同齡人中的幸運者，當然，所付出的努力也比另外兩個年齡組的同學要多得多。

大齡組同學年齡在33歲以上，人數為42人，佔全體同學的三分之一。他們在文革開始的時候為19歲到26歲。大體上來說，他們是文革前最後一批或多或少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其中最小者進大學不滿一年，最大者則大學畢業已經三四年了。在文革開始時，筆者本人在大學四年級，就是屬於這個大齡組。他們共同的經歷模式是，雖然受過文革前的大學教育，但是除了少數年齡最大者，他們的學業被突然爆發的文革所中斷，因而所受到的正規大學教育是不完整的。文革中他們不同程度地捲入運動的潮流，也屬於寬泛意義上的紅衛兵一代。他們大多有在文革後期到農村和廠礦接受勞動鍛煉和「再教育」的經歷。幸運的是，到1980年的時候，他們都通過各種渠道——考研究生或工作調動——來到了正確的位置上：各高等學校或科研機構，從而有機會報名參加CUSPEA的考試。

大齡組同學中的代表

李政道先生最早在1979年為哥倫比亞大學招收的五個研究生都來自科學院研究生院，從年齡和經歷來說，他們中有四人同上述的大齡組同學無異。因此，他們中的佼佼者陶榮甲同學的經歷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代表第一屆CUSPEA大齡組的同學。

陶榮甲生於1947年，（筆者註：《CUSPEA十年》一書中陶榮甲1979年時的年齡被列為38歲，是錯誤的，應為32歲。）1964年考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系，文革開始時他在大學讀了不到兩年書。文革開始後，他同其他同學一樣，響應當時領導人的號召投身於革命造反的潮流，曾擔任過科大造反派組織「東方紅公社」的「作戰部長」，但是他也和其他的大學生領袖一樣，在運動後期的「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運動中遭到追究和整肅。

陶榮甲曾說：「在1970年畢業後，我被強制留在科大5年。大部分時間我都在挖掘防空掩體，在大學農場工作。所幸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迫害中幸免於難。1975年，我被調入中科院安徽光學機械研究所（光機所）工作，並於1978年成為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實際上，從1970年到1975年，我生命中最寶貴的5年被白白浪費了。文化大革命的黑暗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中。」（見李曉林2000年五月對陶榮甲的採訪記錄）

從這段自述中可以看出，陶榮甲的幸運在於：一、雖然在文革中遭到政治迫害，但最後幸免於難；二、雖然遭到迫害，但沒有離開大學，後來還進了研究所。他在文革結束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到理論物理研究所當研究生，嚴濟慈先生親自寫信向他表示祝賀。接著又在李先生為哥倫比亞大學招收研究生的考試中拔得頭籌，陶榮甲堪稱全體九百多人的CUSPEA同學的「大哥大」。

當然，機會和幸運是給那些有準備的人的。筆者1978年調回科大時，就多次聽到近代力學系和物理教研室的老師們說，陶榮甲被強制留校期間，在工余時間潛心研讀四大力學，特別是王竹溪的《統計物理學導論》，做了書中的全部習題，遇到疑難就請教周圍的老師。這為他日後在歷次考試中的出色表現，打下了紮實的根底。

我們這個研討會有幸請到丘成桐先生來講話。丘先生1949年出生於廣東汕頭，同年就跟著父親搬到香港居住。丘先生的年齡正好處於我們第一屆 CUSPEA同學的中齡組。當1981年我們成為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的新生時，所有的大齡組同學的年齡都超過了丘先生，而丘先生當時已經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的教授。寫到這裡，頭腦里不禁冒出一個對丘先生有點不敬的奇想：要是丘先生的父親當初沒有把他帶到香港，那麼一個名叫丘成桐的來自廣東的77級大學生也許就在我們這批同學之中吧？

文革十年，在有些文件中被一句「國家走了一段彎路」所帶過，對個人來說，卻是決定了一輩子的人生道路。

寫於2017年8月6日

原載：劉志光等編著：《劍橋中國近現代留學史研究論文集》，美亞出版社，2018年2月，《知識分子》獲授權轉載，有修訂。

製版編輯：核桃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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