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堡陷落紀念特別篇

君堡陷落紀念特別篇

來自專欄獻給過氣帝國的七重奏

首先一個視頻，請自行想辦法，知乎把視頻本體吞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Z2SuQr-ZEM

影片中的主人公Andon是君士坦丁堡今日最後的正教徒之一，他們在土耳其語中被稱為「Rumlar?」，「羅馬人」。他們是在土耳其和希臘人口交換時在舊都留下來的東羅馬人群體，繼續在兩海兩洲之城維持著牧首區的運行。今日在新羅馬城裡的希臘正教徒人數不超過五千，加上愛琴海島上的希臘語群眾也不超過一萬。在奧斯曼帝國滅亡之後，這些本來就飽受亡國之苦的二等公民徹徹底底成了自己家鄉土地上的「異鄉人」，既無法在主流土耳其社會中為自己的權益吶喊，也無法捨棄故土去一個自己毫無印象的「新家鄉」。

「羅馬人」這個詞在奧斯曼帝國內的定義十分複雜且依賴語境。在帝國龐大的正教徒群體中，真正會被稱呼為「Rumler」的往往只有希臘語群眾，而沒有改說希臘語的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與弗拉赫人往往會用他們自己的族名來稱呼自己。不過自稱Rumler的除了希臘群眾，還有居住在小亞沿岸城市中的土耳其語穆斯林。在這種語境下與「Rum」相對的則是安納托利亞腹地的突厥牧民與亞美尼亞高原上的庫爾德人，這兩者往往會被不加區別的稱呼為「Turk」或是「Turkmen」. 城市中的土耳其語穆斯林往往對這些游牧民嗤之以鼻，並拒絕與後者相提並論。

注意到這兩種自我認知之間的相似之處了么？首先在奧斯曼帝國最核心的領土安納托利亞與魯米利亞，一個正教徒的「默認」狀態便是操希臘語，而一個穆斯林相對應的狀態便是「土耳其」，儘管大量的時候這種default並不適用於現實情況。在口語中一個正教徒改信伊斯蘭教也會被認為是「turned Turk」，雖然往往這種皈依並不直接代表語言同化，例如絕大部分的克里特穆斯林母語都是克里特地方希臘土話，而卡拉曼正教徒(Karamanlides)的母語則幾乎全是土耳其語。

但是這兩種族群的認同就完全一致了么？實際上不管是希臘正教徒還是土耳其穆斯林都清楚的意識到自己與對方的不同，雖然從風俗、長相、行為舉止上區分兩者難度很大。希臘正教徒在體制中永遠是處於被歧視狀態（雖然這並不代表他們不能接近權力中心）；而奧斯曼人雖然有時會聲稱自己祖先是特洛伊人，並且把亞歷山大大帝去麥加朝聖這種野故事拿出來吹噓自己的「羅馬」身份用來對比草原上的游牧部落與阿拉伯「蠻人」，他們自己定義的「羅馬」有多少與西塞羅的羅馬、君士坦丁的羅馬重合也是一個問題。在庫爾德人面前時奧斯曼人是文明的「羅馬人」，而在東羅馬正教徒面前奧斯曼人又是作為征服者驕傲無比的「穆斯林」；在羅馬教宗面前奧斯曼聲稱自己是特洛伊的直系後代，而在小亞基督徒面前同一群人則成了德尼施門加齊的子孫...... 身份與個人認定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極其困難且複雜的研究對象，而當今的歷史學家們也只能從隻言片語中拼湊出一個可能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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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魯米利亞最後的幾千個羅馬人的話題上。奧斯曼時代的東羅馬族群在某種意義上並非是一個完全整齊劃一、完全一致的群體（順便提一句當代學界已經開始反駁之前的「米列特」論，具體可以看本人一位圈友的文章 @黃伯韜 ），自我認知、語言、文化都被地理位置、社會階層所分割。一個來自安納托利亞、母語是土耳其語的正教徒到君士坦丁堡大概率會被同樣信奉正教但是世居皇城、能控制牧首區選舉的法那爾上流社會排擠，而在希臘語人口占絕大多數的南希臘，對於異語言的排擠也十分嚴重。

不過這樣一個群體有沒有互相的認同感，小群體內部有沒有流動性？很難說沒有，例如君堡的法那爾人群體雖然排外，也並非不接收非希臘來源的正教徒。例如伯格里蒂一家（Bogorides）便是來自於保加利亞的斯拉夫人，其家祖史蒂芬（Stephanos

Bogoridis）在今日羅馬尼亞首都的希臘語學校接受教育，而在躋身君堡社交圈之後伯格里蒂也仍然出資修建給保加利亞父老鄉親們的、用教會斯拉夫語作為禮儀語言的正教教堂。大量法那爾家族如季卡（Gikai）與卡里馬赫（Kallimachi）等也並不是君士坦丁堡原生的羅馬人，而是邊區的阿爾巴尼亞人、弗拉赫人、甚至正教徒亞美尼亞人。這種有彈性的族群建構、身份認同某種程度上延續了東羅馬的傳統，在後者一個外國家族徹底被君堡上流社會接受只需要改宗與一代以上的定居。

穆斯林與基督徒的關係十分複雜。簡單的例子是中晚期奧斯曼君堡城市中有些教堂與清真寺比鄰，而清真寺中吟唱邦克（宣禮）的人員也往往和正教教堂中的聖樂歌手們是朋友。這些人會合作研究曲譜（maqam）與唱法從而幫助自己與對方更好地開展工作。但是同一時間底層穆斯林也會仗著自己的宗教地位騷擾基督徒鄰居，搶掠財物、欺凌婦女都不是不常見的事。每當前線失利、天災人禍時，一些偏保守的阿訇就會跳出來要求懲戒城中的非穆斯林，有些勢力的基督徒富商、法那爾老爺們在蘇丹的庇護下可以倖免，而中下層的羅馬人群體則沒有多少抵抗能力。

1821年之後的奧斯曼希臘正教徒群體陷入了一個更加尷尬的境地：他們自己舊日的同胞現在成了奧斯曼帝國的敵人，而他們在奧斯曼帝國中的存在隨時都會遭到穆斯林的猜忌。由於牧首額我略五世被奧斯曼帕迪沙殘暴地處死並且由猶太人戮屍、遊街（導致整個巴爾幹反猶太浪潮的因素之一），原本期盼在舊體制下慢慢奮鬥爭取權利的東羅馬群體也越來越不敢相信這個屠殺族父的穆斯林政權。一戰後隨著幾次人口清洗、與希臘的人口交換，皇城的東羅馬人到了一種少得可憐的狀態。但是留下來的他們時時念想著海峽的星月、聖喬治宗座堂的煙雲繚繞、死去已數百年的大理石皇帝君十一，也不願意割捨這份記憶。正如Andon所說：「沒了我們，誰來守這些教堂、學校呢？」

對於奧斯曼時代基督徒群體生存狀況的研究尚沒有古典學、中世紀研究這樣的discipline一樣成熟，而這門小學科的發展也相對困難。無論如何在今日的君士坦丁堡，這些舊帝國（不止是東羅馬，還有奧斯曼）的遺民們的日子也是一天比一天難過。這些東羅馬人在遭遇了兩次次劫後餘生後也只能在皇都夕陽下迎來徹底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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