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談文化與文化建國理念

胡 軍高占祥先生的大作《文化力》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所以感興趣是因為我的專業是中國近現代哲學思想史。了解此段歷史的學者都知道，西方文化思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的壓力，使我們幾無喘息的餘地。因此，中西文化的關係問題遂成為百多年來中國學人急於想解答的核心問題。我的基本看法是，此一重大的文化問題不解決，我們是決計找不到出路的，只能是跟在別人後面拾人牙慧，亦步亦趨。使我感到困惑的是，社會的管理階層竟有不知文化為何物者，更遑論國家的文化建設這樣的戰略大問題。近幾十年來，國人的興趣不在文化領域。而高占祥先生的大作題為《文化力》，著重討論的是文化問題。且高先生是文化部常務副部長，竟花費極大精力寫作《文化力》一書，自己甚感欽佩。這就引起了我的很大興趣，極想參加出版座談會，聽聽別的研究文化的專家的高見宏論，也想談談自己在文化思考方面的一些想法。高先生在《文化力》一書中說「文化是靈魂，經濟是血肉」。他的意思是說，文化與經濟是密切相連，不可分割的。但儘管兩者之間互相依存，其間仍有極大的區別，即文化是經濟的靈魂，是經濟的基礎。其實不僅僅如此，文化也應該是政治的基礎，是政治的靈魂。文化既然如此重要，那麼文化究竟又是什麼呢？誰也說不清楚文化究竟是什麼。據說關於文化的定義有三四百種之多。可見，文化的含義是極其繁複龐雜的。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並不是學者的無能，而是文化本身確實很難以定義的方式來表述。我們說的文化是人的文化，凡不是自然的東西，多少都與人相關。從廣義說來，人的視聽言動的結果無不是文化產品。這樣說來，經濟是文化，政治是文化，法律是文化，教育是文化，藝術音樂舞蹈體育也無一不是文化。總之，凡屬人的一切莫不是文化。但細究文化的豐富意蘊，我們也自會發現，文化是有著結構層次的系統的。對此雖然不敢下個定義，但羅列文化系統結構層次還是能夠使我們大致了解文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學界的普遍看法是，所謂的文化系統有如下的幾個層次：第一，由於任何文化都是關於人的文化，是為了滿足人的生活慾望和思想要求的文化。而人的生活可以粗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個方面。物質生活是人的生活的最外圍的方面，此一方面的生活又可進一步分為兩個方面，這就是行為模式和器物文化。所謂的行為模式是說，人不是孤立地生活著，他是依賴一個群體而生活，這個群體就是民族。為了維持民族生活的安定團結，必須有共同認可的行為模式。器物文化是為了滿足群體的人的吃喝穿住的需要而產生的工具、田地、房屋等。第二，為了維持既定的行為模式和器物文化，就有必要進一步制定各種具有穩定性和一貫性的制度模式，以便使本民族的行為模式和器物文化得以流傳下去。政治制度、經濟運行制度、法律制度、財務制度、教育制度、社會安全保障制度等等便是。第三，社會風俗、禮儀；第四，語言、文字；第五，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是所謂的價值觀或人生觀。我們在前面曾講到任何人的生活都可以分為物質的和精神的兩個方面。精神生活的核心便是人生觀和價值觀。按照通常的說法，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基督教，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儒家、道家的哲學。上面所說的五個因素之間的關係是：1、這些因素不能夠孤立地存在，它們是作為整體的文化的有機的組成因素而相互緊緊的聯繫在一起。我們可以分別地說它們，但事實上它們是緊緊地糾纏在一起的。2、從理論上、歷史上看，價值觀或人生觀是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這一部分決定著生活在某一文化系統中的人們的行為模式和器物文化的特點，同時也決定著該文化系統內的制度模式。可以說，有什麼樣的價值觀便會有什麼樣的制度模式、行為模式和器物文化。當然，行為模式、器物文化和制度模式也會在一定範圍內對價值模式發生影響，但此種影響並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我們可以說，科技甚至制度層面的西化並不必然會觸及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的核心部分。3、文化外在的、有形的因素如行為方式、器物的如服飾、發色等，甚至制度層面的東西可以有很大的很快的變化，甚至語言也可以變化，但內在的無形的價值觀或人生觀，或者簡單說人的思想的變化就非常困難非常緩慢。從上述，我們便可清晰地知道，文化的核心在人的思想或在人的價值觀。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中，國家的根基或命脈在於文化。經濟建設和政治統治固然重要，但其本身並不是基礎性的東西。任何政治和經濟都是要建立在文化的基礎之上的。沒有文化為其源頭活水，任何政治統治和經濟建設都是不可能長久的。漢元光元年，漢武帝舉賢良對策，董仲舒應召，遂有著名的「天人三策」。在其第一策中，董仲舒說道：「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者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我們知道，漢初統治者的政治指導思想是黃老之術，奉行的是與民休息的政策。經過六十餘年的休養生息之後，漢朝的經濟逐漸走向繁榮，府庫充實。可是在這繁榮局面的背後，卻也存在令人頭痛的隱患。可見，當時政治遠未達到「善治」。董仲舒的意思是說，漢代統一之後直至漢武帝時，國家不應該僅僅停留在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上，而應迅速從經濟建設、政治建設轉向文化建設。文化建設要成為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的基礎。他所謂的「更化」的具體內容便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也就因此成為了歷代官方的統治思想。到底應該如何來評價儒家思想在歷史上的作用此一問題不是我們這裡所要關注的問題。提出這一歷史事實，不是說儒家思想也應該成為現代政治的源頭活水，而是想說明，文化建設應該成為我們當前的頭等大事。不但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強調文化建設是政治和經濟等領域建設的基礎，即便在西方，文化建設也始終是政治和經濟建設的源頭活水。十九世紀後西方文化所取得的輝煌燦爛的成就無一不與文藝復興緊密相連。而文藝復興的核心內容恰恰就是人性、人權擺脫了神性、神權的禁錮得到了徹底的解放。於是，在西方首先出現的是文學、藝術、哲學思想、雕塑等與人密切相關的學科的復興、繁榮與發展。此種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帶來的是西方民主國家的興盛和經濟的突飛猛進。可見，中、西歷史表明，且理論也向我們指明，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的基礎是文化。董仲舒所提倡的「更化」上距漢之初興約70年左右。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現在，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也快近60年了。現在的我們也始終是處在「臨政而願治」，但不曾「退而更化」的狀態之中。再往前看，中國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節節敗退。為了應對西方文化，我們百年的近現代史充滿著種種的政治改良和革命運動。改革開放後的近30年又始終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以細細審讀我們的近現代史，所缺少的正是長期有計劃有秩序的文化建設運動。1917年後的幾年間曾有過一場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但也為時甚短，卻逐漸演變為了政治救亡運動。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固然是順應了當時的時代潮流，不幸的是人們往往將科學與民主擺在中國文化的對立面上來認識，認為「存其一，必廢其一」，似乎必須全面地推倒了中國傳統的文化，才有可能使科學與民主在中國生根。批判中國傳統文化從新文化運動之後成為了主流意識。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又經過了兩個決裂（與資本主義決裂，與封建主義決裂）的年代，「文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致命性的批判，遂使我們的國家的文化基礎屢屢遭受劫難。所以一百多年來，我們的文化建設始終未得到重視。而且我們現在的文化建設的環境遠較董仲舒的年代複雜得多，也困難得多。董仲舒的年代傳統的文化從未遭遇過挑戰，而近一百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卻始終受到西方文化的擠迫幾無生存的空間。我們面臨的文化建設問題簡直是刻不容緩。經濟建設固然重要，但卻不能夠代替文化建設。中國特色的建設應該是在中國文化關照之下進行。此種建設應該是全面的文化建設，決不是個別領域的建設。

還應該指出的是，中國的文化建設的方嚮應該突出以理性為基礎的學術性。中國的學術不能夠真正獨立，那麼中國的經濟、政治、教育、藝術、法律等也就不能夠真正獨立。此處所謂獨立不是所謂的閉門自守，拒絕相互交流，而是指在國際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等領域內的主導地位。這種主導地位需要我們首先重視基礎學科，倡導社會在基礎學科方面做出大量的投入。最前沿的學科所需要的人才我們自己能夠培養，科學的尖端人才要能夠有機會積極地參與解決國內外各學科所面臨的問題。但急功近利的思潮卻支配著當今社會上大部分人的頭腦。他們重視技術，而忽略科學；重視應用性學科，不重視基礎性學科；重視實際的社會效果，忽視理論研究的作用；看重眼前的效應，而不重視或犧牲長遠的目標，更有甚者竟為了眼前利益而犧牲了長遠的利益。積極提倡文化建設有助於我們克服急功近利的短視。（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根據作者在《文化力》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整理，題目為編者所加）（《文化力》，高占祥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版，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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