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歷史不能讓辛亥革命蒙塵

在「孫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顧與前瞻」高峰論壇上，年已八旬的金沖及奮筆疾書，仔細記錄著每一位發言者的講話，他幾乎回絕了所有記者席間採訪，「等休息時間再聊吧，我想聽聽其他專家的觀點。」有人說，近代史不是學問，但這位曾經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特別是辛亥革命研究寫下奠基之作《辛亥革命史稿》的學者，這位曾經第一個提出「二十世紀三大偉人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概念的學者，幾乎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投身到充滿矛盾與糾結的近代歷史截面。他說，一個民族不能只知道她輝煌燦爛的歷史，假如不了解自己曾經的苦難，不了解自己是怎麼一步步艱難走過來的，那麼，這個民族依然沒有希望。理想、革命與暴力之間的矛盾「在危機面前，晚清內閣政府不僅沒有痛定思痛，還想方設法把權力抓得緊緊的，要排除一切可能發生的根本變革。」記者：在研討會上，許多專家提到了清末新政的歷史作用，說它是清政府「向現代化的努力」，但是辛亥革命中斷了清末新政，在您看來，清朝的滅亡和民國建立是歷史的必然選擇嗎？金沖及：我們可以從當時的歷史背景來分析，從甲午戰爭以後，清朝政府在財政和經濟上，完全破產了，本來每年財政收支八千萬兩銀子，到宣統三年增加三億兩銀子。你想想看，短短時間內，它的財政收支增加這麼多，錢哪裡來？絕不是經濟發展的結果，一方面加緊向百姓搜刮，另外一方面要向外國人借債，向外國人借了那麼多債，就必須給他們相應的各種權益，而且什麼都聽從外國的。在西太后慈禧死了以後，更沒有人能駕馭當時混亂的局勢，在危機面前，晚清內閣政府不僅沒有痛定思痛，還想方設法把權力抓得緊緊的，要排除一切可能發生的根本變革。如此這般，不把晚清推翻，不會有任何根本改變。「讓千百萬人起來拋頭顱、灑熱血，「革」人的「命」，不是萬不得已，誰會去走這樣的一條路？」記者：在實行清末新政之時，晚清政府也在搞「立憲運動」，革命必須是暴力式的推翻嗎？金沖及：這也是我所被問及的最多的問題，其實我們可以拿一些國家的大革命來對比一下。法國大革命前，封建貴族對人民的盤剝可謂十分嚴重，但是當被壓迫者一旦反過來對付貴族，甚至對有些還是比較好的貴族，也採取了非常殘暴的、過頭的手段。當時斷頭台上，送上去了多少人。雖然對革命、暴力的作用，現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包括西方大多數學者，在講到法國大革命時都承認，法國大革命在世界歷史中的功績是不可替代的，它是最徹底的，把舊勢力掃蕩掉，建起一個新的民主共和國。再看德國，在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它沒有經過法國大革命那麼一段經歷，而是依靠原有的統治力量來進行改革，舊的東西保留比較多；日本明治維新也是如此，封建傳統的東西依然存在，但這兩個國家，後來都走向法西斯主義的道路，這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共同的內因。從歷史來看，和中國革命相似的是法國大革命。要進行這樣一場大革命，希望革命能夠成功，又希望這中間沒有太多的血腥，沒有過分的地方，那是很難的，但作為革命的領導者，應該要盡量避免那些不必要的或者不應該有的過火的措施。孫中山向李鴻章上書時說要實行無血的革命，讓千百萬人起來拋頭顱、灑熱血，「革」人的「命」，不是萬不得已，誰會去走這樣的一條路？一個人有沒有人生體會，對同一段歷史的理解會相差很大，因為後人是根據書本上的記錄，站在今天的環境里去想像當時的事情，離歷史現場很遠，沒有親歷者和參與者那樣的人生經歷，往往離真實很遠。「拱手讓權，這不是孫中山先生一個人的問題」記者：好不容易取得了革命的政權，為什麼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卻把總統的位置拱手讓給袁世凱，他沒有想到將來的後果？金沖及：拱手讓權，這不是孫中山先生一個人的問題，其中革命黨人自身的力量不夠、新生的革命政權無法擺脫日益逼近的財政危機、西方列強的政治壓力等，則是最重要的因素。讓出政權，並非孫中山一時的決策失誤。在很多革命黨人的眼裡，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推翻清朝政府，發動暴力反清的過程中，既沒有也很難真正將下層民眾發動起來，形成比較堅實的社會基礎，往往是革命的聲勢大於革命的實力，反清起義的高潮來得快，退得也快。所以依靠南京政府很難做到，但袁世凱公開表示說他可以做到，大部分的革命黨人認為如果這樣的話豈不很好？另外南京政府財政非常困難，因為帝國主義不借款給他，軍隊那麼多軍餉都發不出，黃興終日為軍餉勞碌奔波，口乾舌燥，亦無所獲，他承諾說，如果情況還不能改變，只能切腹以謝天下。在各種壓力之下，孫中山先生只能選擇退位。辛亥革命的意義被一代代人低估了"沒有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人對辛亥革命的意義往往是認識不足的，因為他們不能體會到要推翻已經沿襲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記者：在討論會上，許多專家都指出辛亥革命的政治意義被低估了，您怎麼看？金沖及：低估已成現實，我們紀念新中國成立多少周年、紀念改革開放多少周年，但是辛亥革命的紀念往往成為學術界小圈子裡的事情。在國家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中國近代20世紀曆經三次歷史性的巨大變化，第一次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專制制度，接著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權，然後是1978年十一次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國進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新時期的突出特點是改革開放。如今，後兩者大家都知道，但是前者許多年輕人根本就沒把它看成一回事，林伯渠說的，「沒有經過帝王之治的青年人對辛亥革命的意義往往是認識不足的，因為他們不能體會到要推翻已經沿襲了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是多麼不容易的事情。」要知道，這可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古代我們常講「國不可一日無君」、「天地君親師」，皇上是至高無上的，我們老百姓只是子民，《紅樓夢》里說「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捨得自己的肉一片片割了才敢把皇帝拉下馬，這需要多大的勇氣。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從世界範圍來講，西方的發達國家除了美國跟法國以外，都實行的是君主制度，英國的女皇到現在還有，德國那時是威廉一世，俄國是沙皇，日本、義大利、比利時、荷蘭等都是如此，中國一下把皇帝打倒了，原來被看作神聖不可侵犯的皇帝都可以打倒，還有什麼別的陳舊東西不能懷疑的？人們的思想獲得了驚人的解放，封建統治網路的頭給敲掉了，整個統治階層亂套了。孫中山說，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子民是不是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人的觀念起了很重要的變化。辛亥革命七年後就有了「五四運動」，十年後共產黨成立，要是沒有這個革命，在清朝末年皇權統治之下，這些都是很難做到，至少不會那麼快實現，可以說辛亥革命影響了方方面面，經濟、社會、文化、風俗習慣都改變了。「書籍第一卷寫到1962年底，準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那個時候政治空氣比較緊張，於是就擱淺了，一擱下就是25年，粉碎『四人幫』後才撿起來。」記者：我們很好奇，當初辛亥革命這個議題是如何跳進學者的視線？您是怎麼踏上這條研究道路的？金沖及：我今年82歲了，但是我仍然記得我小時候是在國民黨教育之下成長起來的，每個周都會舉行總理紀念周儀式，背誦《總理遺囑》，而且小時候我們經常看孫中山的連環畫，講述了少年時代孫中山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所以對他的敬仰不是作為研究工作者才有的，而是從小耳濡目染。為什麼研究辛亥革命研究孫中山，其中也有原因，我是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的，畢業後留校任教。過去老先生認為近代史不是學問，所以關於中國近代史完全沒有合適的課本，只有一本范文瀾老師主編的《中國近代史》，但講到義和團運動以後就沒有了，找個教本實在太難，研究也極為薄弱。1961年我參加了辛亥革命50周年武漢的一個討論會，會上許多學者提出要提倡對辛亥革命的研究，經過多年的積澱，我就和胡繩武先生下決心寫一部比較詳細的辛亥革命歷史的書籍《辛亥革命史稿》，寫到1962年底，書籍的第一卷準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但那個時候政治空氣比較緊張，夏衍拍了部反映國民黨的電影，江青說怎麼現在還宣傳國民黨呢？而我的這第一卷都在寫國民黨人的事情，那就更不行了，於是書籍出版就擱淺了，一擱下就是25年，粉碎「四人幫」後，才撿起來，兩人出了四卷本共150萬字，最近又再版了。書籍出來後獲得第一屆郭沫若歷史科學獎，各方面的評論還可以，這也是對我們研究的鼓勵吧。辛亥革命的當下價值"孫中山提倡民主，他自己就是榜樣，做了大總統後，有人向他下跪，他馬上把別人扶起來，說自己只是人民的公僕。"人民公僕"的概念，就是由他第一個提出來。"記者：在您研究孫中山先生這麼多年，您認為他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您最認可他的又是什麼？金沖及：他首先是一個有眼光的人，中國近代社會面對的矛盾和問題不計其數紛繁複雜，但是孫中山提出來「民族」、「民權」、「民生」，把民族獨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作為追求目標，並且通過革命來解決，從千頭萬緒的問題中提綱挈領地提出來的，儘管孫中山先生並沒有完全解決，但他影響的遠遠不止一代中國人。在他那個時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某個問題上認識比他深刻的有，但從總體上提出這一目標並對中國人思想造成的如此大變化，沒有人能夠和他相提並論。其次，他本來是香港西醫書院即現在的香港大學醫學院中第一屆第一個拿到西醫執照的醫生，在廣州很有社會地位，但是為了救國家，他毅然投身革命，以後受到挫折夠多的，但從來沒有灰心，堅持不懈的精神令人欽佩。另外他提倡民主，他自己就是榜樣，做了大總統後，有人向他下跪，他馬上把別人扶起來，說自己只是人民的公僕。「人民公僕」的概念，就是由他第一個提出來。有位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在回憶錄里寫道，他比孫中山年長一些，有次外出，安排他住在孫中山隔壁房間，等他快要睡著的時候，有人輕輕放了一個東西在他床下，他起來一看，原來是孫中山拿了一個尿壺給他。這樣的細節反映出一個大總統沒有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而是和普通人一樣。他這樣的遠見卓識、堅韌不拔的精神，民主的作風確實令人景仰。記者：我們如今研究辛亥革命，了解這段歷史，到底對現在有什麼參照？金沖及：做學問都沒有功利性的，它並為當下服務，但是我覺得，一個民族只知道自己過去的輝煌是沒有用，他如果不了解自己過去的苦難，不了解自己是一步步怎麼艱難走過來的，就沒有希望。為什麼美國現在對華盛頓、對林肯那麼尊重，在各種廣場，到處豎立著他們的塑像，年輕的父親們在塑像面前向孩子們講述偉人的歷史？隨著世界多極化發展，以後國家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除了經濟、軍事實力以後，還有民族凝聚力。一個民族對自己一步步怎麼走過來的歷程理解得越深，凝聚力越大。美國如此，其他國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做呢？人物介紹：金沖及，1930年12月生，著名學者，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繼郭沫若、劉大年後第三位被俄羅斯科學院選為外籍院士的中國學者。1951年，金沖及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後留校任教，中共中央華東局、上海市委《未定文稿》主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員，北京文物出版社副總編輯。金沖及曾是原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主編過《周恩來傳》、《毛澤東傳》、《劉少奇傳》、《朱德傳》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