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和」思想探源

關鍵詞：傳統文化；「中」；「和」；源流

作者簡介：毛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湖南長沙，410003）

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與「和」思想，作為中華民族的原生性智慧，發端於上古的神話、宗教、政治以及社會經濟生活；成熟定型於先秦諸子百家的哲學思想爭鳴，發展於魏晉南北朝隋唐的儒釋道並立的思想格局之中；融攝佛道的宋明理學繼承和發揚了傳統的「中」「和」思想，使之提升為一套系統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可以說，「中」、「和」思想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底蘊。「中」、「和」思想既體現為政治上的一種執政理念，也體現為道德倫理上的行為準則，還體現為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方法論和辯證法，它幾乎貫穿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切領域，並根植於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之中。

一遠古時期「中」「和」觀念的萌芽

對遠古時期「中」、「和」思想的追溯和闡釋，可供我們研究的路徑主要是對古文字的訓詁、對周以後相關典籍史料的梳理和考釋、對遠古神話傳說的揣測和剖析、以及文物考古發現和遺址挖掘。

「中」字的甲骨文，字形像一旗杆上飄動一旗幟，其最初意義是原始社會氏族的旌旗的一種。為何又作「中間」的意義？唐蘭先生解釋道：「余謂中者最初為氏族社會中之徽幟，周禮司常所謂：『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顯為皇古圖騰制度之孑遺（周禮九旗以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等畫之,亦皆由圖騰蛻變而來）。此其徽幟,古時用以集眾,周禮大司馬教大閱,建旗以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亦古之遺制也。蓋古者有大事,聚眾於曠地,先建中焉,群眾望見中而趨附，群眾來自四方，則建中之地為中央矣。列眾為陳,建中之首長或貴族恆居中央,而群眾左之右之，望見中之所在,即知為中央矣（若為三軍,則中軍也）。然則中央徽幟，而其所立之地,恆為中央,遂引申為中央之義,因更引申為一切之中。」（胡念耕：《唐蘭釋「中」補苴》，《安徽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

唐蘭先生對「中」的解釋基本為學界認同。可見「中」最初是應用於政治活動的，作為近乎理性形態的「中」，體現為一種政治性的範疇。

清華大學所藏戰國竹簡《保訓》中有：「昔舜舊作小人，親耕於歷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於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於上下遠邇，乃易位設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茲備，隹允，翼翼不解，用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授厥緒。」（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第143頁。）「昔微假中於河，以復有易，有易服厥罪。微無害，乃歸中於河。微志弗忘，傳貽子孫，至於成湯，祗服不解，用受大命。」（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第143頁。）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中有：「禹然後始為之旗號，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東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禹然後始行以儉。衣不褻美，食不重味。」

以上三段竹書涉及遠古堯、舜、禹的言行，講述這三位聖人致力於治國理政、德行高尚。竹書多次出現「中」字，其中清華大學收藏的戰國竹簡兩段文字中出現了四個「中」字：「假中」、「歸中」、「求中」、「得中」。有學者認為此處四個「中」字講的都是「中道」，也就是聖人得道而後施政於四方。也有學者認為，從本義上講，所謂「求中」「得中」「假中」「歸中」，裡面的「中」指的應該是具有「徹地通天」功能的巫覡所用神器或兼有通神功能的權杖。從「假中」「歸中」「求中」和「得中」此類句子構成簡短上來推測，似來自遠古神話之口耳相傳。只不過，這幾段文字出自戰國，字裡行間自然也包含了周代尤其是春秋之後形成的一些觀念，如陰陽五行觀、儒家忠恕觀、名實觀、受命觀，等等。（蘇保華：《先秦諸子之前「中」「和」觀考釋》，《社會科學》2013年第3期。）

《尚書·大禹謨》記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允執厥中」是作為原始部落政治經驗的核心思想來傳遞的，「執中」應該是中國最古老的正統政治觀念之一。《論語·堯曰》記載，堯給舜留下如此囑託：「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在《中庸》中對舜的評價：「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這裡的「中」被釋為中正、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意。從不同的意見中比較衡量，取中道以治理民眾。這種「執中」的治國理念被後世所繼承和發揚，「中」完全具有了抽象的「王道」、「治法」的一般原則性質，這是以後歷代取「中道」治國的理論起點和邏輯起點。

在甲骨文和金銘文中就已經出現了「和」字，甲骨文中「龢」字從「龠」，「禾」聲。許慎《說文解字》認為「和」與「龢」為異體字，郭沫若考證認為，以「口」為和與以「龠」為和並無本質不同，其意思皆為調和、應和之義。可見「和」的原意是指聲音相應的意思，後來演化出和諧、和睦、和平、和善、和氣、祥和、中和等意義。

遠古時期就有較為豐富的「和」的思想，《史記·五帝本紀》記載，「天下有不順者，皇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最終形成「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的局面。意思是讚美黃帝通過平定四方，實現了各部落之間和同、社會和睦、人與自然和諧的理想結果。堯帝時期，社會更是一片「百姓昭明，合和萬國」（《史記·五帝本紀》）的和諧景象。舜帝時期，「和」的思想和內容更加豐富，並且成為虞舜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家庭方面，「舜能和諧，大杖則避，小杖則受。」舜以德報怨，極力維護至孝悌愛的家庭和諧。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舜踐行助人為樂的社會公德，發展生產，造福一方，維護了人際關係的和諧。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以至於「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史記·五帝本紀》）達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諧境界。在社會治理方面，舜帝任用賢才，設官分職，以德服人，政治清明，「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記·五帝本紀》）舜帝的所作所為，最終目的是促進了社會的和諧。

《史記·五帝本紀》記載的自黃帝至舜、禹的言行、事迹或傳說，其中無不蘊含了豐富的社會和諧思想，這種「和」的思想源遠流長，影響深遠，乃至在百家爭鳴、文化繁榮的先秦時期，「和」更是成為了一種重要的社會理念。《禮記·中庸》載：「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周易》載：「保合大和」、「天下和平」、「和順於道德」；《尚書》載：「協和萬邦」、「神人以和」、「庶政惟和」等等，無不與遠古時期三皇五帝的「和」的思想一脈相承。

二「中」「和」思想的成熟與發展

先秦時期的思想家通過對「殷鑒」的思索以及夏商周三代歷史經驗的總結，逐漸突破了天命迷信的思想桎梏，在對天命與人事、天道與人道的理性思考中，初步奠定了「中」、「和」的思想傾向。尤其是西周末葉至戰國初期，這是中國古代史上變動最劇烈的時代，無論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都有顯著的變革。這時期各個私家學派迅速形成和壯大，學術思想空前繁榮。諸子百家的著作當中大多論述了「中」、「和」的思想，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和」思想得以成熟與發展。這是對前代歷史的借鑒，又是應付當時局勢的理想對策，更是對將來人類的終極關懷。

在先秦儒家的哲學體系中，特彆強調「中」、「和」思想。孔子將「中」提升到只有聖賢或君子才具備的道德品質，同時「中」又成為一種哲學範疇的方法論。在中庸的基礎上，孔子又進一步闡發了「和」的思想，「和而不同」與「和為貴」是孔子關於「和」思想的兩種主要表達方式。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儒學有關「中」與「和」的思想，同時又汲取了道、墨等諸家思想的相關積極的因素，形成了孟子既契合「中庸」精神，又具有鮮明時代特色和個人品質的「中道」思想。荀子闡述了「中道」是先王之道的核心精神，是堯、舜、禹、湯、文、武一脈相承的重要治國理念，又經過孔子、孟子等儒家學者的不斷闡述,「中道」具有了豐富而抽象的哲學含義，並已成為社會共同意識形態。

「中」、「和」思想在先秦道家理論體系中佔有重要的位置。老子也極為推崇「中」、「和」，但老子對「中」、「和」的闡釋,一開始就呈現出與儒家傳統「中」「和」觀念不同的思想個性。老子在天人合一意義上推崇中和,雖然也講人和,但也是以宇宙論和個體心靈為依據的,道家的高明更在於不去論證「中和」的合理和重要,而是將這一觀念提升為宇宙的普遍法則,並為其尋找終極的哲理基礎。莊子對「中」、「和」的認識與老子的「中」、「和」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都認為「中」、「和」是「道」的本質表現。

在此舊制度崩潰，新的制度尚未建立的混亂時代，墨子提出「兼愛」、「非攻」的思想，這是中華民族熱愛和平思想的源泉之一，表現出墨子對於和諧世界的美好嚮往。作為政治家的管子，更多的是把「中」的思想和理念落實到治理國家的實踐之中，管子提倡執政措施要奉行「中道」，反對走向極端，以達到國家和諧的目的。

秦漢時期的主要思想流派有儒家和新道家，儒家以董仲舒為代表，新道家以《淮南子》為代表。在傳統文化之「中」、「和」思想方面，漢代儒家的思想特色是「天人合一」，漢代新道家的理論主張是「無為而治」，這兩種思想流派對「中」「和」觀念有不同的闡述。

董仲舒的道德論，以三綱五常為核心，以天人感應為依託，以加強社會控制為目的。「中」「和」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之境，也是董仲舒眼中個體發展所應具有的最佳生存狀態和最高的安身立命之境，故董仲舒以「中」「和」為其養身的原則，養身的關鍵在於「循中和」，以養中和之氣。儒家的修身，最終目的還是要「治國、平天下」，董仲舒的道德論的落腳點還是要用「中」「和」之道來治國理政。治國其實就是要處理好發展與穩定如何平衡的問題，既不至於影響富者的利益阻止國家的進一步建設發展，也不至於使貧者失去生活的最基本的基礎，最終走投無路而走上危害社會安全之路。能做到這種折中發展之路的指導思想，唯有「中」「和」理念。

揚雄是西漢末重要的思想家，他提出了具有創新特色的中和哲學新體系，其仿《論語》而成的《法言》發展了儒家理想的中和政治；其仿《周易》而成的《太玄》一書則推衍儒家中和哲學建立了陰陽中和哲學。其最高的太玄之道即是中和之道。而這一太玄化的中和之道構成天道、地道、人道的核心內容。揚雄的中和哲學是董仲舒中和哲學到王充中和哲學的中介，是儒家中和哲學的重要形態。

王充是東漢初年著名的思想家，他一反西漢傳統的宣揚「天人感應」的天道觀，而依據道家思想提出了自然之天的天道觀，王充對客觀存在的自然現象進行了分析，將神化的「意志之天」還原為自然之天，提出天道在於「中」「和」的觀點。

新道家是漢代主要思想流派之一，其理論主張是「無為而治」，這種思想流派對傳統文化之「中」、「和」觀念有獨特的闡述。東漢早期道教有三部重要經典，一是作為太平道主要經典的《太平經》，二是作為天師道主要經典的《老子想爾注》，三是作為金丹道重要經典的《參同契》。這三部道教經典都或多或少地論述了「中」、「和」思想。

三「中」「和」思想的傳承與發揚

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儒學衰微，玄學和佛教先後興起，改變了中國思想的格局。在儒、佛、道爭衡的局勢下，儒學、玄學和佛學都針對時勢，提出了一系列的治世和處世思想，其中蘊含了豐富的「中」「和」思想元素。隋唐盛世的出現以及盛唐文化海納百川式的兼容並包精神，一定程度上得益於中國文化的「中」「和」色彩。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思想史的轉型時期，由漢代經學轉到魏晉玄學，是這一時期思想界、學術界的主要任務。魏晉玄學的主題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也就是外在的政治、禮教秩序與內在的個體精神自由的關係。玄學是中國思想文化的一個發展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和」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原則，同樣起到了規範思想發展、調節思想矛盾的作用。「中」「和」思想在魏晉時期所起的作用，就是力求保持「名教」與「自然」的平衡關係，使二者協調發展，既保證外在的政治秩序，同時也努力維護個體的精神自由。對此，玄學家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嘗試。早期的劉劭《人物誌》中，認為聖人的理想人格就是「中」「和」，這種人格的特徵是平淡無名，不偏重於任何專門的技能，因而能夠領袖群倫，調和矛盾，端拱無為而治理天下。在王弼的玄學理論中，認為宇宙本體是「無」，「無」相對於「有」而言，有形事物千變萬化、矛盾多端，而本體之「無」則超越一切是非對立，表現為和諧統一的「中」「和」，也就是所謂「中和備質，五材無名」。在竹林玄學階段，阮籍和嵇康從音樂美學的角度探討「和音」、「和樂」的作用，在藝術世界的和諧中達到心靈的解放和精神的自由。郭象通過注釋《莊子》，將「內聖」和「外王」合一，倡導「游外」和「冥內」一致的「中道」智慧。這些理論和學說，涵蓋了魏晉玄學發展的不同階段，體現了傳統文化「中」「和」之道的深入發展。

玄學家的理論無不以「中」「和」為根本性的思想原則，即使偏激如阮籍、嵇康，雖然政治失意，高唱「越名教而任自然」，但還是試圖在藝術和音樂的世界中尋找一種根本性的和諧，而王弼、郭象等人，雖然哲學觀點不盡相同，但都致力於論證「名教」和「自然」的一致性，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的「中點」。「名教」和「自然」的平衡，就是魏晉時期「中」「和」思想的主要表現方式。

當然，這一時期的佛教和道教思想中也體現了「中」「和」之道的影響。兩晉南北朝時期，印度佛教的「中觀」學派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最大，形成了「六家七宗」、鳩摩羅什「關中學派」等思想派別。「中觀學」，顧名思義，是以「中」為核心概念形成的學說。「中觀學」也崇尚「中道」，但「中觀學」的「中道」是非有非無、不落兩邊之「中」，與中國傳統崇尚均衡和諧的「中」「和」之「中」有所不同。佛教「中觀學」儘管與儒家「中」「和」、「中庸」思想性質不同，但兩者在「執中」的思維模式上又有相似之處，這也是佛教「中觀學」在兩晉南北朝時期盛行的思想基礎之一。此外，兩晉南北朝的道教思想也有極強的「中」「和」色彩，魏晉時期的神仙道教本身就強調儒道合一，而道教靈寶派的《中和經》則大講「中和之道」，反映了「中」「和」思想在道教中的流傳之廣和影響之深。

隋唐時期的佛教盛極一時，以天台、華嚴、禪宗為代表的宗派佛教成為這一時期中國佛教的主要形態。隋唐時期的宗派佛教是南北朝以來經過長期發展而形成的中國化佛教，在思想意識深處同樣深受中國傳統文化「中」「和」思想的影響。隋唐佛教中的「中」「和」思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非有非無「中道觀」的深入發展，成為三論、天台、華嚴、禪宗的思想基礎；二是宗派融合的「圓融」思想，通過教義分判，將紛繁複雜的佛教思想統一在一個和諧自洽的「圓融」體系中，這在唐代佛教大思想家宗密的「華嚴禪」思想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隋唐佛教的「中道」思想和「圓融」和合思想為中國傳統文化「中」「和」思想增添了新的內容。

隋唐道教在「中」「和」思想發展上也有一定成就。與魏晉南北朝相比，隋唐道教在哲學思想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形成了「重玄學」的成熟思想體系。隋唐道教哲學思想的進步，源於與佛教「中觀學」的長期辯論，並通過借鑒佛教的「中道觀」，發展出道教自身的「重玄」之道。唐初道教學者成玄英提出「一中之道」、「中和之道」等概念，實際上是佛教「中道觀」的道教化翻版。此外，唐代道教典籍中還出現了一部《中和品述義疏》，這是道教靈寶派「中」「和」系列經疏的最後一部，體現出唐代道教對「中」「和」思想的重視。

與前期相比，宋元明時期的中國思想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其突出的標誌就是理學的形成與逐步流行，並最終籠罩宋代以後的中國知識界，成為主流的學術話語和官方意識形態。在理學的形成過程中，《中庸》的經典地位開始凸顯出來，「中」「和」問題受到理學家的格外重視，宋明理學的各家各派圍繞「中」「和」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

「中」「和」問題是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上的老問題，但宋明理學家所說的「中」「和」和漢唐儒家有所不同。首先是經典依據的不同。漢唐儒家所說的「中」「和」等概念，多與《周易》、《尚書》等經典有關，而宋明理學家的「中」「和」概念則直接取自於《中庸》。其次是理解上的不同。漢唐儒家所說的「中」「和」，是宇宙陰陽二氣的均衡和諧，宋明理學家所說的「中」「和」，則是一種旨在培養道德主體性的精神修養方法。從哲學立場上來看，前者（漢唐）是「中」「和」宇宙論，後者（宋明）則是「中」「和」心性論。

宋明理學號稱超越漢唐，直接孔孟，他們之所以敢於這樣宣稱，原因在於他們確信自己建立了一套「體用兼備」的理論體系，從而克服了漢唐儒學「有用無體」的弱點。宋儒的這套「體用論」學說，最明確的經典依據就在於《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很明顯，作為「天下之大本」的「中」就是這樣一種超越的精神性「本體」，而「和」則是本體的發用，由此在「中」與「和」之間可以建構一種「體用論」關係。宋儒以「體用論」的眼光解讀《中庸》之後，認為發明了天地間的真理，對《中庸》的精神內涵做了這樣的概括：「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複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一理」和「萬事」，其實也是「體」和「用」的關係。宋儒處處以「體用論」的觀點處理哲學問題，因此格外重視《中庸》的「中」「和」問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宋代理學家的所謂「中」，實際是「本體」的代名詞，「中」「和」哲學就是「體用論」哲學。為了將儒家思想提升到本體論高度，宋代理學家是經過了一番艱苦奮鬥的。從北宋到南宋，理學家先後有過三次「中和之辨」，最終確立了以體用關係解釋「中」「和」的理論模式，明代的陽明心學也對這一問題繼續有所闡發。至此，《中庸》的「中」「和」觀念，成了理學各派必須面對的理論難題。

除了《中庸》的「中」「和」問題以外，宋明理學家對源自於整體性傳統文化的「中」「和」思想還有很多闡發。如二程提到過「大中之道」，這是漢唐儒學的命題，宋代時還有人提及。張載提出過「仇必和而解」，認為一切矛盾最終將走向和諧統一，這體現了中國古代辯證法思想的傑出智慧。但總的來說，理學化的《中庸》「中」「和」觀念是這一時期思想界的主流。

在整個宋元明時代，不但儒家尊崇《中庸》，佛教和道教也對《中庸》青睞有加，紛紛依據《中庸》建構自己的學說。事實上，《中庸》為《禮記》中的單篇，至北宋才被人們所重視，而首先認識到《中庸》價值的就是佛教徒。最早明確地將佛教中道與儒家中庸相比附的是北宋初年的孤山智圓，他認為儒家的「中庸」就是佛教「中觀學」的「中道」，二者完全可以等量齊觀。孤山智圓並因此自號「中庸子」。在孤山智圓之後，宋元明時期出現了一批僧人所著的《中庸》注釋，對「中庸」與「中道」進行比較研究。觀察這一時期的佛教發展動向，儒佛之融合是主流趨勢，佛教徒用「中觀」之「中」比附「中庸」之「中」，就是為了適應這種形勢。當然，「中觀」之「中」與「中庸」之「中」本身有相通之處，佛教徒的這種比較研究，進一步深化了傳統文化「中」「和」思想的內涵。

總結宋元明時期的思想發展，可以發現，儒釋道融通之「和」是主流，而融通的根據主要就是《中庸》的「中」「和」觀念。在早期儒家中，《中庸》的「中」「和」觀念主要體現了一種「天人合一」的原始和諧宇宙觀，而在宋元明時期，經過理學家的努力，「中」「和」具有了超越的本體論地位，儒家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中」「和」本體論哲學，這是「中」「和」觀念的一大轉型。在理學的強勢影響下，佛教、道教也紛紛向儒家靠攏，從《中庸》中尋找理論根據，為「中」「和」思想大唱讚歌。可以說，宋元明時期的思想界，「中」「和」觀念籠罩一切，各家無不入其彀中，在三教融通的潮流中，「中」「和」觀念始終佔據著時代思想的巔峰。

清代及民國時期的「中」、「和」思想的發展是沿著兩條主線進行的。清代前中期，「中」、「和」思想繼續被統治者作為治理國家的重要指導思想，影響了社會發展的走向，同時也是學術界研究的重要領域。從清代中晚期開始，隨著民族危機的加劇，無論是政治階層還是思想家，呼籲變革和改革聲此起彼伏，以挽救民族危亡；有的主張通過革命消除社會矛盾，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和國家的獨立、富強、文明，逐步構建和諧社會。如前所述，傳統文化的「中」「和」，主要側重於個人思想、個人修養、國家治理方式、社會倫理道德等方面；晚清以來，「中」、「和」思想進一步延伸至對傳統與現代文化，對中西文化的態度等方面，甚至發展到社會矛盾的解決、社會變革與革命的層面。無論是改良派、維新派，還是革命派，抑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各種思想流派、政治派別，他們的「中」、「和」思想主張各異，但他們追求社會公平、公正、和諧的目標是大體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