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絲綢之路：印度洋上的穆斯林水手

本文摘自【美】林肯·佩恩：《海洋與文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章。

印度洋上的穆斯林水手

阿拉伯帝國的擴張：與拜占庭之戰

7世紀初，西南亞由拜占庭帝國和薩珊王朝瓜分。拜占庭帝國控制著安納托利亞的大部分地區、黎凡特和埃及，而薩珊王朝則統治著波斯、伊拉克以及安納托利亞東部的部分地區。在阿拉伯半島上，兩大帝國控制著巴林島及其相鄰的陸地、從科威特至卡達的海岸、半島東南角的阿曼和葉門以及阿拉伯海上的亞丁港。阿拉伯半島的其他地區則不在兩大帝國的統治範圍之內，包括與紅海接壤的漢志地區、聖城麥加和麥地那、葉門與阿曼之間的南岸地區的哈德拉毛以及阿拉伯半島北部的內陸地區雅瑪那。伊斯蘭教的東進反映出其西擴的速度及效率。634年，阿拉伯軍隊佔領了敘利亞最大的貿易城市大馬士革，該城遂成為此後100多年中阿拉伯帝國的首都。在佔領亞歷山大港之後，阿拉伯軍隊又征服了波斯。在倭馬亞王朝建立時（661年），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美索不達米亞及安納托利亞東部都佔據優勢，阿拉伯軍隊已經推進到高加索山脈。在裏海東部，伊拉克總督赫賈吉（al-Hajjaj ibn Yusuf ath-Thaqafi）於694年至714年間將戰線推進至阿富汗，並跨越阿姆河到達錫爾河，河中地區（今烏茲別克中部）的許多波斯人和突厥人開始放棄瑣羅亞斯德教、佛教和基督教而改宗伊斯蘭教。河中地區是一個商貿中心和戰略要地，由此西去的絲綢之路途經喀什和塔克拉瑪干沙漠，並與來自阿富汗和印度的路線匯合。8世紀中葉，阿拉伯帝國緩慢地向中亞擴張。儘管751年阿拔斯王朝的軍隊在怛羅斯（位於今哈薩克境內）擊敗了唐朝軍隊，但是吐蕃的北擴遏制了其東進的步伐。吐蕃在其擴張的高峰期，與唐王朝和阿拉伯帝國相抗衡。儘管吐蕃最終被阿拉伯帝國和唐王朝的軍隊所牽制，但是其擴張造成了巨大的破壞，迫使商人們轉而利用波斯灣、印度、東南亞及中國之間的海上航線。

曾經盛極一時的薩珊波斯

635年，阿拉伯軍隊抵達波斯灣地區，在巴士拉建立了軍營。薩珊王朝在10年內便衰落了，到8世紀初，阿拉伯帝國向東擴張到印度河流域，許多波斯和阿曼的水手成為穆斯林，並帶著他們的新信仰奔走在因阿拉伯帝國的強盛而繁榮起來的商路上。儘管貿易的增長並未伴隨著版圖的擴張，卻導致了印度河三角洲與古吉拉特之間的阿拉伯海上海盜的猖獗。為了重建秩序，總督赫賈吉於711年命令阿拉伯軍隊進入印度次大陸，次年，塔立克·伊本·齊亞德渡過直布羅陀海峽，開始了對伊比利亞半島的征服。儘管這可以被視為赫賈吉對河中地區及阿富汗的征戰的自然延續，然而赫賈吉宣戰的原因是十分明確的。據9世紀的歷史學家白拉左里（al-Baladhuri）記載：

紅寶石島（今斯里蘭卡）的國王送了幾名在本國出生且為穆斯林的女子給總督赫賈吉，這些女子已故的父親曾是一名商人，國王試圖以此獲得總督赫賈吉的幫助。但是他們所乘的船遭到一群來自德布爾（今巴基斯坦班波爾）的海盜的襲擊，船上人員全部被抓。

赫賈吉下令進行一系列的遠征，其中最後一次由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Muhammad ibn-al-Kasim）率領，此次遠征增派了一支滿載士兵、武器和補給的船隊。伊本·卡西姆佔領了德布爾港，殺死其國王，並迫使信德地區歸順。當地的許多佛教徒改宗伊斯蘭教，這次征服也有助於恢復從印度西部的康坎海岸、馬拉巴爾海岸到斯里蘭卡之間的航線。不過，信德地區已經是300年間阿拉伯帝國在南亞東擴的極限。

阿拔斯王朝的阿布·加法爾·曼蘇爾哈里發

儘管在傳播伊斯蘭教方面取得了極大進展，但大馬士革的倭馬亞王朝哈里發卻承受著來自傳統派系的壓力，以及阿拉伯穆斯林與外來皈依者之間的分歧與矛盾。阿拉伯人與波斯人之間的矛盾尤為尖銳，在阿拉伯人第一次擴張的浪潮中，波斯人的文化與帝國特性遠比其他歸順的民族更為深厚。749年，當穆罕默德的旁系後裔阿布·阿拔斯-薩法赫起兵反抗倭馬亞王朝的統治時，他得到了來自波斯北部的軍隊的支持，阿拔斯遂自稱哈里發。阿拔斯定都於幼發拉底河下游的庫法，而其繼承者阿布·加法爾·曼蘇爾（Abu Jafar al-Mansur）於761年至762年間在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巴格達建造了一座新都城。國家行政機構自大馬士革東遷750千米，這宣告了敘利亞在伊斯蘭世界中優勢地位的終結，並將伊斯蘭世界的注意力從地中海和北非轉移到中亞及印度洋，從而對印度洋的貿易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據9世紀的地理學家雅庫比（al-Yaqubi）記載，有人曾向曼蘇爾展示巴格達的位置，曼蘇爾預言巴格達將會成為「世界的海濱」。「沿著底格里斯河，來自瓦西特、巴士拉、阿瓦士、法里斯、烏曼、雅瑪那、巴林島以及鄰近地區的所有商船都可以進入這座城市並在此停靠。同樣，來自摩蘇爾、迪亞拉比耶、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以及幼發拉底河上來自迪亞穆達爾、臘卡、敘利亞、埃及和北非的所有船隻，都能到這裡卸貨。」巴格達更明顯的一大優勢是易於防守。在雅庫比時代的2個世紀之後，地理學家穆卡達西的記載讓人回憶起人們曾提供給曼蘇爾的建議，他指出巴格達「位於兩河之間的地帶，因此敵人在取道底格里斯河或幼發拉底河時除了乘船或過橋別無他法」。

阿拉伯抄本中的8世紀巴格達

在巴格達建成後的50年中，其人口已經增加至約50萬，從而成為除中國的長安以外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西方，與之規模相近的城市有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港、大馬士革及巴士拉。這座城市的迅速發展主要得益於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即位於底格里斯河畔，距離幼發拉底河不到50千米。此地位於伊拉克中部，恰好處在東方的波斯、中亞和印度與西方的敘利亞、地中海和北非之間的陸上商道的交匯處。巴格達的河道上布滿了船隻，既有從摩蘇爾丘陵地帶前往底格里斯河下游的庫法（以蘆葦製成的圓形船隻），也有從波斯灣和印度洋返航的遠洋船隻。運河為巴格達提供了進入幼發拉底河及與西方進行貿易的通道，同時，巴格達也是從西南的麥加而來的朝聖之路的終點。雖然巴格達距離波斯灣入口仍有近500千米，但是底格里斯河確實為巴格達打開了通往印度洋貿易世界的通道。因此，雅庫比宣稱：「正是底格里斯河讓我們與中國之間不存在任何障礙，海上的一切都能沿底格里斯河到達巴格達。」這段話讓人想起了薩爾貢王朝對「阿卡德碼頭」的誇耀，儘管此時的水手已航行到比迪爾穆恩（今巴林島）、瑪干（今阿曼）和美路哈（位於印度河流域）遠得多的地方。10世紀時，巴格達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碌的港口，而它的外港則被稱為「印度的邊界」，其中包括那些伊朗南部的港口及索科特拉島。

儘管波斯灣的港口烏剌、巴士拉及屍羅夫的繁華在薩珊王朝後期已趨於衰落，但在從薩珊王朝過渡到阿拉伯帝國期間，這些港口仍在長途貿易中保持活力。白拉左里曾指出，在伊斯蘭時代到來之前，烏剌是獨一無二的。作為倭馬亞王朝的伊拉克行省的2個首府之一（另一個是庫法），巴士拉很快就令烏剌相形見絀，儘管巴士拉的成功更多得益於政治因素而非地理因素。起初，在卡拉克斯-斯帕西努的舊址上建起了軍營，該地距阿拉伯河15千米，之所以能成為港口是因為這裡與烏剌之間有一條運河相連。儘管如此，巴士拉仍吸引了來自伊斯蘭世界各地及其之外的船隻。在成為巴格達（一個多世紀之後才建城）的入境口岸之前，巴士拉早已蒸蒸日上，並在8至9世紀時達到巔峰。當時，巴士拉是20多萬不同信仰、不同種族的居民的聚集地，以其製造業、農業（尤其是海棗）和活躍的文學、藝術及宗教而聞名。

地理學家伊斯塔赫里描繪下的波斯灣地圖

屍羅夫是巴士拉的主要競爭對手，位於波斯沿海地區，距波斯灣入口處375英里，4世紀時由薩珊國王沙普爾二世（Shapur II）所建。屍羅夫擁有一處寬闊的錨泊地，比波斯灣北部的港口更適宜停泊吃水較深的船隻，不過其自然環境十分惡劣，常年遭受高溫炙烤，且缺乏充足的水源以維持龐大的人口，更不必說從事農業生產了。後來，人們通過修建蓄水池和淡水渠解決了缺水問題，同時也潤澤了富商們的花園，他們通過與巴格達和設拉子（今波斯法爾斯省首府）之間的貿易而富裕起來。在整個阿拔斯王朝時期，這個港口倍受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的頌揚，因為屍羅夫的商人遠航到達中國，同時也從印度和東非進口柚木及其他木材來建造房屋、清真寺、船隻及燈塔。10世紀的波斯地理學家伊斯塔赫里（al-Istakhri）對屍羅夫與設拉子進行了比較：「屍羅夫在規模及華麗程度方面幾乎與設拉子相同，其房屋用購自辛吉的柚木建造，高達數層，可以俯瞰大海。」

在起義軍及哈里發統治邊緣地區的自治總督開始挑戰巴格達的權威之前，阿拔斯王朝的輝煌繼續維持了近一個世紀之久。越是在靠近帝國中心的地區，哈里發政權越要面對從商人到奴隸之間的階層分歧。在許多行省，由於存在大量奴隸，哈里發政權常常受到奴隸起義的困擾。最早的一次起義是持續14年的辛吉起義（869—883）。一開始，這場起義是因經濟上的不滿而爆發的，不過很快就轉變成對哈里發權威的攻擊。在這次起義中，據估計有超過50萬人死亡。辛吉起義獲得了波斯灣商人的支持，後者怨恨哈里發政權干涉其貿易。他們一起佔據了烏剌和阿巴丹，並於871年佔領了巴士拉。巴士拉的失守是哈里發政權的巨大失敗，屍羅夫和蘇法爾等其他港口從中獲益，阿拔斯王朝僅在名義上對其實施控制，這些港口很快就利用這一機會發展起來。

阿拉伯抄本中的麥加朝聖之旅

10世紀時，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淪落為政治傀儡，波斯的什葉派埃米爾（即白益）在巴格達以及波斯灣兩岸掌握著絕對權力。在白益王朝崛起的同時，法蒂瑪王朝從伊弗里基亞遷至開羅，紅海的貿易隨之復甦。在拜占庭人佔領埃及的後期，紅海的貿易發展水平僅次于波斯灣。976年，屍羅夫因地震而遭到嚴重破壞，這成為海灣地區商業衰退的一個徵兆。1062年，來自中亞的塞爾柱突厥人侵佔了設拉子，不過他們對海洋貿易毫無興趣，在屍羅夫以北750千米外的伊斯法罕建都。波斯南部發生了騷亂，隨後，霍爾木茲海峽的基什島上出現了海盜。在法蒂瑪王朝的統治下，紅海港口的貿易不斷發展，從而使得波斯灣對商人越發失去了吸引力。

乍看之下，7世紀時除了前往麥加朝聖及穀物貿易，穆斯林佔領埃及並未帶來紅海交通的發展，這似乎有些矛盾。自古以來，尼羅河與紅海一直是地中海與印度洋之間的重要通道，但巴格達的興起使波斯灣成為西印度洋貿易的中心。在法蒂瑪王朝復興之前，紅海的貿易一直由時常出入于吉達和亞丁的波斯水手掌握。到9世紀，在吉達和亞丁可以找到來自信德、中國、桑給巴爾島、阿比西尼亞、法爾斯（波斯）、巴士拉、吉達以及古勒祖姆（今蘇伊士）的商品。646年，正統哈里發奧斯曼指定吉達作為麥加的港口，該地位於麥加東南約75千米處。吉達周圍被鹽鹼灘和暗礁環繞，船隻只能經由一條狹窄的通道穿過，但儘管如此，吉達仍是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尤其是在麥加朝覲期間。每到朝覲時，為朝覲者提供的大量穀物及其他生活用品取道古勒祖姆經海路運來，有時，許多朝覲者也會選擇這條路線。印度洋上的船隻如果航行到吉達以北，則風險更大且收益甚少，因此吉達遂成為與埃及之間貨物運輸的主要轉口港。11世紀60年代，塞爾柱帝國佔領了西奈半島，之後，紅海的貿易隨著埃及的恢復與繁榮而增長。由於北非到麥加之間正常的陸路貿易路線無法通行，前往麥加朝聖的穆斯林遂取道埃及，將旅程分成幾段，先乘船沿尼羅河到達古斯或阿斯旺，然後在阿斯旺加入穿過北非沙漠的駱駝商隊，用時3周到達居民不足500人的阿伊扎布港，那裡的船長對於前往吉達的旅程以及朝覲者所需的食物都會索取高額費用。不過，在埃及的第一個馬穆魯克蘇丹國推翻了巴勒斯坦的十字軍國家，並於1267年至1268年間恢復了從西奈半島前往麥加的路線之前，阿斯旺—阿伊扎布—吉達這條路線一直發揮著作用。

東非

老地圖中的紅海沿岸地區

只要巴格達仍保有西印度洋地區的主要市場，紅海就依然是波斯灣航運的重要路線。儘管在亞丁可以找到豐富的商品，但大部分商品是先進入波斯灣港口的，即使是來自東非海岸附近的商品也不例外。波斯灣與東非之間的貿易並非新鮮事物，其開端不遲於8世紀。當時，這種區域貿易被推進到非洲之角以南，伊斯蘭教開始在那裡產生影響，但仍十分有限。在6世紀時橫跨紅海劫掠了葉門之後，阿克蘇姆的國王已經放棄了海上進取的野心，來自屍羅夫和蘇哈爾的阿曼商人逐漸取代了其在非洲之角以北的沿岸貿易中的角色。到8世紀，他們遷徙到索科特拉島上，並將該島作為對非洲之角以外地區的貿易及劫掠的集結地。最初，阿曼人及後來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將其活動範圍限制在相對安全的群島海域，以及沿肯亞和坦尚尼亞海岸分布的近海島嶼，直到他們進入非洲大陸定居後，也基本沒有深入內陸。他們的許多港口都是臨時性的，是用易腐材料建造的，在10世紀與11世紀之交修建的大部分永久城鎮距離大海也不過幾千米而已。

從穆斯林出現在東非的最初3個世紀以來，物質文明的發展或許是暫時的，但儘管如此，許多城市仍然達到了較大的規模，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些城市的面積甚至達到了近20公頃，並發展成為至今依然繁榮的城市，例如索馬利亞的摩加迪沙，肯亞拉姆群島的港口，坦尚尼亞的奔巴島、桑給巴爾島和基爾瓦島，以及莫三比克的索法拉。索法拉是始於辛巴威的黃金貿易的臨海終點，實際上也是15世紀末葡萄牙人到來之前印度洋航運的西南邊界。雖然其海外聯繫歸功於穆斯林商人，但這些城市最初是由操斯瓦希里語的非洲居民勘定並控制的。8世紀末，這群人已沿著肯亞到莫三比克之間綿延2,000千米的海岸向南擴張，於9至10世紀時在葛摩群島定居下來。長期以來，學者們普遍認為斯瓦希里文化很早就被阿拉伯人及伊斯蘭教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然而，阿拉伯人及伊斯蘭教的影響與其說是被吸收，不如說是強加給斯瓦希里人的，斯瓦希里人逐步發展成為調和外來文化與本土傳統的複雜社會。「斯瓦希里」（Swahili）一詞來自阿拉伯語辭彙「sawahil」，意為「海岸」。然而，斯瓦希里語是一種含有少數阿拉伯語辭彙（主要是宗教、商業及航海方面的術語）的班圖語，大部分阿拉伯語辭彙是在17至19世紀進入斯瓦希里語中的，當時阿曼帝國統治著東非海岸的一部分。

斯瓦希里文化：基爾瓦王國遺址

到目前為止，在最早一批斯瓦希里城址中已得到發掘的是位於尚加的城址，在該地發現的波斯瓷器說明8世紀末穆斯林水手已經到達這裡。這個城鎮曾經十分繁榮，在11世紀末，該地有一座星期五清真寺及其他一些建築物，用珊瑚及石頭而非更易腐爛的木頭及茅草建成。年代稍晚的是基爾瓦城，位於距離坦尚尼亞海岸一處封閉海灣約4～6千米的一個島上。從12世紀後期到16世紀，基爾瓦的發展達到巔峰，在考古發掘中出土了阿拉伯-波斯物品及來自中國的物品，後者由取道波斯灣港口的船運載而來，這些出土物品可以追溯到9世紀。據16世紀的《基爾瓦編年史》（The Kilwa Chronicle）記載，基爾瓦城為設拉子蘇丹之子阿里·伊本·哈桑（Ali ibn al-Husayn）所建。哈桑與他的5個兄弟以及他們的父親乘著7艘船航行，在葛摩群島和拉姆群島對岸的陸地上的7個地方定居下來，這些地方據說是哈桑用布料與一位統治者交換而來的。哈桑的故事讓人聯想到摩加迪沙建城的傳說，以及8世紀時波斯人移居印度康坎海岸的傳說。無論其真實性如何，這個故事被載諸文字時已有500年的歷史，在基爾瓦城遺址中發現了11世紀的錢幣，上面刻有哈桑及其繼承者的名字。最先到達葛摩群島的人並非哈桑家族的成員，而是來自馬達加斯加島的操馬達加斯加語的居民。葛摩群島重要性提升的原因在於，群島散布在莫三比克北部與馬達加斯加島之間，橫跨索法拉與基爾瓦之間的近海航線，該航線的東部延線則由季風風向與洋流決定。除了波斯灣與非洲之間的常規交往，室利佛逝與東非（很可能是馬達加斯加）之間也存在直接的貿易往來。據說，室利佛逝的商船曾「受到殷勤款待，並進行了獲利頗豐的貿易活動……因為他們彼此之間都能理解對方的語言」，這是因為馬達加斯加語源自馬達加斯加島上的首批定居者所帶來的屬於南島語系的語言。

東非的出口物產十分多樣，不過主要由自然資源構成，其中大多是黃金、紅木、玳瑁殼、鐵及象牙。至於進口物品則更難確定，到9世紀，穆斯林與印度商人的貨物清單中出現了中國的瓷器及玻璃製品。由於這些物品不易腐爛，因此我們更容易追尋其跨越時空的流布蹤跡，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東非的歷史到此時才開始變得相對清晰。除此之外，印度洋貿易另一根飽受非議的支柱便是黑奴貿易。7世紀時，伊拉克的奴隸已經足以發動一場起義，到9世紀，奴隸貿易進一步激增。850年至1000年間，奴隸販子用船運送了約2,500萬名來自非洲之角以南地區的黑人，非洲之角當時被稱為「奴隸之角」。在1900年之前，又有1,000萬名黑人奴隸被販賣。與其後的大西洋奴隸貿易相比，對印度洋奴隸貿易的調查並不深入，這部分是由於書面記載相對匱乏，部分是由於人們對亞洲的奴隸貿易及奴隸的不同態度。與歐洲社會不同，伊斯蘭世界中的奴隸擁有廣泛的合法權利，即便是在作為別人的財產時，奴隸也可以擔任高官、賺錢並擁有財產。他們可以贖買自己的人身自由，也可以與其他奴隸或自由人結婚。至少就與奴隸制度相關的種族歧視而言，伊斯蘭世界比其他地區要輕得多，伊斯蘭教禁止穆斯林及契約民成為奴隸，後者包括基督徒、猶太教徒、瑣羅亞斯德教教徒等。儘管如此，黑人穆斯林仍常常受到奴役，這遭到了非洲統治者與穆斯林法理學家的控訴，正如後來非洲基督徒抗議其在歐洲基督徒統治下的遭遇一般。

阿拉伯商人從事東非黑奴貿易

關於中世紀東非的奴隸貿易，幾乎沒有文獻流傳下來，不過有一些地位很高的人和作家無意中記載了奴隸貿易的後果（如辛吉起義），其中一位曾經統治埃及。關於奴隸貿易本身，唯一的資料是關於某位佚名的非洲統治者與阿曼商人伊斯梅爾·伊本·易卜拉欣·伊本·米爾達斯（Ismail ibn Ibrahim ibn Mirdas）的故事。922年，伊斯梅爾正在前往奔巴島的路上，被迫朝目的地以南的地方航行。在索法拉附近登陸後，伊斯梅爾及其船員開始與當地人進行交易，他說，「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交易了，沒有任何障礙及貨物稅」，而貨物稅在印度洋世界的其他地區十分常見。交易完成後，當地國王上船為這些商人送行。伊斯梅爾回憶道：「當我在船上看到他們時，我就告訴自己，在阿曼的市場上，這位年輕國王的售價肯定可達30第納爾，他的7名隨從則每個值60第納爾，僅他們的衣服就值至少20第納爾。不管怎樣，這將為我們帶來至少3,000迪拉姆的收入，而且唾手可得。」因此，他在船上捆綁了這位國王及其隨從，連同船上的200名奴隸一併運回本國。如果不是數年之後伊斯梅爾再次回到索法拉，卻發現面前正是自己曾經的俘虜，這位國王肯定會在阿曼被販賣，而故事也就到此為止了。

這位佚名國王講述了自己的奇遇，那位阿曼人感到緊張也情有可原，國王提及他在被販賣後如何在巴士拉和巴格達生活，他在那裡改宗了伊斯蘭教。通過加入前往麥加的朝聖者之列，他逃離了自己的主人，並從麥加出發繼續前往開羅。他決定返回自己的故鄉，遂沿尼羅河溯流而上朝海岸前行，並登上了一艘將其帶回故鄉的船。由於他一直杳無音訊，他的子民並沒有另立新君，於是他重新登上王位。「我的子民聽了我的故事後感到十分驚訝，而我的歸來也讓他們充滿了快樂。」更重要的是，他告訴伊斯梅爾：「我的子民和我一樣，也改宗了伊斯蘭教……而且，我之所以原諒你，是因為你讓我獲得了純潔的信仰。」在辭別伊斯梅爾時，國王請他轉告其他穆斯林，「他們可以到我們這裡來，我們對待穆斯林就像兄弟一般，而我有理由不陪同你上船」。國王沒有因為其被綁架的事而向伊斯梅爾報復，這表明他十分重視自己的新信仰。不過正如他所說的，他的子民之所以改宗伊斯蘭教，也有出於實用性考慮的一面，他們既可以推廣其新的信仰，同時在商業交往中也可以打上一個「此處講阿拉伯語」的標記。

《天方夜譚》描繪的阿拉伯世界

伊斯梅爾和國王的故事來自《印度奇聞錄》（Book of the Wonders of India）一書，該書是波斯商人布祖格·伊本·沙赫里亞爾（Buzurg ibn Shahriyar）從朋友和熟人那裡收集的136個故事的彙編。布祖格列舉了25名故事的提供者，他們提供了其中一半的故事，伊斯梅爾便是第6個故事的來源。有26個可確定年代的故事發生在908年至953年間，年代最早的故事可追溯到8世紀與9世紀之交的哈倫·拉希德統治期間。其中一些故事講述了十分離奇或被高度美化的事件或奇蹟，類似《天方夜譚》（The Arabian Nights）中水手辛巴達（Sinbad）的故事，不過很多故事都反映了來自各地的商人們的共同興趣。布祖格的故事提供者大多來自蘇哈爾、屍羅夫及巴士拉，儘管他們講述了從東非、吉達、亞丁到中國的奇遇和事故，但最常提到的目的地便是印度和斯里蘭卡。基於這個原因，這本故事彙編成為中世紀印度洋上阿拉伯與波斯之間貿易的珍貴資料。幸運或不幸的商人、對天氣預感精準的航海家以及船難的倖存者，是一些更嚴肅的故事的主角。例如，伊斯梅爾在一個簡短的故事中講述了自己從馬來半島駛往葉門中部的施遏，並在擊退66艘海盜船後完成了歷時41天的3,000里航程。他的貨物價值60萬迪拉姆，這還不包括阿曼蘇丹的免稅商品及那些「逃避關稅而不會被發現」（即走私）的商品。布祖格從不進行道德說教，這賦予他的故事以一種驚悚的意味。如遭遇船難的女孩緊緊抓住遇難船隻的殘骸以求生，卻被水手強姦，而講述者則在一旁圍觀；又如一名試圖自殺的印度人，僱人將自己溺死；還有運奴船上成百上千的奴隸，除了伊斯梅爾提及的佚名國王，絕大多數奴隸都是無人關心的。不過正是這種就事論事的特點，將這些故事與其特定受眾（即僅供懷舊的深海水手）的經歷緊密聯繫起來。

長按即可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