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札記——光緒皇帝的悖論

19-20世紀註定是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簡單定律因為異質文明的衝擊愈顯其適用性，風雲際會的歷史孕育了一批批重塑了中華文明的巨子。在巨人的夾縫中，有一個人處境尷尬的人，他就是光緒皇帝。

對於光緒皇帝的故事我們都有個大概的了解。在列強環伺，亡國滅種的民族危亡情勢下，身為專制君主（或許並沒有實權）的光緒皇帝無疑是個離經叛道者——他要變法，而且變革的範圍超出了洋務運動的藩籬，引向了政治制度。這樣的異類皇帝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罕見，在世界上也屬難得。拿用來與戊戌變法對比的明治維新來說，名義上是在天皇的領導下，實際上是藩閥推到幕府，將本已無任何實權的天皇推到政治的前台。也就說，這實際上加強了君主的威權。

再來看戊戌變法，雖然實際上推行的主張與嚴格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改革相比有差距。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這也是一個極大弱化君主權威的變革。這樣一來似乎光緒皇帝真的是有巨大魄力的君主。作為專制君主的光緒皇帝卻主動要弱化專制權威，這就是所謂的光緒皇帝的悖論。

觀諸人類歷史上的社會組織形式，民主制和威權制無疑是具有可行性的兩個選擇。民主制的基礎是每個擁有自由意志個體，具有平等地位的個體或者為了擺脫霍布斯所謂「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或者為了更好的分工合作以獲得最大福利，因此他們訂立了「社會契約，將自己的部分權利讓渡出來，賦予一個機構，這個機構就是政府（霍布斯謂之利維坦）實操作中民主製為了防止這個利維坦濫用公民賦予它的權力，人們設計了一系列監督制約其權力的制度安排。儘管會有一些漏洞，儘管會導致或者效率低下或者「多數人的暴政」，但是民主政體比較好的解決了政府政權合法性的問題(社會契約)並且可以比較有效地制約權力的濫用（三權的分立與制衡）。

威權體制則是完全不同的，威權體制往往無法解決政權合法性的問題而且由於權力的集中與缺乏制約，威權體制極易導致權力的濫用。但是在威權者看來，民主制不過是一種政治組織形式並且不是必然的政治組織形式，作為政治組織形式，民主制的目標無非也是促進全體人民的最大幸福或者善（good），但是民主制由於民主制意見的繁雜與權力的相互掣肘，往往會使實現社會最大善這個目標變得不可及。在他們看來，民主制雖然看上去很美，但是現實中人們對民主制的追求陷入了手段大於目的的誤區，陷入了對民主的迷信。威權體制有他賴以存在的合理性—威權體制用一個強有力的意志壓制住了眾多且複雜的個體意志。這樣一來，威權體制就有可能避免民主體制由於意見繁雜而導致的效率低下。進一步講，掌握威權者是開明的即有理性者、有良心者或柏拉圖所謂「哲學王」，他能將權力合理的運用於為全體人民謀福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威權的前景甚至比民主還好。在我們看來為威權體制辯護的「哲學王」之類主張即便不是完全的空想也只是美妙的童話。

威權體制無法解決政權來源合法性的問題，而且無法解決如何防止權力濫用的問題。威權統治為了鞏固其統治往往會以其道德力量來感召被統治者，以其手中的國家權力施惠於被統治者以換取被統治者的承認和擁護。但是道德的感召往往不會持久，威權者無法控制自己對權力的濫用，這樣一來，道德力量自然失效。威權者唯一剩下的是利用恩惠換取支持。這樣的手段恐怕也無法維持其長期統治。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權威主義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掌握威權者是有良心的、有理性的，他手中的權力不是他自己或自家的權力而是用來為大家謀福利的。這樣的看法無疑是高估了人性。人性中固然有善的一面，但是在掌握權力的時候，善的人性往往無法抑制利用權力謀取實實在在利益的衝動。最終威權者手中的權力會成為他挾持全體人民的利劍，而威權者自己則成為了騎在人民頭上的大爺。這個大爺又由於掌握著利劍，他很難自己交出手中的權力。很難很難，幾乎不可能。威權克服了民主制的一些缺點卻往往走向讓人更加無法接受的結果——專制。

再回到歷史中看光緒皇帝，作為威權的掌握者（或表面上的掌握者），他做出了放棄威權的決定！因為民族危亡？他本來就沒有多少實權，他也不懼掉那僅有的榮光，面對民族的危亡，也許他的良心、自尊心還有理性起了作用，他做出了放棄威權的決定！他難道不明白自己手中的威權代表著什麼？難道他就是想像中的「哲學王」？我們不妨從最善良的眼光來評論光緒皇帝，也許他真的是想用自己手中有限的威權換取民族的尊嚴。這樣的一個決定對於威權者來說無疑是自斷後路，即使稱不上彌天大勇也足以讓我們向他表示尊敬。也許真的如一位哲學家所說：太陽底下，並無新事。80年後這樣的一幕又出現在了中國的台灣省。

歷史還會再送給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一個「哲學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