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

敦煌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地位

張 效 林

縱觀中國書法發展史，敦煌是書法家張芝、張昶、素靖的故鄉，加之20世紀初敦煌遺書墨跡和敦煌漢簡在敦煌的出土，更是名揚天下，確立了敦煌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歷史地位。

一

東漢時期的敦煌人張芝，字伯英，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位巨匠。他對中國書法發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主要在於他省減章草點畫、波桀，獨創了「字之體勢，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及其連者，氣脈通於隔行」的「一筆書」，也就是「今草」，被世人尊為「草聖」，一時名噪天下，學者如雲。他的草書「如流水速，拔茅連茹，上下牽連，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奇形雖合，數意兼包，若縣猿飲澗之象，鉤鎖連環之狀，神化自若，變態不露」；「若清澗長源，流而無限，縈迴崖谷，任於造化」，「張勁骨豐肌，德冠諸賢之首」；「精熟神妙，冠絕古今」；「伯英即草書之祖也」（張懷瓘《書斷》語）。對歷朝歷代書法家的影響極其深遠，影響了整個中國書法的發展，為書壇帶來了無與倫比的生機。自漢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間，中國書壇即便是草書領域裡聲名顯赫的韋誕、衛瓘、索靖、衛恆，還是像王羲之、王獻之、張旭、懷素四位光耀千古的大師，他們的草書都源於張芝的草法。家喻戶曉的書聖王羲之對張芝更是推崇備至，中年就師承張芝，師法多年，始終認為自己的草書不及張芝。狂草大師懷素也認為他從張芝的書法中受益非常多。唐朝草書大家孫過庭在他的《書譜》中也多次提到自己把張芝草書作為藍本，終生臨習。同時，張芝不以功名為念，多次謝絕朝廷的徵召，潛心習書，勤學聞名，晉衛恆《四體書勢》中記載：張芝「凡家中衣帛，必書而後練（煮染）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後人稱書法為「臨池」，即來源於此。他的刻苦練習書法的精神，連王羲之也覺得自愧弗如，歷史上已傳為佳話，也為後人做出了楷模。

與張芝同時期的張昶，字文舒，是他的季弟，在當時也是十分有名的書法家，他的書法跟張芝的書法相似，當時的人把他稱為亞聖。他尤善章草，極工八分，又善隸，對後世的影響也十分深遠。

西晉時期的敦煌人索靖，字幼安，西晉將領、著名書法家，敦煌五龍之一，是張芝之後最著名的書法家之一，在中國文化史上也是位有重要影響的人。他是張芝姐姐的孫子，書法上受張芝影響很深。以善寫草書知名於世，他的書法，濃淺得度，內涵樸厚，氣勢雄厚，歷來被書法家稱為上乘。梁武帝蕭衍稱譽他的字「遒勁而峻險。遒勁處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峻險處如雪嶺孤松，冰河危石」。黃山谷也稱道他書法為「箋短意長，誠不可及」。有人把索靖的書法與張芝的書法作過比較，認為精熟至極，索不及張芝，妙有餘姿，張不及索靖，兩位大師的書法是各見所長。把索靖與張芝相提並論，可見他在書法史上的地位。他的書法對後世影響很大。唐代書法家歐陽詢平生最重法度，不肯輕易推許古人。一次，他路見索靖書寫的碑石後，竟卧於碑下，細心揣摩，不忍離去，足見其書法之精妙。王僧虔、袁昂、張懷瓘、房玄齡、姜夔、劉有定、宋曹、錢泳、阮元、包世臣、劉熙載、周星蓮、朱和羹、康有為等歷代書法大家和書法理論家對索靖的評價都很高。索靖對後世書法家的影響不僅是他的書法作品，他的著述《草書狀》等，對書法演變、風格、氣韻、用筆及章法等方面全面精避的論述，對後世書法家的書法創作的指導意義持久而深遠。

東漢至魏晉,是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繁榮時期。南朝的羊欣在《書斷》中說張芝、皇象、鍾繇、索靖是當時的四大「書聖」。蘇東坡在書論中寫道：「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他們點到的四個書法家，敦煌人張芝和索靖兩位書法大師都在其中，可見他們在整個中國書法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力。就整個敦煌地區而言，除了張芝、索靖、張昶外，敦煌周邊地區的梁鵠、仇靖對中國書法發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也是世人公認的。

二

書法藝術發展到上世紀初，書壇處於低谷。學習書法的人在碑學與帖學之間爭論不休，書法發展幾乎處於停滯狀態。敦煌由於特殊的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不僅保存了大量的壁畫、彩塑藝術，也保存了大量的書法墨跡。1900年，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圓篆無意中發現了藏經洞，洞穴中藏了歷經千年的各種形式的書法墨跡與碑刻拓本5萬餘件，且保存十分完好，國內外研究者一片嘩然，書法家們無不一睹為快，幾欲瘋狂，敦煌在書法界筆口相傳，聲名大振。與甲骨文、秦漢簡牘、清代內閣檔案一道被學術界並稱為近代中國的「四大學術發現」。敦煌遺書墨跡的書法形式多樣，包括有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諸多類型，其藝術風格更是豐富多彩，有的粗纊豪放，也有細膩典雅的，有密不透風的滿篇墨書，也有空靈瀟洒的逸綉之作，千姿百態，非刻意求工而意趣萬端。敦煌遺書墨跡中，最早的可追溯到四世紀，最晚的大約是北宋初年的作品，前後整整跨越了七個世紀。根據這些傳世墨跡、拓片所顯示的年代來看，敦煌遺書幾乎沒有間斷地向我們展示了由南北朝時期至北宋初年大致的書法風格流變以及隸、草、行、楷等書體的演變，成為這一段書法發展進程最直接的歷史見證。它的出土對研究我國古代書法發展史，特別是隋唐，乃至魏晉、秦漢書法藝術發展史方面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

發現敦煌藏經洞的第二年，也就是1901年3月，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樓蘭遺址發現了墨書的殘紙。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漢郵驛遺址中發掘出了30餘張麻紙，3張寫有文字。這些文書殘紙，其紙質粗精不一，但從墨跡滲透的情況看，大都適宜毛筆的書寫。殘紙中有西晉永嘉元年(307)和永嘉四年的年號，這批殘紙是西晉至十六國的遺物，其內容除公文文書外，還有私人的信札和信札的草稿。這些殘紙為戌邊吏士所書，由於當地氣候乾燥，因此雖經千載而紙墨如新，書體除介乎隸楷之間的楷書外，還有行書和草書，字體類型豐富，反映了魏晉時期字體演變中多姿多彩的特色，是非常重要的書法資料，對研究魏、晉、十六國書法的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實物，不但使我們得以窺見晉人的真實用筆，而且為研究當時書風的演化提供了實證。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敦煌和樓蘭無論行政隸屬關係或交通聯繫都是極為密切的，敦煌地區聚集了大批的書家，文獻所記載漢晉時期曾在敦煌地區活動過的就有班固、張芝、索靖等大師級書法家，並行成了風格鮮明的書法流派，其在直接對該地區的書法藝術產生影響的同時，對整個中國書法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敦煌遺書墨跡的問世，不僅使我們的對字體的演變發展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同時也使我們對當時書家的藝術創造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這些墨跡的本身，往往也是傑出的藝術作品，是書法學習與研究的重要資源。

敦煌遺書墨跡和樓蘭殘紙這些實物同時也證明了在西漢時期麻紙已在西北地區流通，並且成為人們的書寫材料之一。其次，漢代武威遺址所出土的帶有筆庄名號的毛筆，說明了已有專門的毛筆製作坊。這些現象絕非僅僅是物質材料的問題，書寫材料的進步和技術文化的傳播是書法藝術發展的重要方面之一，它從側面反映了兩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敦煌地區的書法藝術的昌盛狀況。

三

1907年，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敦煌玉門關附近發掘出了寫有漢字的789枚木簡，讓這些在流沙中掩埋了2000多年的敦煌漢簡重見天日，無意中打開了一座罕見的漢代書法寶庫，讓人們看到了中華先民最早的書法墨跡。在中國書法界引發了爆炸式的震動，在中國文化界也引起了強烈而又持久的反應，受到國際漢學界的高度關注。此後，從二十世紀初至九十年代，在甘肅西部疏勒河流域漢代長城關塞遺址中又發掘出8批漢簡，計25000餘枚。因以漢代敦煌郡範圍內發現的時間最早、數量最多，故稱為"敦煌漢簡"。特別是1990年至199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市東六十一公里漢代效谷縣懸泉置遺址發掘出土了2萬餘枚漢簡，最早紀年為西漢武帝天漢三年(前98)，最晚為東漢順帝永和二年(13)。其內容多與漢代敦煌、酒泉二郡的屯戍活動有關，如官府文件、通緝令、訴訟文書、戍卒的名籍、廩食簿、守御兵器簿以及邊塞吏卒的私人書信，交易、借貸的契券，還有儒家典籍《易》、《力牧》等古佚書殘簡，是研究河西疏勒河流域的漢代屯戍情況乃至當時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中西交通和社會歷史的珍貴資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首批敦煌漢簡被斯坦因運回英國後，法國漢學家沙畹博士很快將這批新出土的漢簡編輯出版。我國文物收藏家羅振玉按照沙畹博士提供的圖板資料與國學大師王國維分頭整理考釋，1914年，兩人合著的三卷本《流沙墜簡》由日本京都出版社出版。《流沙墜簡》對所收錄的敦煌漢簡和殘紙、帛書都做了精確的分類和詳盡的考釋，被視為首次全面解讀漢簡的開山之作。連一貫反對「整理國故」的魯迅先生看了王國維《流沙墜簡》序言後都讚不絕口，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國學，對弘揚中國文化藝術大有裨益。

敦煌漢簡，在我國已發現的漢代簡牘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不僅是研究我國漢代歷史最珍貴的實物資料，也是研究兩漢書體演變和書法藝術的第一手珍貴資料。上世紀初，當時的中國書法界隨著時代的大變革，正在尋求書法的變革，但苦於找不到可供借鑒的東西。東漢至魏晉是中國書法的大繁榮時期，而近代人看到的漢晉書法都是碑刻，沒有手寫的真跡。敦煌漢簡的出土，不僅把隸書的成熟期由過去人們公認的東漢晚期提前到了西漢中期，還可以使人們親眼目睹古隸向漢隸轉化的劇變和成熟過程，也可以從中看出其承上啟下的作用，開啟了後世的楷、行、草書。敦煌漢簡書寫的文字內容或是書信記事，或是公文報告，因而不拘形跡，草率急就者居多。敦煌漢簡受簡面狹長、字跡小的限制，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敦煌漢簡的文字，篆、隸、真、行、草(章草)各體具有。在書寫思想上沒有受到那麼多的束縛，因此，表現出豐富的創造力，最終成為由篆隸向行揩轉化的過渡性書體--漢簡。敦煌漢簡在中國書法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從竹木簡所看到的書法藝術，反映了中國文字和中國書法在秦至兩漢魏晉這個大變革時期的生動面貌，從中可以發現中國文字和書法的衍變脈絡和發展線索，是研究秦漢書法的第一手資料。可以看出，魏晉是完成書體演變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歷史階段。漢隸定型化了迄今為止的方塊漢字的基本形態。隸書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就孕育著真書(楷書)，而行草書幾乎是在隸書產生的同時就已經萌芽了。真書、行書、草書的定型是在魏晉二百年間，它們的定型，美化無疑是漢字書法史上的又一巨大變革。

敦煌漢簡書法橫畫尖鋒，末尾重頓，豎畫搶鋒斜下而頓收，長鋒弧揚出鋒，行筆婉轉自如，流暢奔放，起筆乾淨利落，收筆果斷遒勁，布白大起大落，疏密對比強烈。顯然，書寫者具備了高超的書寫技巧和把握節奏、韻律的能力。敦煌漢簡書法，是書法美學的一種具體顯現。研究認為，敦煌漢簡書法完成了對中國古文字的改造，開啟了後世的草、行、楷書。一經出土，直接影響中國書法的創作。沈曾植、李瑞清、曾熙、鄭孝胥、于右任、陳師曾、樊增祥、葉昌熾、王世鏜、葉恭綽、周樹人、沈尹默、王薳、卓定謀、鄭誦先、高二適、譚延闓、溥儒、王蘧常、王瀣、張大千、謝無量、徐生翁、李苦禪、劉慶篤等當時的一些書法名流都從中汲取養分，形成各種書法流派，以致在清末民初出現了書法創作的有一次崛起與高峰。

發表於《書法導報》2016年4月6日二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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