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書》教 周秦倫理網

孔子與《書》教劉義峰(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歷史系，北京 100102)摘要：《尚書》具有濃厚的政治、道德教化色彩。後世無不重視對《書》的學習，主要原因即在於此。早在孔子之時，已經實施系統的《書》教。孔子《書》教是一個以「疏通知遠」為目的，以德治、仁義為核心，包含德主刑輔、尊賢重民、禮治倫理、君子人格等思想內容的王道政治教化體系。孔子《書》教對早期儒學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重要影響。關鍵詞：孔子 尚書 教化 儒學《尚書》是我國最早的政論文獻彙編，主要是對虞、夏、商、周統治者事迹的追記和誥誓命詞的記錄，體現了華夏先民在社會鬥爭和與自然鬥爭過程中所積累的寶貴智慧。這裡有對唐虞禪讓的嚮往；有對大禹治水光輝業績的讚美；有對湯武革命的稱頌；有對名主賢臣的標榜；有對生民憂戚的關注；有對昏君佞臣的鞭撻；……這裡既有平易的說理，也有抽象的思辨。學習《尚書》無疑會蕩滌人的心靈，啟迪人的心智。《尚書》對唐虞政治、王朝興替尤其關注。《堯典》、《禹貢》均為鴻篇巨製，追述大同社會的理想圖景；周初誥詞更是連篇累牘，展現了周公殫精竭慮、營周安殷的精神偉業。研習《尚書》既會修身養性，也會學到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尚書》誥命自其發布之日，就具有濃厚的政治、道德教化色彩。後世無不重視對《書》的學習，主要原因即在於此。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已經利用《尚書》實施系統的教化。他廣收門徒，興辦私學，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儒家學派。大量文獻顯示，《尚書》在孔子的日常教學、生活以及政治實踐中佔有重要地位。孔子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終其一生，作為「政事之紀」[1]的《尚書》始終相伴左右。即使絕糧陳、蔡，仍讀《書》不倦[2]。孔子一方面從《尚書》中汲取智慧，另一方面又將自己的政治理想寄寓《尚書》的教化之中，形成了以「疏通知遠」為目標的王道政治教化思想。深入剖析孔子的《書》教，有助於我們認識早期儒學產生和發展的深層根源。一、《書》教的目的 《禮記·經解》說：「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孔子認為：進入一個國家，這個國家的教化情況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人們能夠了解歷史、博古通今，這就是《尚書》教化的結果。 在這段話里，孔子明確提出了《書》教的概念，並指出「疏通知遠」是《尚書》教化的結果。我們知道一個理想結果的實現，同時也就意味著目的的達到。顯然，「疏通知遠」就是孔子認為實施《書》教所應達到的目的。這無疑也就是說，孔子本人施行《書》教的目的就是「疏通知遠」。 那麼，應該如何理解「疏通知遠」呢？「疏通」如何才能做到？「知遠」又是指的什麼呢？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在其《文史通義》中曾著《書教》三篇標榜《尚書》之教。他在《書教下》中引《易傳》說：「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3] 這句話用來理解「疏通知遠」之意卻是最恰當不過。 要想做到「疏通」，必須洞察《尚書》之「神」，擁有《尚書》之「神」即可貫通古今。「神」的提煉要建立在「智以藏往」的基礎上，即建立在對大量以往史事學習的基礎上。「神」又指什麼呢？「神」是指在歷史、現實、未來世界中永恆呼喚的一些價值原則和道德準則。「知遠」就是找到「神」的必備條件，「疏通」即是對「神」的掌握與運用。 「疏通知遠」總的方向是從現在到古代，再由古代到現在和未來。那些人們永恆呼喚的價值原則就是穿越時空的「宇宙飛船」。那麼，這些原則的具體內容又是什麼呢？二、《書》教思想的內涵 孔子《書》教思想來源於孔子本人對於《尚書》教化思想的認知和宣揚《尚書》教化的實踐中，一方面是對《尚書》中教化思想地汲取、吸收，另一方面是對這些教化思想選擇性、重點性地弘揚。孔子《書》教思想某種意義上就是王道教化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內容： （一）德治、仁義 《尚書》起於《堯典》終於《秦誓》，多記古帝王之誥、命、誓、訓，於《尚書》可見虞、夏、商、周之興亡更替。所以，探詢孔子的王道思想，莫過於觀諸《尚書》。 那麼，究竟什麼是王道呢？簡單地理解就是王者之道，也就是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稱王天下的道理，或者說他們憑什麼王天下的。 今《尚書》記載堯、舜事迹的有《堯典》、《舜典》，記載大禹事迹的有《大禹謨》、《禹貢》，記載商湯的有《湯誓》、《湯誥》等，記載武王的有《泰誓》、《牧誓》等，記載周公的有周初諸誥。通觀以上各篇，可以發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能夠王天下，根本原因在於有「德」。《尚書》說堯「克明俊德」[4]，說舜「玄德升聞」[5]、「帝德廣運」[6]，說大禹「黎民敏德」[7]，說商湯「懋昭大德」[8]，說文王「小邦懷其德」[9]、說武王「同心同德」[10]，說周公「惟公德明光於上下」[11]。而太康、夏桀、商紂失去天下，根本原因在於無「德」。《尚書》說太康「以逸豫滅厥德」[12]，說夏桀「有夏昏德」[13]，說商紂「用亂敗厥德於下」[14]、「穢德彰聞」[15]，顯然「德」是王道的根本。 當然，孔子對於王道的宣揚多以「禪」、「伐」、「 德」、 「仁」、「義」、「美」的概念表達。孔子認為學習《尚書》可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16]，意思是說，堯禪舜位是因為舜有「德」，湯伐夏是因為夏桀無「德」，武王滅商受命是因為武王有「德」。孔子盛讚周公：「吾於《洛誥》，見周公之德，光明於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於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以勤文王之鮮光，以揚武王之大訓，而天下大治。」[17]孔子還說，「《堯典》可以觀美」[18]，「《六誓》可以觀義」[19]，「《五誥》可以觀仁」[20]。此外，子夏說《尚書》「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21]，表達了同一思想。可見，孔子的王道思想歸根結底來源於「德」。有「德」就是有「義」，有「德」就是有「仁」，有「德」可以觀「美」，有「德」就有「道」。孔子對「德」的思想進行了理論的深化和擴展，進一步提出了「仁」、「義」的範疇。可見，德治、仁義的思想是王道的核心內容。 （二）德主刑輔 孔子是主張德主刑輔的。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2]在這裡，孔子明確提出了德與刑的關係。他認為，治理國家僅依靠刑罰是不行的，用刑罰威懾人民，人民會避免犯罪，但卻沒有羞恥之心；如果治理國家能夠「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話，那麼人民就會有羞恥之心而自覺遵守法律。孔子已經認識到從思想上教育感化人民對於穩固統治的重要性，所以他說：「五刑所以佐教也。」[23]在此基礎上，孔子主張「慎罰」。 在《禮記·緇衣》中，孔子引用三條《尚書》來宣揚他的「慎罰」主張。第一：《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這裡，孔子用苗民濫用刑罰而導致「乃絕其世」的反面例子來說明慎罰的重要性。第二條：《康誥》曰：「敬明乃罰。」武王的意思就是要求康叔嚴明刑法，量刑適度。第三條：《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孔子引用這句話是為了說明量刑要公平。 由此可見，孔子對刑罰的慎重態度。他主張量刑公平、適度，但不主張廢除刑罰。孔子認為即使堯舜之世，尚且還要「流四凶」[24]。所以，當龍子以為堯舜之世「一夫不被以五刑」[25]時，孔子說：「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26] （三）尊賢重民 孔子對於《尚書》中「尊賢重民」思想的宣揚也是非常突出的。 當齊景公問《周書》所謂「克明德慎罰」[27]時，孔子解釋「克明德」就是「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28]。當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29]時，孔子舉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四鄰以解，並以顏淵、子貢、子張、子路為自己的四友。當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威威，顯民』何謂也？」[30] 孔子解釋：庸庸，就是指任用那些應當任用的人，政務就得到治理；祗祗，指尊敬那些應該尊敬的人，賢能的人就會得到尊重；威威，指讓那些應該畏懼的人敬畏，慎重地使用刑罰；顯民，指不要失去這些法則，並且將之顯示於民。 在《禮記·緇衣》中，孔子也三次談尊賢、親賢的問題。孔子引「唯尹躬及湯，咸有一德」[31]是為了說明「則君不疑於其臣，臣不惑於其君矣」；孔子引「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32]是為了說明「大人不親其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孔子引「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庄後，毋以嬖御士疾庄士、大夫卿士」[33]是為了說明「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 如上，孔子對《尚書》「尊賢、親賢」思想的宣揚顯而易見。與此同時，孔子對《尚書》「重民」思想也表現出認同。 孔子說：「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庄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34]緊接著孔子引：《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孔子以此來說明君民休戚與共的關係。這種重民的思想在《尚書》並不鮮見。如：《泰誓》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盤庚中》說：「古我先後，罔不惟民之承保。」商紂之所以亡國，是因為他「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35]。（四）禮治、倫理 孔子一生研習禮制。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36]又說：「不知禮，無以立也。」[37]在日常生活中更是不遺餘力地宣揚禮治。 當宰我問「禋於六宗」[38]時，孔子說「禋於六宗」指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當季桓子問：「《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享之。』此何謂也？」[39] 孔子說，古之天子諸侯之臣，只要有大功，死後均可以祀之於公廟。並且，在廟中也是有位次的。當定公問「惟高宗報上甲微」[40]時，孔子向定公解釋什麼是報祭。定公進一步問先君熹公是否可以行報祭時，孔子則說：「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41] 委婉地說熹公行報祭是不和乎禮的。當公西赤問：「聞諸晏子，湯及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大君。夫太甲居喪行不義，同稱大君，何也？」[42]孔子解釋：太甲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被放之桐。但能夠改過，起而複位，所以亦稱大君。《論語·憲問》亦載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的問題，孔子說：「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顯然，孔子對古代禮制非常熟悉。 與此同時，孔子對於倫理也是非常重視的。他提出「孝弟」，說：「孝弟也者，其仁之本？」[43]並說：「是以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44]甚至說：「《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45]孔子認為，能夠做到孝友甚至也能算是為政了。 （五）君子人格 孔子對君子的人格非常讚許。孔子說：「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46]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47]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48]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49]如此，不一而足。 結合《尚書》，孔子論君子的言論也是非常多的。孔子說：「吾於《洪範》，見君子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50]讚揚了箕子的君子人格。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51]孔子在此引《君陳》說明君子「言有物，行有格」的特點。子曰：「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歡。』」[52]表彰高宗守孝三年的美德。 《禮記·緇衣》中更記孔子關於君子之論：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孔子此意是說：小人因好玩水而被水淹死，君子是由於出言不慎而招致禍災，執政的人常被人民怨恨。這都是由於輕慢的緣故。水因為太接近人而溺人，有德的人容易接近但卻難親近，因此容易招致不滿；說話多而煩瑣，容易出口，卻難以追回，容易召禍。一般的人不通情理，卻存又卑賤的心理，要對他們恭敬而不可隨便怠慢，否則容易招致怨恨。所以君子不能不特別謹慎。為了進一步說明，他徵引《尚書》四條以警君子出言要慎重。第一條：《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厥度則釋。」意思是說：不要錯失天命，使自己覆敗；要象虞人的弩機張開後，再去查看箭尾的位置，適度以後再發射。 第二條：《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意思是說：輕易出令會招致羞辱，甲胄會引起戰爭。衣服放在竹箱里，有合適的人才發給他們，發動戰爭要反覆考慮，成熟以後才可以動手。 第三條：《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意思是說：上天降給我們的災難，還可以躲避；自己惹來的災難，卻逃避不了。 第四條：《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意思是說：因為我看到夏朝的先君們，自己謹慎，所以有好的結局，輔相也有好的結局。 由上，可以看出，孔子對君子人格的讚美。同時，孔子也看到君子的不足，警醒他們要慎重.（六）「適度」和「中」 「適度」、「中」的思想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寶貴智慧。顯然，只有適度，才能算是「中」，二者具有同等的含義。《尚書》中多次出現這「度」、「中」的概念。《大禹謨》有「罔失法度」，《太甲》有「往省括於度則釋」，《盤庚》有「正法度」，《盤庚》有「各設中於乃心」，《酒誥》有「作稽中德」，《呂刑》中有「罔非在中」等。 孔子也是主張適中的，他說：「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53]孔子在用《尚書》進行教化的時候，也闡述了這一辨證的思想。 孔子說：「《甫刑》可以觀誡。」[54]孔子之意就是：通過看《甫刑》可以認識到刑罰適度的道理。《呂刑》中多次出現「中」：除「罔非在中」外，還有「士制百姓於刑之中」，「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明清於單辭，民之亂，罔不中，惟人在命」，「咸庶中正」。孔子說：「《洪範》可以觀度。」[55]「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56]《洪範》中「建用皇極」的「極」字就代表「中」。「洪範九疇」中「適度」的思想更是隨處可見。此外，《論語·堯曰》所記帝堯的話「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也是孔子對「中」思想的宣揚。 三《書》教的本質 探求孔子《書》教的本質，還要回到《尚書大傳》和《論語》中的兩則材料來： （1）子夏讀《書》畢，孔子問曰：「吾子何為於《書》？」子夏曰：「《書》之論事，昭昭然若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里，窺其門，未入其中。」顏回曰：「何謂也？」孔子曰：「丘常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57]（2）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58] 第一則材料是孔子與子夏、顏淵通論《尚書》。孔子問子夏對《尚書》的看法。通過子夏的回答，可以看出他對《書》是很感性趣的。甚至說：「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彈琴瑟以歌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道，下見三王之義，可以忘死生矣。」孔子聽後說：「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見其表，未見其里，窺其門，未入其中。」顯然，孔子認為子張並沒有真正了解《書》。顏淵聽不明白，接著問，於是引出了孔子的「七觀」之說。從「仁」、「義」、「誡」、「治」、「事」等概念中，我們可以發現，《尚書》的本質是一部政書。讀《尚書》最終還是要認識、學習先王的治政大法，服務於國家、社會。並不是要「退居深山」、「忘死生」的。 第二則材料是孔子談為政的一個看法。孔子甚至認為孝、友也是為政，足見孔子對政治的熱情。綜觀孔子一生，他熱心政治事務，為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奔走於諸侯國之間長達十四年，儘管並未得志。 《尚書》號稱「政事之紀」[59]，孔子是一個政治家，孔子的《書》教更是把《尚書》的政治色彩發揮得淋漓盡致。顯然，孔子的《書》教本質上是政治教化。孔子大量論《書》、引《書》的言論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綜上所述，孔子《書》教是一個以「疏通知遠」為目的，以德治、仁義為核心，包含德主刑輔、尊賢重民、禮治倫理、君子人格等思想內容的王道政治教化體系。在這一體系構建的過程中，早期儒學的一些重要理論範疇也逐漸形成。仁、義是孔子對《尚書》中「德」的擴展和深化，中庸是孔子對《尚書》中「度」、「中」的綜合提升，「孝弟」、「忠信」是孔子對《尚書》倫理思想的理論概括，古聖先賢是孔子君子人格理論的歷史依據，《尚書》中「禮」是孔子克己復禮的原型，孔子明德慎罰的思想更是淵源於《尚書》。因此，孔子《書》教對早期儒學的產生，儒家學派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孔子《書》教的主要目的是「疏通知遠」，為實現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鍛造政治人格。因此，儒學、儒家的未來發展方向實由孔子的《書》教奠定。「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60]，大部分都積極投身於政治活動之中。後世儒家更是積極入世，以安邦定國、服務於現實政治為使命。儒學也因此最終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因此，孔子的《書》教對儒學的發展壯大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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