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論朱子涵養工夫之一

摘要：在朱子涵養工夫「靜—→動—→敬」的格局中，靜坐被定位為始學工夫。一方面，靜坐能有效地伏除雜念、澄明心體、思繹道理、養衛精神，使人養出良好氣象，是一種規範性、操作性比較強的工夫下手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就儒家義理而言，有靜無動是孤執一邊；就實際生活而言，靜坐只是工夫下手的選擇項之一；就人的氣質不同而言，靜坐不是適合所有人；就實行的效果而言，靜坐並不太容易掌握；就靜坐者心理而言，靜的實質是敬；就靜坐形式簡單而言，其容易引發投機之舉；就辟異端立場而言，持靜又近於佛老。故朱子在此之外，又以動（洒掃應對）之小學工夫與敬（敬以直內）之大成工夫來補充、提升、完成之。故靜坐在朱子涵養格局中，只是始學之工夫。

關鍵詞： 朱子，工夫，涵養，靜坐

就工夫而言，朱子首學延平（李侗），靜坐以觀未發氣象，存疑未入；次學五峰（胡宏），得「先察識，後操存」之說，猶自彷徨；後直接發明二程，緝熙「涵養需用敬，進學在致知」之法，方得以建立自己的工夫格局。其中「涵養」一節，以靜（靜坐）為始學工夫，動（洒掃應對）為小學工夫，敬（敬以直內）為大成工夫。本文即論此中的始學工夫——靜坐。

一、涵養在儒家工夫格局中的位置

按儒家義理，凡庸下學上達的標準過程如下：第一，在下學即洒掃應對、人倫日用中，求乎上達。第二，上達有三個階段：首為惺覺（喚醒義，語出朱子《語類》）心體，次為反躬（返回義，語出《樂記》「不能反躬，天理滅焉」）性體，末為對越（上達義，語出《詩經·清廟》「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道體。第三，上達後即作心性之涵養。第四，在再度發用（即下學）中重作省察與操舍，即在人倫日用中辨別苗裔動機之善惡而後加以對治，以備再度上達。此過程有三點要說明：一是此只是設定的標準過程，事實上凡庸在現實生活中或暗合、或自覺，各任機緣隨時隨處展開，不必循此。二是本體、工夫、發用三者之暫分只是理論說明之方便，現實中本體即是工夫即是發用。三是此過程在人的一生中不斷循環，永無間斷。此流程可以下圖表之：

……下學—→上達—→涵養—→發用—→下學（省察—→操舍）—→上達……

① ② ③ ④ ① ②

我們在此流程中可清晰地認識到涵養工夫的位置與作用。涵者，浸漬滋潤。養者，保養護衛。凡庸對越道體——對上接通吾人心性之源頭活水後，就可有孔子「不舍晝夜」之滔滔（《論語·子罕》），孟子「原泉混混」之「盈科後進」（《孟子·離婁下》），而後自作吾心性的潤澤養護，以備踐履發用。故此涵養在儒家工夫論中極其重要，它處於上達與下學的中間段，就如同一個巨大的畜水池，一方面對上面源頭的冰川之水作積畜養衛，一方面對下面的江河作調度控制。故凡庸若失去涵養一節，其踐履日用必然氣局狹小，易傾城而出、劍拔弩張，其結果又必然是勢不能穿縞素。朱子對此涵養之認識極好，如詩云：「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此是完全通達孔門義理之明證。下面我們便在此涵養格局下來分析朱子對靜坐之判定。

二、程門靜坐之兩脈

靜坐，愚以為乃是一種工夫下手方式，其至少執行兩種功能：一是上達，即在靜坐中惺覺心體、反躬性體、對越道體；二是涵養，即上達後對心性之涵泳養護。程門對於靜坐的認知分為兩脈。

一是「明道（程顥）—→龜山（楊時）—→豫章（羅從彥）—→延平」一脈，推崇靜坐之功。如明道閑時「坐如泥塑」[1]，且曾教上蔡（謝良佐）靜坐用功[2]。龜山則教豫章讀書之法：「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3]豫章則是「官滿，入羅浮山靜坐」[4]，教延平則云：「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5]延平也說「某曩時從羅先生問學，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6]延平自己的靜坐，朱子記載云：「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如何，而求所謂中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慾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7]故其教朱子亦要靜坐。

二是「伊川（程頤）—→上蔡」一脈，他們不反對靜坐本身，如伊川「見人靜坐嘆其善學」[8]，但反對僅以靜坐作為工夫的惟一下手方式，故以敬代靜、敬統動靜。首先，伊川批判靜坐是孤執一邊。如有學者問：「敬莫是靜否？」答曰：「……不用靜字，只用敬字。才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9]此是認為持靜太甚便犯孟子所誡之「忘」，同理，持動太甚便犯「助長」，二者均不合中庸之道。其次，伊川批判靜坐失卻人倫日用。如云：「"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10]；又如：「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11]此皆是強調人倫日用以反對獨任靜坐。上蔡承之，如《上蔡語錄》載學者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答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於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12] 此「應事」也是強調人倫日用。

朱子初學延平疑而未入，雖說實質上是不滿明道一脈的義理而暗合伊川，但他當時尚未讀到二程之書，僅是獨立而自覺地對靜坐的片面性予以反思而已。後來他轉學湖湘而又超邁之，直接發明伊川，繼承以敬代靜、敬攝動靜之說，才真正接上「伊川——上蔡」一脈。此後他又回過頭來將靜坐定為涵養的始學工夫，此論甚是公允平實。下面即來看之。

三、朱子對靜坐涵養之肯定

朱子云：「被異端說虛靜了後，直使今學者忙得更不敢睡！」[13]此是反對學者因害怕被斥為近於佛老而只動不靜，犯了孤執一邊之錯。實際上，朱子並不反對靜坐，相反卻認為靜坐乃是一種始學工夫，要加以提倡，如云：「始學工夫，須是靜坐。」[14]其對靜坐的肯定有以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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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顥，《外書》卷十二，《二程集》，王孝魚點校，2004年第2版，第427頁。本文所引皆自此版，下引從簡。

[2] 程顥，《外書》卷十二，《二程集》第432頁。

[3] 楊時，《龜山集》卷十二《語錄三·餘杭所聞》，四庫全書本。

[4]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三十九，《豫章學案》，中華書局，1987年，第1270頁。

[5] 朱熹，《延平答問》，《朱子全書》第13冊，第341頁。

[6] 朱熹，《延平問答》，《朱子全書》第13冊，第322頁。

[7] 朱熹，《文集》卷九七，《延平李先生行狀》，《朱子全書》第25冊，第4517-4518頁。

[8] 程頤，《外書》卷十二，《二程集》，第432頁。

[9] 程頤，《遺書》卷十八，《二程集》上，第189頁。

[10] 程頤，《遺書》卷十五，《二程集》上，第170頁。

[11] 程頤，《遺書》卷七，《二程集》上，第98頁。

[12] 謝良佐，《上蔡語錄》卷二，四庫全書本。

[13]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83頁。

[14]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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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伏除雜念。朱子認為「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1]。此是說靜坐伏除雜念，則人心通體純澈，故養起來順暢。延平初教朱子靜坐，見未發氣象的前提即是制卻雜念。朱子憶云：「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得來，是如此。」[2]又如「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於相似間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3]此二則中，「大段惡念」「顯然過惡萌動」，比較容易識別與制伏，但那種「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卻「相續不斷」「纏繞不能除」，朱子對此有切己體會。其實後者已近於今人所謂潛意識，相較於那些寬廣的、明顯的意識，其常常暗渡陳倉，控制著人的行為，人往往不易察覺而為其所左右。故朱子表彰靜坐可以對治此種思慮以收斂心神。如有學者問：「程子常教人靜坐，如何？」朱子答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4]又如：「須是靜坐，方能收斂。」[5]此是說要在靜坐中尋找、殲滅此等閑亂思慮。

二是澄明心體。伏除雜亂思慮後，此心即復至湛然純凈，如云：「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6]又如：「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7]心體湛然並非空無一物，相反卻正是百理充盈。朱子回憶曾聽延平評論「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裡心靜，須看得較透。」延平的言下之意是豫章初解《春秋》並不好，但是後來到羅浮山靜坐後卻取得極大進展。朱子對此甚不解：「某初疑解《春秋》干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8]他後來才知道，靜則心虛，因為那些雜念都被尋找殲滅了，故心體自然虛空靜明，此時心體所蘊義理畢露無遺。

三是思繹道理。靜坐與明理形成一種良性循環，靜時理明，理明心愈靜。如云：「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卻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9]靜坐涵養並不是萬事不管的空養，亦不是強作把捉去滌盪邪曲，靜坐時心體澄澈，則萬理森然，當下具見，此時正好細作紬繹，天理興則自然人慾滅矣。

四是養衛精神。此是在休養生息而言。如云：「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原註：重道此二字。）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10]又如引友人吳公濟之說「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辰寧靜，以養衛精神。要使事愈繁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並評之曰：「其言雖出於異說，然試之亦略有驗，豈周夫子所謂主靜者邪！[11]這裡用「倦」、「有精神」來描述休養心力前後之狀況。雖然將養衛精神當作濂溪（周敦頤）主靜略過簡單，但此角度亦是平實地反映了靜坐的涵養作用之一。

五是氣象甚好。首先，朱子云「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12]，此是認為動容貌、出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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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79頁。

[2]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三，《朱子全書》第17冊，第3417頁。

[3]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三，《朱子全書》第17冊，第3417頁。

[4]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全書》第18冊，第3640頁。

[5]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79頁。

[6]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79頁。

[7]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81頁。

[8]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一，《朱子全書》第14冊，第357頁。

[9]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80頁。

[10]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81頁。

[11]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83頁。

[12]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三，《朱子全書》第14冊，第4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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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氣象是凡庸修證涵養的外在表徵。其次，朱子認為靜坐者涵養心氣，其良好的功效完全可以從外在氣象上得以驗證，如云：「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1]又云：「延平先生氣象好。」[2]

由上而言，朱子所理解的靜坐的確不是延平式的——在縱向的上達層面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氣象。然一則並不是朱子不能理解此上達，而是後來他將此功能交給了敬以直內等其他的工夫下手處。二則朱子之靜坐，主要執行的是涵養功能，且其涵養又非僅有此靜坐一途，是為「靜—→動—→敬」之格局。但無論如何，靜坐都算是一種規範性、操作性比較強的下手方式。故而雖然他後來提出來以敬代靜，但還是以靜坐為初級的下手工夫，如云：「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它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3]此是說學者只將敬當作一種話頭來空嚼，不曾在實處落著，反倒不如靜坐，在形式上先有個規範性的入手處。

四、朱子對純任靜坐之否定

朱子雖對靜坐作以上肯定，但轉而又認為「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個主宰存養處，然一向如此，又不得也。」[4]此即是說，如果工夫單憑此靜坐一法，則又流於偏曲，故對純任此法予以否定。

一是就儒家義理而言，獨任靜坐是孤執一邊。《易》雲「一陰一陽之謂道」，本來孔門義理即應動靜並舉。而靜坐，牟宗三先生稱之為「隔絕的超越」，義謂暫時隔絕一下現實生活人倫日用，而上達道體[5]。此說亦不誤，然既下「隔絕」一語，要離卻人倫日用，則表明此法畢竟不圓滿，非終了義。它只是工夫的一種方式而已，如果孤執此邊，則易成偏曲，則註定要被超越。故朱子言：「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6]又云：「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7]此是說工夫修至聖人，則不思不勉，無不該貫動靜。此從他初學延平又超脫而去即可看出。按延平所授有兩項重要內容。一是靜坐以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之氣象，此是作上達與涵養的工夫。二是理一分殊，凡庸要在分殊（即在洒掃應對之人倫日用）之中上求理一（即道體、性體、心體合一）。此兩項內容本身即含矛盾——分殊天然包含動靜兩種形式，延平教朱子卻徒以靜坐。可見朱子反思損益之，並非異議於上達進路，而是因師之教而見師之弊也。

二是就實際生活而言，靜坐只是工夫下手處的選擇項之一。朱子云：「人在世上，無無事底時節。要無事時，除是死也。……若事至面前，而自家卻自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死矣。」[8]世界是品彙流行、變動不居的，人心本也是活潑潺溢，而非呆死的事物，人生應事，下到洒掃應對，上到治國平天下，均是動的時機居多，故獨任靜坐只是一種刻死的模式，不能有效地應對豐富多彩、自由鮮活的生活本身。朱子舉了三種人為例來說明此點。一是古之聖賢，如：「顏子三月不違，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為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無一毫私慾耳。」[9]二是對明道一脈，評明道云：「因舉明道教上蔡靜坐。……若是在家，有父母合當奉養，有事務合當應接，不成只管靜坐休。」[10]此是指出只有當人生處於閑暇較多時才可習此靜坐。評延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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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三，《朱子全書》第17冊，第3413頁。

[2]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三，《朱子全書》第17冊，第3413頁。

[3]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71頁。

[4] 朱熹，《文集》卷四四，《答梁文叔》，《朱子全書》22冊，第2025頁。

[5]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5頁。

[6]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4頁。本文所引皆自此版，下引從簡。

[7]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74頁。

[8]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八，《朱子全書》第18冊，第3739頁。

[9] 朱熹，《朱子語類》卷三一，《朱子全書》第15冊，第1120頁。

[10] 朱熹，《朱子語類》卷二六，《朱子全書》第14冊，第947頁。——————————

「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事。」[1]言下之意，如果出來做事，恐怕也不能見效。三是對一般人，如有學者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朱子答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著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2]由此三類人，朱子之態度明矣。

三是就人的氣質有不同而言，靜坐不是適合所有人。如有學者問「乾者天之性情」。朱子答曰：「此只是論其性體之健，靜專是性，動直是情。大抵乾健，雖靜時亦專，到動時便行之以直；坤主順，只是翕闢。謂如一個剛健底人，雖在此靜坐，亦專一而有個作用底意思，只待去作用；到得動時，其直可知。若一柔順人坐時便只恁地靜坐收斂，全無個營為底意思；其動也，只是辟而已。」又問：「如此，則乾雖靜時，亦有動意否？」曰：「然。」[3]此是說，氣質剛健的人，其靜坐與日常做事兩不相妨、一以貫之，而柔順的人，卻將二者斷開，故靜坐只是死坐。所以不分氣質區別而純以靜坐入手是盲目的。

四是就實行的效果而言，靜坐並不易掌握。朱子以三種人來說明此點。一是他自己：「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為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4]此是認為延平不說敬只說靜坐，令人不可捉摸。我們應當承認朱子至少是中人之智，則朱子以他的親身體驗告訴我們，靜坐這種方式至少對一部分人是不適合的。二是門人，如有人反映：「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5]此人一閉眼就胡亂思慮。三是其他人，如云：「向見吳公濟為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里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6]吳公濟自己大概能持守靜坐之法，但是他的那些學生在外面做事，卻完全走作，不成模樣。以上表明靜坐絕非普遍適用的大眾化工夫途徑，此論應為公允。

五是就靜坐者的心理而言，靜實質上是敬。朱子認為靜坐尚是停留在工夫的第一層——下手方式上，更為關鍵的是第二層，靜坐者的心理狀態必須是敬。如有學者問：「敬莫是靜否？」答曰：「敬則自然靜，不可將靜來喚做敬。」[7]此誠入室操戈之語。若解決不了心體之敬，則靜坐只是死坐，無有裨益。如針對有的學生靜坐時思慮紛爭言：「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8]

六是靜坐的形式簡單，容易引發投機之舉。如云：「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9]此是認為靜坐會引誘誤導一些人專事此以求省事，而放棄了在踐履中做工夫，此機心斷不可長。此點似是針對當時象山工夫號稱簡捷而發。

七是就辟異端的立場而言，持靜近於佛老。如云：「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10]「游氏（按：指二程弟子游酢）守靜以復其本，此語有病。守靜之說，近於佛老，吾聖人卻無此說。」[11]此是認為濂溪與游酢都近於佛老。當然，朱子也反對庸俗化地理解佛老之靜坐，如對門人云：「公意思只是要靜，將心頓於黑卒卒地，說道只於此處做工夫。這不成道理，此卻是佛家之說。佛家高底也不如此，此是一等低下底如此。」[12]佛家本來亦不是單純地主靜坐，還有搬柴運水等等，故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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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三，《朱子全書》第18冊，第3592頁。

[2]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全書》第18冊，第3639-3640頁。

[3] 朱熹，《朱子語類》卷六二，《朱子全書》第12冊，第2262頁。

[4]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三，《朱子全書》第17冊，第3417頁。

[5]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76頁。

[6]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一十三，《朱子全書》第18冊，第3592頁。

[7] 朱熹，《朱子語類》卷九六，《朱子全書》第17冊，第3247頁。

[8] 朱熹，《朱子語類》卷十二，《朱子全書》第14冊，第376頁。

[9]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三，《朱子全書》第17冊，第3415頁。

[10] 朱熹，《朱子語類》卷九四，《朱子全書》第17冊，第3139頁。

[11] 朱熹，《朱子語類》卷六十，《朱子全書》第17冊，第1945頁。

[12] 朱熹，《朱子語類》卷三十，《朱子全書》第15冊，第10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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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獨任靜坐也落在佛教的下等工夫。

由上而言，朱子既要振興儒學，為中人立法，提供最寬闊的路徑以使最廣大的凡庸得以籍工夫而優入聖躋，去開創有道人間，則必然要對獨任靜坐予以批判與超越。故延平去後，朱子即舍靜求動，轉師五峰之「先察識，後操舍」。然朱子很快又發現其中的問題，湖湘工夫不可謂有誤，只是不完整，如果說延平的問題在於涵養工夫有靜無動，則五峰的問題在於惟有「動以省察」之「以動應動」，卻失闕作為前提的涵養一節。故朱子又予以反思批判，以「洒掃應對」之小學工夫來補上動以涵養一環，最終又繼承伊川「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之法，正式以敬攝動靜，提出「敬以直內」的大成工夫，最終完成了「靜—→動—→敬」的涵養工夫格局，然後二者已非本文主題所囿，不贅。

至此，朱子又回過頭來對延平之靜坐作了重新定位。有學者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雲"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其答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1]此是認為《行狀》乃舊日下語太重，以今日之敬看往昔之靜，靜坐實乃初學之下手處，然若一向如此，則最終易偏向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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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三，《朱子全書》第17冊，第3417頁。

本文發在《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5期。題目更為《朱子靜坐工夫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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