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當山道教的文化功能

武當山道教仙界

在李唐時代，道教為李唐室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柱和教化全國的思想手段，直接服務鞏固大唐帝國的政權。道教在此前此後都受到執政者扶植，但都未如李唐把道教直接作為皇室之宗教，使之與皇權緊密結合，皇親國戚、大臣文士紛紛崇道入道，道書進入科舉必修科目，乃至武宗時道教幾成國教，老子地位崇高無上，宮觀寺廟遍及全國。

這一情勢帶有兩重效果：用宗教加強了對人民的思想控制和愚弄，這是消極的；同時也用宗教加強了社會的穩定，而這一穩定發生在盛唐時具有積極意義。其一，道教的虛妄成分危害社會進步和人們的身心健康。宮觀的建造、神像的塑立，以及煉製金丹的花費,都消耗了大量的社會物質財富，加重了勞動人民的負擔。許多有才能的人休將寶貴光陰白白浪費在對永遠達不到的成仙目標的追求上，詩人李白、白居易都曾親試過飛丹合葯。其二，從積極方面說，道教無形中推動了中國的醫藥學、化學、冶煉術、體育、哲學和文學藝術的發展，推動了多元文化之間的融合，使道教文化成為盛唐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武當山道教仙界

在醫藥學上，孫思邈是道士兼酒學家，其《千金方》集唐以前醫學之大成，凡臟腑之論、針艾之法、證之辨、食治之宜、婦嬰之疾、七竅之痾、五石之毒、備急之方、以及導引、按摩等生之術，莫不畢精，成為中醫之經典著作，他煉製的「太一神精丹」，主治「客忤霍亂，腹痛脹滿，屍疰惡風，癲狂鬼語，蠱毒妖魅，溫虐」。在藥物學方面，唐代將陶景弘所注《神農本草經》先增為7卷，以後陸續增為53卷，世稱「唐新本草》。道士孟詵亦撰《食療本草》，推動了藥學的發展。

在化學上，外丹道所追求的不死之丹雖不能成功，但煉丹術的發達卻極大地推動了有唐一代的古化學學科的發展，積累了關於汞、鉛、砷、等元素及其化合物的知識，其中尤其是對硫與汞的分解、化合以及汞的提純，有精確的知識與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此外，《真元妙道要略》一書載了有關製造火藥的最明確記錄，云： 「有以硫磺、雄黃合硝石並密燒之，焰起，燒手面及燼屋舍者。」

火藥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在世界文明史上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金屬冶煉上，煉丹有用水法反應者，但此時主要用火法反應，即蒸餾、升華、化合、伏火等法，在密封容器中，以高溫促成若干金屬溶解形成合金。所成藥金葯銀，大都為非真金銀的金屬化合物或混合物。所謂「點鐵成金」、「點銅成金」，怕是製造銅或鐵合金的方法。水法煉銅在唐代已有小規模製作，至宋形成規模作坊。

在體育上，鍾呂內丹道興起，注意鍊氣鍊形，並與煉神結合，形成一套系統精密的內養功法。其中有宗教神秘的成分，但也包含著後世稱為氣功的合理內容，確實有利於去病健身。在鍊氣煉神的過程中，人的潛能被調動，發生種種特異功能，從而顯示了人體的深層奧妙。內丹道對人體生理學有著特殊的貢獻。由於煉丹得法，許多道士成為長壽之人，孟詵卒年93歲，道士葉法善享年107歲。

在哲學上，唐代清修無為派道士多為哲學家，對道家哲學有推動深化之功，其論著成為唐代哲學的組成部分。他們都力主三教融合併身體力行之，對於三教合流思潮的發展有推波助瀾之勞。其授佛入道，主要在心性煉養方面，即將佛性說與道性說加以糅合，這不僅是當時哲學發展的新趨勢，也為此後宋明理學的形成開闢了途徑。內丹道以陰陽五行觀察人體生理，以天人合一論作為內煉的依據，反過來弓又用內丹的實踐豐富了天人一體的理論，加深了人們關於自然與人有內在聯繫的認識。

武當山道教仙界

在文學藝術上，道教仙話既形成民間故事，又形成傳奇文學。唐與五代道士鍾離權、呂洞賓、張果等人逐步被藝術化，至宋代形成「八仙」的傳說，圍繞八仙又產生諸多文藝作品。從「志怪」到「神魔」的大量作品，都表現了道教意識，如《遊仙窟》、《枕中記》、《南柯太守》、《柳毅傳》等，皆為名作，後世演變為戲曲。道教關於仙境和仙人的描述，極大地淚發了人們的想像力，無拘無束地發柯思怪想，把浪漫主義的創風格升華到一個新的境地，孕育出一批文藝大家和一流文藝作品。唐代詩詞多 神仙事迹，或借重神仙作藝構思。大詩人李白相信道教，仙人求不得，便醉中成仙，其詩意境高雅，美妙絕倫，被稱為詩仙。繪畫方面，唐代閻立本的《十二真君像》、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圖》、《八十七神仙卷》，張素卿的《龍虎圖》，以及五化阮郜的《閬苑女仙圖》等，在繪畫史上都有很高地位。其它道教建築、雕塑、等皆多有成就，音樂則有玄宗時道士司馬承禎制《玄真道曲》，茅山道士李會元↑刖《大羅天曲》，及賀知章制《紫清上聖道曲》皆清雅不俗。

五代十國 的皇帝亦有多人崇道。後晉高祖信奉道釋，周世宗崇道排佛，並召華山道士陳摶問飛升黃白之術。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南唐李閞好神仙方術，服用道士神丹而病死。

宋代

宋代道教繼唐之後，形成道教史上一個相當活躍的發展的時期。從道教自身來說，內丹學經過陳摶和張伯端，更加深化和系統，道教哲學趨於成孰，道教教派分化繁衍，出現不少新教派。從社會對道教的態度來說，北宋國力羸弱，版圖縮少，南宋更偏安江南，外有異族強敵，內有農民起義。因此統治者大力提倡道教，以固皇權，以定民心，以攝異邦；民眾亦需要帶有華夏正宗色彩的道教的撫慰，以安定身心，固而道教得到很大的發展，地位日趨提高。金代新道教的出現在道教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

宋太祖曾召見道士蘇澄隱，賞賜甚厚。宋太宗亦好道，太平興國中兩次接見華山道士陳摶，待之甚厚。

北宋皇帝之尊道教，以真宗及徽為最盛。真宗與契丹訂立了屈辱的澶淵之盟，又要挽回面子，穩定政權。王欽若建議封禪泰山，「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封禪當有天瑞，天瑞可以人力為之。於是以神道設教為理由，與王旦串通一氣，製造了天書符瑞、天神下臨等神跡，將傳統的天神崇拜與道教信仰相結合，形成了與眾不同的特殊的宮庭宗教。

南宋諸帝對道教只有一般性地支持，其中理宗稍重道教。他曾於嘉熙三年(1239年)召見正一道士35代天師張可大，命其提舉三山(龍虎山、茅山、閣崑山)符籙，賜號「觀妙先生」，又使正一道成為南方諸道派之首領。理宗又推薦道書《太上感應篇》，親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由名儒真德秀代序與跋，宰相鄭清之作贊文，由太乙宮道士胡瑩微負責刊印，於是此書得到了廣泛流傳，使該書所宣揚的宗法性道德以宗教的方式普及到民間，同時也加速了儒道之間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