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響樂團——亞洲最古老的交響樂團

1926年6月8日公園露天音樂會節目單本報資深記者 邵嶺上海交響樂團位於復興中路1380號的新家，最近結構封頂，即將進入內部裝修，上交這個亞洲最古老的交響樂團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今年1月8日，是上海交響樂團誕生133周年的日子。在這133年里，它幾度瀕臨解散，歷經風雨而執著前行，終於成就了一段見證上海的文化記憶。也正因為有上交這樣的百年老團作為堅強後盾和強勢載體，上海的交響音樂事業始終處於中國樂壇的前沿。臨危受命，梅百器開啟長達23年的輝煌時代1879年1月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發行的一張英文版報紙《字林西報》刊登了一則廣告，內容是「上海公共樂隊將於蘭心大戲院演出」。這是關於中國交響樂隊的最早的報道，通常被視為上海交響樂團誕生之始。當時主持該樂隊的是一名叫讓·雷穆薩的法國長笛演奏家，有20位樂隊演奏員，全部來自菲律賓，主要在租界中為外僑服務。1900年，樂隊由工部局正式接管。最初幾年，樂隊的發展很艱難。樂手工資、樂器更新維護、場地租借，每一樣都是固定的支出，但演出收入卻不能保證。據記載，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每一次工部局納稅人會議上都會提到解散樂隊，但最終還是由權威人士投票「贊成繼續保留」。1919年9月1日，義大利鋼琴家、指揮家梅百器（MarioPaci）從德國人布克手裡接過樂隊指揮棒，並於當年11月指揮了首場音樂會。上海交響樂團歷史上長達23年的梅百器輝煌時代就此開啟。實際上，梅百器當時稱得上是臨危受命。他本來是來滬舉辦演奏會的，結果正趕上當時的工部局樂隊指揮布克離職，樂隊面臨解散。在離滬的客輪上，梅百器接受了邀請，決定留在上海重建並執棒樂隊。當時樂隊只剩下以菲律賓人為主的14名樂手，梅百器利用自己的威望招兵買馬，在兩個月內將樂隊擴充到了37人。到了1934——1935年度，樂隊已經有團員44人，被稱為上海的「主要文化資產」，包括津巴里斯特、莫伊舍維奇、艾爾曼、戈多夫斯基、麥科馬克等著名音樂家都與該樂隊合作過。與此同時，音樂聽眾也在增加，許多歐洲人因為時局動蕩移入上海，帶來了大量的音樂愛好者。梅百器堅持前任的傳統做法，每年夏天舉辦公園露天音樂會，秋冬兩季則舉辦室內音樂會，20多年如一日。此時樂隊也開始在電台演出，將古典音樂推介給更多觀眾。在梅百器的專業領導之下，音樂會年年有起色，尤其是兒童音樂會和公園音樂會特別受歡迎。當時樂隊的演奏曲目已經幾乎與歐美同步，1936年1月，梅百器指揮樂隊在大光明大戲院（今天的大光明電影院）演出海頓的《創世紀》。這也是這部清唱劇在中國的首次公演。梅百器特別注意華人聽眾的參與人數，致力於發展新的聽眾群，擴大音樂會的影響度。1937年，上海淪陷，日軍進駐租界。1942年，梅百器辭去指揮職務，辭職前他率領樂隊在蘭心大戲院舉行4場告別音樂會，有近2000名聽眾因為沒有買到票而無法入場，音樂會之火爆由此可見一斑。培養本土音樂家，助推西洋音樂紮根中國工部局樂隊本來是為租界里的外國人設立的，中國人難以參與管理和演奏。1927年，工部局樂隊首次有了中國人的身影。小提琴手譚抒真以實習生身份加入（後來他去國外遊學，返國後於1937年再度加入樂隊）。1935年又有5位華人以實習生身份進入樂團，可以確定的有張貞黻、王人藝、陳又新和劉偉佐。1938年，譚抒真、黃貽鈞、陳又新、徐偉麟4人首度以正式樂師身份加入，毛楚恩則在1939年考入樂隊。1940年，樂隊名單中正式出現陳又新、黃貽鈞、毛楚恩、譚抒真4人的名字。除了這些華人樂師之外，馬思聰、衛仲樂、夏國瓊、趙梅伯、吳樂懿、沈雅琴等中國音樂家也多與樂隊有過積極合作。其中最可大書特書的是1936年1月19日的音樂會，樂隊首演俄羅斯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根據中國民族音樂主題創作的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專門為中國民族樂隊寫了主奏部分，由衛仲樂、許光毅、秦鵬章、黃貽鈞等14人組成的民樂隊來演奏，一時傳為佳話。1930年12月23日，梅百器指揮樂隊首演音樂家黃自在美國創作的交響序曲《懷舊》。這是樂團第一次演奏中國音樂家的作品，也是該作品在世界範圍內的首次演奏。1935年梅百器又指揮樂團演奏黃自創作的《都市風光幻想曲》，將其錄成唱片。這也是中國作曲家首次為影片譜寫的片頭音樂。而關於工部局樂團對於中國音樂人才的培養，不能不提其與國立音專、也就是今天的上海音樂學院的合作。1927年11月，國立音專（最初叫國立音樂院）開學，其聘請的教師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工部局樂隊。在此之前，租界里的外國音樂家幾乎很少有與中國人交流的機會，因為欣賞他們表演的主要也都是租界內的外國人。自從任教音專之後，他們幾乎每天都與中國學生接觸。學生們尊敬這些外國音樂家，外國音樂家對學生也盡心教授，譚抒真就回憶說，小提琴教師富華（在梅百器之後接任樂隊指揮）經常在上課時讓他拉自己的名琴。陳毅市長說：交響樂是個好東西到了1949年，樂團里還有一半是外國人。聽說解放軍要進上海，樂師們都以為樂團要解散了。事實上，在上海解放之際，考慮到樂團最初由外國樂師在滬建立，後來雖然有中國音樂家的逐漸加入，但演出的主要是歐洲古典交響樂作品，似乎與人民生活相去甚遠，的確有人提出樂團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應當解散。而賀綠汀、黃貽鈞等音樂家卻認為，人民也需要交響樂，交響樂中大量經典作品都是人類共同擁有的精神財富，中國人民也應享有。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得知此事之後，明確指示，交響樂是個好東西，不能取消。於是，上海解放第三天，軍管會就接管了樂團，更名為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響樂團。一個月後，交響樂團在解放劇場舉行了解放後的首場交響音樂會。1950年10月8日，黃貽鈞第一次以中國交響樂指揮家的身份走上舞台，指揮樂團演奏了他和丁善德、王雲階、張赫等中國作曲家的新作品。樂團就這樣保留了下來。1949年之後，上海交響樂團的發展得到了幾任領導的大力支持。表現之一，就是場地的幾次搬遷。在陳毅市長的關心之下，樂團不僅保留了下來，而且從待了幾十年的嘈雜簡陋的福州路菜場樓上搬到了延安路陝西路一處寬敞房屋內，後來又搬到湖南路一處幽靜的花園洋房，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而去年12月30日，位於復興中路1380號的上海交響樂團新廳宣布實現正式結構封頂。從高空俯瞰，樂團新址上一個1200座的交響樂演奏廳（大廳）和一個具備高品質錄音功能的400座室內樂演奏廳已經拔地而起，大廳頂部「馬鞍形」的曲面造型已經顯現，優美而大氣的流線型如同流動的古典音樂，讓人率先感受到了這座藝術殿堂撲面而來的視覺衝擊力。預計在明年年底，觀眾便能在這座擁有1200座的演奏廳中欣賞音樂會。這意味著上海交響樂團即將與柏林愛樂樂團等世界一流樂團一樣，擁有屬於自己的演奏廳，圓自己「廳團合一」的夢想。文革後，再度從困境中崛起從1966年開始的10年間，全國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中，黃貽鈞被迫離開團長崗位。當時，演奏外國交響樂作品幾乎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樂手們只能在舞台上身穿軍裝演出「革命交響樂」。據現任團長陳光憲回憶，整整10年里，上海交響樂團只能演出《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這兩部革命交響樂。在這種情況下，樂手們帶著樂器下基層，下農村，在田間地頭為時而幾十人時而上百人的基層群眾演奏。最為人痛惜的，當屬鋼琴家顧聖嬰的英年早逝。她17歲考入上海交響樂團，20歲時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會上榮獲鋼琴金獎，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在國際比賽中奪得的第一枚金質獎章。40多位評委一致認為她的演奏「是一個奇蹟」，「那種快速的觸鍵技巧令人讚賞……」。1958年，她又在日內瓦引起轟動，在第14屆國際音樂比賽中榮獲女子鋼琴最高獎。就是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音樂家，卻在文革中遭受殘酷迫害，1967年1月31日，她與母親、弟弟一起在家中開煤氣自殺，年僅30歲。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黃貽鈞重新擔任團長，樂團又回到了正常排練和演出的軌道。重新上任的黃貽鈞抓緊時間安排演出，由於那時演出較少，尤其是在文革中被禁錮的交響樂演出更少，所以當上交恢復交響樂演出時，入場券供不應求，甚至出現了一套曲目連演3場、5場都全部售罄的盛況。但是當時國家百廢待興，對文化事業經費投入有限，各專業院團紛紛出現走穴現象。上交也受此衝擊，有人提出將全團拆分成幾個小分隊演奏輕音樂。黃貽鈞堅持交響樂演出不能停，樂隊不能拆散，從而維護了全團隊伍的完整。儘管如此，樂團面臨的困難仍然很多。在梅文詩和蔡金冬合著的《紅色狂想曲》里這樣記載：這期間上海交響樂團為支付工資困難地經營著，經費成了問題，94位演奏員的工資已很低下，但樂器又必須更新。樂團基金會雖對外呼籲企業的支援，但應者寥寥，基本上只能靠政府撥款維持日常運營。就是在這樣的困境中，上海交響樂團還是繼續前進。期盼「交響樂人口」持續壯大今天，展現在上海交響樂團面前的是一幅壯麗宏圖。上海建設國際文化大都市的願景為樂團發展提供了背景和空間，國內外有經驗和才華的音樂家的加盟為樂團增強了實力。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後，上海交響樂團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除了政府對文化的重視和支持力度加大之外，陳光憲說，這首先得益於交響樂的觀眾增加了。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每次演出之前，門票都一搶而空；去年12月31日舉行的2013上海新年音樂會，開票一周門票就售罄。與此形成對比的是1997年陳光憲初到交響樂團時，當時經費緊張，「有一天時任團長的陳燮陽說有個贊助商給了錢，讓我去拿，順便送一些演出票以示感謝。那個老總用家鄉話說『票你拿回去，我們不懂的。』現在沒這種事了。」與此同時，樂手們個人的技巧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原來上交排練一場音樂會要2個禮拜，現在最多4天，有時甚至1天就可以上台演奏，完全達到了國際上對職業樂團的要求。在陳光憲看來，這與青年音樂人才眼界的不斷開闊有關：「我在音樂學院讀書時，一張唱片要在圖書館門口排很久的隊才能聽上一遍；現在的學生，隨手就有十幾個甚至幾十個版本的CD可以聽；以前能聽一場費城交響樂團的演出是非常難得的機會，現在每周都可以聽到高水平的音樂會。」此外，樂團採用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帶動整體水平的提高，比如眼下就邀請了王冰等國內外優秀的音樂家擔任客席首席，每年回來演出五六場。樂團水平的提高直接促成了音樂會的質量不斷提高。衡量音樂會的質量有很多參照指數，其中之一就是演奏曲目。早在文革結束之後，柴可夫斯基、柏遼茲、西貝柳斯、勃拉姆斯等各時期音樂大師的經典曲目和中國作曲家創作的曲目就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了節目單上，但馬勒的作品始終缺席，因為難度大，而且對樂手數量的要求也高。「但這些年來我們已經都演過了，包括馬勒第八，是千人交響樂作品，我們都演過兩次了。有一次在澳門，跟澳門交響樂團等合作。還有一次在韓國首爾，也是與當地交響樂團合作。」陳光憲這樣介紹。對於上海交響樂團來說，眼下稍顯遺憾的是相比於國外一些交響樂文化成熟與發達的城市，上海觀眾的絕對數還不夠大。具體表現是國外一套節目可以演三四場，場場滿座，「我們頂多演兩場，而且到了第二場就只有七八成上座率了」，陳光憲告訴記者。為了培育更多的「交響音樂人口」，樂團在票價上動腦筋，與企業合作開展「樂（yue）生活，樂（le）生活」活動，聽一場音樂會只需要花一杯咖啡的價錢，上座率達到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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