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隱喻:《西遊記》的一種解讀

自由的隱喻:《西遊記》的一種解讀

梁歸智

大概很少有中國人沒有讀過《西遊記》的,而且都是在兒童和少年時代就已經耳熟能詳,浸淫於心。講到中國的幾部古典小說,可以說沒有一部具有《西遊記》這樣超越時代、階層、年齡、文化水平的廣泛、深遠和持久的影響力。市井小民和少年兒童讀不進《紅樓夢》,所謂「老不讀《三國》,少不讀《水滸》」的俗諺正從反面標示出這兩部小說的精髓特別對應著某一些讀者。隨著時代的推移和觀念的演變,二十一世紀的人能對《三國》、《水滸》中的「忠」、「義」故事發生深層共鳴的會越來越少,對寶玉、黛玉的那種愛情表達方式和賈府那種大家族的盛衰興亡也會愈益感到隔膜。只有《西遊記》不受以上種種因素的干擾,斗轉星移,仍將長生不老,魅力永存。

因此,解讀《西遊記》對解剖民族的文化心理、感悟民族的文化智慧和承傳民族的文化精魂也許有一種更普遍和久遠的意義。

我想從追蹤自己讀《西遊記》最原初的經驗和感受說起。英勇無敵的孫悟空終於被如來佛壓到了五行山下,五百年後又被戴上了緊箍兒,保護著一個軟弱無能又是非不明的唐僧在去西天的路上艱難地跋涉,還時常受到師父的咒語勒。這實在是一件讓我幼小的心靈大感憋氣和不平的事。

現在我明白,這實際上涉及到一個人類根本性的困惑,自由的可能性與限度的問題。

世界上曾經有過一個叫做陳玄奘的和尚克服過千辛萬苦,去天竺(印度)國取回了梵文佛經六百五十七部,為佛教在中華的流布立下豐功偉績。但從來沒有發生過像《西遊記》里那樣的神怪傳奇。所以我們從《西遊記》獲取的感受和理解,其實是以話語形式凝聚而成的一種民族文化心理。這種民族文化心理通過審美語言變成向人展現的過程,與一代又一代的讀者發生存在意義上的聯繫。當我們為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失敗和向西天取經的轉型而不平或歡欣的時候,我們事實上已經表達了我們自己的存在衝動和慾望,同時也不知不覺地和《西遊記》這個文本(語言)展開了一種對話。也就是說,當我們讀《西遊記》的時候,我們也就開始從自己的文化生成背景接受和理解它所傳達的觀念信息,文化傳統正是這樣使我們有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而我現在所做的工作,則是對這個文本傳達的東西作出自己的選擇和反思,而這種選擇和反思主要並不是價值觀上的評判取捨,而是站在一個「現代人」的立場上儘可能尋找出文本自身的內在觀念矛盾以及這種矛盾對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影響。質言之,本文並不是要發明出《西遊記》的「原旨」或「本意」,從接受美學的立場來說,那其實是很難做到的,有意義的只是作為此時此地的「我」對《西遊記》的讀解。

一、大鬧天宮:自由的慾望

前七回的孫悟空英雄傳奇具有極大的魅力。從天生石猴到美猴王,從尋仙學藝到鬧龍宮、鬧幽冥、鬧天宮,從齊天大聖到被壓五行山下,孫悟空是自由意志的象徵,奮鬥反抗的象徵,造反有理的象徵。

人天生有自由的慾望,平等的慾望,出人頭地的慾望,建功立業的慾望,這是由人的生命本能和意志所決定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人出生到世上,一要生存,二是溫飽,三要發展。在這種人的天生需求的實現過程中,人的生命能量被激發出來。生命的企求愈高,遇到的阻遏就可能愈大,激發出來的生命能量也就愈輝煌,人所獲得的自由感也就愈豪壯,生命的質理就是在這種能量和自由感的大小強弱中得到定位。孫悟空,正是以其高度的理想性展示了生命的輝煌和意志的自由,它的成長和奮鬥的故事在象徵的層面上滿足了每一個讀者的潛在慾望。

這種對自由的追求伴隨著孫悟空的每一個人生成長階段。

石猴在猴群中本來也是普通一員,但在眾猴都不敢冒險進入的水簾洞前,只有他高叫「我進去」而躍身縱入,為眾猴尋得洞天福地,一舉登上美猴王的寶座,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飛躍,在自己的同類中獲得了支配地位,也就是得到了比群猴更多的自由。

但他並不因此滿足,而進一步想到「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不懼禽獸威嚴,將來年老血衰,暗中有閻王老子管著」,於是飄洋過海,訪得了進一步的生命自主和自由。

接下來龍宮索寶,天宮作亂,直至攪亂蟠桃會,偷吃老君丹,與十萬天兵對抗廝殺,被二郎神所擒又從老君的煉丹爐中二度反擊,直把個天宮鬧得「九曜星閉門閉戶,四天王無影無蹤」,更是把生命能量和生命意識的自由感發揚到了極致。

這是對生命的禮讚,對自由的謳歌。但同時,對生命自由限度的質疑也就隨之發生。

孫悟空並沒有任何政治的理想或綱領,他只是放縱著生命自由意志的任意泛濫。他第一次到天宮被封作弼馬溫,「晝夜不睡,滋養馬匹。日間舞弄猶可,夜間看管殷勤……」。這種工作熱情正是一種生命意識的外溢。只是在知道弼馬溫是個「未入流」的小官,才勃然大怒道:「這般藐視老孫!」而反出天門。後來作了齊天大聖,雖然「有官無祿」,他也已經心滿意足。只是由於王母娘娘的蟠桃盛會沒有請他,才又一次激起他的怒火,偷桃,偷酒,偷仙丹。而這一系列的活動同樣只是生命意志的無目的發泄,生命自由感的自然流淌。

當天神天將打到了花果山水簾洞口,面對天神的一再挑戰,孫悟空卻不當回事,說「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門前事與非」、「莫采他。詩酒且圖今日樂,功名休問幾時成」。完全是一派沉醉於生命自由感中的人生意志。

直到最後面對如來佛的時候,孫悟空才第一次說出「"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將天宮讓與我……」等大言豪語,這其實是被逼到盡頭以後的一不做、二不休的逆反心態,當然也是生命自由感的最高訴求。

至此,自由慾望的宣洩已經發展到極峰頂點,有沒有限度和限度何在的問題也不可迴避了。

二、戴緊箍兒:自由的危險性

 《西遊記》的作者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現有的寫法,孫悟空的自由慾望受到了阻遏和限制,另一種選擇是讓孫悟空的自由慾望達到完全的實現,具體說就是可以寫如來佛也降不住孫悟空,孫悟空取代了玉皇大帝而成為天地最主高宰。我這裡不想討論《西遊記》故事已有框架的制約,或者那一時代總體思想的限制,而只作一種邏輯上的推導,看看這樣能引出什麼樣的結果。顯然,從情調而不是從思想上觀照,就可以發現這樣寫是不行的,因為這樣寫也就把文章寫進了死胡同。孫悟空的自由意志已經不能作進一步的表現了。即使孫悟空成了新的天帝,天地世界的大秩序還是照舊?孫悟空不可能建立一個烏托邦的平等社會,因為那同樣會限制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宇宙萬物要比花果山上的一群同類複雜得多,面對這樣一個世界,孫悟空如果仍然堅持他一貫的生命自由意志的話,他只能依靠武力,也就是說,他只能成為一個暴君。對宇宙中的億萬生靈來說,這種結果不比現有玉皇大帝政權要好,物極必反,自由走到極端就是專制,一個人的自由是以另一個人的自由為界限的。

這種推導順理成章地可以聯繫到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中多次農民起義的情況。從陳勝、吳廣到洪秀全,其中有的起義被鎮壓了,也有的起義成功或接近於成功了。但成功了的朱元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的封建王朝,接近成功的洪秀全的南京政權發生了血腥駭人的韋楊事變。我們這裡自然不是在對中國的農民起義作研究,但這種類比卻可以說明「自由慾望」的無所限制和完全實現將會產生怎樣的後果。說孫悟空大鬧天宮乃是農民起義的象徵是很有影響的一家之言,如果不是泛泛地論說,而作徹底性的追究探索,也許是更有意味的。

現在有一個有趣的例子,殺妻後自殺的「朦朧詩人」顧城有一套「自然哲學」的「理論」。他在《墓床》中這樣說:

「為西方讀者所熟悉的孫悟空,也是這樣一個靈動的象徵,它解脫了生死之念"悟空』,故而能上天入地、出生入死、大鬧天宮。它是一切秩序的破壞者,也是生命意志的實現者。他作惡也行善,殺人也救人,不是因為道德,因為他不屬人世,他純粹是興趣使然。孫悟空這個象徵是中國哲學不為意識的體現。

「如果說孫悟空還是個精靈的話,那麼毛澤東可以說是這一精靈附體的人。他喜歡莊子的《逍遙遊》、《齊物論》,喜歡孫悟空的大鬧天宮,"金猴奮起千均棒』,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他製造的文化革命,幾乎就是莊子反文化意識的具體體現。他摧毀敵人和自己的國家機器,就是大鬧天宮在人世的實現。令人驚訝的不是他的行為,而是他的遊戲態度,他用一種嘲笑的態度看待自己發動的革命,就像如來佛看在自己手上翻跟頭的孫悟空一樣。在他說"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時候,也會說:"一萬年後,我們都很可笑。』」

我曾經分析過顧城這種「理論」和他殺人自殺犯罪行為的聯繫(見拙作《從童話詩人到撒旦》,《山西大學學報》1994,4),這裡無意深論,只是想藉此說明「自由慾望」的無所限制是有危險性和破壞性的。這樣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何以《西遊記》的作者在高度讚美了孫悟空的主體反抗精神之後,卻一定要把他壓到五行山下五百年,而當他東山再起之後又讓他受制約於緊箍兒咒。第十五回孫悟空質問觀音菩薩為什麼要給他戴緊箍兒,觀音菩薩回答道:「你這猴子!你不遵教令,不受正果,若不如此拘系你,你又誑上欺天,知甚好歹!再似從前撞出禍來,有誰收管?——須是這個魔頭,你才肯入瑜珈之門路哩!」我們不能淺乎視之這一段話,應該好好想想其中的哲理。

三、取經正果:自由的轉型

 觀音菩薩給孫悟空戴上緊箍兒,是要「拘系」他,讓他「受正果」,具體說就是讓他死心踏地保護唐僧去西天取經。為什麼要取經呢?第七回如來這樣說:「但那南瞻部洲者,貪淫樂禍,多殺多爭,正所謂口舌凶場,是非惡海。我今有三藏真經,可以勸人為善。」取經是為了「勸人為善」,而「善」的對立面是「貪淫樂禍」「多殺多爭」——這正是「自由慾望」沒有任何限制地隨意放任的必然後果。

所以,大鬧天宮的孫悟空經過「五行山」和「緊箍兒」的「壓」和「緊」,就使生命的能量和慾望發生了「轉型」——轉向了「為善」,破壞性的自由轉變為建設性的自由。這就是孫悟空跟隨和保護唐僧去西天取經的意義。

孫悟空西天路上和妖魔鬼怪的打鬥有了明確的目的,那就是保護取經僧,那就是去西天取經,那就是「為善」。這與孫悟空鬧龍宮、鬧冥府、鬧天宮時那種純粹的生命慾望的發泄有了根本的區別。取經是有目標有意義的,鬧天宮則有盲目、意義缺乏的。說白了,鬧天宮是「個人主義」而取經是「改造世界觀」,所以前者是「歧途」而後者是「正果」。

人的生命有能量發泄的要求,也有追尋意義的要求,這兩種要求的交叉構成了人生的基本內容。因為這兩種要求有重疊的一面,但也有發生衝突的一面,如何使生命的能量發泄併入追尋意義的軌道而不傷害生命慾望的自由,就成了人生的一個主要問題。所有宗教、主義對人生的根本設計都圍繞著這個問題而打轉。西方的清教徒精神和人文主義的彼此消長,「邏各斯」和「生命意志」、「超我」和「本我」的分界,中國思想傳統中「人慾」和「天理」、「情」和「理」、「童心」和「禮教」、「心學」和「理學」等思潮的起伏爭鋒說到底也不過是這個人生基本問題的反覆發作。

第十四回孫悟空打死強盜,唐僧責備,孫悟空使性撇下唐僧,跑到東洋大海。東海龍王勸孫悟空說:「大聖,你不保唐僧,不盡勤勞,不受教誨,到底是個妖仙,休想得成正果。」孫悟空雖然已經修成筋斗雲、七十二變等本事,但這種種神通沒有與「為善」的「大方向」相聯繫,就還不算「成正果」,所謂「你雖得了天仙,還是太乙散數」。所以,孫悟空保唐僧去西天取經,是一種「意義」的追求,是「自由」的轉型。

從某種意義上說,從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到取經和尚的孫行者這種「轉型」,是對應著人從兒童向成年的成長變化的。人只有在未成年時才有真實的自由,因為這時他不被要求承擔任何義務和責任,也可以藐視任何成年人的規矩規範,兒童還沒有「意義」要追求,他的意義就是玩,就是胡鬧,而這正是最完美的自由狀態。但隨著年齡的長大,他這種無拘無束的自由就要失落,所謂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他必須追求某種「意義」,完成某種事業,接受現實中各種成規的羈束,才符合「長大了」的要求。中國古代有「冠禮」,正是從形式上提醒人的「成年」意識。顧城的悲劇正在於他始終拒絕長大,妄想永遠待在「童話詩人」的天地里,而這事實上不可能。《西遊記》里孫悟空的「轉型」是悲劇性的,但也是必須的,人生必須轉型,自由必須轉型,這是人的根本命運。

四、本事差了:自由的悖論

讀《西遊記》有一個明顯的感覺:取經路上的孫悟空比起大鬧天宮時的孫悟空來,本事大為不濟。大鬧天宮,十萬天兵天將都不是孫悟空的對手,可是到了西方路上,某一個從天上偷溜出來的天將就弄得孫悟空窮於應付。八十一難中,只有很少幾個妖怪是孫悟空靠自己的本事降伏的,絕大多數都是請仙佛幫忙才解決問題。這自然有組織情節方面的需求,因為如果孫悟空無往不勝,西天路的那麼多「難」就無法形成了,這有違於《西遊記》根本主題的表達,故事也不能寫得那樣起伏跌宕、花團錦簇。

如果從深層意義方面考量,則這種情節的前後不協調可以作另一番識解。它實際上顯示出一種自由的悖論。

這種悖論就是生命的自由慾望和生命的意義尋求從根本上是有矛盾的。未皈依佛門以前的齊天大聖,其生命慾望沒有任何羈絆束縛,是一種沒有目標的生命野性的任意抒發。這種生命力量的發泄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是有危險的,無道德的,但也是最壯觀的,自由的美麗揮灑得淋漓盡致,生命的輝煌展示得一覽無餘。孫悟空造反的前幾回之所以成為全書最吸引人的部分,根本原因就在這裡。

經過轉型的取經僧孫行者獲得了「意義」,卻同時削弱了生命的原創力。因為這時的生命力不再具有野性和自由,而只能在「意義」的規範下活動了,因此,孫悟空的神通本領大不如前。相反,倒是那些妖魔鬼怪成了自由生命的象徵。天宮的神將一旦下凡為妖,他就不再是為既定的秩序系統服務,而是在為自己的自由生命奮鬥了。生命的原創力於是獲得了空前的發揚。

「意義」總是和某一種價值系統相聯繫,受某種權威機制的局限,生命有了規矩,必然要減少一些省略。「善」要對「真」作規範,「真」裡面的「惡」被規範掉了,生命純潔了,但也就殘缺了。我們可以由此聯想到恩格斯關於「惡」的歷史進步作用遠遠超過「善」的有關論述。

這是生命的悖論,自由的悖論,人之命運的根本上的無奈。曹雪芹用「正邪二氣所賦」表達了他的叛逆情懷。《西遊記》則深深地陷入了矛盾的兩難之中。

這種矛盾的兩難隱隱地貫穿著《西遊記》的始終。一方面,作者情不自禁地對大鬧天宮那生命極致的發揚心嚮往之,有動於衷,因而那幾迴文章也寫得神彩飛揚。「這大聖一條棒,抵住了四大天神與李托塔、哪吒太子,俱在半空中——殺夠多時,大聖見天色將晚,即拔毫毛一把,丟在口中,嚼碎了,噴將出去,叫聲"變!』就變了千百個大聖,都使的是金箍棒,打退了哪吒太子,戰敗了五個天王。」我們從這樣的描寫中不是分明感到一種對生命原創力量的沉醉嗎?孫悟空的偷桃、偷酒、偷仙丹,也無不洋溢著對生命自由的禮讚,另一方面,作者又不得不從理論上否定這種造反和犯規,肯定孫悟空西天取經的轉型意義。西天路上的孫行者多次對玉帝說過:「臣今皈命,秉教沙門,再不敢欺心誑上。」他的降魔伏怪正是對大鬧天宮等「前愆」的「贖罪」行為。但是,很顯然,作者在感情上仍然對那種「犯罪」時生命的放肆自由情態不能忘懷,情有獨鍾。所以又時時不忘點綴孫悟空的英雄故態。「即去與我奏上玉帝,……將天借與老孫裝閉半個時辰,以助成功。若道半聲不肯,即上靈霄殿,動起刀兵!」(第三十三回)「老孫自小兒做好漢,不曉得拜人,就是見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我也只是唱個喏罷了。」(第十五回)

取經是以成佛成聖為目的,要成聖就必須受「為善」原則的約束。生命發揚則是以做英雄為目的,不受任何原則的束縛,讓英雄孫悟空轉變為成聖的斗戰勝佛,既是《西遊記》的基本精神構架,又是《西遊記》的根本生命衝突。孫悟空兩次被唐僧趕逐都是因為孫悟空為清除取經道路上的障礙和為保護唐僧而「殺生」——違背了「為善」的原則。第十四回孫悟空打死強盜,受到唐僧責備,孫悟空說:「師父,我若不打死他,他卻要打死你哩。」唐僧則說:「我這出家人,寧死決不敢行兇。」這實在是關於生命價值和終極意義的辯論。

孫悟空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師父,此時我已成佛,與你一般,莫成還戴金箍兒,你還念甚麼緊箍兒咒勒我?趁早兒念個松箍兒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已成佛的孫悟空所憤然難忘的卻是為使他克服「野性」以成佛的約束。這是「自由」和「意義」的永恆悖論。自然,孫悟空成佛後金箍兒就自動消失了,這象徵著生命的自由衝動已經被意義的價值原則所消泯,所同化,「原則」已經溶化在血液中,危險已經從根本上被解除,生命已經被改造了,也就是所謂脫胎換骨了。

然而,人類在二十世紀經歷的痛苦卻是人的超越性活動、價值追求本身導致了惡和罪過。不顧一切地為價值獻身,所謂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到頭來卻發現價值本身需要追問。過去「思想改造」、「鬥私批修」等政治運動的複雜歷史,其動機效果、是非功過不就包含著深刻的悖論嗎?這是二十世紀末哲學反思的重大課題。正是在這個當代生存意義的追問層面上,我們對《西遊記》的重新解讀獲得了現實意義。

五、師徒五眾:自由受人際制約

 人的自由之所以存在悖論,因為人生在世,不可能脫離與別人的關係,也就是不能脫離社會,人只要與其他人發生關係,就是一種社會行為,就必然受到社會的制約,自由的悖論也就發生了。

唐僧師徒五眾(包括白龍馬)為去西天取經就形成了一種關係,結成一個團體,用過去常說的一種說法,就是他們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孫悟空是一個自由的驕子,但在這個師徒構成的小社會中,他的自由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與社會發生了摩擦。

最根本的摩擦是在孫悟空與唐僧之間。如前文所論,這師徒二人的摩擦象徵著「自由」與「意義」的矛盾,唐僧代表著取經的「意義」——「為善」。孫悟空則是「自由」的隱喻。唐僧始終堅持「為善」的原則性,這種原則性可說是十分徹底,他明知妖怪的目的是吃自己的肉,賊人的目的是對自己謀財害命,這都從根本上危害著取經這一終極目標,但他絕不因此放棄原則,所以總是為妖魔的變化所迷惑,對孫悟空打殺賊人或妖魔變化的平民而憤怒。因此把唐僧說成是「善惡不分」的「愚氓」,其實是一種簡單化的實用主義態度,放棄追究「原則」和「意義」的徹底性,這種直線型的實用主義思維使我們中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里根總統自己受到刺殺卻仍然堅持個人擁有槍支的權利,為什麼許多西方人要贊成取消死刑,為什麼西方的文藝作品喜歡挖掘人性的內在矛盾。我們的文藝理論曾經主張「資產階級面對內心,無產階級面對世界」,也是這種直線簡單實用思維的表現。唐僧堅持的原則性和孫悟空實踐的靈活性發生衝突,也就是是否可以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或對原則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這其實是一個極富有理論意義的問題。唐僧的原則必須堅持,但沒有孫悟空對原則的靈活性(說穿了也就是違背原則),原則所要求的目標又無法達到,這種悖論才是需人尋味的。原則的悖論與自由的悖論一脈相通。

從孫悟空的處境來說,則因為他加入了「社會」,他的自由也就必然不再是絕對的了。他必須受到唐僧的牽制。如果說唐僧和孫悟空的關係象徵著「意義」和「自由」的互相制約的話,那麼孫悟空和豬八戒的關係則象徵著英雄和大眾、精英和世俗的彼此矛盾。豬八戒的貪吃、好色、吹牛、愛佔小便宜、常打退堂鼓等許多缺點都是世俗社會的常態,也就是所謂世相。孫悟空的英雄主義則是超越的,超越世俗,超越大眾,超越常態。而真正的自由是與世俗、大眾、常態互相對立的。弗羅姆在《逃避自由》中曾經這樣論述自由:「他自由了,但這也意味著,他是孤獨的,他被隔離了,他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威脅。」有趣的是豬八戒對孫悟空造成麻煩必須通過唐僧這個中介,只有他的「讒言」被唐僧所接受的時候才會對孫悟空構成威脅。世俗、大眾和常態總是和代表「意義」的權威力量站在同一條戰線,而代表「自由」的精英則總是處於孤立地位。這又是一種悖論。

沙僧和白龍馬則代表了「社會」的另一種層面——那種默默無聞的奉獻精神。這種克制自己的奉獻精神與自由的隨心縱意在氣質上相當隔膜,他們服從社會的權威,但又嚮往自由所具有的英雄氣魄。所以我們看《西遊記》里沙僧和白龍馬既尊敬唐僧又崇拜孫悟空,這裡同樣也存在著悖論。

西天取經的師徒五眾,構成了一個社會象徵,隱喻著人際關係之社會對自由的限制和自由的兩歧。這也就是存在主義大師讓·保爾·薩特那經典的名言所揭示的:「他人就是地獄。」

六、神魔一體:結構與自由的限度

 意義的確立需要在一個穩定的結構里。首先必須承認結構的合法性,才談得上意義的可能性。西天路上的很多妖怪都是有來頭的,他們與天宮、龍宮、西天、南海、兜率宮等神界的最高權威們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神與魔在某種程度上是一體化的。所以孫悟空的降妖伏怪一方面總是尋求著神佛的援助,另一方面又必須留給神佛以情面,最後放那些邪魔一條生路,讓他們被神佛領回。這裡包含的前提就是承認神魔一體化這個基本結構的合法性。

孫悟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他只能在結構所允許的框架里活動,而不能超越它的界限。而這正是孫悟空皈依佛門以後也就是「長大」以後、獲得「意義」以後的命運。當他大鬧天宮的時候,他缺乏意義,但他的自由卻沒有受到任何限制,所以他敢於向所有的權威挑戰,也就是不承認結構本身的合法性。可是,這卻不能被允許,要受到神佛聯合力量的反對,即結構本身的反對。

這是極富有象徵意味的。意義屬於結構之內,結構之外沒有意義,自由必須受到意義的規範,也就必須服從結構的權威。意義的核心總是屬於善的,但結構本身卻並不是純粹的善,而當然地包含有惡,妖魔們都有神佛作後台。對於這種社會結構的根本性悖謬,《西遊記》的作者常常作出一種嘲弄姿態,這種嘲弄是無奈的,但也是尖銳的。

第三十五回孫悟空降伏了平頂山的金角大王和銀角大王后,他們的主人太上老君來討寶貝,孫悟空對太上老君說:「你這老官兒,著實無禮。縱放家屬為邪,該問個鈐束不嚴的罪名。」太上老君回答說這是觀音菩薩借來讓他們為妖考驗取經人,孫悟空就諷刺觀音菩薩:「該他一世無夫!」

第三十九迴文殊菩薩說在烏雞國作怪的假國王是自己騎的青毛獅子,乃「奉佛旨差來」為文殊菩薩報私仇,孫悟空說:「這畜類成精,侵奪帝位,還奉佛旨差來。似老孫保唐僧受苦,就該領幾道敕書!」

第六十六回彌勒佛的黃眉童兒弄假西天,孫悟空對前來收伏的彌勒佛說:「好個笑和尚!你走了這童兒,教他誑稱佛祖,陷害老孫,未免有個家法不嚴之罪!」彌勒佛則辯解說:「是你師徒們魔障未完,故此百靈下界,應該受難。」

第七十七回獅陀國的大鵬雕與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薩是一母所生,如來佛說與自己「有些親近」,孫悟空揶揄如來說:「如來,若這般比論,你還是妖精的外甥哩。」

這些情節表明,神魔一體是一個永遠的現實,沒有魔,也就不需要神。西方的神話也一樣,撒旦原是上帝的天使長,上帝的工作與撒旦的工作其實是互相補充的。他們共同限制著人的自由。

因此,自由也就只能存在於結構之內——結構原是神魔一體的。所以孫悟空要被壓到五行山下,普羅米修斯也要被鎖到懸崖峭壁上,只有當他們表示願意把自己的自由限制在結構之內,皈依正統,他們才被認可,才被允許存在,才獲得了所謂意義。

「為善」的意義與既成的結構互為表裡,這就導致了自由永恆的悲劇性。

七、三教雜糅:自由與傳統的交錯

 自由受到結構的制約,而結構又與傳統緊密糾纏在一起。《西遊記》的文化傳統背景離不開儒、佛、道三家。魯迅早就針對前人評議《西遊記》的各家說過:「或雲勸學,或雲談禪,或雲講道,皆闡明理法,文詞甚繁。然作者雖儒生,此書則實出於遊戲,亦非語道,故全書僅偶見五行生剋之常談,尤未學佛,故末回有荒唐無稽之經目,特緣混同之教,流行來久,故其著作,乃亦釋迦與老君同流,真性與元神雜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隨宜附會而已。」(見《中國小說史略》)

《西遊記》里確實儒、佛、道雜糅,而這正是傳統的常態,所謂「混同之教,流行來久」,近人所說「儒道禪互補」,都是對這種文化傳統情狀的描述。從文本里抓住任何一個方面引論申說,自然都能敷衍恢宏。但對當代人來說,更重要的是認識這種傳統與我們此際的生存現實、與我們的自由所發生的關係。

玉皇大帝雖然是道教的尊神,但在《西遊記》里,他其實更像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以儒教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封建皇權的象徵,他與大唐國的唐太宗以及西天路上的那些國君並無多少根本的區別,只是玉帝的權力範圍更加廣大而時間更加永恆而已。道教的祖師太上老君和佛教的領袖如來佛、觀音菩薩都要對他頂禮稱臣,聽候宣召,這種情節結構正是儒家的「君臣大義」觀念在那個時代佔據主導地位的神話體現。三教之中,儒教的主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正是玉帝而不是太上老君或如來佛,才成為孫悟空的主要對立面,孫悟空大鬧天宮,而不是西天,對太上老君的兜率宮,不過是偷吃仙丹而已。這裡面的原因很簡單,只有玉帝的天宮才具有政權的性質,西天和兜率宮不過是在野派隱居講學的「道場」而已,雖然也有金剛護法等等,但並非政權機構。因此,只有玉帝的天庭才是孫悟空隱喻的「自由」所直接面對的壓迫性現實。

但是,當孫悟空大鬧天宮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時,道教與佛教就一齊出場前來協助儒教鎮壓。太上老君用金剛琢擒住了孫悟空,並把他推到煉丹爐里去燒煉。如來佛則最後把孫悟空壓到五行山下,道教和佛教是配角,但同樣在結構和系統之內,當這個結構和系統受到威脅時,他們也有救助的義務。

所以,傳統從根本上是與自由相對立的,因為毫無限制的自由是結構和系統的顛覆力量,而道和佛卻都是結構和系統的組成部分。

儒、道、佛共同組成了結構和系統,產生了意義,也就形成了傳統,自由則消解著意義,破壞著結構和系統,也就和傳統發生了對抗。但人類既需要結構、系統、意義——傳統,也需要自由。自由與傳統的這種交錯就是永恆的悖論。

至少在情節上,《西遊記》是崇佛的。孫悟空最後在佛門獲得了歸宿。在《西遊記》里,佛比儒和道更具有「意義」的感召力,太上老君的兜率宮離天庭很近,如來佛的西天則似乎離得較遠,西天的在野地位更強烈,因而其「意義」也更昭彰。從這種角度看,西天又與自由離得比較近了。孫悟空最後成了斗戰勝佛,而不是向玉帝俯首稱臣,這種結局還是曲折地為自由留下了更大的空間。

八、蒙叟遺韻:幽默是自由的歸宿

 但是,西天——佛教並不能真正與自由融為一體,佛教畢竟在結構和系統之內,而自由是屬於「體制」之外的。體制無法從根本上被顛覆和推翻,自由的真正棲居之地只有在幽默的意態之中,這多少有些無奈,但畢竟有了獨立的立足點。

《西遊記》最大的藝術特色是幽默,這早已是評論《西遊記》的常識。但我們只有把這種特色上升到對自由作詮釋的層面,才算接觸到了它的本質。

袁無涯刊《水滸傳》,據說是李贄評批,這些評批中多次用了「趣」字作評品標準,如「趣甚」、「更趣」、「說得趣」等等,在第五十三回更標舉「天下文章當以趣為第一」。這是時代的思想進步在審美方面的突出表現。明代中葉以後的「童心」、「狂禪」、「心學」等個性解放思潮造成了一個時代的大氛圍。這種時代氛圍造成了整個民族心態和性格的放鬆。在蒙叟莊周那裡已經得到過充分表現的幽默自由的心理素質,獲得了進一步的豐富發展。《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中的評批用得最多的一個字是「趣」字。而《西遊記》里的孫悟空總是滿懷著一種自娛心態,不管面臨多麼艱難危險的情境,他總是說:「好耍子」。他鬧龍宮鬧天宮時固然充滿了「耍」意識,即使在他皈依佛門保唐僧去西天取經時,與那些凶魔狠怪生死相持,也時時把這種鬥爭當成「耍」。他的拿手本事是鑽到妖怪的肚子里,說要在那裡支鍋架灶,打鞦韆,他喜歡變化成妖怪的父母長輩,讓妖怪對自己頂禮膜拜,他在被綁被蒸被吊時也總是開玩笑,都是幽默滑稽的最生動表現。所以胡適說《西遊記》「以詼諧滑稽為宗旨」「含有一種尖刻的玩世主義」。(見胡適《致陳獨秀信》及《西遊記考證》)而魯迅說《西遊記》:「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見《中國小說史略》)

這種崇尚幽默的審美心態給自由這個在結構系統的無情擠壓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提供了一個合法的精神家園。我們可以聯想到王朔的「玩文學」,他那一派「調侃」確實起到了解構傳統和權威的作用。我們也可以聯想到《堂吉訶德》和《好兵帥克》等經典作品的歷史意義。

幽默是自由的歸宿,孫悟空是自由的隱喻。這是我眼中心中的《西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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