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數能讓我們幸福嗎

穩定物價、樓市調控、收入分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就業……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被國內輿論認為一一回應了十大「網路熱詞」，也幾乎囊括了當下民生領域的集體焦慮。究其根源，背後仍舊是溫家寶在兩會之前幾談「幸福」的衍生與延續。「幸福」一詞當之無愧成為本輪兩會最熱門的標籤，不少外媒對此表示關注，對岸更是分析認為本輪兩會基調在於「讓幸福飛」。

201作為「十二五」開局元年，「GDP減速，幸福提速」並不止於中央政府，各地地方政府此前已經使得「幸福」一詞燎原中國，不少城市政府工作報告預熱一番幸福熱潮：北京宣稱「讓人民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廣東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建設幸福廣東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重慶則表示要成為「居民幸福感最強的地區之一」……相信過不了多久，「幸福+某城市」的口號會成為一道無處不在的風景。

在淡化GDP增速背景之下，幸福指數開始被頻頻提及，以幸福指數取代GDP增速的呼籲日勝一日，不少學者也開始討論如何編製中國的幸福指數。幸福指數崇拜熱潮背後，似乎暗示通過幸福指數，即可與幸福一步之遙。

幸福指數能度量出全面生活質量么？未必。捨棄國民生產總值而把公眾幸福指數作為政府首要目標，最早起源於喜馬拉雅山區的小國不丹。這個由君主制轉向民主化的亞洲國家人口不足70萬，對於世界最大出口或許就是「國民幸福指數(GrossNational Happiness,GNH)」，使得其近些年更是由不見經傳變得名噪一時，不少政要名流都曾前去取經。GNH由不丹前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於七十年代提出，並且從1972年取代當時流行的GNP統計。

不丹認為幸福可以度量，GNH也分為四個領域量化：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聽起來不錯，不過這樣的幸福未必是人人所欲。為了保持傳統文化與價值觀，不丹犧牲了不少經濟發展機會，如今超過2成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以下，8成民眾住在村子裡，5成預算仍舊依賴外援——如今，據說不丹也請教於外國諮詢公司，試圖「拼經濟」，使經濟達到中國、印度的速度。

同時，不丹也對民眾做出了不少規範：1999年才有第一台電視，對電視、網路的禁令也是那一年才是取消；在公共場合禁止抽煙；據說改變宗教信仰也被禁止……不丹不是天堂，正如有學者論述，其特點在於「不要發展共同體，而是在共同體中發展」。小國寡民如不丹，才有可能維持這樣一個熟人社會，獲得一致認同從而獲得較高幸福感，這樣的模式對於中國顯然不適用。

進一步看，幸福指數對於中國並不全然陌生。早在2006年，中國國家統計局就曾表態將把「幸福指數」和「社會和諧指數」納為新的統計內容。同年胡錦濤在耶魯大學演說中也明確提出「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與幸福指數」。在全球視野來看，中國的幸福指數其實不算低，尤其與亞洲近鄰比較。英國民間智庫「新經濟基金」(New Economics Foundation)每年都會公布「幸福星球指數」，2009年中國內地排在第31，遠遠超過香港，比起日本(第95位)、韓國(第102位)、英國人(第108位)、新加坡人(第131位)和美國人(第150位)更是遙遙領先。

這一的結果自然相比令國民大跌眼鏡，然而這就是幸福指數的弔詭之處。幸福既主觀又客觀，既關乎個體又關乎集體，甚至與物質條件的關係並非如同大家預期，這就是經濟學所謂的「幸福悖論」：同一國之內，富人平均幸福和快樂水平高於窮人；不同國家之間，窮國的幸福水平與富國幾乎一樣高，典型如美國與古巴。這一理論又被稱為「幸福—收入之謎」，學界存在很多解釋，可以從攀比、期望等角度來分析，然而這確實提示我們，單純以幸福指數來衡量生活質量，恐怕結果未必符合民眾改善生活的預期。

幸福能不能飛起來不取決於是否以幸福指數代替GDP增速，試圖以幸福指數反映甚至解決民生問題並非萬全之策——尤其在一個多重轉型結合的國家，隨著社會貧富差距拉大、民生問題突出，相對剝削感與比較甚至會使得居民幸福感與收入出現嚴重背離。現階段也許以「民生指數」代替「幸福指數」更為務實，也更能觸及現實層面癥結，為公共政策提供更多可行性建議。個體幸福在哪裡也許並不存在唯一答案，而集體幸福的尋求無疑依賴於制度變革與社會進步，也許答案就在於溫家寶所謂「讓老百姓活得更有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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