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與法正：權變

一陳壽在《先主傳》的結尾對劉備做了客觀的評價，其中說先主「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1] 就劉備的總體才略而言，比曹操確實有所不如；就其文臣武將的總體規模而言，比孫權還要略遜一二；就其發跡的歷史而言，更不能與曹操和孫氏父子兄弟相比；所以他所謀得的地域最小，國力最弱。宏觀的必然的因素還要加上微觀的偶然的因素，在這些微觀和偶然的因素中，法正與龐統的早死是蜀漢的巨大損失，而張飛、馬超、黃忠在劉備去世之前紛紛棄世，更使蜀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失去了主要的棟樑之才，也使得劉備只有依靠諸葛亮一人為股肱，從而在劉備死後，形成漢國一柱檠天的政治局面。陳壽在《龐統法正傳》的結尾評論說：「擬之魏臣，統其荀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2] 陳壽把龐統比做荀彧，把法正比做程昱、郭嘉，這個比喻大體是恰當的。不過時移事易，龐統、法正雖然為劉備立國做出了很大貢獻，卻還沒有來得及為漢國的建設和發展謀劃方略，就殞身而去，為後世擁劉反曹的人們提供了遺憾和嘆息的素材。我們這裡重點討論諸葛亮與法正，是因為諸葛亮與法正在政治謀略和權變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和突出。善權變是諸葛亮與法正的一個共同特徵，這當然也是所有政治家的基本素質，但在三國人物中，特別是在與諸葛亮、法正相類的謀士中，這兩個人是比較突出的。從法正的履歷看，算得上學有淵源，祖父法真有高才之名，而且得享高壽[3]；父親法衍也擔任過不大不小的官職[4]。漢末天下大亂，法正和孟達一同入蜀投奔劉璋[5]。劉璋曾讓法正擔任軍議校尉，可能是因為法正有智謀，所以讓他參謀軍事，但這只是一個不重要的閑職[6]；法正「既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7] 所謂「其州邑俱僑客者」，當然就是那些和他一起入蜀的同鄉，這些人說法正無行，不見得全是誹謗，從後來法正得志，橫行霸道的情況來看，「無行」之說並非空穴來風。法正德行有虧，不受重用，所以「志意不得」。這時的法正很可能已經在考慮自己以後的出路了。法正的好友張松是一個富有心計的人，兩人都看出劉璋乃暗弱之主，益州早晚必為他人所並，所以張松在赤壁之戰前奉劉璋之命去荊州見曹操而被冷落之後，立刻轉向劉備[8]。劉璋讓張松推薦使者時，張松當然推薦自己的政治盟友法正，於是劉璋派法正出使劉備。法正有意另投明主，劉備有意招降納叛，對待蜀中懷有貳心的張松和法正都傾心接納，法正自然投桃報李，將蜀中虛實告訴劉備[9]。後來再次出使劉備時，法正已經開始為劉備獻取益州之策，並且滯留不歸，成為劉備的主要謀士之一。法正的計策是：「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10]這是法正進獻劉備的第一策，我們可以對照一下諸葛亮的隆中對。諸葛亮把跨有荊益二州，作為征服天下的根本，並且說：「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兩人在謀取益州的政治見解上如出一轍，但還不能說是他們二人獨有的高見，龐統也有同樣的見識。赤壁之戰以後，劉備雖然擁有江南四郡，但仍謀求發展，這時剛剛受到重用的龐統對劉備說：「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藉以定大事。」[11] 龐統所謂的「定大事」，也就是諸葛亮所說的「高祖因之以成帝業」，或法正所說的「以此成業」；可見，在當時曹操已經佔據北方的情況下，益州就是最後剩下的一塊肥肉了。不僅諸葛亮、龐統、法正看中了這個地方，東吳的周瑜在赤壁戰後，也明確提出相同的主張：「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孫權從弟、奮威將軍孫瑜）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12] 周瑜這裡的軍事主張與劉備、諸葛亮的戰略完全相同。「得蜀而並張魯」，就是先取益州，再並漢中；「與馬超結援」，就是與西北的馬超聯合；周瑜則據荊襄北擊曹魏，這簡直就是隆中對的註解。再舉一個旁證，曹操的謀臣中，荀彧、荀攸叔侄都是當世俊傑，曹操對他們二人的評價非常高，倚為腹心。荀攸早年謀刺董卓，事泄下獄，同伴憂懼自殺，他卻「言語飲食自若」；董卓死，荀攸出獄。「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後來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廣攬人才，給荀攸寫信說：「方今天下大亂，智士牢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13] 荀攸這才投奔曹操門下。不用多加解釋，僅從荀攸的所為和曹操信中的「觀變蜀漢」四個字，就可以看出荀攸的深意和曹操的眼光之犀利。所謂天下英雄所見略同，在這裡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法正的第二個判斷同樣給劉備吃了定心丸。劉備開始攻擊劉璋後，劉璋部下建議採用堅壁清野戰術，讓劉備進無所依，退無所據，不戰而走，走而擊之。這個計策非常高明，和當年韓信出井陘口擊趙時，趙國的廣武君李左車所提出的計策有異曲同工之妙[14]，所以「先主聞而惡之」，顯然是非常擔心劉璋會採納這一計策。而劉璋卻說：「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法正看準了劉璋的暗弱無能，告訴劉備：「終不能用，無可憂也」[15]，事實證明了法正的判斷。陳壽把法正比郭嘉，二人在這一點上確有相同之處。當年曹操打敗袁紹之後，又要遠征袁尚及三郡烏丸，曹操帳下諸將都擔心荊州的劉表會派劉備乘虛而入，直搗許都。郭嘉獨持異議，認為劉表不過「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16] 曹操聽從了郭嘉的正確建議，取得了重大勝利。我想，法正的這次準確判斷，應該大大提高了其在劉備心目中的地位。後來，劉備兵圍雒城，在攻取益州最艱苦的時候，法正又寫長信給劉璋，條分縷析地勸其投降，並把劉備和劉璋的方方面面加以對比。雖然這封信沒有導致劉璋的直接投降，我相信會給劉備劉璋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劉備進入成都，「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17]，已經成為僅次於諸葛亮的第二號謀臣。法正的最大貢獻是看準時機勸劉備果斷出兵，全取漢中。荊州是魏、漢、吳三國必爭之地，而漢中則是魏、漢必爭之地。曹操先取漢中，止步不前，留下極大隱患。劉備在益州安頓之後，立刻將目標瞄準了漢中。但選擇何時出擊，法正很有眼力。216年五月，曹操進位魏王，冬十月，出征孫權。217年上半年，曹操先與孫權激戰，後來又返回許都，忙於建立健全魏王機構和僚屬，平定國內政局[18]。法正看準了曹操內憂外患，漢中守將夏侯淵、張郃不敵劉備的絕好時機，對劉備說：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敵寇，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19]劉備遂於217年下半年分東西兩路出兵漢中，經過了一年半多的苦戰，終於在219年上半年全部據有漢中。漢中之戰，從提出建議，隨軍出征，到抓住戰機斬殺夏侯淵，最終擁有漢中，法正全程協助劉備謀劃調度，居功至偉，以致曹操在憤恨劉備之餘，竟把取漢中之策全部溢美於法正[20]。何焯評論說：「孝直智術不下公瑾（周瑜），且猶知尊獎王室，非碌碌程（昱）、郭（嘉），惟思攀附孟德（曹操）者也。」[21] 如果說諸葛亮的隆中對只是一個宏觀戰略計劃，那麼法正則是把這一戰略計劃逐步變成現實的主要操作者之一。214年，劉備平定益州時，諸葛亮就任「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22]。劉備雖然領益州牧，但主要還是用當年漢獻帝授予的封號，即左將軍，所以諸葛亮的職務就是總參謀長兼大總管。法正任蜀郡太守，雖然「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不過兩人地位之高下一望而知。到劉備稱漢中王時，「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23]；法正成了政府的最高負責人，並且主管武官選舉，統領諸將。諸葛亮的官職沒有變化，由於劉備稱王之後已經建立正式的政權機構，所謂「署左將軍府事」自然不復存在。我們隱隱然感到，兩人的地位已經是平起平坐，法正甚至有後來居上之勢。然而，世事難料，龐統在圍攻雒城時中流矢身亡，年僅三十六歲；法正就任要職一年後，也撒手西去，時年四十五。龐統陣亡，「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法正去世，「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可見天不佑劉備，能「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算」[24]的謀臣都英年早逝，劉備只能徒喚奈何。葉適甚至認為法正之死標誌著劉備事業的停頓：「觀璋之所以失，備之所以得，事之成敗，真有計也。法正既與劉備以益州，又為之圖取漢中，其『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乃審其必成而後動，非苟好謀者。正忽死，則智算已隱而備之業止矣。」[25] 葉適的評論，多少有些無限誇大法正在劉備集團中的作用，但如果考慮到劉備東征失敗後，諸葛亮的感嘆之語，葉適的話也並非沒有道理。諸葛亮在軍事謀略上不如法正，但在政治上的權變絕不會低於法正。第一個明顯的，也是後人爭論頗多的事件就是諸葛亮對法正的所謂放縱枉法。在平定益州的過程中，法正屢建功勛，劉備自然對其寵愛有加。法正任蜀郡太守後，權勢熏天，早年無行的毛病又暴露出來，「一餐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26]；於是周圍有人希望諸葛亮向劉備彙報，抑制一下法正的踐踏法律，作威作福。諸葛亮的回答很誠懇，也很合於政治上的權變之道：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複製，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27]後人中孫盛第一個指責諸葛亮，說「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28]。孫盛認為，作威作福，就會亡家害國，受寵而亂刑法，會導致政治混亂；不能因為是功臣就凌駕於法律之上，那是違背憲政的。孫盛對三國人物的種種議論雖然多有偏激，但這次他的話本身從道理上講卻完全正確。裴松之是個史識很高的人，對於陳壽和他本人所引證各書中的荒誕之語，過激之辭，迂腐之論，裴松之經常予以文辭雅正，邏輯嚴密的駁斥。孫盛的迂腐之論，就經常遭到裴松之的反駁，這次卻不置一辭，說明在這個問題上至少裴松之不反對孫盛的意見。在這件事情上，我覺得諸葛亮的做法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也就是說，無可非議；孫盛等人的見解，只不過是書生迂見。首先，對法正橫行霸道、踐踏律法的行為，劉備是否知道，我覺得不會不知道，只是法正功勞太大，劉備不便於立即懲治訓斥，既讓功臣寒心，自己的內心也會覺得過意不去，而且劉備顯然還有更多更深的考慮。陳壽說：「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29]。陳壽此言，很容易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諸葛亮像察言觀色的幸臣那樣，看著先主的眼色和臉色行事。其實，事情遠沒有這樣簡單，不錯，諸葛亮是一個觀察仔細，有時甚至是謹慎過度的人，而且，總體而言，對劉備是非常恭敬謙順的。但在法正的這件事上，我覺得諸葛亮不完全是在揣摩先主心理後，才故意為法正找開脫之辭的，如果真是那樣，諸葛亮豈不成了為虎作倀之徒。諸葛亮當然知道先主對法正的好感，這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重要的是，我認為諸葛亮自己也有同感，才會為法正辯護。其次，平定益州，劉璋的降臣降將很多，法正儘管功在第一，畢竟還有其他許多人也都做出了貢獻，孟達、彭羕、李嚴、嚴顏、吳懿等人，都是在劉璋出降之前就已經投降的，並且頗受重用。這些人都與法正心氣相投，並且以法正為首，而與在劉璋之後投降的人之間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隔閡。處治法正，首先就會使這些人感到失望，失落，甚至失去心理平衡，認為劉備諸葛亮不講信義，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拿有功之臣率先開刀，這對益州政局的穩定相當不利。正是事業初起，百廢待興的時候，法正大才，人人得見；處治法正，不但損失功臣和人才，也會影響到相當一批人的積極性。第三，平定益州後，劉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谷帛」[30]；同時，「賜諸葛亮、法正、（張）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31]。甚至還有人主張要把成都內外的好房子好地也分賜諸將，幸虧劉備頭腦清醒，一聽趙雲反對得有道理，就沒幹這蠢事[32]。劉備在經過多年的苦熬苦掙之後，終於有了真正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相比之下，江南四郡不過是彈丸之地而已），帝王之基，從此而起；賞賜諸將，稍微放縱一下，於情於理，似乎都不為過。在這種歡樂喜慶的氛圍中，要劉備立刻出手懲治頭號功臣，未免太不切合實際，而且其他將領也未必滿意，諸葛亮不會看不出這一點。要自己出面去做這種可能會惹怒大家，自己也不情願的事情，就更沒有道理了。第四，法正固然無法無天，擅殺人命，但這些「毀傷」者顯然既不會是劉備的部下，也不會是劉備所重用的劉璋的降臣降將。法正絕不會鹵莽到擅殺和他地位身份差不多的人，否則也不是智謀百端的大謀士和高級地方行政長官了。十有八九，是那些早年在劉璋面前「毀謗」他無行的落魄同鄉，或者是在劉璋面前詆毀他，使他不能得意的幸臣和小人，這些人看到當年一無所有的法正搖身一變竟成了蜀漢最重要的大人物之一，難免心懷不平，或者抖摟出法正以前的醜事，或者添油加醋，甚至捕風捉影，以至無中生有，說些法正的壞話。而對這些人，我想，無論是劉備，還是諸葛亮，顯然都沒有興趣為他們伸冤昭雪。對於政治家來說，法律不過是平衡人心和政治勢力以及利益集團之間矛盾的工具和手段而已。處治法正，不會使任何政治階層或政見集團或既得利益集團滿意，而只會影響或打破這種平衡，因為法正的亂法，並不是針對上層勢力的，而只是面對草芥小民或失意的某一階層的，於當時的蜀漢政權沒有影響，所以沒有必要處治，所謂「刑不上大夫」，正是這個意思。第五，要求諸葛亮上告劉備，處治法正的是哪些人，也同樣值得關注。普通平民百姓恐怕告不到諸葛亮那裡。能和諸葛亮這樣建議的人，至少也是具有相當身份的人。會不會是法正的政敵或者以前和法正有過什麼過節的人，都不好說。如果是這些人，諸葛亮肯定不會為他們撐腰。為了一些人而去攻擊另一些人，尤其攻擊的又是勞苦功高的法正，身為優秀政治家又擔任第一要職的諸葛亮自然不會如此愚蠢。《貞觀政要》中記錄了魏徵關於公平執法的一篇上疏，其中提到諸葛亮說：「諸葛孔明，小國之相，猶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33] 假如說政治家執法平當如秤，那麼在紛擾的政治局勢中，更應冷靜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無論他們攻擊的理由多麼正當，多麼充分，政治家最重要的是絕不能給人當槍使。如果提出這些建議的人沒有什麼惡意的話，那麼他們要麼是政治上的盲人，要麼是道德上的先鋒，要麼是徒有虛名的冬烘先生。總之，冥頑不靈，迂腐不堪的人，不足與之論大政。第六，法正雖然違法犯法，但在劉備諸葛亮看來，還只屬於因個人私怨而亂法。法正身為蜀郡太守，「外統都畿，內為謀主」，其政績和謀劃是劉備最看重的事情，只要法正在治國方略和蜀漢發展大問題上沒有根本性的錯誤，劉備和諸葛亮是不會問罪的。孔子說：「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34]，這可能是兩人的共同看法。而法正的政治作為，陳壽沒有具體記載，從他智謀出眾的情況來看，顯然不會和劉備諸葛亮的治國方略發生根本的衝突；如果法正缺乏吏治之能的話，劉備也不會如此重用他。不要忘記，法正是和諸葛亮共同制定蜀漢法律的主要人物之一。[35]最後，諸葛亮對自身的政治地位非常清醒，在長達三年的攻取益州的戰役中，自己基本屬於坐享其成。龐統出謀劃策，身先士卒，在戰鬥中殞身，劉備悲痛異常，提起來就流淚。法正自始至終，獻計獻策，勞苦功高。而自己率領張飛、趙雲，一路順風順水，直到成都與劉備會師。在取益州戰役中，自己在劉備心目中與法正相比，孰輕孰重，是不言而喻的。劉備對自己信任有加，平定益州後，全權交給自己處理政事。自己身為頭號大臣，如果一上來就與頭號功臣成為敵人，這樣如何能團結眾人，共同開創主公大業。諸葛亮比法正年輕，地位卻比法正高，按照諸葛亮對待名士許靖的態度，可知諸葛亮是一個對年長者頗有禮敬之心的人。要對法正這樣一個年長於己，又有大功的人執法，多少還是有些於心不忍的。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顯然可知兩人的私交很一般；正因為如此，諸葛亮更會特別注意，不能與法正輕起爭端，以免引起眾人非議，把個人的好惡引申為政治上的分歧，從而認為自己挾私報復。劉備的文職人員中，既有跟隨他多年的老部下，如糜竺、簡雍、孫乾、伊籍等；也有荊州跟隨劉備入蜀的人士，而且大部分佔據要職，如馬良、向朗、陳震、楊儀等，這些人多半是諸葛亮的友好知交；還有法正、孟達、彭羕、李恢等在益州原本不受重用的外來人士，他們率先投靠劉備，取得了信任；更有董和、李嚴、黃權、王連、楊洪等大批在劉璋投降後被收錄的益州本土人士，況且還有許靖、秦宓、杜微、周群等一批沒有實權，卻有影響的名士清流。協調和平衡好這些不同派系，不同背景，不同見解的人士之間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事情；法正無疑是一個派系的政治首領，在當時一切未定的局勢下，貿然處治法正，可能會同時引起大家對自己的不滿；那時，就不是法正作威作福，而是自己依仗權勢作威作福了。諸葛亮剛剛出任一個完整的地區政權（以後將是國家政權）的政府首腦，恩信未樹，政績尚無，當務之急是迅速穩定政治和發展經濟，為今後的開疆拓土，謀取北方積蓄力量。經過連續三年的戰爭，民殷國富的益州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經濟破壞，劉璋開城投降之前說：「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36] 在此情況下，如果追究法正的法律責任，勢必是一件大起干戈的麻煩事。弄得不好，可能在先主面前兩敗俱傷，自己的政治理想又怎能實現呢。諸葛亮是個在道德情操方面無可挑剔的人，不願意為了無關大局的小事而弄到沸沸揚揚，寧可以息事寧人的態度來化解矛盾，相信法正會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加以改正，這是自身修養所要求於諸葛亮的最後一個理由。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37]，這是對中國傳統士大夫在律己方面的最高道德要求，諸葛亮做到了[38]。陳壽沒有載明這事的最終結果，也無須載明。相信不會有更多的視死如歸的勇士繼續「毀傷」法正，法正也不必無休止地「擅殺」下去，事情很可能不了了之。我個人更傾向於贊成羅貫中先生的邏輯推理或合理想像或藝術虛構：諸葛亮為法正辯護而暗含勸誡的那些話，在有意無意之中傳到法正那裡以後，法正也會覺得自己行為過分，不該以功臣身份胡作非為，這樣可能會失去劉備的寵信，所以收斂狂態，盡心政務。[39] 諸葛亮的通權達變取得完全成功。[1]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評》。[2] 《三國志·蜀書·龐統法正傳·評》。[3] 《後漢書》卷八三《法真傳》說法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年八十九卒。[4]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裴注引《三輔決錄注》。[5] 按本傳記載，法正去世於220年，時年45歲，則應生於公元176年。建安初，即196年，長安地區剛剛遭受過董卓及其餘黨的大破壞，人民死亡殆盡，幾乎無以為生，很多人逃入蜀中，《劉璋傳》裴注中說：「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參見《董卓傳》。[6] 《資治通鑒》卷六六漢獻帝建安十六年胡註：「軍議校尉，使之議軍事。蓋時議必推正之善謀，璋能官之而不能用耳。」[7]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8] 至於張松是否像《三國演義》中所寫的那樣，見曹操之後又去見劉備，陳壽沒有記載。但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可能性很大。《劉璋傳》說曹操當時破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然後又勸劉璋與劉備結好。可見張松在曹操處盤桓了大約半年時間，以求曹操收錄使用，未能如願，忿忿而去。張松是有韜略心計的人，假如沒有見到劉備，並被劉備所折服籠絡的話，不會如此不遺餘力地鼓動劉璋與劉備聯合；而聯合的後果，張松心知肚明。漢末三國時的謀士大都如戰國策士一樣到處奔走，為自己謀出路，張松主動去見劉備，是很自然的選擇。《華陽國志》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載，聞知劉璋殺張松，劉備嘆曰：「君矯殺吾內主乎！」如果劉備張松從未謀面並深相結納的話，劉備怎會視張松為其「內主」呢。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以《先主傳》、《劉璋傳》沒有提及張松見劉備事，而說「《吳書》誤也」，有武斷之嫌。見《資治通鑒》卷六六漢獻帝建安十六年。[9]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裴注引《吳書》：「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按《吳書》所言，張松顯然是見到過劉備，這是合乎情理的。至於陳壽及其它史書未予記載，並不能說明張松就沒有見過劉備。[10]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11] 《三國志·蜀書·龐統傳》裴注引《九州春秋》。[12]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13] 《三國志·魏書·荀攸傳》。[14] 《史記》卷九二《淮陰侯列傳》。1812年，拿破崙率大軍遠征俄國，俄軍統帥庫圖佐夫在莫斯科地區採取堅壁清野戰術，最終在波羅底諾戰役中大敗拿破崙遠征軍。[15]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16] 《三國志·魏書·郭嘉傳》。[17]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18]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19]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20]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對此裴松之有準確而恰當的辨析。至於《華陽國志》卷六《劉先主志》又載曹操言：「吾收奸雄略盡，獨不得正邪！」則未免誇張過甚，實不可信。[21] 《義門讀書記》卷二七「法正傳」條。[22]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23]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24]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評》。[25] 《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八《蜀志》。[26]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27] 同上。[28] 同上裴注引孫盛語。[29]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何焯此處批評孫盛之言，評論說：「按，艱難之初，權以濟事，未宜以常道論也。先主初定益州，與晉君祖宗世守之國勢殊，且諸葛公方以審配不容許攸為鑒也。」（《義門讀書記》卷二七「法正傳」條）呂思勉則將法正的擅作威福歸於劉備的縱容：「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此治民雖由法正，而督察群僚，諸葛實參禁密之證。安得謂慶賞刑政，不由於亮乎？然亮以先主雅愛信正，卒未能啟而裁之。則知先主雖好《六韜》、《商君書》，而持法有不能盡平者矣。此諸葛之所以不可及歟？」（《呂思勉讀史札記》中冊第95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30]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31] 《三國志·蜀書·張飛傳》。[32] 《三國志·蜀書·劉巴傳》裴注引《零陵先賢傳》中甚至記載，劉備在開始進攻劉璋時，與眾將士約定：「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我覺得劉備是否說過這話，很值得懷疑，這不象一個想當帝王的人說的話，更象山野草寇打家劫舍的作為，而且當時劉備已經擁有江南四郡，不必象餓狼捕食那樣到處亂搶了。如果說劉備說過這話，恐怕也是暫時給一眾將士口頭鼓勵，內心裡肯定不會真的這麼想。至於後面說，破成都後，將士們舍干戈，搶寶物，那不過是一切戰爭必帶的附屬品，我不認為劉備諸葛亮真的會允許將士們無休無止地把成都搶到「軍用不足」的地步。[33] 《貞觀政要·公平》，另見《諸葛亮集》82頁。[34] 《論語·子張》。[35] 《三國志·蜀書·伊籍傳》：「（籍）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36] 《三國志·蜀書·劉璋傳》。[37] 《論語·衛靈公》。[38] 李贄《藏書》卷二五《名臣傳·智謀名臣·法正》中，同樣記載了諸葛亮的這段名言，並且批了四個字：「妙人妙語」（《藏書》第2冊411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李贄沒有對諸葛亮做系統的評論，只將其列入《忠誠大臣》。[39] 《三國演義》第六十五回：「法正聞之，亦自斂戢。」二在如何對待許靖的問題上，諸葛亮與法正的通權達變表現得尤為明確一致。許靖是漢末名士，「少與從弟許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1]。董卓專權，任命周毖為吏部尚書。周毖與許靖「共謀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2]。他們所選拔的高官後來紛紛起兵攻擊董卓，於是董卓將周毖斬首[3]，許靖逃亡南方。後來孫策征戰江東，百姓紛紛往更南端的交州避難，許靖坐在江邊，照顧所有隨從及親疏故舊，全部出發後，自己才離開，大家對許靖的為人行事無不嘆息敬佩。時人在致尚書令荀彧信中稱讚許靖說：「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群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4] 荀彧是當時中原地區的士族領袖、朝廷重臣，而周毖和許靖所提拔的荀爽則是荀彧的叔叔，後來荀爽一直做到漢朝司空。許靖的德行能被人稱許到荀彧那裡，再加上荀爽的身份和地位，荀彧對許靖的態度可想而知。所以我們對許靖的海內名士的威望是不應有任何懷疑的。許靖婉拒曹操的邀請，大概是將曹操視為董卓一類的人物了。以後劉璋將許靖請到益州，先任巴郡太守，後任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時，許靖很可能早就看出劉璋沒有能力抵抗劉備，所以不如為自己提前找出路，就準備私自出城投降，結果被劉璋發覺，未能如願。對於這種臨危叛逃的舉動，按理是一定要予以從重處置的，但一是劉璋暗弱，當時已眾叛親離，成都不知還能保守幾天，二是劉璋手下投降的文臣武將多得讓劉璋自己都難以計數，哪裡還會再追究一個許靖，三是許靖乃海內名士，殺了許靖只會增加自己的惡名，自己已經朝不保夕，何必再增人怨呢。劉璋一定是考慮到上述因素，所以也就不了了之。先主是個有英雄氣概的人，最痛恨在危急時刻賣主求榮的無恥之徒，很鄙薄許靖的這一舉動，因此不打算錄用他。這時，法正明智地向劉備建議說：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5]這段話意義自明，無須多加解釋。諸葛亮也說：「靖人望，不可失也，借其名以竦動宇內。」[6] 奇怪的是，諸葛亮的這句話，既不見於陳壽正文，也不見於裴松之注或司馬光《資治通鑒》，而出於清人張澍所編輯的《諸葛亮集》。張澍的編輯考據很全面，出處多有註明，惟獨對諸葛亮的這句與法正幾近相同的建議之語沒有註明出處，不知其依據何在[7]。不過從諸葛亮的為人和平定益州後所採取的政治措施來看，在對待許靖的問題上，諸葛亮應該與法正持有完全相同的意見，我相信，諸葛亮會說出上面的話來。諸葛亮說得非常明確，只是借許靖的名氣和人望「以竦動宇內」而已。重用許靖，不僅可以向蜀中人士表明劉備的雅量，有利於團結各方勢力，而且可以用許靖的名望昭示天下，吸引天下人才來益州為劉備效力。顯然，許靖在這裡只是光耀門楣的一塊金字招牌，至於其本人的能力和品德倒是退居其次的，對這一點，一經法正和諸葛亮的指點，劉備恍然大悟，即刻任命許靖為左將軍長史，即諸葛亮的副手。後來劉備稱漢中王，許靖任太傅；劉備稱帝，許靖為司徒，位居三公，在名義上為百官之首。[8]在這個涉及政治權變的問題上，孫盛表現出一貫的迂腐之態，批評法正是「務眩惑之術，違貴尚之風」，並且說法正拿許靖比郭槐是比擬失倫；好在諸葛亮的話陳壽沒有寫進去，否則孫盛難免將諸葛亮也批評一番。倒是久涉官場、屢任高職的裴松之對這個問題有清晰而正確的認識，他說，許靖「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9] 同為官場中人的裴松之對法正的做法是完全持贊成態度的。不過，我覺得諸葛亮勸劉備重用許靖，除了是為擴大政治影響，吸引人才之外，也還有另一個想法，這個想法並不過分，也不自私，可以說，是為了政權的長治久安考慮。這個想法就是借許靖之名望來樹立和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並提升自己的政治威信。在當時的蜀漢人士中，除了象法正、孟達等少數前期投靠劉備而受重用的人之外，大部分人仍然是以許靖作為政界元老而加以尊重，並以許靖對人物的品藻來決定自己的態度的。諸葛亮作為年僅三十五歲的青年政治家，以外來征服者的身份主持一個地方政權的日常工作，儘管有劉備的絕對信任和操生殺之柄的政治權力，但要在短時間內迅速打開局面並建立自己的政治威信，僅靠嚴刑峻法和高壓手段是難以奏效的。對諸葛亮而言，最快捷和穩妥的辦法就是將蜀中政界元老許靖變為自己的政治盟友，哪怕是暫時的也無妨，關鍵是要與自己成為朋友，這樣，那些以許靖的好惡為標準的蜀漢政界人士就會改變原來的觀望甚至敵對的態度，而採取與自己合作或配合的姿態，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法律制度才能迅速貫徹下去。從諸葛亮對許靖的實際行動也可以看出這一點。《許靖傳》說：「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10] 陳壽對諸葛亮的描述雖然只有一句，但卻反映出很多潛在的事實。劉備稱帝，許靖被安排為司徒，是漢國三公位的榮譽職稱，而諸葛亮則是總理國政的丞相。以一國丞相之尊仍然對許靖執禮甚恭，可見兩人關係之融洽，也可以推想出，劉備初定益州時，諸葛亮、法正應該是與許靖都保持著良好的私人關係的。據我的推算，許靖要年長諸葛亮三十歲左右，以許靖的見識之深廣，當然看得出諸葛亮的天資卓絕和治國之大才。這樣的一個人對自己如此恭敬，許靖沒有理由不深深讚許諸葛亮，更沒有理由不要求他人服從諸葛亮的領導，而這恰恰是諸葛亮所最需要的東西。有一個小小的插曲是歷來人們在談到諸葛亮時所忽略的。在陳壽對諸葛亮的讚賞中，有一條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11]；這讓我們覺得丞相是一個是非洞辨，明察秋毫的嚴厲的上司，對下屬的任何藏奸作偽，乃至糊塗昏聵都絕對不能容忍，而必須永遠激濁揚清，潔身自好。無疑，這是為政的最高標準和從政的最高境界；然而，在不經意之間，我們還是能夠看到，丞相實際上也是一個寬容大度的政治家，對於殘酷的政治鬥爭中所表現出的幼稚和無知還是能夠給予善意的理解的，這也可以提醒我們，為什麼諸葛亮在某些關鍵問題上經常會採取折中或曖昧不明或完全不表達意見的種種態度。223年，劉備去世，當年諸葛亮派鄧芝出使吳國，漢、吳之間正式恢復了友好關係。次年夏天，作為回訪，孫權派遣張溫出使漢國[12]。張溫是吳中名士，後來任吳國丞相的顧雍盛讚他說：「溫當今無輩」，意思是說，張溫的才華當世無雙。孫權與他交談，張溫「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可見張溫的風采足以傾倒一時。連一向剛直不阿、甚少許人的元老重臣張昭對張溫也頗為賞識。孫權立刻對張溫予以重用，「甚見信重」[13]。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孫權才將首次出使漢國的重任交給張溫，一是向漢國朝廷，主要是向諸葛亮解釋說明吳國的本意，是願意與漢國結為盟好的；二是因為上一年諸葛亮所派的使者鄧芝在外交方面非常出色，孫權不想讓漢國以為吳國沒有人才，所以才派出「當今無輩」的張溫為吳國爭面子。張溫對兩國關係和諸葛亮的心思揣摩得非常清楚，出使漢國非常成功，諸葛亮怎樣評價張溫，陳壽沒有寫，只是簡單地說：「蜀甚貴其才」[14]。然而，張溫的麻煩來了。孫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太盛，眾庶眩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15]。對於古今專制帝王的小人心態和陰暗心理，我們早已司空見慣，不過我還是多少有些覺得奇怪：孫權嫌張溫「稱美蜀政」，是容不得屬下誇讚別國；「又嫌其聲名太盛，眾庶眩惑」，無非是覺得張溫搶了自己的風頭，心裡不痛快，這些我都能理解。但是由此認為張溫「恐終不為己用」[16]，就未免有些不合邏輯了，難道張溫因為誇獎漢國的政治就會投奔漢國，為諸葛亮做事嗎？或者，因為名氣太大，被會被漢國甚至魏國拉攏或誘惑去做更大的官嗎？這種推測完全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捕風捉影和胡亂猜疑。然而，孫權就是這樣一個外寬內忌的人，其實所有帝王都如此，不過表現的程度和方式各有不同罷了。孫權後來終於以張溫舉薦暨艷不當、又果於議論為由，用中國專制傳統的深文周內法和羅織牽連術把張溫和暨艷等人聯繫在一起，將張溫貶斥回家。六年後，張溫病卒。孫權先重用後清洗暨艷，當然有多重的政治考慮，但連帶的廢黜張溫，則表面上看來有趁機打擊江東強宗豪族勢力的意味，因為張溫就出自顧陸朱張四大家族的張氏家族[17]，但實際上也突出地表現了其人的氣量狹小和猜忌心理。針對孫權發布的所謂張溫罪狀，王鳴盛說：「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絕不言其稱美蜀政，其中惟責其將殷禮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論，亦是借題影射。」「作史者探權隱情，表而出之，最妙。」[18] 何焯更直言不諱地道出了問題的本質：「此吳王假以示意其刻骨之恨，故在表辭以暨艷事坐溫者。溫方為眾望所歸，欲移眾之怨艷者，使之怨溫，又吳王之謬術也。暨、徐之獄，類魏崔、毛誅廢事，惟蜀無之。」[19]裴松之注文所引的《會稽典錄》記錄了諸葛亮的反應：餘姚虞俊嘆曰：「張惠恕（張溫字）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嘆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20]要對上面諸葛亮看似極其直白實則飽含深意的語言加以分析，似乎並無必要。諸葛亮此言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解釋清楚，或者用陶淵明的兩句詩來說，就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諸葛亮所暗示或醒悟的乃是對從政者的最基本的要求，於清濁不能太明，於善惡不能太分，否則必然一事無成。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張溫事件的敘述富有選擇性，也值得我們玩味：「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顧雍以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21] 然後，司馬光簡要地敘寫了張溫與暨艷的交往，最後寫到暨艷坐自殺，張溫受牽連貶斥歸家。司馬光在一字不差地引用了虞俊的評論之後，寫到：「（張溫）無幾何而敗」。有兩件事情必須指出，一是孫權對張溫態度的改變和伺機尋隙，二是諸葛亮的醒悟之語，司馬光都完全刪除了，用意何在，相信每個人都不難理解。諸葛亮的善權變不僅體現在這種看似不大，其實不小的問題上，在關係到國家尊嚴與正統地位的重大原則問題上，諸葛亮不但表現出迅速的應變能力，還能為了更長遠的目標而孜孜不倦地說服屬下，而不是擺出泰山壓頂之勢，強迫大家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這種在政治策略上的深謀遠慮、遊刃有餘，充分體現了諸葛亮作為優秀政治家的獨特品質。公元229年，孫權稱帝，在漢國引起軒然大波。蜀漢雖小，群臣上下都以正統自居，雖然當時和吳國有良好的同盟關係，但孫權畢竟只是吳王，現在突然稱帝，而且要求漢國予以正式承認，所謂「並尊二帝」，就是雙方同時承認劉禪和孫權帝位的合法性。大家都覺得孫權僭逆，應該與之斷絕盟好；老臣們或許還會回想起先帝為孫權所敗的恥辱，更加不能接受。當此群情洶洶之際，諸葛亮發表了他的對吳國戰略的綱領性文獻《絕盟好議》。以諸葛亮當時的地位，不是君王，勝似君王，可謂一言九鼎；然而，丞相卻採取極其委婉的方式，發表了一篇語重心長，邏輯清晰，分析透闢，令人信服的講話，將自己的政治觀念和宏觀戰略娓娓道來，其循循善誘，如同促膝談心，讓人不能不傾心折服，表現了宰相之才的泱泱風範。我們把這篇議論記錄下來，做一個簡要的分析。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仇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並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22]這篇議論包含了如下六層意思，開始先表明自己的基本態度，認為孫權是僭逆，國家所以與之交往，只是權宜之計，這就使丞相與群臣有了共同的討論基礎。然後說，如果現在與之斷絕盟好，對方必視我為仇敵；雙方勢必刀兵相見，北伐中原，恢復漢室，就只能放在第二位了。第三，東吳賢臣良將不少，文武同心。雙方戰事一起，恐曠日持久，徒使曹魏受益，顯然不是上算。第四，回顧歷史，漢文帝對待匈奴也曾卑辭以下，採取和親政策，先帝優先與東吳結盟，都是權變之策，高瞻遠矚，不是鹵莽匹夫所能想到的。第五，大家都以為孫權滿足於三足鼎立的形勢，沒有更多的願望，更不會渡江北上，討伐曹魏，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看法。為什麼這樣說呢？孫權是因為力量不夠，才「限江自保」，孫權不能越過長江，就像曹魏不能渡過漢水，並不是有餘力而不行動。如果我漢國大舉征討魏國，孫權上可以藉此機會以大軍進入魏國，攻佔其土地而為自己的將來打算，下可以向魏國進犯，侵入其境內，擄掠其人民，以向本國人民炫耀，而絕不會端坐不動。最後，如果我們能使東吳安坐不動，與我國和睦相處，我們的北伐就沒有東顧之憂，魏國黃河以南防守吳國的兵力就不能調來與我國作戰，這對我們的好處是非常大的。所以，孫權僭越之罪，「未宜明也」。這裡有兩個立論基礎，一是，承認孫權的僭逆之心由來已久，二是重申北伐曹魏乃是蜀漢的頭等大事，所有後面的議論都以之為核心，抽絲剝繭，恩威俱全，進退有據，軟硬兼施，有直言不諱，有旁敲側擊，把優秀政治家的「應權通變」和「弘思遠益」表現得淋漓盡致。陳壽在《上諸葛亮集表》中說：「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23] 陳壽對諸葛亮的推崇在這裡達到了新的高度，但我以為，這篇議論是精彩的權變之辭，既是應對政局突變的通達之論，也是應對群臣朝議的知變之術。在丞相如此諄諄教誨下，再愚魯的大臣也應該改變主意了。顏淵讚揚孔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24]；我相信朝中大臣也應該對丞相有同樣的讚歎：「丞相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例，約我以勢」。早在二十多年以前的隆中對里，諸葛亮就提出了聯合孫權的戰略主張，那時，青年才俊的諸葛亮真稱得上意氣風發，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過了二十多年，丞相已年近半百，發兼二色，還不得不給小學生上課般地仔細講解這一戰略，丞相心中一定會覺得很鬱悶，然而，這正是通達權變所要求的。《絕盟好議》的成果是丞相派遣重臣陳震入吳慶賀，[25] 而漢、吳之間的同盟關係也一直維持到蜀漢滅亡。[1] 《三國志·蜀書·許靖傳》。許劭是東漢末年品評鑒識人物的權威之一，他對曹操的評價是「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三國志·魏書·武帝紀》），這句話已成為千古名言；他對魏國重臣劉曄也慧眼獨具，「稱曄有佐世之才」。（《三國志·魏書·劉曄傳》）[2] 同上。[3] 同上，參見《三國志·魏書·董卓傳》。[4] 同上。[5]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戰國時燕昭王準備重金招賢，對郭槐說，先生您認為可以的人，我就重用他。郭槐說，大王您一定要招賢納士，就先從我開始吧，何況比我賢明的人，並非遠在千里之外呢，他們知道您重用我，很快就會來投奔您的。於是燕昭王就為郭槐築宮，把郭槐當老師一樣對待，很快就吸引了樂毅、鄒衍等人士前來投奔。此處法正是拿許靖與郭槐相比，意為此舉可以廣泛吸引人才來為劉備效力。（見《史記》卷三四《燕召公世家》）[6] 《諸葛亮集》第76頁。[7] 按：《諸葛亮集》第255頁，同樣載有諸葛亮這段話，並謂出自《蜀志·許靖傳》。我遍查《諸葛亮傳》、《法正傳》、《許靖傳》，沒有找到諸葛亮說過這樣的話。[8] 葉適說：「許靖以汝南勝士著名，既嘗預漢謀議及其流播無所，苟容身者則臣役之，晚歲遂有翻城見薄之事。然則如荀彧之出處，殆未可以輕責也。法正薄夫，乃知靖為當敬，發悟劉備用賢之機；諸葛亮之親厚正，有以哉！」（《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八《蜀志》）另參見《義門讀書記》卷二七「許靖傳」條，《呂思勉讀史札記》第二八O則「漢末名士」條所論最為暢達。[9] 《三國志·蜀書·法正傳》裴注。[10] 《三國志·蜀書·許靖傳》。[11]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12]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13] 《三國志·吳書·張溫傳》。[14] 同上。不過，從另一處我們可以窺知大略。隨張溫一同出使漢國的副使殷禮，「潛識過人」，「諸葛亮甚稱嘆之」（《三國志·吳書·顧邵傳》裴注），甚至於說：「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諸葛亮集》77頁，出《太平御覽》）。假如諸葛亮對副使殷禮尚且如此稱嘆，那麼對名高天下的張溫，看法如何也就不難揣知了。[15] 《三國志·吳書·張溫傳》。[16] 葉適的評論可供參考：「張溫文議功用雖無傳於後，觀顧雍張昭諸葛亮等所推與，可謂顏出孔門，參賜同譽；賈登漢室，絳灌不讒也。自古負不世之材，或為人主所知，而其下共排笮之使不得志者有矣；未有舉朝所服，上下交願，而人主反加忌惡，羅致其罪而瀕於死亡也。此但孫權自度己不足以用，又從而傾之爾，於溫何損！而《注》載虞俊謂其『材多智少，華而不實，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豈其然乎！駱統疏字字可考，真使人三嘆息也！」（《習學記言序目》卷二八《吳志》）其實，孫權的猜忌之心在青年時代已經展露鋒芒。公元204年，孫權23歲時，就因為懷疑「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的文武全才沈友「終不為己用」而借故將其殺害，沈友時年29歲（《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裴注引《吳錄》）；又在同年將「有天下大名」、「器量雅偉」的吳郡太守盛憲殺害（《三國志·吳書·孫韶傳》裴注引《會稽典錄》）。陳壽說孫權「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吳主傳·評》），孫權年輕時的作為亦不亞於晚年。[17] 《張溫傳》：「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張氏家族以文士聞名江東。《世說新語·賞譽》：「吳四姓舊目云：張文、朱武、陸忠、顧厚。」孫權聞顧雍稱溫「當今無輩」，說：「如是，張允不死也。」可見張允亦文才出眾。張溫「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18] 《十七史商榷》卷四二「張溫黨曁艷」條。[19] 《義門讀書記》卷二八「張溫傳」條。「暨、徐之獄，類魏崔、毛誅廢事，惟蜀無之」，是說吳國的暨艷、徐彪一案有類於曹魏的崔琰、毛玠案，都屬於惡意羅織的冤案，只有蜀漢無此類事情。其實，劉備、諸葛亮治下的蜀漢，有無類似的事情，也是大可商榷的。[20] 《三國志·吳書·張溫傳》裴注引《會稽典錄》。暨艷案是吳國史上著名的政治事件之一，歷來多有論者，本文只著重在諸葛亮之言論，不擬多及此案。田餘慶《暨艷案及相關問題》對此有詳細討論，其中亦引及諸葛亮「清濁太明，善惡太分」之語。（《秦漢魏晉史探微》第312頁，中華書局2011年第3版）另參見何茲全《三國史》中對此事件及諸葛亮語的評論。（《何茲全文集》第5卷第2499頁，中華書局2006年版）[21] 《資治通鑒》卷七O魏文帝黃初五年九月。[22]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裴注引《漢晉春秋》，《諸葛亮集》44-45頁。[23]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諸葛亮集》15頁。[24] 《論語·子罕》。[25] 《三國志·蜀書·陳震傳》。三諸葛亮在政治方面具有無可置疑的靈活善變的天賦與才能，不過，當時事要求他把政治權變與軍事謀略的詭詐無方巧妙結合，並且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下迅速做出重大決斷時，還顯得力有未逮，於猶豫不決中失去機會，導致戰略上的失誤。在對待孟達的問題上，突出地表現了丞相的這一弱點。孟達是法正的同鄉好友，與法正一同投奔劉璋，又與法正同時投靠劉備。在219年爭奪房陵、上庸戰役中，孟達先為主將，後被劉備養子劉封取代，兩人遂生嫌隙。在關羽攻打曹魏，襄樊戰事吃緊，要求他們迅速派兵增援時，劉封、孟達出於私利，都拒絕出兵，是導致關羽敗死的輔因之一。220年，孟達因懼怕劉備處治，又憤恨劉封侵奪自身權力，於是率所部投降魏國，受到魏文帝曹丕的優待。隨後，魏國派遣夏侯尚、徐晃、孟達反攻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劉封敗走。魏文帝合三郡為新城郡，以孟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1]。孟達是以文章才華見長的人，否則也難以得到曹丕的青睞，所以他與魏國的桓階、夏侯尚等高官顯貴交往甚密。後來桓階、夏侯尚等相繼去世，曹丕也乘鶴西歸，孟達在魏國就沒有什麼依靠了。明帝時已位居朝中重臣的司馬懿認為孟達「言行傾巧不可任」[2]，對他始終持懷疑猜忌態度。孟達這時覺得自己身為敵國降將，駐守邊境，又受猜疑，不免心懷驚懼，始做它想。實際上，諸葛亮策反孟達的想法早在建興三年（225）末平定南方後的返回途中就已經形成了。由於荊州的喪失，使得諸葛亮隆中對所提出的兵分兩路圖取北方的戰略規劃無法實現，現在最好的選擇就是說服孟達歸降，以房陵、上庸一線作為北伐的第二戰場，起到本該由荊州戰線所起的作用，自己再率大軍出漢中，從北、東兩路夾擊魏國；如果可能的話，再說服孫權從合肥的南線同時發起進攻，這樣魏國就會疲於應付，從而達到略取中原的根本目的。恰在此時，魏國降人李鴻來見，當時陪同丞相在座的還有蔣琬和費詩。從李鴻所述孟達的言語情狀來看，李鴻很有可能是孟達派來試探諸葛亮態度的暗探或間諜[3]。精於盤算的丞相當然能看出孟達首鼠兩端的投機心理，但這正是諸葛亮所需要的，於是丞相深有餘味地說：「還都（返回成都）當有書與子度（孟達字）相聞」[4]，保留了隨時與孟達聯絡的機會。一向剛直不阿的費詩沒有參透丞相話語中的玄機，當即說道：「孟達小子，昔事振威（劉璋）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 對於費詩的鹵莽冒失，諸葛亮很不高興，因為這種態度很可能會嚇退孟達，使自己的計劃落空，所以「默然不答」。其實丞相的內心，未嘗不與費詩持相同看法，對孟達朝三暮四、反覆無常的背叛行徑深惡痛絕，但是宏觀大局決定了丞相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哪怕是孟達這樣的投機之輩，也要虛與委蛇，作為一方偏師加以利用。建興四年至五年間，諸葛亮和李嚴都寫信給孟達[5]，雖然陳壽沒有全文照錄，只節取了三言兩語，但至少我們可以肯定，諸葛亮是有意策反孟達的，不會是簡單的與叛逃逆臣敘舊。後來諸葛亮寫信給孟達說：往年南征，歲末乃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雲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6]此信當作於建興四年（226），涉及這樣重要的策反大事，是不可能悠閑自在地在長時間內進行的，必須防止不慎泄漏。信中既對孟達不得已投降魏國表示了諒解，又把劉、孟爭端的責任全部歸咎於劉封，同時含蓄地表達了希望孟達翻然來歸的願望。孟達接到丞相這封情誼款款的信件，當然滿心歡喜，於是與諸葛亮數相交通，書信往來[7]，為叛魏降漢做準備，也就是說，為諸葛亮的北伐做策應準備。我們不知道此時丞相心中究竟是如何評價孟達之為人的，是否擔心孟達反覆無常，在最後關頭再度變節，還是對自己的勸誘效果缺乏信心；或者又改變了主意，希望孟達早一些明確地做出回歸的行動；又或者，聽到了什麼風聲，說孟達暗中又與吳國勾結，以圖自固[8]。總之，諸葛亮接下來採取了一個叫我們頗為費解的舉動，派遣一個叫郭模的人前去魏國詐降，在經過申儀那裡時，故意把孟達的事情泄露出來，讓申儀知道。申儀是魏興（西城郡改，郡治西城）太守，魏興與上庸毗鄰，而申儀與孟達素來不睦，魏國分派申儀和孟達分別鎮守相鄰的魏興和上庸兩郡，本身就有相互監督，分而治之的含義。在得到孟達意欲謀反的消息後，申儀當然立即向駐守宛城的荊州都督司馬懿報告。孟達聽說申儀已經得知自己的密謀，就準備起兵。但是司馬懿寫信先穩住孟達，讓孟達以為朝廷並沒有懷疑他，孟達果然上當。司馬懿一邊大軍速發新城，一邊派參軍梁幾去孟達那裡察看動靜，並勸孟達入朝廷解釋。孟達這時才發現上當，於是宣布起兵，但又愚蠢地認為司馬懿大軍不會立刻來到，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9]早在孟達剛剛投降魏國時，魏文帝和一眾大臣就對孟達欣賞備至，稱其有「將帥之才」，「卿相之器」[10]；而料事如神的劉曄則說：「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11] 「恃才好術」說明孟達為人的詭譎之處和不可信賴。孟達的文章才華從他給劉備和劉封的信件中得到充分展露，但從最後對司馬懿出軍的判斷來看，孟達只是一個志大才疏的軍事將領，劉備當初對孟達能力的判斷並不為錯。諸葛亮本人也可稱得上是「恃才好術」的典範，所以對於孟達的內心真實評價如何，我們可以做出一個大致的判斷。諸葛亮策反孟達的初始想法完全正確，所採取的策略也未為失當。但是用故意漏泄孟達密謀的辦法來促使其加速反叛，並且在孟達遭受司馬懿攻擊時不派兵救助，卻是大大的失誤，而且前後矛盾，讓人弄不懂諸葛亮的真實想法究竟是什麼。如果丞相的真實意圖就是要孟達在自己北伐時起兵叛魏，開闢第二戰場，那麼就應該保守機密，穩紮穩打，同時給孟達足夠的支持，使其有能力和信心與蜀漢保持一致，協調行動。如果丞相的想法是要孟達單獨起兵，擾亂魏國防線或者拖住司馬懿大軍，那麼丞相未免過高地估計了孟達的統軍之才，且不說孟達只有上庸一郡，而且鄰郡的申儀還虎視眈眈地監視孟達，就算申儀和孟達同心，都願意歸附漢國，其二人之力與司馬懿智謀相比，相去何止千里，又怎麼可能抵擋司馬懿大軍。如果丞相是中途改變心意，覺得孟達不可信，只要不再理睬他即可，毫無必要派人詐降來攪亂魏國，因為這實際上起不到任何作用。而如果丞相真要促使孟達反叛，為什麼在最後關頭又改變主意，不派兵相助，是突然又痛恨孟達反覆無常，任其自生自滅；還是與孟達犯了同一個錯誤，認為司馬懿不會立刻發兵前往，以致錯失了解救孟達的機會；還是在猶豫不決，兩可之間始終下不了決心，以致於被司馬懿抓住戰機，消滅了孟達。從孟達被圍前後都有書信給諸葛亮來看[12]，丞相對孟達的情況始終是非常清楚的，而丞相最終沒有採取果斷的實際行動，其動機如上所述，顯然是幾種因素交織在一起的。司馬懿批評諸葛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13]，也是說諸葛亮考慮軍事問題時瞻前顧後，雖然思慮周密，但卻經常錯失戰機，不通權變，所以大功無成。正如紀昀所說：「天下有先期防禍，彌縫周章，反以觸發禍機者，蓋往往如是矣。」[14] 孟達的失敗被殺，使諸葛亮隆中對的戰略設想徹底落空，只能艱難萬分地從漢中一路進行北伐了。關於諸葛亮是否救助孟達一事，《三國志》中陳壽的敘述是很清楚的，諸葛亮沒有發兵援救；《華陽國志》中沿襲了陳壽的說法：「亮以其數反覆，亦不救，遂為宣王所誅滅。」[15] 而《劉封傳》裴注引《魏略》說：「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16] 即蜀漢從漢中發兵相救，但被申儀在上游攔截，因為魏興郡位於漢中和上庸郡之間，這是比較可信的說法。《晉書》中說：「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司馬懿）分諸將以距之」[17]。這種說法也有一部分可信[18]，說吳國派兵相救，是和前面說孟達「連吳固蜀」保持一致的，而說司馬懿分諸將以拒之，是誇揚司馬懿的軍事才能。不過，我們可以想像，司馬懿既然知道孟達與諸葛亮私下聯絡，那麼在快速進攻孟達時當然要預先防範諸葛亮、孫權派兵來救，而事先把守關鍵道路了。無論諸葛亮派兵與否，只要把孟達謀反的事情泄露出去，諸葛亮就沒有任何迴旋餘地，而孟達也只有死路一條了。可見政治上善於權變的諸葛亮在遇到錯綜複雜的軍事問題時，反而變得不知權變，或者採取了極端的應對措施，終於將可能的大好局面丟失，把自己也逼上了狹窄的北伐單行道。無論陳壽，還是裴松之，都沒有提到諸葛亮派人詐降，故意泄露孟達密謀叛魏的事。裴注所引《魏略》只說申儀與孟達不和，所以屢次三番說孟達有貳心，多少給人感覺申儀並無真憑實據，只是挾私報復孟達而已。《三輔決錄》在講到諸葛亮與孟達書信來往之後，說：「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19] 這又說明，申儀似乎知道孟達與蜀漢的私下勾結，只是缺少足夠的證據，所以魏明帝不肯相信。《晉書》很可能另有依據，所以不但寫出了諸葛亮派人詐降的事，而且還有司馬懿寫給孟達的信件，我覺得這個事情應該是客觀事實。《諸葛亮集》引司馬彪《戰略》，其中講到諸葛亮派遣郭模詐降之事[20]。司馬彪是西晉史學家、晉宗室，司馬懿侄孫，主要活動在晉武帝泰始、太康年間，貼近三國後期[21]，現存《後漢書》的《志》三十卷即為其所作，所以彪所述當可信，《晉書》很可能采自此處。《華陽國志》中截取司馬懿給孟達信里也提到郭模[22]，是否采自《戰略》則無法考知。陳壽和裴松之的遺漏有所不同，陳壽有可能知道諸葛亮派人詐降之事，但為維護丞相的聲譽而沒有寫，這在客觀上讓人覺得丞相有些意氣用事，因為對孟達由來已久的不滿而在關鍵時刻改弦更張，放棄了既定的戰略，更會使少數人覺得丞相根本是在玩弄權術，藉此機會除掉孟達，雖然我們都知道這是偏激的一孔之見。裴松之更可能知道此事，裴注中多次引用司馬彪《戰略》[23]和常璩《華陽國志》，所以，裴松之對其中所載郭模詐降事當不至於漠然無視，但是，以裴注的多樣性和裴松之對劉備、諸葛亮的客觀態度而言，裴松之沒有必要對此事加以隱瞞，即使他不相信此事，作為旁采雜搜，他也會將其列入注文，所以裴注的遺漏，我們無法猜得其真正原因，也許確實是偶然的疏漏。相比之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的敘述就簡單明了而且不露痕迹了。司馬光先是說孟達已經懷有貳心（其實我們知道，孟達和諸葛亮都有相互利用的心理，只是孟達試探在前，丞相發書在後），「諸葛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24]；後來又說申儀與孟達「有隙，儀密表告之」，這裡司馬光沒有明確地說明申儀是否知道孟達謀反的事，我們仍然覺得申儀有挾隙誣告之嫌；孟達如何聞知申儀密告，司馬光沒有交代，只說：「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接下來，就是司馬懿先穩住孟達，然後調兵遣將，分頭抵拒吳、漢偏將所率領的救兵；孟達反覆告知諸葛亮的信件，司馬光沒有遺漏，但沒有寫諸葛亮做何反應；最後司馬懿斬滅孟達，諸葛亮、孟達歷經三年的策劃宣告完全失敗。這裡司馬光既迴避了陳壽關於諸葛亮不派兵救助的說法，更隻字不提《晉書》中關於諸葛亮派人詐降，促使孟達滅亡的事情，而採用了裴松之所引《魏略》中有些矛盾的說法，和《晉書》中吳、漢派兵來援被阻拒的敘述，這樣，諸葛亮在孟達敗死的過程中就沒有任何責任，更談不上舉措失當或者意氣用事了。田餘慶在談到諸葛亮、孟達這一段公案時說：「看來諸葛亮在對待孟達態度上，心態的詭譎超過了通常的『兵不厭詐』權謀。《三國志》敘此事只及『不救助』而不及郭模詭譎事，只能解釋成陳壽為賢者諱了。」「至於諸葛亮對孟達問題的心態，《費詩傳》盧弼《集解》引亮與孟達書『依依東望，故遣有書』之下注曰：『書詞動人，諸葛亦譎矣。』諸葛亮處理非常之事而用非常手段，詭譎之處文獻不止一見，史家當究其原因而作解釋，不當避忌了之。」[25]歷史事實在不同的歷史學家那裡經常呈現出迥異的外在表象，有時叫人不知何為真，何為假。歷史學家的主觀態度如果過多地滲透到歷史著作中，對後人來說，則是嚴重的犯罪；尤其是，如果他還具有出色的文筆和組織結構的能力，那麼，後人就更容易在不知不覺中把所讀到的文字當作是真正曾經在久遠的歲月里發生過的真實事件，而無法探知那被蓄意抹殺或篡改的真實的人性。我個人相信諸葛亮最初是決心要策反孟達以為外援的，所以才會有那封情意款款的書信。盧弼之所以說「諸葛亦譎矣」，顯然是從後面的那句「亮亦以其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倒推過來而判定諸葛亮最初就是打定主意要通過這個譎詐之術，或者直白地說，就是用借刀殺人之計來除掉孟達，所以多少覺得諸葛亮有些不地道。其實，丞相也確曾派軍去援救過孟達，不過那只是應景或虛張聲勢而已，並不是真正把要孟達，或者說房陵、上庸當作必救不可的戰略據點，所以，一旦遭遇魏軍阻擊，甚至看到道路被封堵，就立刻調頭復命去了。如果諸葛亮故意派遣郭模詐降以泄露孟達密謀叛魏事，而在最後又根本不派軍相救，那才說明從一開始這就是丞相精心策劃的借刀殺人之計。這與諸葛亮的北伐初衷是完全相違背的。諸葛亮並不想放棄孟達，而是在對孟達的半信半疑和猶豫不決中失去了做出正確決策的時機，從而導致了計劃失敗。說到底，就像不相信魏延能獨自帶領大軍出子午谷直搗長安一樣，丞相也不相信孟達能真的可以作為另一支可倚靠的偏師加以使用，這才是諸葛亮在軍事謀略上屢屢敗於司馬懿的根本原因。所以政治上的善權變並不等於在軍事謀略上一定會成功，這是我們要特別予以分辨清楚的。諸葛亮在政治上的善權變也有更加殘酷無情的一面，最明顯而絕少為人提起的例子是妄殺常房子弟一事。223年，劉備去世，後主劉禪剛剛即位為帝，即改當年為建興元年。當時，漢國還沒有從伐吳失敗和先主病逝的雙重打擊中恢復過來，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處於相對混亂的狀態，所以後主劉禪令丞相開府治事，「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諸葛亮制定了正確的應對方略，即穩定政局，整頓吏治，務農殖穀，閉關息民，這一戰略是完全符合當時漢國的實際情況的。自212年劉備發動攻取益州的戰爭以來，蜀中人民還從未享受到連續三年以上的和平，十年間幾乎是年年征戰，有時甚至是一年數戰，到劉備去世，漢國國力已經十分衰弱，必須休養生息了。時任益州從事（諸葛亮當時領益州牧）的常房到下屬郡縣進行例行巡視（古文謂之「行部」）。在巡視到牂牁郡時，常房聞知太守朱褒有謀反之意，就收其主簿進行審問，並將其斬首。朱褒聽說後，「攻殺房，誣以謀反」[26]；這是典型的惡人先告狀，殺人滅口。按說常房是丞相的政務助理，以丞相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慎，應該完全能判斷出常房的所為是否恰當。而且，先帝剛去世，南中諸郡多有不服之心，益州郡（此益州郡乃益州刺史部下屬之同名郡，治今雲南曲靖）大姓雍闓已經反叛，趕走了本郡太守張裔。對此，丞相心知肚明，如何正確應對，消弭災禍，是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看丞相是如何做的：「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于越巂，欲以安之」。這真叫我們大失所望，丞相不但不查明真相，為常房伸冤，反而成了朱褒的幫凶，不僅殺掉了常房的幾個兒子，還把他的四個弟弟發配到同樣危險的越巂郡，而越巂郡的夷王高定也與朱褒串通一氣，正準備謀反。丞相此舉，客觀上簡直是要把常房一家斬盡殺絕；而這樣做的目的呢，只有一個，就是為了安撫朱褒，希望能平息朱褒的怒氣，保持安定[27]。如果常房一家的死真能帶來一方和平，丞相的權變之策就算我們不能接受，殉國的常房也許會認為死得光榮。然而，事實證明，為了既定的政治方針而採取苟且畏縮的綏靖政策是完全不能奏效的，「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而越巂郡的高定也在此前叛亂，常房的四個弟弟的命運如何不難想見。諸葛亮顯然明明知道常房是被誣殺的，還要為了一時權變，而有意助紂為虐地趕盡殺絕常房一家，這種政治上的權變簡直令人齒冷。比起法正的「擅殺」，諸葛亮的「妄殺」或「枉殺」更叫人難以接受。裴松之對此毫不留情地予以猛烈抨擊：「臣松之按：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指諸葛亮）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奸慝？斯殆妄矣！」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小小的插曲是裴松之從《魏氏春秋》中徵引補註到相關正文中的，《三國志》正文並沒有記載此事。陳壽是否知道丞相的這件往事，還是為賢者諱而有意迴避，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因此，對於陳壽的漏失，我們還能搪塞過去。司馬光《資治通鑒》中也完全沒有記錄此事，那時，《三國志》里僅此一見的常房兄弟父子已經在相關正文的夾縫中靜靜地安卧了六百年，溫公不會視而不見吧。司馬光在寫到南方叛亂那段史實時只是說：「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對」[28]；看來，常房就是丞相在特殊形勢下為維持穩定而實行「撫而不對」政策的犧牲品。羅素說：「我認為哲學家的職務是盡量使他自己成為一個平正的鏡子。但是認識由於我們的天性這面鏡子的歪曲之不可避免，也是他應有的職務。其中最重要的歪曲是我們從『此地』和『此時』的觀點來看世界，不是用有神論者以為是由神而來的那種大公無私來看世界。這種公正不偏我們是做不到的，但是我們可以走近一段距離。指明走向這個目標的道路是哲學家無上的義務。」[29] 哲學家如此，史學家又該如何呢？附：關於諸葛亮誅徙常房子弟事件考辨在後人所撰寫的林林總總的有關三國史著述以及對諸葛亮長江大河般的讚頌評論中，從未見有人曾提起過這個小小的插曲，這種集體無意識的選擇性遺忘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除了為賢者諱和此事在整個三國史上無足輕重這兩個最主要的原因外，大概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因為缺乏旁證，所以歷代論者都以一種寧可信其無，不可信其有的態度，將其從千古賢相諸葛亮的行事中加以剔除。為了弄清這朵晦暗不明而又微不足道的歷史浪花，我們不妨做一次略嫌冗長的探究。裴松之注所引的這段史實出自孫盛《魏氏春秋》：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薄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于越嶲，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記載如下：先主薨後，越嶲叟帥高元定殺郡將焦璜，舉郡稱王以反。益州大姓雍闓亦殺太守正昂，……牂牁郡丞朱提朱褒領太守，恣睢。丞相諸葛亮以初遭大喪，未便加兵，遣越嶲太守巴西龔祿住安上縣，遙領郡；從事蜀郡常頎行部南入；以都護李嚴書曉諭闓。……頎至牂牁，收郡主薄考訊，奸褒因殺頎為亂。兩段中的常房、常頎應為一人，對此，張澍曾加案語：「《蜀志》作常房，頎即房也。常氏江原大姓，《華陽國志》出於常璩，疑作頎為是。」[30]兩段敘述中的相同點是：一，先主薨後，越嶲、益州兩郡皆反，牂牁郡朱褒亦有反意。二，常房行部牂牁，乃諸葛亮所派遣，《魏氏春秋》雖未明言，但房乃益州從事，無州牧諸葛亮指派，不能私自出行。三，常房收朱褒主薄案問。四，朱褒殺常房並以此為借口反叛。不同點是：一，孫盛言常房殺朱褒主薄，常璩未言及此。二，最關鍵的是，孫盛言「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于越嶲，欲以安之」，而常璩同樣未言及此。在比較異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下孫盛和常璩的情況。兩人都是東晉人，生活時代幾乎相同，都與桓溫有交集。盛，太原人，性抗直，權臣殷浩、桓溫不能屈。所作《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以至桓溫竟以「關君門戶事」相威脅[31]，可見孫盛作史之「不虛美，不隱惡」。從裴注所引孫盛的議論來看，其人拘理近於迂執。不過，這樣的人，雖不適合出仕，卻最適於作史，蓋因其不以一己之好惡而左右史實也。常璩蜀人，桓溫伐蜀後入晉，居建康。東晉朝廷重中原舊族，輕蜀人。時常璩已老，又受歧視，遂懷憤裒削舊作，成《華陽國志》，旨在讚譽巴蜀人文地理，以反抗建康士流對蜀人的輕藐。孫盛屬北方士族，以晉承魏視為正統，所以對劉備、諸葛亮並無特殊情感偏愛。劉備託孤，陳壽稱為「君臣至公，古今盛軌」（《先主傳》），而孫盛稱為「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備之命亮，亂孰甚焉！」（《諸葛亮傳》）即王夫之所謂「亂命」者也[32]。諸葛亮為法正開脫，孫盛稱其「失政刑」（《法正傳》）。但孫盛對蜀漢及諸葛亮並無故意貶低，譙周勸劉禪降魏，孫盛大批特批，並引諸葛壯語「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稱「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譙周傳》）可見孫盛對諸葛亮雖無偏愛，亦無厭憎。惟其如此，才能據事直書，無所隱諱。況且誅徙常房子弟，屬於「妄殺」，遠甚於「亂命」，若無事實根據，孫盛豈能出此。（不過，《呂思勉讀史札記》第五六一則「讀晉書四」條頗持異議：「其人蓋非端士，而又矜懻尚氣。溫之於盛，不可謂不厚。盛或以嘗見收而有憾焉，著書以詆之，亦理所可有。」以為「《晉書·盛傳》之文，自《晉陽秋》『詞直而理正』以下，蓋別采一書，以廣異聞，與上下文不相連屬也。」）常璩以蜀人入晉，備受歧視，雖不敢以蜀漢為正統，然其於蜀漢舊情自是難掩。所作《華陽國志》，「乃考諸舊紀、先宿所傳並《南裔志》，驗以《漢書》，取其近是，及自所聞，以著斯篇。又略言公孫述、《蜀書》、咸熙以來喪亂之事，約取《耆舊》士女英彥，又肇自開闢，終乎永和三年，凡十篇，號曰《華陽國志》。夫書契有五善：達道義，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勛，而後旌賢能。」[33] 「第璩往在蜀，櫛沐艱難，備諳諸故事，更敘次顯挺年號，上以彰明德，下以治違亂，庶幾萬分有益國史之廣識焉。」（卷八《大同志》）則其述漢末三國時事，自以陳壽《蜀書》、《益部耆舊傳》為主要來源；觀其述先主、諸葛亮事，幾乎全取壽書可知。承祚之頌揚諸葛，自不待言；常璩既以弘揚蜀中人物為旨歸，而諸葛乃其中特出之俊傑，則其為尊者諱，乃「表功勛，旌賢能」、「彰明德，治違亂」題中應有之義。另一方面，常璩曾作《蜀漢書》（又名《蜀李書》、《漢之書》，乃紀成漢李氏之書），據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蜀漢書》以蜀比正統。降居江左改寫《華陽國志》時，不能不將此部大加改造。……在晉著書，勢所必然。究其內容實質，皆未失《蜀漢書》旨趣。」[34]同樣是在《序志》中，常璩感嘆：「恨璩才短，少無遠及，不早援翰執素，廣訪咨博，流離困瘵，方資腐帛於顛牆之下，求餘光於灰塵之中，劘滅者多，故有所闕，猶愈於遺忘焉。」一嘆寫作此書之晚，二嘆作於逆境之中，三嘆舊事不免遺失，則作者於故國之情依依可見。因此，常璩不寫常頎殺朱褒主薄，更無諸葛誅徙常氏子弟事，則或以族屬疏遠，其事難明，或以雖知其事，而關涉諸葛清譽，故曲為之諱雲。觀其寫孟達之事，即見其回護諸葛之意。再從裴松之方面看，裴注多引孫盛書和常璩《華陽國志》，則其於兩書之歧異牴牾處，自不容不知。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中說：「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註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採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兒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可見裴松之對待補註是十分慎重而客觀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列舉裴注的六個方面，就有「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和「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兩項。但裴松之在此處既沒有兩書並舉，也沒有分辨異同，而徑以孫盛書補之，並且態度激烈地對諸葛亮表示不滿。裴松之曾說：「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諸葛亮傳》評郭沖五事之五）對於孫盛著書是相當肯定的。我們知道，裴松之對諸葛亮一貫評價甚高推崇備至，其對於孫盛的此段記述，一定會慎重考察，評論也絕非唐突言之。況且裴松之久歷官場，「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又領國子博士，續國史[35]，其史學、史識俱可見。所以，裴松之對於此事的增補，我們沒有理由懷疑其真實性。[1]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裴注引《三輔決錄》，《三國志·蜀書·劉封傳》。[2] 《晉書》卷一《宣帝紀》。[3] 《三國志·蜀書·費詩傳》，李鴻說：「間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不復已已。」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孟達既是在試探諸葛亮對他先前叛逃魏國的態度，也在向諸葛亮獻媚示好，並由此做出是否重新與諸葛亮聯絡的決定。[4] 同上。[5] 《三國志·蜀書·李嚴傳》。[6] 《三國志·蜀書·費詩傳》，《諸葛亮集》52頁。[7]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裴注引《三輔決錄》：「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8] 這種情況是完全可能存在的，一是因為孟達本人實在不可過於信任，他既然能投漢，能降魏，當然也能連吳。二是上庸、新城位居魏、漢、吳三國交界之處，離吳國陸遜鎮守的荊州比離漢中更近，也更便於同吳國聯絡，陸遜不見得會放棄這個近水樓台的機會。《華陽國志》卷二《漢中志》載：「吳王孫權亦招之。達遂背魏，通吳、蜀。」《晉書》卷一《宣帝紀》說孟達「連吳固蜀，潛圖中國」，固然有誇大之嫌，不過孟達確實可能腳踩三隻船，同時為自己謀出路。[9] 《三國志·蜀書·費詩傳》。[10]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裴注引《魏略》。[11] 《三國志·魏書·劉曄傳》。[12] 《晉書》卷一《宣帝紀》。按：陳壽編次的《諸葛亮集》二十四篇中，有《與孟達書第十六》篇，可知諸葛亮與孟達的書信來往相當頻繁，當不止於《費詩傳》和《李嚴傳》所載，所以《三輔決錄》才說諸葛亮「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水經注》卷二七《沔水》也提到「孟達與諸葛亮書，善其川土沃美也。」這還是前期。後來，孟達兩次寫信給諸葛亮，諸葛亮似乎應有答覆，遺憾的是陳壽、裴松之完全沒有任何記錄，所以諸葛亮對孟達的真實想法和心態以及所採取的應對策略也就只能憑藉事實來判斷了。[13] 《晉書》卷一《宣帝紀》。[14]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三《槐西雜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5] 《華陽國志》卷二《漢中志》。[16] 《三國志·蜀書·劉封傳》裴注引《魏略》。[17] 《晉書》卷一《宣帝紀》。[18] 關於這次救助，田餘慶認為「亦有可議之處」，見《蜀史四題·劉封與孟達》，《秦漢魏晉史探微》第226頁注2。[19] 《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裴注引《三輔決錄》。[20] 《諸葛亮集》第246頁，出處為《太平御覽》卷三五九。[21] 《晉書》卷八二《司馬彪傳》稱彪「博覽群籍，終其綴集之務」。按：《彪傳》中僅列《莊子注》、《續漢書》和《九州春秋》三書，而裴松之注中引用尚有《戰略》和《序傳》兩書。《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史部列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九州春秋》十卷；卷三四《經籍志三》子部列司馬彪《莊子》十六卷、《兵記》八卷（一本二十卷），而無《戰略》。我疑此《兵記》與《戰略》為同一書。同卷另有《戰略》二十六卷，署為「金城公趙昛撰」，應為另一同名書。卷三五《經籍志四》集部列《司馬彪集》四卷。《舊唐書》卷四七《經籍志下》列司馬彪《兵記》十二卷，亦無《戰略》；《新唐書》卷五九《藝文志三》所記與《舊唐書》同。[22] 《華陽國志》卷二《漢中志》：「明帝太和初，達叛魏歸蜀。時宣王屯宛，知其情，乃以書喻之曰：『……諸葛亮欲相破，惟恐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迨易知耳。』」司馬懿這封試圖穩住孟達的信件同樣寫得極其譎詐。[23] 在《劉表傳》、《鍾繇傳》、《蔣濟傳》、《傅嘏傳》和《王基傳》中，裴注都引用了司馬彪的《戰略》；在《司馬朗傳》中，裴注則引用了司馬彪的《序傳》；此外，裴松之還多次引用司馬彪的《續漢書》和《九州春秋》，可見裴松之對司馬彪的著作是相當熟悉的。[24] 《資治通鑒》卷七O魏明帝太和元年，本段引述均出此。[25] 《蜀史四題·劉封與孟達》，《秦漢魏晉史探微》第227-8頁。[26] 《三國志·蜀書·後主傳》裴注引《魏氏春秋》，本段引而未注者均出此。[27]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28] 《資治通鑒》卷七O魏文帝黃初四年。[29] 《我的哲學的發展》第196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30] 《諸葛亮集》第251頁。盧弼《集解》中亦引《華陽國志》，以為常房即常頎。[31] 《晉書》卷八二《孫盛傳》，參見《建康實錄》卷九《孫盛傳》。[32] 《讀通鑒論》卷十《三國》第一〇節。[33] 《華陽國志》卷十二《序志》。[34]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前言》第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35] 《宋書》卷六四《裴松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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