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海瑞竟然還納年輕漂亮女孩為妾

70歲海瑞竟然還納年輕漂亮女孩為妾

來源：書摘

　　窮是清官最好的名片

　　晚清學者薛福成說，如果要評選中國歷史上的著名清官，他會投四個人的票:漢代的汲黯、唐代的宋璟、宋代的包拯和明代的海瑞。(《庸庵文補編》卷一)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汲黯和宋璟的名字比較陌生，即使開出一份個人履歷表來，大概也沒有耐心去了解清楚。因此，如果要評選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清官，相信絕大部分人會把選票投給包拯或海瑞。

　　清官，是清廉之官。但怎麼樣算清廉呢？清廉是個抽象的概念，就人們的感受來說，生活上的貧窮似乎更能說明問題。海瑞死的時候，在都察院(相當於監察部)工作的同事王用汲到他的家裡，翻箱倒櫃，僅找到十幾兩銀子，辦喪事的費用都得朋友們湊份子，可見他的確是窮，窮得讓人肅然起敬。

　　海瑞的同事中有一位姓陳的御史(相當於紀委的處級幹部)。陳御史經常讓差役拿著「紅票」到市場上去買米，只付市價的一半。這種做法當時很普遍，並不是陳御史一個人這樣干，老百姓對此是敢怒而不敢言。有一回差役奉陳御史之命去買米，剛好這個米店的經紀(經理)家裡有個見過點世面的何秀才，何秀才認為這不合理，便拿了「紅票」到都察院去告狀。海瑞得到狀紙勃然大怒，想加倍處罰陳御史，煞煞這種歪風。由於都察院的御史同事們懇切求情，陳御史終於免受處罰。但是海瑞卻採取了另一種懲罰方式:先是把拿「紅票」買米的差役打三十大板，革去其當差的資格，再把他枷號在陳御史辦公的衙門前，以羞辱陳御史。陳御史因此名聲不好，他對海瑞自然也是恨之入骨。到了海瑞死的時候，陳御史看到海瑞如此清貧，實在是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見剛峰受用之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於是說:「我不再怨恨他了。」(「回吾怨恨之心矣」)(周暉《金陵瑣事》卷一)海瑞的「清苦」終於感動了原來對他恨之入骨的陳御史，可見就清官來說，沒有什麼比他自己過著清貧的生活更具有說服力和感召力了。窮，是清官最好的名片。〔1〕

　　海瑞為什麼窮？按照吳思先生《潛規則》一書的解釋，這主要是明代的低工資制度惹的禍。清官不受外財，守著一份死工資過日子，而工資又低，那就只能窮了，這很好理解。進一步推論，因為窮，收入不夠用，只好去貪污受賄，因此低工資制度成了明代官員「當貪官的理由」，這也符合邏輯。但是，這個觀點卻是不能輕易相信的。

　　海瑞(1514—1589)做為政治明星的高調出場，始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出任浙江淳安縣令一職，這時海瑞已經45歲。淳安任上有一件非常著名的買肉事件，歷來將它作為海瑞貧窮的依據:「在浙江淳安當知縣的時候，窮得要靠自己種菜自給，當然更捨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親過生日，海瑞買了二斤肉，這條消息居然傳到了總督胡宗憲耳朵里。第二天，總督發布新聞說:『昨天聽說海縣長給老母過生日，買了二斤肉！』」(《潛規則?當貪官的理由》)此事見於《明史》記載，似乎沒有理由懷疑它的歷史真實性。問題是，海瑞是不是真的窮得買不起兩斤肉呢？

　　當時買兩斤肉需要多少錢？根據海瑞自己的說法，「豬肉二十五斤，價銀五錢四分」。也就是說買25斤豬肉需要0.54兩銀子，一斤為0.0216兩，換算成現在的人民幣，大概也就是9.6元，不到10塊錢。由於海瑞可能是回民(因為有人認為海瑞的曾祖父海答兒可能是回民)，我們假定他買的那兩斤肉是牛肉。當時牛肉的售價，是「牛肉二斤，價銀四分正」，一斤0.02兩，比豬肉還便宜一些，算下來每斤也就是大約8.9元，還不到9元錢。海瑞會窮到付不起18元錢買2斤牛肉給母親過生日嗎？

　　明代官員的正式工資很低，七品知縣「每年的名義工資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幣」，這個標準是明朝建國初期的朱元璋時代確定和執行的，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朝廷發給官員的俸祿並不是全額的大米，還有折色，「正七品的縣太爺每年實際領到手的是12石大米，27.49兩銀子，360貫鈔。(參見萬曆《明會典》卷三十九)這360貫鈔，名義上頂了36石大米(10貫鈔折俸1石)，但是較起真來，由於鈔法不行，貨幣嚴重貶值，這筆錢在市場上未必能買到4石大米。這樣計算起來，明朝知縣每個月的工資只有1130元人民幣。」〔1〕每個月1130元的工資的確不算高，但似乎不至於買不起十來塊錢的兩斤肉。

　　海瑞除了國家發放的工資之外，還有一些收入。海瑞老家有一些田產，據黃仁宇先生估計，總共是40畝光景。〔2〕40畝地租給別人耕種，地租一般是收穫量的一半，明代的海南(當時的廣東瓊州府)能夠種雙季稻(還有可能種三季稻)，按道理一畝地每年收一石米的地租總會有的，這意味著海瑞一家還有會二三十兩銀子的收入。

　　這是海瑞家庭收入的情況。支出方面，海瑞的家庭，我們假設情況和2006年底播映的電視連續劇《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所呈現的情況一樣，是海瑞夫妻兩人，和老母海太夫人及一個女兒，一家四口，三個成人一個小孩。這樣的一家人一年需要多少花費呢？

　　家庭基本花費不外吃穿住行等項。先說吃。按照明清時人的說法，成人一天需要吃1升米，一年需要3石6斗米。小孩的食量大概是成人的一半。海瑞的工資里有實發的12石米，已經基本上滿足三個大人一個小孩的口糧需要了。

　　再說住。海瑞在淳安縣令任上還享有一項重要的政府提供的福利，這就是住宅。帝國的官衙格局和北京的紫禁城一樣，在理論上各級官衙就是紫禁城的翻版，只是規模不同而已。淳安縣衙建築布局的圖樣還保存在著名藏書樓——寧波天一閣所收藏的嘉靖三年(1524)版的《淳安縣誌》裡面。從圖中可以看到，中軸線最北端的「知縣宅」便是縣令海瑞一家的住宅，這是一個獨立的院落，相當寬敞。院落與前面辦公事的大堂之間有一道門，人們所謂「走後門」，就是指繞過正堂，通過這道門，進入官員的私宅。縣令住宅的裝修和傢具，所有費用都由政府提供。在這麼大的院落里，如果海瑞對欣賞花草沒有興趣，當然可以把花壇和空地整出來種瓜種菜。南方氣候溫暖，隨便扔一顆種子都能發芽成長，所以他不怎麼需要到菜市場上去買菜。事實上，許多與海瑞同時代的人都有過海瑞「種菜自給」的說法。有些材料甚至還說，海瑞不僅在衙門空地里種菜，還種稻種麥子，縣衙成了試驗田。

　　解決了吃和住這兩大問題，日常生活中剩下的便只有相對來說不那麼重要的穿和行了。當了官之後出行有官方的驛站，不需要自己掏錢。關於穿，當時的絹一匹不過值0.7兩銀子，和一石米的價錢差不多，布一匹則只值一石米價錢的20%。〔1〕在穿的問題上海瑞的確很馬虎。嘉靖四十年(1561)冬天，海瑞到北京聽候吏部考核，去拜見原來的福建教育系統老領導(學政)、現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吏部侍郎)的朱鎮山的時候，朱部長看他在寒冷的冬天還穿著一件絲質的破袍子，就說你即便是窮，也不至於窮得連一件官服也置辦不起吧！海瑞聽了，便去置辦了一件用黃石絹做的衣服。

　　我想無需再去仔細考證海瑞一家四口人一年需花多少銀子了。《紅樓夢》里的劉姥姥一家，有劉姥姥和她的女兒、女婿及兩個孫輩孩子，家庭結構和上述假設的海瑞家庭結構很相似，劉姥姥感慨說，賈府吃一頓螃蟹花了二十幾兩銀子，「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家人過一年了」(第三十九回)。如果以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間做為劉姥姥生活的時代，那麼曹雪芹寫《紅樓夢》的乾隆時代銀子已經比海瑞在淳安當縣令的時候貶值得多了，兩相比較，海瑞當官的收入可以比已經過上小康生活的劉姥姥一家還要寬裕得多。

海瑞當年生活的淳安雖然比較偏僻，但屬於江浙一帶全國經濟比較發達、生活水平比較高的地區。這個地區的生活費用，有不少研究可以證明。有幾位學者曾推算過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費支出，大致是:1.每年每戶(以一家五口計)日常生活所需口糧為15—18石(以常年米價1石值銀1兩為準，約需銀15—18兩)；2.副食(包括油鹽菜蔬之類)，全年每戶支出約需銀7兩；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約需銀3兩；4.燃料每年支出約需銀3兩。這樣，全年生活費支出為30兩銀子光景。〔2〕從專業的研究結論來看，《紅樓夢》里劉姥姥說的話大致是可信的，而海瑞任淳安縣令的時候米價又相對便宜(一石米可能不到0.7兩銀子)，銀子的購買力比較強，因此可以說海瑞一家的生活並不困難，甚至已超過小康水平，根本就不會買不起兩斤肉。這樣就有了一個疑問:如果按照《大明王朝1566》所呈現的家庭結構，《明史》的記載顯然就有問題。那麼到底是誰的問題？海瑞的窮是不是真的？

　　海瑞的私生活

　　問題出在《大明王朝1566》的編劇似乎不想按照歷史的真實情況來寫劇本。也許，真實的東西不夠感人。海瑞家庭的真實情況與電視劇裡面的情況相差很大。

　　海瑞四歲喪父，由母親一手帶大。海家三代單傳，家庭關係比較簡單。但是，在海瑞的妻妾問題上卻顯得迷霧重重，異常的複雜。

　　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說海瑞「曾經結過三次婚，又有兩個小妾」。這個說法為許多著作所繼承，比如易中天的《品人錄》。以黃仁宇先生歷史學家的素養，「三妻兩妾」之說自然是有根據的，根據是海瑞同鄉、侄女婿梁雲龍所寫的《海忠介公行狀》。但是，同樣是這篇文章，也提到了有人說海瑞娶過六次七次妻妾，甚至以此認為海瑞在這一點上「認真太過」——意思大概是有點花心了。另外，攻擊海瑞的人還有「九娶」的說法，並說海瑞自己年紀很大了(「瑞已耄」)，還娶年輕漂亮的女孩子做小老婆(「妻方艾」)。〔1〕《萬曆十五年》的說法不妨認為黃仁宇先生是相信「五娶說」。而「六娶七娶說」和「九娶說」有沒有依據呢？從可靠的史料來看，海瑞先後有過三位夫人，又至少納過三個小妾，因此「七娶」、「九娶」雖不能確定，「六娶」則是完全成立的。

　　海瑞的第一位夫人姓許，兩人什麼時候結的婚現在已弄不清楚，能夠知道的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海瑞34歲的時候，許夫人被海瑞休棄了。在那個時代，一個女人被休棄是莫大的羞恥，何況這時候已經育有兩個女兒，讓一個女人離開自己生養的兒女必然也是莫大的痛苦。而且，似乎許夫人還在經濟上吃了虧，為此，她還告過海瑞。

　　許夫人到底是什麼原因被休，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條？從「以大故所出婦許氏」的提法來看，許夫人似乎有過什麼大差錯，但是所謂的「大故」到底是什麼呢？也許是沒有生男孩，海家無後，這是比較靠譜的理由。是否如此已經無從查考。不過許夫人年紀尚輕，生育問題似乎不成理由。

　　另一種原因，也是許多人曾經猜測的，可能是她與海瑞的母親海太夫人之間的婆媳矛盾有關。這樣的事，在著名的漢代長詩《孔雀東南飛》里有過詳細的描述，在單親家庭中是一種比較常見的現象。問題在於，許夫人如同不幸的劉蘭芝，海瑞是不是也有焦仲卿那樣的感情？歷史材料顯示，海瑞並不是焦仲卿，他是個著名的孝子，他永遠是無條件地站在母親這一邊的，這就決定了海家的媳婦不好當。

　　海瑞和許夫人離異之後，又娶了潘氏夫人。但是，潘夫人到海家之後不到一個月又被休棄，休棄的理由不得而知。

　　接著海瑞又娶了王氏夫人。王夫人比較爭氣，在海瑞到達淳安之前兩年為海瑞生了個兒子，取名中砥。海瑞到淳安任上之後的當年，王夫人又為海瑞生了個兒子，取名中亮。王夫人還生了個女兒，不過什麼時候生的不太清楚。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海瑞被調到北京戶部(財政部)工作，海太夫人不喜歡到寒冷的北方去生活，海瑞沒有辦法，只好讓王夫人攜同二男三女扶侍海太夫人從海瑞在江西興國縣令的任上南歸，而海瑞則帶了兩個僕人北上任職，這一年海瑞52歲。於此可知，當年海瑞任淳安縣令的時候，他身邊至少已有兩個已經十幾歲的女兒，和兩個年幼的兒子。

　　王夫人於隆慶二年(1568)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去世，據海瑞說是生病死的，但也有人說是自殺的，《萬曆十五年》說王夫人「於1569年在極為可疑的情況下死去」(1569年的說法有誤)。在王夫人去世前11天，海瑞的妾韓氏上吊自殺。這兩件事聯繫起來，使海瑞的家庭生活變得撲朔迷離。韓氏為何自殺？王夫人到底因何而死？這些事已經成了歷史之謎，但海瑞在官場上卻有了非常不好的名聲。〔1〕這時候的海瑞在南京任正四品的通政司右通政(相當於副省級幹部)之職，他是半年多前才到南京來的。那麼，海瑞納韓氏為妾可能是在北京，也可能是到南京之後的事，無論哪種情況，韓氏跟隨海瑞的時間都不算長。

　　必須交待的一件事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月海瑞上了震驚朝野的尖銳批評嘉靖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治安疏》而在次年二月下獄，兩個兒子就在這一年死了，一個11歲，一個9歲，而海瑞已經54歲了。可以想見，這個打擊對海家來說會是怎樣的致命。妻死妾亡，海瑞的心態如何呢？據一封寫給朋友的信件透露，海瑞說自己「每一思及，百念灰矣」，可見他未必是人們想像的那種無情之人，對妻妾也不是沒有感情。而釀成這樣的家庭悲劇，癥結可能還是出在已近八十高齡的海太夫人身上。

　　海瑞還有一妾姓邱，史料中只說她為晚年的海瑞生了一個兒子，但長到三歲就夭折了。

　　海瑞於隆慶四年(1570)四月申請退休，獲准後離開南京回家鄉瓊山閑居，從此離開官場15年，直到萬曆十三年(1585)正月已經73歲時才重新回到官場，到南京任都察院右都御史及吏部右侍郎之職。邱氏什麼時候所納史無明文，或許是海瑞在家鄉閑居時所納，但萬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海瑞死的時候有「二媵四仆」〔1〕。媵是側室，也就是小妾。這二妾中有一個可能是邱氏，另一個則可能是重回南京後所納(因韓氏已死)。當然，也不排除這二妾中邱氏不在內的可能。假定這二妾一個是邱氏，一個便是政敵攻擊海瑞時所說「瑞已耄，而妻方艾」的那個「方艾」的女孩，那麼海瑞也已經有過三個小妾，這樣「六娶說」就不是高估，而是有確切證據的最低估計。

　　海瑞已經70多歲了，頭髮已白，在這樣的年齡納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為妾，雖然這在帝國時代也不算是什麼稀奇事，但畢竟也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政敵以此來責備海瑞，即使是那些為他辯護的人，對此也只好避而不談。海瑞身邊至少已有一妾，他還要納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孩為妾的正當理由是什麼呢？也許是為了傳宗接代。本來這些事只是海瑞個人的私事，他人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三四百年之後的我們更沒有必要重提這些陳穀子爛芝麻，但是這涉及海瑞貧窮的原因問題，因此是不能迴避的。要知道，納妾是要花錢的，這錢從哪裡來？娶妾要有經濟基礎，不僅娶的時候要花錢，進門後的用度也要花錢，海瑞有這樣的經濟基礎嗎？

　　明代納妾的身價如何呢？在明代，如果要贖買一個色藝俱佳的名妓為妾，通常需支付千兩白銀的身價。明末的那些秦淮名妓，恐怕還不止這個價。一般的情形，如《金瓶梅》告訴我們的，收婢女為妾約需50兩，如果是討一個妾，就要百兩以上，一般需要300兩銀子光景。這是明代的數據，清代的情況類似。比如康熙時候在蘇州買妾或奴婢的價格，少的是140兩，多的需450兩。(康熙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王鴻緒奏摺)晚清同治、光緒年間，名士李慈銘在自己的日記(《越縵堂日記》)裡面詳細記下了自己三次買妾的花費:1.同治四年(1865)，娶歌女張珊，銀400圓，犒賞16圓；2.光緒四年(1878)，買席氏，花銀130兩，另付媒婆賞錢、道喜錢等項，共費銀134.6兩、錢60000文(當時京錢16250文約值銀1兩)；3.光緒十三年(1887)，納王氏，花銀180兩。可見當時娶妾至少得花一百多兩銀子。從總的情況看，海瑞用在娶妾上的費用不會少，即便只有三次，怎麼說也總要三四百兩銀子。這對只取有限的法定工資的海瑞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與他的生活貧困不能說沒有關係。要知道，這些費用差不多是一個七品縣令十年的工資了。

　　回到海瑞淳安任上買二斤肉給母親作壽的事上來，這事還是有可能的。因為這時海瑞身邊除了自己、老母和夫人王氏之外，還有許夫人所生的已經長大的兩個女兒，她們都有十幾歲了，以及兩個幼小的男孩。這麼一家人需要幾個僕人，還有奶媽、婢女等等。這麼看來，這個家庭至少有十來個人。這麼多人只是靠海瑞的12石米、30兩光景的銀子和老家40畝地的田租過日子，日子不好過便很好理解了。海瑞只能精打細算過日子，工資不夠花銷，在縣衙後院種點蔬菜瓜果也是很自然的事。

　　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是海瑞在這樣的家庭收支結構中居然還能省下錢來。從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二月出任福建南平縣教諭，到隆慶四年(1570)四月申請退休，海瑞當了十七八年的官，回到家鄉瓊山時用「祿入」所得120兩銀子買了一間房子。以海瑞的家庭花銷與俸祿所得進行比較可以知道，一般情況下他是不可能有多餘的銀子的，那麼這120兩銀子到底是怎麼省下的也就成了歷史之謎。

朱元璋的理由

　　海瑞的家庭生活說明，不能簡單地把海瑞的窮歸因於俸祿的微薄。同樣，在考查明代官員貪污的原因的時候，也不能簡單地把他們的貪污歸因於「薄俸」(低工資)制度。如果你認為高薪才能養廉，那你就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什麼樣的工資標準才算高？高到什麼程度才能保證官員不貪污？

　　明代的俸祿標準是朱元璋時代確定下來的。問題在於，朱元璋在制定工資標準的時候，難道會不給他手下的官員基本的生活費？這不合情理，顯然也是不可能的。朱元璋認為，他給官員的工資是夠他們養家糊口的。

　　朱元璋出身底層，完全了解下層百姓生活的艱苦。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他頒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名為《醒貪簡要錄》，教材裡面詳細地計算官員所得的俸米如果摺合成稻穀是多少、按照平均畝產折算需要多少畝地、農民耕種這些地需要花費多少勞力等等，希望通過「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式的憶苦思甜教育來喚醒官吏們的良心。

　　《醒貪簡要錄》歷史上不知道是否有單行本傳下來，在明代流傳頗廣的百科全書(當時的類書)《三台萬用正宗》裡面能夠看到一些內容，這些內容記載的是正一品官員俸祿的演算法。正一品官員的俸祿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折算成稻穀，需要2620石(稻穀輾成米有較大損耗，從這裡提供的數字看出米率只有40%)。要生產2620石的稻穀，需要用田873畝。種田需要耕牛，按一頭牛耕地50畝計算，需用牛17頭。田間勞作方面的人力花費，按一個人種田15畝(書中誤刻為50畝)計算，需要57個人耕種。收割之後，農夫挑一擔(未脫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穀，所以需要6550挑(書中誤刻為6050挑)。如果從田裡把稻禾挑到打穀場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來回就是2里，這樣算下來為了挑擔就得走13100里。

　　因此，正一品官員俸祿每月87石米，看起來似乎不多，但為了這份俸祿老百姓卻不知要花費多少勞力和辛苦。光是挑擔就是一個萬里長征的路程，你能說這不辛苦？「如此筋骨勞苦，方得許多糧米」，朱元璋反問:「你們這些當官的拿著朝廷的優厚俸祿還不滿足，不肯為老百姓造福，一味貪污腐敗，破壞朝廷法度，那麼到時候被殺頭抄家，還能怨別人嗎？」

　　反腐教材的演算法讓人觸目驚心，但是似乎也沒起到多少效用。在制定和頒布《醒貪簡要錄》之前，朱元璋對大臣們說過一番語重心長的話:「四民之中，士最為貴，農最為勞。士之最貴者何？讀聖賢之書，明聖賢之道，出為君用，坐享天祿。農之最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及至秋成，輸官之外，所余能幾？一或水旱蟲蝗，則舉家皇皇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艱，至有剝刻而虐害之，無仁心甚矣。」(余繼登《皇明典故紀聞》卷五)在《醒貪簡要錄》中，朱元璋又拿坐辦公室的人員和「披堅執銳，卧雪眠霜，不勝勞苦」而每月只有一石米工資的士兵，以及沒有時間耕種自己的土地，「如此艱難，猶且趨事赴功，不敢有違」的驛站人戶做對比，指出「各衙門吏員止是書寫，夏坐涼房，冬居暖室，比當軍、當站的十分安閑」，如此「心尚不足，仍復貪贓壞法，百般害民」，朱元璋覺得他實在不了解這些坐坐辦公室而享用朝廷俸祿的官吏們還有沒有一點體恤百姓的良心。

　　這麼看來，朱元璋當時制定的官吏俸祿標準也是有他合理的依據的，不能說是違背人情事理，對官吏要求太過苛刻。朱元璋認為官員「若將所得俸祿養家，盡自有餘」。以七品縣令的工資標準而言，月薪是7.5石大米，一個成人的月需米量不過3斗，7.5石大米是25個人的口糧，你說它低了，那麼要多少才算高呢？縣令年薪90石米，與正一品高官相比，只值其年薪的1/12，與其月薪87石米差不多。但按照《醒貪簡要錄》的演算法，也需要70多畝地、5個農民專門為之生產，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而生產這些米的農民「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的辛苦更不用說。

　　明代及以後的人認為明代官員俸祿低得留譜，連著名思想家顧炎武都感嘆「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日知錄》卷十二)，除了主觀方面從士大夫的立場出發之外，還有這個俸祿標準執行不到位等各方面的客觀原因。俸祿標準雖然以米石來計算，但發放時卻沒有全支本色米石，而是執行了「鈔俸折色」的政策。「鈔俸折色」實際上使官員的薪水打了折扣，特別是在中央財政緊張的時候，七折八扣的結果是官員工資大大縮水。

以海瑞在淳安任上為例，年薪如果全支本色，那麼90石米按時價每石0.7兩銀子計算會有63兩，而實際上海瑞領到的是12石大米、27.49兩銀子和360貫鈔。鈔已經很不值錢，嘉靖七年(1528)官定的鈔銀比價是鈔每貫值銀0.009兩，到了嘉靖四十五年，一貫鈔僅值銀0.0002兩。如果以鈔每貫值銀0.009兩來計算，360貫鈔值3.24兩銀子，按市價可以買到4.6石米；如果以鈔每貫值銀0.0002兩來計算，360貫鈔僅值銀0.072兩，只能買到0.1石米，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海瑞在淳安的嘉靖三十七年，我們從優計算，就當這360貫鈔可以買2石米，這樣算下來總共得到的大概也只有53石米或37兩銀子，還不到全支本色薪水的60%。這就是說，工資至少縮水了四成。本來可以養活10個人的工資現在只能養活6個人了。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是薪酬標準不變而物價增高受到的影響。

　　一般來說，帝國前期物價水平比較低，銀子的購買力比較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發展，人口增長，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同樣的工資，實際購買力已大大降低。這是官吏工資縮水的另一個表現。以米價為例，明前期的宣德、正統年間一兩銀子可買4石米(《明史》卷七十八)，而中期一石米值銀五錢是「江南之平價」，海瑞生活的嘉靖、萬曆時期米價是每石六七錢銀子光景。到了明末，崇禎五年(1632)上海的米價還是一兩銀子一石，到了崇禎十二三年，已經漲到一兩八九錢才能買一石米。(葉夢珠《閱世編》卷七)至於到了崇禎末年一石米需要十幾兩銀子，那屬於非常狀況，不能用正常情況來討論。銀子購買力降低了，而薪酬標準沒有相應調高，同樣的薪水大大縮水。

　　一方面是「鈔俸折色」，一方面是物價上漲，而薪酬還是兩百年前的老標準，萬曆時代的帝國官員叫窮可以說是情有可原。但是，要說這工資是窮得沒法過日子，或者是工資低而導致貪污腐敗，卻還是要慎重一些。要知道，官員的窮，是不同於老百姓的窮的，相對於他們龐大的家口和喜歡娶年輕漂亮女人為妾的興趣，無論多少工資都是不夠的。因此，迫使官員尋求法定工資之外的錢財的，首先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庭制度。

　　工資要養多少人

　　中國歷代人口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古代戶均人數為5人左右。海瑞在淳安的時候，淳安一縣有11371戶，46505口，平均每戶4口，而官員的家庭人口則遠遠超過了這個平均數。海瑞的家庭結構已經相對簡單，但也已不止十口，其他官員的家口龐大可想而知，《紅樓夢》中的賈府為我們提供了一幅生動的圖景。

　　根據日本學者衣川強先生的估計，宋代官員家庭平均為30人光景。宋代是中國歷史上文化昌盛發達的時代，眾所周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有六位生活於北宋。他們之中有幾位偶爾也談到自己的家庭情況。比如王安石說靠自己的俸祿為生的有數十人；蘇軾在被貶官的路上，攜家挈口，跟隨左右的還有20餘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楊億說有30餘人依賴自己生活，石介說有50多人，張耒、陸遊則說過靠自己的俸祿生活的有10人。因此，大略估計一下，宋代官員的家庭平均是30人光景。

　　明清時代的家庭人口與宋代是不是一樣呢？按道理來說應該是一樣的，但是史料表明似乎明清時代的官員家口絕不止30人。以清代為例，在乾隆七年(1742)進士考試的殿試試題中，乾隆說「凡州縣蒞任，其親戚僕從仰給於一官者不下數百人」，就是說靠一個州縣官員生活的有數百人之多。乾隆的這個說法自然不會是信口胡說，因為這個說法還有幾個人說到，甚至還不止數百人。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御史劉子章上了一份奏摺，說:「臣見外任官員，除攜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數百人」(《節僕從以省擾累疏》，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卷十六)。就是說，不算官員的妻兒兄弟等直系親屬，僅僅是為其家庭服務的家人奴僕就有數百人。乾隆年間人阮葵生也說:「近日州縣長隨，多者數百人矣。」(《茶餘客話》卷四)道光、咸豐時期的王侃則說，漢代的制度是諸侯王可以有奴婢二百人，關內侯三十人，而現在州縣的長隨，「多者過於漢之列侯，少亦過於關內侯」(《放言》卷上)。「長隨」，是官員的僕人。數百人之說似乎尚不算是過分，還有更為危人聳聽的，如說督撫「置買奴僕太多，有至千人者」(福格《聽雨叢談》卷五)。〔1〕

為了控制官員的家人數量，朝廷不得不正式發文，如康熙四十一年吏部議准:漢族地方官所帶奴僕，總督、巡撫限50人，布政使、按察使限40人，道台、知府限30人，同知、通判、知州、縣令限20人，州同、縣丞以下限10人。這是奴僕，是男性家人，女性家人即僕婦、婢女也按這個標準執行。以上的標準是針對漢族地方官的，而旗人的標準又不一樣，總督、巡撫的家口是不得超過500名，其他官員在漢族官員的基礎上准予增加一倍。(《清聖祖實錄》卷二○八)這就是說，一位七品縣令，如果他是漢族的，他所帶的僕從可以是男性20人、女性20人，共40人，而滿族官員則可以達到80人。但是，這個標準中的僕從好像還是不完全的，因為咸豐、同治時期人福格在其所著《聽雨叢談》中說，「廚役等不在此數」，就是說管飲食等方面的人員不算在內。那麼，即使嚴格按照康熙四十一年確定的標準來執行，一個縣令的僕人少說也有幾十個。事實上，恐怕許多縣令會突破康熙四十一年的標準。雍正六年(1728)曾任山東新泰縣令的朱成元被查處，抄家的結果是朱縣令家口總共有86人，考慮到朱縣令是旗人(見乾隆《蒲台縣誌》，朱縣令的事詳見本書《送禮政治》一文)，86人中包括直系親屬，因此僕從可能沒有超標，但接近超標的限度了。

　　這樣問題就出來了，我們知道，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官員待遇最好的朝代，那麼宋代官員的俸祿夠花了嗎？僅以養活家口而論，研究者得出的結論就很悲觀。衣川強先生的結論是這樣的:「能夠全賴俸給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說，純靠俸給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1〕這就是說，哪怕宋代官員的薪水很高，而平均家口以30人計，按照當時的物價水平和消費項目來計算，一般來說宋代官員的俸祿仍然是不夠養家糊口的。這是一個讓人沮喪的結論。它似乎證明，中國歷史上的官員貪污(如果獲取法定收入之外的收入都算是貪污的話)是必然的，無論工資多少都是沒用的，哪怕是調整到像宋代那樣給國家財政造成很大負擔的標準，仍然不能使官員養活他們的家人。

　　帝國在這裡陷入了困境。帝國財政不僅要養活官員本人，還要代他們養活家口。如果帝國官員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樣平均每戶只有5口人，那麼事情還好辦。問題是，帝國官員們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為之服務的奴僕，還要過上舒適甚至奢靡的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多少工資才夠他們用？

　　因此，認為哪朝哪代工資低而導致貪污的議論是可以商榷的。因為工資高低固然對官員生活有點影響，但在官員的家口、生活水平沒有辦法約束的情況下，工資永遠都是不夠的。如果工資不夠就能成為「當貪官的理由」，那麼這個理由永遠存在。如同我們在海瑞的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樣，儘管七折八扣之後工資大大縮水，但如果海瑞的家庭和帝國的老百姓一樣只有5口人，那麼淳安縣令的工資已經足夠養家了，日子還會過得不錯，根本就不存在買不起兩斤肉的問題。海瑞如果能夠免俗，少納一個小妾，日子也會過得好一些，不至於到死的時候才留下十幾兩銀子。

　　從官員的家庭生活來看，我們發現帝國存在重大的危機，也可以說在這個看似平常的地方，卻隱藏著歷史的機奧:按照朱元璋的邏輯，他已經按超過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標準向縣令支付工資，但是一個縣令家庭，直系親屬有10個人光景，奴僕人數按清代限制奴僕的法令中的最低標準40人來計算，他實際需要養活的是50個人。以5個人生活的工資應付50個人的生活，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他實際的收入必須達到法定收入的10倍才行。如果以縣令做為官場的平均標準，那我們就可以得出一個推論:整個官場的收入必須是法定薪酬總額的十倍，才能讓官員家庭過上基本的生活。由這一點就可以知道，官員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動力有多大，要想讓官員不貪又有多困難。

　　當然，這是對絕大多數官員來說的，有些人家境特別好，或者家庭結構特別簡單，生活又極其簡樸，那麼他可以不貪，這種情況雖然存在，但不是主流。絕大多數人的情況是和海瑞相似的，家裡有幾畝薄地，有條件讀點書，然後通過科舉出仕為官，從宋代開始，這種情況就是主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