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旁觀之「中國哲學、美學精神：儒釋道與人事」

——中國哲學、美學精神：儒釋道與人事——

哲學是文化的底色，美學是文化的氣質。

中國因有文字、史學的連續性，所以，文化一脈相承，從自然基因（地域性生產生活），產生文化基因（由生產生活經驗和習慣造成的禮儀、政治、家庭等）。

目前史料而言，中國由文字記載的文化（相對的是不由文字來表述的文化，比如建築藝術、音樂藝術、繪畫藝術等）發源於「河圖洛書」，最終是易學。

【通常講的文化，是生活的符號化記錄，有遺迹、器具、圖案等及其背後的生活方式，心裡模式。】

陰陽，而生變化；天地人，而生八卦。

陰陽，即上下，漲跌，進退也，在一事一時之判斷。

世有三才：天地人，各有陰陽，合而生八卦。

這是中國原始社會幾千年（甚至幾萬年）的經驗總結。

進入前4000年，文明加速，因人口、技術、管理方式的變革，部落之間有了交融。

從此開始，中國政治文明進入早熟期。

不同於由貿易而生成的城邦文明，中國是由婚姻家庭部落而出現的宗族政治，推演而生國家。

把家庭的管理方式用於國家，底色是血緣親情熟人關係，最終「發乎情，止乎禮」，而從治理方式，是家長制（因為他佔有最多的經驗、資源），而生獨裁，但此獨裁，又是從天地人出發，形成禮制，而有獨裁。

不是個人意志的泛濫，而是集體智慧的執行。

【所以，我認為中國是最早的公共經濟的治理典範】

禮制，理也！

除過外用的衣冠文物之外，在此，只分析理的根本。

事，有個人和集體之分，所以，學術亦是。

從易而下，有道家，儒家和外來而內化的佛學。

至於各家學術，都是對世界、人生和人事的研究，從而形成立身理念、政治理念、社會理念，並且，形成具體的儀式、動作，植入到個人和集體的生活方式和心智模式中。

所以，各家學術在儀式、動作甚至理念方面多有不同和對立，甚至水火不容，但是，根本來說，道家、儒家和佛學沒有區別，他們在根本理念上是相通的。

【見《金剛經》】

以下，對各家學術的相通部分進行闡述，也對其不同與對立的地方進行解析。

道家，重在天道，道法自然，其行其思也是因天時、借地利、使人和。

用不好，則是大奸大偽。

從易學，到老子，孔子和莊子，及其出的法家、兵家，都是實用主義者！

但是，中國歷史每到動亂的關鍵時刻，都是道家人物來撥亂反正的。

而對於人生，道家也是通透的，是人們自救的良藥。

儒家，側重人事，仁義忠恕，其是中華文脈的傳承者，從家庭到國家的理念架構和行動路徑，都是他們來規劃設計。

儒家的學術源頭要說是周易，還不如說是周禮，孔子的道學研究並沒有在他的傳人中傳述。

後世儒家已經變異，他們勇於去面對實際問題，而吸納各家精華，特別是宋代理學和陽明心學。

因為儒家人物大多都是參與了各朝代的政治實踐，所以，他們既要在學術中精進，又要在實踐中取捨，但都是問題指向的，而這個問題更多的是人事。

佛學發源於印度佛陀，發揚於中土，成為中國隋唐以後的第三支學術力量，既為儒道輸入新鮮血液，又汲取儒道血液，相互交融。

因為，它上可問道，下可處事。

三家學術從大處看，對天地世界的認知都是相通的，認知邏輯也是相通的，一同造就了華人的人生和社會底色。

不同的地方在哪兒呢？

世有儒教，道教和佛教，內部也有很多宗派，這就是區別，主要是學術的應用方面。

這些學術應用的不同，對我們的人文氣質造成很大影響。

先秦的審美是自然之美和人倫之美，而後世學術明朗後，各家學術對審美產生了很大影響。

道家的回歸自然和儒家的對人倫之美的極端強調，都產生了「美之為美，斯惡矣」的效應。

佛教的宗教迷信，在宋代之後濫觴，掩蓋了佛學的光輝。

中國美學最美的時代是唐宋，衣冠文物，詩詞歌賦，書畫棋茶，包容開放，各家融合，都是直指問題【人事】本身，在這種審美的心理促動下，對中華文明做出了最豐富最高度創造性貢獻。

中國哲學和美學的精神，是對人事的關注，是對治世的追求，既通達，又精微。

而制度源於人事。

中國長期的人類社會實踐，留給世界的是寶貴的財富！

【近代人說，我們要民主，要自由，其實，中國歷史上就實踐過】

人事，既反求諸己，又訴諸於外。

自我，是個精神的獨立體，上可達天聽，下可齊家國，既有社會理想的抱負，又有人情冷暖的溫情。

外界，是個家國天下的圈子，內有感情，外有利益，既要「發乎情」的忠己恕人，又要「止乎禮」的利益往來。

人的好壞，因其視角而評判，視角者，忠孝、誠信、仁義。

而人事，往往忠孝不能兩全，愛情與事業悖道，親友天下（仁義）不能兼顧。

史家評論往往給予歷史人物多視角的評論，這既體現了中國人文精神的通達，也能看出中國價值觀的多元，處處體現對人的尊重。

當然，歷史上更多的是因時因事而論，奸臣也有孝義，昏君亦是情種。

而宋代理學之後，文化凋零：元人悲戚，明人量小，清人狹隘，民國亂世，當代迷茫，多為理學仁義所主，世事多為被動。

目前，所繼承的人文制度，已是多次未有之大變局的結果（宋人崖山訣別，明帝煤山自裁，清室城下逼宮，民國退守一隅）。

首先是地理氣候的變化、人口和技術的變化，其次是外來的衝擊（從番薯、玉米等引進，到國際貿易、宗教文化、軍事技術、政治理念等的衝擊），最後是我們對這些變化、衝擊的反映，沒有足夠的快、沒有足夠的深、沒有足夠的主動。

所以，作為後人的旁觀者，筆者認為，中國大陸中心（地理）和中華文化中心（人文）給我們帶來的既是福祉與榮耀，又是慘淡與感傷。

中國文化自唐宋已降，近1000年，到目前，也該是復興的時刻。

如何復興？

不照搬、不固守、不盲從，理清我們的底色與氣質，讀懂當下的人事，從人事出發，對婚姻家庭、社會經濟、政治外交等，以根本為宗旨，以小事為動作，點滴創造（復興），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