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中產階級

當下中國，一個因掌握知識而擁攬財富、因標榜自由而傾情消費、因嚮往民主而踴躍建言的可觀群體，一股促使社會結構形態日趨「橄欖化」的有生力量，伴隨著30年的改革浪潮，闖入大眾的視野，常謂之「中產階級」。今天，我們設問未來中國改革之路，中國中產階級的沉浮是無法迴避的檻兒，而左右其沉浮的自變數和因變數則首當其衝，需作透析。本期，我們特邀幾位多年來致力於中產階級研究的學者，他們以嶄新的視角、理性的筆觸，為我們描繪了一幅中國中產階級乃至中國明天的藍圖。

　　——主持人：李梅

　　中產階級與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

　　□周曉虹，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8年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30周年。在這樣的背景下，討論這場影響廣泛且深遠的社會轉型運動與中國中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之間的聯繫，無論從理論還是從現實的角度來說都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在許多地方都曾申明，儘管全球中產階級的成長大多和工業化有著必然的聯繫，但由於政治、經濟和文化諸多方面的原因，1978年前中國的工業化並沒有造就一個特定的中產階級。

　　變化發生在1978年。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改革開放運動。此後的30年中，在科學技術發展、經濟體制改革和越來越急速的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中國大陸不僅基本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完成了20世紀的巨人鄧小平提出的一系列偉大設想，使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連續30年一直以10%左右的增長速度狂飆突進，從2683億美元上升到近3.5萬 億美元；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這個古老的國家發生了令人矚目的社會轉型。正是這種社會轉型及由這種轉型帶來的社會生活多方面的變化，使中國中產階級的出現和成長成為現實。

　　孕育中國中產階級的第一個現實變化是，1978年後政治的清明和寬鬆，國家和社會關係的重新調整，使得市民生活能夠從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分離出來，在一定範圍內出現了哈貝馬斯所稱的公共領域。回到30年前，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首先出現的一個有意義的政治變化，是1979年後中共中央宣布為地主和富農摘帽，並結束先前的「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代之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變化，伴以社會生活中的其他改變尤其是職業的分化，使得中國社會的分層得以從「符號性」的階級標準轉向職業標準，而這正是中國中產階級得以出現的前提之一。

　　孕育中國中產階級的第二個現實變化是30年中中國經濟持續穩固的發展。在這30年的變化中，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第三產業規模的擴大、市場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都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中國中產階級的出現和成長。對造就中國的中產階級來說，經濟的增長是一個基礎，但國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個直接的因素。事實上，1980年我國居民收入佔GDP的比重為57%，1993年上升到71%，預計2010年將上升到81%，這意味著國家的經濟成就將更多地轉化為民眾手中的財富。同樣重要的是，在2004年3月舉行的全國人大十屆二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草案）》，將第十三條「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正式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其實，在此之前國家推行的發展私有個體經濟的政策，已經從一個側面肯定了私有財產的合法性，並且這一政策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孕育中國中產階級的第三個現實變化是，文化的多樣化和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變。1978年前，在文化和文藝只能為政治服務、只能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的時代，工農兵文藝和文化的唯一性和正統性，不可能賦予中產階級（即使在經濟收入上存在這樣一個階層）任何文化內涵，而這種文化的多元性和對多元文化的寬容性也恰恰是在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的30年中獲得的。另外，大眾教育也是新興中產階級職業興起的一個主要社會條件，因為這些職業需要教育系統提供的技能。1978年後，中國高等教育增長的成就有目共睹：1977年，中國大學招生28萬人；30年後的2007年，中國大學招生567萬人。僅僅30年，中國大學招生人數提高了整整20倍。與此同時，這30年中，中國教育的經濟回報率也在不斷提高，1990年代後期就已經達到6~7%（即多受一年教育者其收入增長6~7%），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這一切都為中產階級尤其是高新技術領域的新中產階級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和壯大不僅成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社會一道壯麗的景觀，事實上也左右了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儘管有學者認為，中國中產階級依附於政治權力，且沒有「群意識」、「沒有政治參與的管道和能力」，但如果我們不將政治參與狹隘地理解為政權或政黨運動，而是寬泛地理解為制定、貫徹、影響或改變公共政策的活動，那麼中國中產階級的政治功能是顯而易見的。中國中產階級現在不僅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力量，而且由於中產階級隊伍的不斷壯大，藉助教育的普及和大眾化、社會流動的頻繁和正常社會晉陞制度的建立，也使不同階級、階層間的衝突和摩擦獲得了現實的降解。中產階級不僅通過業主委員會、維權小組等組織形態，通過網路平台，圍繞涉及自身利益的特定問題（如城市開發、房屋拆遷）顯示了行之有效的行動力量；而且對涉及城市和社會發展的一般問題，也表達了自己的聲音。從早幾年的「孫志剛事件」到近年來的廈門PX項目的廢棄，中國中產階級的意識和行動都體現出了某種先鋒性。可以設想，隨著中國中產階級的不斷成長、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健康而現實的民主政治的建構也不會永遠停留在藍圖之上。

　　中國中產階級的經濟功能似乎無可爭議。這個被稱作「中等收入群體」的階級或階層，不僅是市場經濟的直接參与者和建構者，事實上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城市化和現代化。人們現在或許已經注意到，自1990年代後半葉起，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和急速的城市化進程之間已經顯示出十分密切的互動關係（有意思的是，在中國，現在這兩個過程的年增長率都在1%）。並且在這兩者之間，我更願意認為，是中等收入群體或中產階級的擴大，推動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另外，中產階級在消費上的突出作為，同樣推動了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商業社會的到來。中產階級在消費上的前衛性，他們所追求的消費的符號意義，以及文化資本的含量，起碼促進了中國產業的分化，導致以信息服務業為主導的第三產業正以超過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一日千里。

　　既然談到文化資本，同樣不能否認，中產階級還有著鮮明的文化功能。說中產階級具有鮮明的文化功能，究其根本是因為中產階級尤其是新中產階級，本身就是憑藉文化資本或社會聲望在現代社會分層體系中立足的。如果說，文化資本如布迪厄所說，首先「是以教育資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那麼，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帶來的高等教育的擴展，確實為中國中產階級的文化資本的積累打下了最初的基礎。中國中產階級的快速增長，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文化的僵化和意識形態控制，促進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對多元文化的寬容，而且使中國人開始了追求生活方式的生活。進一步，中產階級的日常文化消費實踐，還通過電影、電視、音像、網路和報刊等媒介手段，直接促成了以大眾文化製造和傳播為目的的文化產業的崛起。中國人的生活開始變得有聲有色、豐富多彩。

　　除了上述功能以外，中國中產階級還具有對其他更廣大人口的工作和生活方面的示範作用。這種示範作用，在改革開放之初，倡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之時，鄧小平就已有預見。他寫道：「一部分人生活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中產階級的示範作用對更廣大的勞動人口的意義，在於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收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靠自己的「個人奮鬥」或「工作——收入」的模式獲得的。他們改變了勞動或工作的形式（從體力勞動到腦力勞動），但沒有顛覆勞動或工作的意義和價值。在我們進行的調查中，單憑白領或新中產階級比普通的草根大眾睡得更少、焦慮感更高這兩點，就能夠準確地對他們的工作或勞動進行量和質兩方面的度量。因此，在我看來，在國內進行的多次職業聲望調查中，與新中產階級有關的職業之所以都能獲得較高的評價，不僅是因為這些職業都具有較高的文化資本含量，而且也是因為它們沒有偏離中國人鄙夷不勞而獲的傳統價值觀。

中國中產階級的存在應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儘管它像中國的股市和樓市一樣，可能也有著或多或少的泡沫。但對這個新興的階級或階層而言，我的態度一直十分鮮明：一方面，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剛剛開始邁出自己的步伐，即使以單一的經濟收入為指標的話，目前中產階級的人口最多不過佔總人口的20%，如果按每年1%的增速計算，20年後也不過40%，它的增長具有相當的上升空間。另一方面，我也從不幻想中產階級的成長就能夠解決中國社會的全部問題。為此，在指出中產階級成長的美好前景的同時，我們也一再提請整個社會關注與中產階級的健康成長有關的各種問題，包括解決在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的同時財富分配的極度不均問題、解決龐大的農村人口對工業化的要求和壓力的問題，以及解決與中產階級成長相關的意識形態難題。如果不能順利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不僅會困難重重，作為改革開放的產兒和受益者的中產階級，本身還有可能首先成為社會不公的替罪羊。從早幾年就出現的對機關公務人員的不滿，到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對包括醫生、法官、律師甚至教師在內的專業人員或標準「新中產階級」的詬病，都說明我們的擔憂並不是一種憑空的臆想。由此，我們認為，通過包括分配製度、稅收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手段縮小貧富差距，在現在這個經濟社會發展的緊要關口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如果我們不想預支未來的發展空間，就應該給尚未步入中產階級的廣大人口以更多提升生活水準的空間。我們希望看到，在21世紀，在中國的農民通過工業化不斷進入城市的同時，中國工人階級和普通市民中的大多數也將進一步改變他們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成為尚為數不多的「中產階級」或中產階層中的一員。

　　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的研究界定

　　□張宛麗，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西方社會理論中關於中產階級的概念一直眾說紛紜，迄今沒有一個清晰、嚴謹的界定，以至於被稱為「中產階級的混亂」。這與該階級構成的特質、社會功能的複雜性，以及各民族社會結構變遷的獨特性有關。對中產階級的研究界定，不同的社會理論及流派，雖然依據其特定的理論立場和解釋視角各持己見，但對其結構特徵亦有某些共識。那麼，當代中國社會是否產生了一個中產階級？社會功能狀態如何？這些問題成為近些年相關研究爭論的焦點。爭論皆源自於對中產階級階級邊界的把握和構成特徵的不同認識，更因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的獨特經驗而增加了其界定難度。從目前的爭論看，對中產階級的研究界定可能涉及到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中間階層」與「中產階級」的關係？二是中間階層是社會實體還是社會文化現象？三是其是全國性的還是區域性的？四是規模觀還是功能觀？①限於篇幅，這裡僅集中討論前兩個問題。

　　「中產階級」——社會中間層

　　在西方社會理論中，最早出現的「中間階級」一詞可能應算是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的有關論述。在他眼中，「中間階級」是具有相同的經濟基礎和經歷者，他們已形成了共有的社會政治態度、價值觀、生活方式，是一個明顯地區別於社會下層和上層的社會中間實體。他認為，城邦社會結構中的這一「中間階級」，對社會穩定和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我們現在所講的「中間階級」或曰「中產階級」 一詞，是從西方社會理論轉引過來的，一般是指西方社會現代化結構變遷過程中出現的成為社會發展中主要社會力量的社會中間層；正是這一層級的出現和作用，改變了主要依賴於權力及先賦因素的極端不平等的社會資源分配機制，致使傳統社會中的少數上層統治下層的不平等的金字塔型的社會地位層級結構，轉變成為中間階層佔大多數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結構，社會中間層開始成為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社會力量。而從西方社會結構變遷的演進看，大致經歷過新、舊中間階層的歷史性替換，即新中間階層代替舊中間階層成為社會中間層的主體的過程，亦被稱為「白領革命」。

　　丹尼斯·吉爾伯特、約瑟夫·A.卡爾認為，「舊中間階層」通常指產生於前工業革命初期諸如小農、店主、獨立經營者等小資產者和自雇者，他們以自己所擁有的財產所有權獨立經營藉以謀生。對於「新中間階層」的界定，在不同學派的理論中，頗有差異。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或曰「後工業社會」中「靠工資謀生」、以佔有較多的知識資源為資本提供勞動的各種、各級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公職人員，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階級論中被稱為「新小資產階級」、「新中產階級」，而在多元社會分層理論中則被稱為「中產階層」、「新中間層」。然而，研究者們對「新中間階層」的特徵在一些方面仍取得了基本共識，其最核心的特徵是他們不直接佔有生產資料，而更多依賴「組織資本」（即管理權力）和「文化資本」（即專業技能），通過市場交換獲得社會地位。

　　中國的情形如何呢？基本的研究認為，伴隨著改革開放而來的社會結構變遷，出現了一個類似於西方現代化社會變遷中的「新中間階層」②。

　　是社會實體還是社會文化現象

　　C.萊特·米爾斯認為，「新中間階層」 概念表述的是在工業化社會結構中的社會地位分配系統上，分布於競爭性較強、市場回報較高、具有特定社會影響力的一些不同職業群體，在職業收入、權力、聲望、教育等社會資源的分配中處於大致相同的社會中等水平地位狀態的一個異質性的地位群體集合。其構成具有一定的「異質性」是界定該階層邊界的一大困難之處。

　　換言之，對「新中間階層」邊界的認識和爭論始終存有兩大傾向：一是社會實體傾向，即認定其是一個可辨識其邊界（儘管這一邊界具有模糊之處）的社會實體階層；二是文化解釋傾向，即認為「新中間階層」是一種以特定社會文化理念建構和詮釋的社會文化現象。主張「社會實體」者，大多從「階級是社會經濟關係的客觀反映論」入手，辨析「新中間階層」的社會結構位置及其社會功能。於此，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及其後的新馬克思主義（以下簡稱新馬），還是韋伯主義及其新韋伯主義的社會分層研究者，均依據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及其變遷歷程發現了這樣一個階級或階層的存在。只不過，對該階級的形成，在馬克思主義一系（包括新馬）看來，社會生產資料的控制及其轉換是更具根本意義的；而在韋伯主義一系（包括新韋伯主義）看來，還有市場機會、權力和社會聲望等多元因素的共同作用。主張「社會文化」建構和詮釋者（如那些主張語言學轉向的歷史學家），則普遍認為，「是一種集團文化建構了其成員經歷的實際」，因而，他們強調「中產階級的認同感」——諸如價值觀、行為方式等——的明確表達「造就」了中產階級的歷史敘述。

　　上述這兩種對中間階層邊界的認識爭論，其實質關係到階級形成的解釋，前者論點可謂之「階級是社會經濟實際的反映」，而後者論點則是「階級是社會建構的產物」。約翰·斯梅爾敏銳地看到了這兩者的認識皆有偏差，「為了消除這兩種階級概念之間的緊張關係——形成一種解釋社會經濟實際而不是受社會經濟實際決定的階級理論」，他借鑒布迪厄、吉登斯、薩林斯以及格爾茨的思想中有關文化和文化變遷的概念，發展出「階級形成的文化理論」，以研究和認識「中產階級」的形成和社會文化功能。他指出：「階級經歷應該看成是一個集團理解自身經濟和社會關係的產物，而不是社會關係本身」，「階級經歷也是一種文化建構」；同時，「階級意識應當看成是與有關人員的社會經歷相聯繫的事物」。他強調，「儘管這種階級形成的文化理論對於所有的階級分析都是有效的，但是他在澄清中產階級起源方面特別有用」，因為他發現，在諸如有關英國中產階級形成的研究成果中，「儘管構成中產階級認同感的一系列價值觀、態度、行為方式和世界觀等關鍵因素在18世紀確已形成，但人們卻難以識別這些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所附屬的一個一致性的社會實體。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分析的意義重大，因為它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到特定的社會經濟環境與階級認同的關係上來，階級認同正是在這種環境中得到了明確的表達」。

借鑒斯梅爾的有關思路，我們不難看到，時下對中國中間階層形成的一些研究之所以會在「是社會實體還是社會文化現象」上纏繞不清，可能與我們如何把握和認識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及其階級關係演變的獨特經驗有關。有人曾形象地說過，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中，在過去「消滅了階級」的時期搞了「階級鬥爭」，而在當下出現了「階級」的時候卻又不講階級（分析）了。的確，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社會分化，已將原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去階層化」的結構一變而為「階層分化加速、明顯」的社會結構。眼下，我們遇到的問題：一是1949年以前的私有關係的「舊傳統」與改革開放前的「共產主義新傳統」，和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實踐及其群體記憶的斷裂和重新整合問題；二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所呈現的時空壓縮型急劇變遷形態下，慮窮思富、發財致富的社會心態和「有閑文化」 ③間的張力（即是一種文化建構的張力）；三是權力壟斷與社會資源再分配機制的複雜關係。

　　孫立平認為，改革開放早期，經濟體制變革所釋放的「自由流動空間」和「自由流動資源」，在社會經濟關係上打造了一個「中間階層」賴以發育的社會經濟實際世界；消費社會的出現，也使我們觀察到一個類似西方工業化社會結構變遷中的「新中間階層」破繭而出。然而，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來，「錢權交換」及其精英聯盟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社會資源再分配向著有利於權力者和「政策精英」傾斜。於是，中間階層的發育遭遇「精英排斥」的陷阱。一時間，「中間階層存乎」又成為一個焦點話題。我以為，除了看到社會經濟關係變化的實際作用外，在認識當代中國中間階層形成的過程上，斯梅爾的「階級經歷也是一種文化建構」的觀點是有一定解釋力的。以「精英聯盟」排斥中間階層發育為例，前者排斥後者，除了以其行政賦權所掌握的權力資源為基礎外，更可以在「共產主義新傳統」中長期以來形成的特權階級的文化經歷上構築「權威優勢」；而後者所要挑戰的不僅僅是一個「權力優勢」者的社會經濟實際世界，還是一個已經具有相當成熟的階級文化經歷的「老手」，而其自身尚未形成統一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倘或需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曲折的社會認同過程。就此而言，分析社會資源分配機制的變化，追蹤這一新階層發育過程中與社會上、下層的關係演變，關注其階層文化的形成經歷和階層構成的獨特性，應是今天該研究的著力之處。

　　注釋:

　　①所謂「規模觀」，這裡特指那種以人數多少、規模如何來估量中間階層的前景和作用的認識；所謂「功能觀」，特指以中間階層所具有的獨特社會功能而非單以數量規模認識其社會結構意義。

　　②本文秉持作者的一貫理解，使用「新中間階層」這一稱謂。

　　③「有閑文化」常被視為中間階層形成的一個識別標誌。民間一說為「有錢、有閑和有權」是當今中國的中產者。

　　中間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

　　新的問題和視角

　　□李路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間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是有關中間階層研究中的主要問題，也是中國社會轉型研究所面臨的重要挑戰。我將暫時擱置有關中間階層界定、中間階層異質性等等方面的爭論，而是將中間階層視為一個整體，討論在中間階層社會—政治功能研究上需要推動的「問題轉向」。

　　大量的研究和現實都已經表明，中間階層具有多面向的社會—政治功能，例如，中間階層是一個保守的階層，具有「穩定劑」或「緩衝器」的社會功能；或者是一個激進的階層，成為社會—政治變革的重要力量；有時在某些社會和某個時期，它又表現出很強的依附性，即依附於威權、甚至是獨裁的政體。在這一點上已經無需再多的討論或爭論，因為各種功能特徵都是事實。因此，現在的問題是，鑒於中間階層在現實中所彰顯出來的不同功能特徵，有關中間階層社會—政治功能的討論，應該實現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即從爭論中間階層的單一功能特徵維度轉變為分析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條件下，中間階層會彰顯出某一社會—政治功能，以及不同功能特徵的轉變。在我看來，這一「問題轉向」對於相關研究來說更具意義。

　　而討論這一新問題的理論前提是對於中間階層基本性質的分析，因為中間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是基於其基本性質在不同社會環境條件下的產物。

　　中間階層作為一個社會位置的概念，可以從多種維度進行界定，例如，收入（財產）、職業、生活方式或消費方式、主觀認同、社會關係等。無論是何種維度，其核心都是社會等級秩序中的中間位置以及與上、下階層的關係結構。可以說所謂「中間階層」就是「嵌入」在過去的兩分等級結構中所形成的三分等級結構。中間階層多維度的社會—政治功能特徵就根植於這種特定的社會位置中。它們在社會等級秩序中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和上、下階層的關係構成了中間階層「矛盾特徵」的基礎。

　　此外，中間階層功能特徵的多維性質，不僅源於它們在複雜社會關係結構中的位置，還來自於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間階層的弱小和壯大意味著它生存的社會空間和社會影響力都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如果上述關於中間階層基本性質的分析是成立的話，我們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上分析在什麼樣的社會環境條件下，中間階層有可能彰顯某一社會—政治功能。這是一個涉及眾多複雜因素的問題，但藉助於「理想類型」的方法，我們可以根據一些典型的個案資料，建立起一個理想類型式的分析框架，一方面將新的分析思路清晰地表達出來，另一方面在新的視角下將需要關注的因素提取出來，構成進一步分析的基礎。

　　經濟發展、政體性質和社會的秩序化程度等三個因素，構成了中間階層最基本的生存環境和社會空間，因而也構成了影響中間階層社會—政治功能彰顯的主要社會環境因素。隨著這些環境因素相互關係模式的變化，中間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也會發生改變。

　　1.經濟發展。現代經濟發展過程具有三個方面的意義：首先，經濟—技術的發展都會導致社會結構的變遷，隨著經濟發展過程的更替，每一個社會階層的相對位置和相互之間的關係，都會隨之發生變化，甚至是根本性的變革。其次，經濟發展意味著中間階層的形成和發展，原本一個兩分的結構日益轉變為「三極化」的結構。再次，正因為如此，經濟發展的遲緩或「中斷」將會直接影響中間階層的生存和利益。所以，現代經濟發展不僅是中間階層存在和發展的基礎，而且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中間階層也會彰顯出不同的功能特徵。例如，我們在某些新興工業化社會所看到的中間階層由依附到激進的轉變。

　　但是，再沒有把經濟因素和社會—政治現象直接聯繫起來更為簡單的社會科學分析了。經濟發展無法直接解釋不同國家（地區）中間階層所彰顯出的社會功能特徵：一方面，經濟發展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制度結構背景下實現；另一方面，社會—政治現象，除了受到經濟發展的因素影響之外，還會受到其他方面因素的影響。中間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的彰顯同樣如此。

　　2.政體。在經濟發展的背景下，一個國家的政體對於中間階層所彰顯的社會—政治功能具有重要影響。政體可以被區分為「民主政體」和「威權政體」兩種基本類型。我們可以在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分別考慮兩種政體的影響或意義。

　　在「民主政體」下，權力結構及其等級秩序是通過公民及其（利益）組織公開、合法、有序和競爭來建構的，因此，政體對於社會結構具有較高程度的響應性，即政體對於社會狀況的變化做出相應的反應，制度安排相應發生變化。在這樣的權力結構和等級秩序下，雖然在中間階層上面還存在一個上層階層，但是，其相對獨立性在相應制度安排中是有保證的，其特定利益是可以預期的，並且可以將這種社會位置在代際之間延續下去。因此中間階層更有可能成為米爾斯所說的「政治後衛」，或人們所使用的其他一些概念，如「穩定器」、「緩衝層」等。 「威權政體」意味著國家保持著對社會較高程度的影響和干預，在很大程度上控制著各種社會組織、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在威權政體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對於中間階層社會功能的彰顯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在經濟發展的前期階段，中間階層將隨著經濟發展的過程而逐漸發育和成長，但因為其發育、成長都依賴並得益於威權政體主導的經濟起飛和增長過程，因而總體上表現出依附性特徵。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隨著中間階層的壯大，其相對獨立性和利益日益凸顯，因而導致與威權政體的矛盾和衝突，其「激進」的反體制特徵及其社會功能就有可能開始彰顯。

　　3.（社會）秩序化。社會秩序表現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和各個層次。從社會分層的角度看，等級秩序（包括分層秩序，或者階級秩序、階層秩序）是社會秩序的基本內容之一。無論是在威權政體還是民主政體下，「秩序」和「混亂」都是可能存在的社會狀態。

　　在有秩序的狀態下，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的政體背景下，中間階層有可能表現出保守或激進的特徵。儘管激進的中間階層運動在一定程度上伴隨著對秩序的破壞，但這樣的激進運動大多是一種低度混亂的運動，不是對社會等級秩序的顛覆。社會無秩序不僅會影響經濟發展過程，而且更有可能威脅到中間階層賴以生存的社會等級秩序。因此，當中間階層不足以主導社會秩序時，它就有可能彰顯出「依附性」的特徵，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反而會表現出強烈地藉助於威權主義恢復社會秩序、維護經濟發展以及自身發展的傾向。

　　在這樣的環境模式下，中間階層的功能特徵可以得到基本確認，並且給出了這些環境變數與中間階層不同社會—政治功能的邏輯聯繫。但是，社會、經濟和政治之間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關係結構。上述分析只是指出了決定中間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的基本模式，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許發揮了更加直接的影響，例如，意識形態、國際環境以及中間階層本身的因素等。一句話，中間階層不同的社會—政治功能是社會環境模式的產物。

　　眾所周知，當代中國社會不僅是一個處於高速經濟發展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社會，而且還是一個正在經歷漸進式制度轉型的社會。這意味著中國中間階層的社會環境和社會空間都有著自身的特殊性，從而對它的社會來源及結構、形成過程、行為取向和社會功能等都將產生直接影響。例如，對於中間階層來說，高度集中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或「總體性社會」，其所形成的中間階層的社會環境與社會空間完全不同於市場經濟背景下的社會；「轉型過程」本身就意味著新舊體制的並存，以及舊體制對當前社會環境的重要影響；而中國持續高速的現代化過程又推動了中間階層、特別是新中間階層的迅速壯大。中國中間階層所面臨的是一個帶有特殊因素的環境模式，這一模式最終決定了中國中間階層的社會—政治功能。

　　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

　　□李春玲，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新中產階級持有什麼樣的社會政治態度，一直是中產階級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研究者們尤其關注的問題是，新中產階級在推進民主政治方面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國內研究者對這一問題一般持兩種相反的觀點：一派觀點認為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的推動力量，中產階級的興起必然引發政治民主變革；另一派觀點則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政治上較為保守，他們是社會政治穩定的基礎。後一種觀點的理由是，中產階級是經濟改革的極大受益者，他們基本上支持政府實施的經濟改革政策，並且希望政治維持穩定，以保障經濟穩定增長和他們個人收入的穩定增長。還有另一理由是，中國中產階級的核心部分是為政府工作的公務人員、由政府控制和提供經費的各類事業單位（如學校、醫院、研究機構等等）的專業技術人員和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及專業技術人員，這導致了中產階級在整體上與政府具有緊密的聯繫，對於國家有較強的依賴性。

　　上述兩種觀點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是：中國社會正在興起的中產階級究竟是促進社會政治穩定的力量還是引發社會政治變革的力量？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GSS對社會各階層的社會政治態度進行了全面的考查（數據分析結果參見表1），從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作為中產階級主體部分的新中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態度的傾向，以及與其他階層的異同，進而我們也可以推測中產階級在當前的中國社會可能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一、 對個人生活現狀的滿意度最高，但安全感處於中等水平

　　我們通過兩個態度指標——個人生活感受和安全感——來考查新中產階級是否比其他階級更加地安於現狀，也暗示著他們在政治上是否趨於保守和希望維持現存秩序的穩定。

　　表1列出了五個階級的個人生活感受的平均得分，得分最高的是新中產階級，得分最低的是工人階級，其餘三個階級（企業主階級、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得分相差不多。很明顯，新中產階級對個人生活現狀的滿意度最高。70.9%的新中產階級聲稱過去五年他們的生活水平上升了，這一比例在五個階級中最高；只有7.5%的新中產階級表示他們的生活水平下降了，這一比例是五個階級中最低的，其他四個階級成員中聲稱生活水平下降的比例是新中產階級比例的兩倍或更多。對未來五年生活水平的變化，68.6%的新中產階級認為他們的生活水平會上升，這也是五個階級中的最高比例；只有6.3%的新中產階級認為生活水平會下降，除了企業主階級以外，這一比例是最低的。不過，在安全感方面，新中產階級並不是最具有安全感的人群。五個階級相比較而言，新中產階級的安全感與工人階級類似，處於中間水平，企業主階級和老中產階級的安全感較高，而邊緣中產階級最缺乏安全感。

　　二、對政府的信任度較高以及對社會現狀的評價較好

　　對政府信任度和社會現狀評價這兩個指標，是為了考查各階級對現任政府執政的綜合評價，並且檢測新中產階級是否對政治現實具有比其他階級更強烈的批評傾向，從而暗示他們是否有可能成為推進政治變革的力量。

　　研究表明，新中產階級對政府的信任程度與其他階級沒有差別，綜合來看，五個階級都顯示出對政府較為信任的態度。新中產階級對中央政府持信任態度的比例高達94.1%，對地方政府的信任比例為73.3%，對政府新聞媒體的信任比例為74.4%，對信訪組織的信任比例為61.5%，對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的信任比例為58.5%，對法官和警察的信任比例為65%。其他各階級的相應比例與新中產階級極為接近。對於社會現狀的評價，五個階級也沒有顯著差異，新中產階級與其他階級一樣對社會現狀的評價是「略感和諧」。新中產階級認同社會形勢穩定的比例為80.2%，此比例略高於其他階級；新中產階級認為當前社會和諧的比例為75.2%，此比例與其他階級類似，只有工人階級的比例略低。

　　

　　從上述兩個指標來看，新中產階級對於現任政府和現存社會政治秩序的評價是較為肯定的，這意味著新中產階級並沒有強烈的動力去改變現狀。不過，這樣的結論是否與中產階級在公眾輿論和網路媒體上表現出對政府的諸多批評和不滿相矛盾呢？

　　近幾年來，大眾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是對政府的住房政策、醫療政策、教育政策以及收入分配調節政策的指責，這些批評浪潮的主要推動者是中產階級——包括新中產階級、邊緣中產階級和中小企業主。對這些批評和指責的內容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批評想要達到的目的是企圖影響政府決策者去調整、修改或強化相關政策，而非意圖改變現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甚至，這些批評是要求政府對相關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進行更多的干預和更強化的管理。這也說明，中產階級可能對政府寄於更高的期望和更多的要求，他們批評政府的具體政策而並不攻擊現存政治制度，表明他們基本上是相信政府能夠解決這些問題的。 　三、國家權威意識較弱和政治民主意識較強，但不主張實行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

　　新中產階級對現任政府的較高程度的信任，是否意味著他們認同國家的絕對權威地位，從而缺乏民主意識呢？或者與之相反，他們是否比其他階級具有更強烈的民主意識而可能成為推進民主進程的力量呢？

　　國家權威意識這一態度指標的測量結果顯示，新中產階級在國家權威意識認同方面與其他階級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新中產階級的國家權威意識最弱，邊緣中產階級也比較弱，而另外三個階級對國家權威的認同程度較類似。比較五個階級對上述六個觀點的判斷，我們可以發現，新中產階級比其他階級具有更多的民主意識。對於「國家大事有政府來管，老百姓不必過多考慮」這一說法，新中產階級僅有20.5%的人表示贊同，邊緣中產階級有23.5%的表示贊同，而其餘三個階級贊同比例在35%~36%之間。對於「民主就是政府為人民做主」的說法，新中產階級的贊同率是48.2%，邊緣中產階級的贊同率是57.8%，其餘三個階級的贊同比例在66%~71%之間。對於「老百姓應該聽從政府的，下級應該聽從上級的」說法，新中產階級的贊同率是42.7%，邊緣中產階級的贊同率是50.7%，其餘三個階級的贊同比例在60%~62%之間。對於「政府搞建設要拆遷居民住房，老百姓應該搬走」的說法，新中產階級的贊同率是38.8%，邊緣中產階級是41.6%，其餘三個階級的贊同比例在48%~49%之間。對於「老百姓交了稅，政府愛怎麼花就怎麼花」的說法，五個階級的贊同率都很低，新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的贊同比例分別為8%和8.5%，其餘三個階級的比例大約在14%左右。而對於「黨和政府是有辦法管理好我們國家的」的說法，五個階級都表示高度贊同，贊同率在91%~93%之間，新中產階級與其他階級沒有差別。

　　綜合這些數據來看，新中產階級的確具有比其他階級更強的政治民主意識，但同時他們對國家權威的認同也並不是很低，這一點與他們對政府較高程度的信任有一定關聯。另外，新中產階級對於政治民主有一種矛盾心態。一方面，他們普遍讚賞西方的政治民主體制，尤其是那些因工作、求學或旅遊出過國的人，他們對於現存政治體制中的一些不民主做法而導致的貪污腐敗、濫用職權和決策失誤等現象表示不滿。但另一方面，較少有人認為中國需要立即推行西方的民主制度。

　　他們提出的一種解釋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太適合於中國這樣的國家——人口眾多、地域遼闊、地區差距巨大和情況複雜；或者，至少西方的民主制度不太適合於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還比較低、人們的文化素質還比較低等等。新中產階級的普遍看法是，目前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有可能引發社會政治局勢的動蕩，而這將影響經濟增長。還有些新中產階級成員認為，政治民主制度是遲早要實現的，是一種發展的大趨勢，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逐步地、漸進地推進，政府正在推進這一進程——如提高決策的透明度、增加民眾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渠道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新中產階級成員並不認為他們個人需要做出什麼努力去推進政治民主進程，他們也沒有迫切的或強烈的願望要改變現有的政治秩序。然而，當政府推行的某項政策影響到了他們的經濟利益、或者某些利益集團損害了他們的經濟利益時，他們則有可能採取行動維護他們的利益，比如對房地產開發商、物業管理公司、通訊公司（涉及手機和網路收費）等壟斷行業的企業（涉及汽油價、電價、水價和其他公共服務收費），以及相關政府部門（涉及稅收、房屋拆遷、市政道路規劃和建設等）施加輿論壓力或採取抵制行動。

　　綜合上述各方面對中產階級社會政治態度的考察，我們可以說，就目前來看，正在興起的中國中產階級是促進社會政治穩定的力量，他們是近年來高速經濟增長的極大獲益者，他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顯著提高，預計未來一段時間裡他們的生活水平還將繼續顯著提高。在這種狀態下，中產階級表現出對政府較高程度的信任和對社會現狀的較好評價，同時他們也希望現存社會政治秩序能夠維持穩定。

　　另外，中產階級也顯示出較強的民主意識，包括社會政治生活的參與意願和自身利益的維護意識，這使他們對政府政策有諸多批評和監督，但這些批評和監督總體上是有利於現存體制的改善，而不是破壞和摧毀現存體制。

　　不過，需要注意的一個問題是，中產階級目前持有的社會政治態度是以其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和經濟的高速增長為前提條件的，如果經濟形勢出現波動而影響了中產階級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社會政治態度也有可能發生變化，比如，今年以來出現的股市波動和物價上漲就對中產階級的心態有些影響。

　　注釋：

　　① 表1中的五個階級分類是EAMC項目（東亞中產階級國際比較研究）中的中產階級分類，其中：「企業主階級」是指私營企業主，「老中產階級」是指個體工商戶，「新中產階級」是指中高層白領從業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邊緣中產階級」是指下層白領從業人員，「工人階級」是指藍領從業人員。廣義的中產階級概念包括了「企業主階級」、「新中產階級」、「老中產階級」和「邊緣中產階級」，狹義的中產階級概念主要是指「新中產階級」。

　　文化資本與新中產階級

　　□王浩斌,《南京大學學報》編輯、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後

　　周曉虹認為，中產階級從其英文字面上看，指的是那些在社會資源的佔有上處於社會結構中間層的階級。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社會資源佔有的最主要表現方式是什麼呢？更進一步說，對於社會學的研究來說，以一種什麼樣的理論範式來理解和把握人們對社會資源的佔有方式，正是我們研究社會結構和界定中產階級的關鍵所在。

　　在西方中產階級理論中，名聲最大的是米爾斯所主張的新老中產階級交替論，它認為中產階級的發展變遷體現為「從財產到新的分層軸線——職業的轉變」。從一個更大的歷史視野來看，不管是以財產（老中產階級）還是以職業（新中產階級）來進行社會分層，它所反映的都是一個社會結構的「現代性變遷」問題。從經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來看，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之變遷的現代性問題，可以轉換為封建社會的崩潰和資本主義的興起這個命題。從資本主義興起這一邏輯思路出發，現代社會的結構分層問題，以及人們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的不平等地位，都可以從「資本」的角度進行分析。正如布迪厄所提出的：「社會世界是一部積累的歷史，如果我們不把生產關係簡化成行動者之間瞬間機械平衡的不連續系列，如果我們不把行動者僅僅看成可以互換的粒子的話，那麼，我們必須把資本的概念和伴隨著這一概念的積累物及其全部效應重新引入社會世界。」「除非人們引進資本的所有形式，而不只是思考被經濟理論所承認的那一種形式，不然，是不可能解釋社會世界的結構和作用的。」

　　在馬克思看來，現代社會中資本的最核心本質不是物，而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即以生產資料所有權為表現形式所承擔的社會關係。從生產資料所有權這一角度來進行社會分層，我們便可以發現，一個社會的權力結構關係總是可以分成所有者與勞動者，比如，在當代社會中，我們依然可以明確地區分出老闆與打工階層。而從擁有資本（社會權力）的角度來看，現代社會中的新中產階級的產生，與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所導致的社會權力再分配直接相關。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經濟關係相對簡單，整個社會也很容易區分出資本家與工人兩大群體，而隨著現代社會的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管理、知識、技術等要素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社會權力不再完全集中在資本家手中，而是為管理階層所分享。由於現代社會中的管理和技術階層群體不斷壯大，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階層，這就導致了新中產階級的誕生。從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看，這個新興的社會階層並不掌握生產資料，所以不屬於資本家階級，但他們又不同於傳統的、從事體力勞動、僅僅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工人階級。這個新興的社會階層大部分從事的是腦力工作，而且穿著體面、收入豐厚，從他們身上已經看不到早期無產階級一無所有的狀況。 這個新興社會階層的階級歸屬問題，曾引發了第二國際內部的理論紛爭。對於伴隨著德國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的新型熟練工人、經營輔助人員、經理及工頭、白領階層、公務人員等薪金僱員，盧森堡等人認為，雖然這些薪金僱員工作體面、身著西裝領帶，與傳統紳士有幾分相像，但他們仍然不佔有生產資料，是無「產」者，所以仍然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考茨基與盧森堡的立場比較接近，他把薪金僱員稱為「硬領無產階級」，認為他們雖然工作體面、收入頗豐，但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兩極化的階級格局。而從考茨基所稱的「硬領」概念中，我們卻依稀可見後來「白領」概念之雛型；因為所謂的「白領」，指的便是穿著硬領白襯衫，系著領帶、領取薪水的非體力勞動者。作為社會民主黨右翼的伯恩斯坦認為，階級的分化主要體現為貧富之間的分野，而不是所有權爭奪。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不是瓦解這個社會，而是要不斷努力使工人從無產階級的社會地位向「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上升。在伯恩斯坦看來，白領僱員數量的增長和多樣化反映了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經濟地位的改善，工人階級正向著他所說的「中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上升。

　　從第二國際內部對薪金僱員階級歸屬問題的討論來看，其關鍵點還是在於管理階層到底有沒有資本。然而，資本本身卻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呈現出多樣化的表現形式。在馬克思那個時代，資本主要體現為生產資料。後來隨著科技革命的深化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複雜化，科學技術、管理、文化等成為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成為了「第一生產力」。在此背景下，技術、知識、文化等構成新的資本形態，以致在知識經濟時代出現了「知識資本家」。考茨基與伯恩斯坦所爭論的深層次問題在於對現代社會中的資本形態的不同認識。考茨基實際上是堅持資本主義發展早期實物資本的觀點，認為薪金僱員不擁有實際的生產資料，所以仍是無「產」者，但他沒有看到薪金僱員已掌握了一種新的資本形態——文化知識資本。伯恩斯坦將分析的焦點從生產關係轉換到財產（分配）關係，無意中卻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即，薪金僱員所構成的中產階級為何可以獲得一部分剩餘價值的分配權，傳統的工人階級為什麼只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

　　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於：中產階級雖然不擁有實物資本，但擁有文化資本，他們通過這些文化資本分享到一部分剩餘價值，而工人階級由於沒有任何形式的資本只能依靠出賣勞動力為生。從這一現象來看，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本的形態由傳統的單一的貨幣資本、實物資本發展到現代社會的文化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等多種形態的資本，使得現代社會的階級結構不再簡單表現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兩極對立。與這種資本形態變遷相對應的是，「股份制」在資本主義企業組織形式中悄然興起。現代社會的股份制企業大規模地採取股權激勵的方式，使許多的管理人員、技術人員分享到了豐厚的剩餘價值，他們通過擁有文化資本主而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資本的權力。由此看來，社會分層結構變化的深層次原因在於資本形態的歷史性變遷。從福柯所說的社會權力結構的角度看，生產資料所有權由於代表了一定的權力，故而成為「資本」。在現代知識經濟的社會中，由於知識與文化成為一種權力，所以也就成為布迪厄所說的「文化資本」。古爾德納在提出其「新階級」理論時，特彆強調他所提出的由「知識分子和知識匠」所構成的新階級在「佔有生產資料的問題上，有著明顯的共同征性，具體來說，共同擁有文化資本和人力資本」。

　　由此看來，所謂的新中產階級，指的便是在現代知識經濟社會中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識資本權力的人，這似乎是培根的那句名言「知識就是力量」的社會學詮釋。

　　中國中產階級的認同及其整合

　　□沈暉，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不管在什麼國家在什麼時代，中產階級都是一個異質性較大的群體，因此凡是談到中產階級的認同，都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這一方面由於中產階級的認同是動態的，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和時代的變遷而改變，如19世紀50~60年代英國早期中產階級創業階段的傳統價值觀是：自立、敬業、勤奮、節儉、認真、堅毅、耐心和責任感等，但到了維多利亞中期，中產階級價值觀已經蛻變成為達到目的而對財富不擇手段的追求。另一方面是由於中產階級群體內部的異質性而導致的價值多元甚至對立。如英國維多利亞中期的專業人員——中產階級中的職業階層，Perkin,H. 認為：「他們有著自己獨立的社會理想，雖然有時只是下意識的。他們的理想社會是一個建立在專業知識和根據才能選擇人才基礎上的社會。」因此，他們不認同正統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有時甚至還公開批判這些觀點。

　　相比於西方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年輕的中國中產階級的價值認同顯得尤為模糊。其原因一方面在於當前中國中產階級群體在內部構成上，不僅表現出周曉虹所稱的「新中產階級和老中產階級（新資產階級）同時增長」的格局，而且即便在新中產階級群體中，也有著「本土化」和「西化」兩條生髮途徑。另一方面，隨著現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不斷加快和我國社會現代轉型的深入，傳統社會的價值體系受到嚴重的衝擊，整個社會呈現出多元價值傾向。這個多元價值傾向同樣表現在中國中產階級群體身上。

　　儘管如此，當我們從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的行為表現去反觀，我們依然可以發現他們較為一致地奉行著消費主義價值觀。我們不難發現，近年來媒體與廣告宣傳的一個嚴重傾向就是消費主義，而其主要的目標群體定位就是中產階級。在那些經典策劃的廣告案例中，「中產」總是與「品位」和「格調」相伴隨，這一方面迎合了一部分中國新生中產階級急於展現一種全新的生活理念與生活方式，彰顯他們獨特的符號標籤與身份意義；另一方面，鋪天蓋地的消費宣傳也不斷刺激並催生著中產階級的消費主義情結。打開報紙，上面有關汽車、房產的廣告，圖片都特別大，色彩也特別引人注目，主題鮮明地向中產階級發出邀請。還有許多服飾報道也都採用大圖片，亮色調，同樣激發著中產階級的購買衝動。網站上的時尚文章，以細膩的筆觸描繪著中產階級的生活情趣，各種小資情調充斥著都市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還有一些應景之作也頻頻現世，《向中產看齊》、《情愛小資》、《你中產了嗎？》、《中產線路圖》、《中國中產者調查》等，無一不在刺激著當前浮躁心態的人們的脆弱神經……儼然「奮鬥」、「賺錢」、「享受」就是中產階級的人生三步曲。

　　受雇於外企的高級白領階層，是消費主義價值觀的堅定實踐者。由於長年在西方跨國公司工作，他們無論是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還是在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上，都打上了西方社會中產階級的深深烙印。他們實際上成為西方消費主義嫁接到中國的一個中介載體，並通過他們的行為表現，對中國中產階級的價值認同造成衝擊。如盧風所論，消費主義在西方已經遭到有識之士的批判，因為它要求人們把消費當作人生的最高意義，激勵人們拚命賺錢，及時消費。但它卻使人們的慾望總處於激髮狀態，而無法產生真正的幸福感。再如趙小鳴所言，更嚴重的是，它會給人類帶來極其深重的生態危機、精神危機以及價值觀念的迷失。因此，年輕的中國中產階級在為自己光鮮亮麗的外表和卓爾不群的品位自我陶醉的時候，他們的內心世界卻同時充斥著某種程度的空虛、浮躁、不安全和缺乏歸屬感。他們為了自己的目標努力工作，並且還必須更加努力，以便保持自己的經濟水平和成就，從而獲取更大的成功。他們有著與一般大眾或已經富有的人不同的風險和選擇。在他們的生活中，總存在矛盾的雙重性：既渴望享受自己所得，同時又不安於現狀，總是急不可待地投入到更加努力的工作中，以期能夠鞏固自己的地位，並且更加豐富自己的資源。在他們的生活中，總是交織著來自不同方面的壓力和衝突……

　　儘管如此，中產階級的奮鬥充其量也只是在追求個人職業生涯的發展和突破，因此他們很難獲得群體層面的共同而明確的政治目標和自覺行動。因而在社會政治傾向上，他們是消極後衛的。在中國強大的國家力量控制之下，中國中產階級相比於西方中產階級似乎更加難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又加之他們的個人職業奮鬥本質是排他性的，所以中國中產階級從某種意義上講，缺乏尋求群體合作與共贏的意識。

　　中國中產階級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至少說當前的條件還不具備。約翰·斯梅爾在《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一書中提到：「一個群體的階級認同，依賴於一種其成員共同享受的文化，一種包含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在內的具有共同世界觀的文化。」在他看來，文化是一個社會集團理解其經歷的方式，而文化建構又是一個持續的歷史過程。 「當那些個人和集團先是通過經歷，最終通過意識，造就使自己處於社會等級某一位置的結構時，階級認同便產生了。」中國中產階級要想獲得自我意識和團體凝聚力，首先要獲得一個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文化。只有靠文化這種無形而潛移默化的作用，才能逐步使得中國中產階級 「一盤散沙」的格局獲得某種整合。然而中國中產階級是一個沒有歷史的階層，他們的群體規模還不夠大，同時也缺乏為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的經歷。中國中產階級的成長，依靠的是國家改革開放的制度安排以及全球化的時代潮流的需要，其本身還沒有一種自發的或自覺的階級意識或利益目標。就這些因素而言，我們可以暫時斷言，中國中產階級的認同整合之路將是極其漫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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