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楊伯江：中國中日關係研究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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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日本學刊》2015年B刊

轉自：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作者：楊伯江（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

內容提要

當代中日關係始終是中國對外關係中極具特殊性、重要性的一對雙邊關係，這種特性以及中日關係嚴峻的現實，使日本研究成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中的一門「顯學」，而中日關係研究無疑是這門「顯學」的核心。同時，中日關係研究又涵蓋、包容著廣闊的相關學科領域的成分-政治關係、經濟關係、軍事安全關係、文化交流關係等大大小小、包羅萬象的兩國間雙邊關係。自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90年代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取得了長足發展，但也存在明顯不足。認真總結成績與不足，對於新形勢下深化日本研究、促進學科發展、實現學術創新，具有重大深遠意義。

1階段劃分與特徵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在美蘇冷戰的國際戰略背景下，中日無邦交的非正常關係狀態持續了23年，直至1972年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在國家戰略層面上，早在1952年5月政務院即成立了對日領導小組，全權負責中國的對日事務，組織開展日本政治與政策研究，起草政府政策文件。

但在學術研究層面，由於政治和經濟條件所限，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在這20多年中成果寥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別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呈現出繁榮發展景象。

(一) 日中關係研究的發展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可以劃分為三個發展階段。這三個發展階段是：

(1)從2O世紀7O年代末至整個8O年代，為重新啟動階段。

在這一階段，有眾多日本研究機構相繼成立或重組，研究成果大量面世。據統計，1978年l2月至1993年3月，有3157部關於日本的著作和譯著出版，其中不少涉及中日關係主題。

(2)從90年代初至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為多元拓展階段。

隨著國際局勢的劇烈變動以及中國經濟體制的重大轉變，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急需對新形勢下的諸多新問題作出回應、提出建議，中日關係研究也由此逐步深入到各個學科專業領域，成為各學科普遍關注的研究對象之一。

(3)從2008年至當前，為深化發展階段。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繼1992年之後，戰後中日關係的又一個歷史轉折點。這一階段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成果，不僅數量豐碩，而且質量上有明顯提高，戰略性研究成為其中最具活力、發展最快的研究領域。

(二)決定中日關係研究階段劃分及其基本特徵的因素

決定中日關係研究階段劃分及其基本特徵的因素主要來自於三方面。這三個方面是：

(1)中日關係本身(包括實力對比、關係態勢、互動模式、相互依存度、摩擦劇烈程度等)的演變，對這對雙邊關係構成直接影響的兩國國內形勢、對外戰略政策以及包括美國戰略政策等第三方因素在內的外部環境的調整與變化。

(2)中國的戰略需求。從重點「借鑒」 到「應對」再到「塑造」、「引領」，變化發展的軌跡十分清晰。

(3)中國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研究等相關學科的發展與進步。作為廣泛涉及政治學、外交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等學科的國別研究主題，中日關係研究直接獲益於相關學科的發展與進步，得以不斷深化、提升。換言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中日關係研究發展的軌跡，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國際政治、國際關係等相關專業學科的蓬勃發展。

(三)中日關係研究的階段性發展特徵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30多年來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呈現鮮明的階段性發展特徵。作為對不斷發展變化的上述三方面要素的體現與回應，中國的中Et關係研究不斷深化和提高，並在不同階段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反映出那個時代的國內、國際背景。中國中日關係研究的這種階段性特徵與總體向前的進化過程，具體體現在三個方面：

(1)研究的視角與維度，越來越廣闊和多維。

(2)研究的主題與重點，隨形勢與時代背景的變化有所轉換，而總體趨勢是多元化發展。

(3)研究的主體與方法。

「專業隊」、「非專業隊」共同構成中13關係研究的基本力量，知識結構、年齡結構更趨合理，專業素養普遍提高，但方法論缺陷成為制約研究進一步深化發展的瓶頸。

2研究視角與維度

在上述三方面基本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在視角和維度上經歷了從單一到多元、從單向到交叉、從平面到多維的重要轉變。這一進化過程，標誌著中國日本學界對日本、對中日關係認知水平的不斷提升

(一)在中日關係研究的重啟階段，研究視角相對單一，學習借鑒日本經驗、促進中日合作、謀求自我發展，是這個階段研究的著眼點一是體現了中國在「實用理性」文化基因的作用下，自近代以來「透過東洋學西洋」的傳統思路。

戊戌年康有為在進呈光緒皇帝的《日本變政考》中，曾明確闡述借鑒日本經驗推動變法維新的思路。稱，「今我有日本為嚮導之卒，為測水之竿，為探險之隊，為識途之老馬，我盡收其利而去其害，何樂如之?」

二是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隨著改革開放重大決策的制定，中國急需學習和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引進資本和先進技術促進現代化發展。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經濟工作是當前最大的政治，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代化。」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研究13本經驗、分析中日關係的經濟層面問題，成為一項重大、緊迫的戰略任務。

三是與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相同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署，推動中日關係進入了加速發展的快車道，兩國各領域交往迅速增加，經濟相互依賴日漸密切，這為「學習型」 的中日關係研究取得成果創造了重要條件。

(二)在中國中日關係研究的第二階段，視角開始趨向多元，研究更具體系性，更顯立體感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給中日關係的國際戰略環境帶來重大變化。同時，中日兩國都面臨社會轉型期，對外戰略迎來選擇窗口期。

1992年堪稱戰後中日關係史上具有標誌性的年份。是年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中國改革開放步人新階段，中國經濟重回高增長軌道。

2月，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明確宣示中國的陸地領土包括「台灣及其包括釣魚島在內的附屬各島」。同樣是在這一年，日本樓市、股市雙雙暴跌，經濟泡沫破滅，並由此進入長期低迷狀態。

另一方面，面對國際格局新舊交替過渡期的到來，日本顯示出要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的戰略衝動，主張經濟上的「日美歐三極」應適時轉化為政治三極。海部俊樹首相明確提出「必須以日美歐三極為主導形成世界新秩序」，首度表達出要與美歐共同主導冷戰後國際秩序的強烈願望。

日本1993年版《外交藍皮書》進一步提出，為了維持、促進世界整體的和平與繁榮， 日美歐的責任和作用尤為重大。在這樣一種環境中，中日關係告別了8O年代的「黃金十年」，進入錯綜複雜的90年代。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在保持經濟主題的同時，開始將觸角廣泛延伸到外交、安全、軍事、能源、地緣政治等領域。

(三)在中日關係研究深化發展的階段， 中日關係日益被作為中國戰略全局的有機組成部分來加以研究，「國際秩序中」、「地區格局下」、「規則制定中」的中日關係研究視角越來越受到重視這首先與中日之間力量對比、關係態勢的變化直接相關。

繼1992年之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成為戰後中日關係史上的又一個重要拐點。在世界主要國家中，中國最早從危機中擺脫出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至2010年總體規模超過日本。日本維持了20多年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地位一去不返，戰略焦慮進一步加劇，「中國威脅論」呈現「全民化」發展趨勢。

其次，中國開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對外戰略更趨主動、積極。這在黨的十八大後更加明顯。新形勢、新需求，促使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開始越來越深入地觸及秩序、格局、規則等國際關係的核心問題，中日關係研究則日益融入到核心、全局問題的研究之中。同時，塑造中日關係、引領關係走向的主動意識也越來越凸顯出來。

3研究主題與重點

由於歷史科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基礎的性質，以及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國際政治、國際關係學科尚未恢復，戰後中日關係長期處於非正常狀態等一系列因素，1972年邦交正常化後的中日關係研究起步於歷史研究。

這一點，可以從當代中國日本研究學術團體誕生的先後順序中得到生動的印證。

(一)在改革開放後中國中日關係研究的重啟階段，經濟主題佔據重要地位在這一階段，如何通過學習日本經驗，加快實現現代化，成為中國中日關係研究的主線。

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問題》(1985年創刊，1991年更名為《日本學刊》)創刊號所述，戰後「日本人民在土地狹小、資源貧乏的海島上，經過幾十年的勤奮努力，終於趕上和超過了歐洲一些經濟技術高度發達的國家，成為資本主義世界中僅次於美國的經濟大國」。

「日本經濟的高速增長，引起了世界各國的極大關注。各國學者競相研究和探索戰後日本迅速崛起的原因，力圖從中找出可資借鑒的經驗教訓。」這一時期的研究廣泛涉及日本經濟體制、財政金融、產業政策、企業經營模式，成果數量之多如過江之鯽。

2O世紀9O年代，對日本泡沫經濟的研究成為日本經濟研究的重點內容。但無論在哪個時期，日本經濟研究作為中日關係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都體現出鮮明的中國問題意識。正如中國社科院一份跨所合作研究報告所述：

「中國有日本這樣一個先行者、一個走在我們前面的『蹬地雷』者，是非常幸運的。無論日本是成功還是失敗的方面，都能使中國受益匪淺。」

(二)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日關係研究中政治、外交、安全主題地位上升

1993年，執政38年的自民黨首次失去執政地位， 日本政治開始進入持續動蕩時期，政治生態、政黨政治出現明顯變化。

同時，90年代特別是中期以後，日本外交政策、安全戰略出現大幅調整，重新強化日美安全體制。從對《日本學刊》所刊載論文的統計看，這一時期日本政治、外交、安全研究成為最為活躍、發展最快的研究領域，相關論文的比重明顯增加。

這一時期中國學者關注的重點有：

(1)政治研究領域：日本國內政治力量對比，政治轉型的價值取向，政治右傾化，國家主義思潮，右翼勢力。

(2)外交研究領域：日本公開明確「入常」 目標(1994年)， 日本提出亞洲貨幣基金(AMF)構想(1997年)。

(3)安全研究領域： 日本制定《聯合國維和行動合作法》(簡稱「PKO法」，1992年)，出台冷戰後首份《防衛計劃大綱》(1995年)，強化日美同盟(1996年發表《安全保障聯合宣言》，1997年修訂防衛合作指針)，通過《周邊事態法》(1999年)。這一時期中日關係研究在安全領域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

(三)2008年以後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視野更為廣闊，研究更為厚重，所關注的重點更為大、深、遠

在短短几年間，中日關係研究成果斐然，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有明顯躍升，呈現出與此前兩個階段明顯不同的特點。

(1)嘗試從世界、地區格局的視角分析預測中日關係。如劉江永《國際格局演變與未來的中美日關係》、張蘊嶺《中國周邊地區局勢和中日關係》、朱鋒《國際戰略格局的演變與中日關係》。

(2)藉助多邊關係、特別是美國因素、中美日三邊的視角深化對中日關係的認識。如馮昭奎《發展與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關係— —兼論中美博弈對中日關係的影響》、高蘭《美國對中日釣魚島爭端的介入淺析》、楊伯江《美國對日政策內在矛盾及地區戰略影響分析》、廉德瑰《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的「中美日因素」論析》。

(3)注重從國際比較研究的角度分析中日關係。如高蘭《歷史教科書問題：中日模式與法德模式的比較》。

(4)理論性、戰略設計意識、政策針對性明顯增強。如呂耀東《中日雙邊互動模式：情境與調控》、蔣立峰《未來十年的中日關係與中國對日政策 1世紀中日關係研究報告》、吳懷中《日本對華安全政策的理論分析》、徐萬勝《論中日關係機制化建設》、吳寄南《試論中日重構戰略互信的路徑選擇》等。

4研究主體與方法

「專業」、「非專業」科研隊伍共同構成中國中日關係研究的基本力量。3O多年來，專事Et本與中日關係研究的學科隊伍在規模上基本保持穩定，知識結構、年齡結構上更趨合理，專業素養普遍提高。但方法論缺陷成為制約中國中日關係研究實現可持續發展、進一步深化升級的瓶頸。

(一)「專業」加「非專業」 的基本研究力量

根據中華日本學會與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於2008年實施的聯合調查，中國現有110個日本研究中心或院所，其中多數是綜合研究日本的學術機構。

這些研究機構可大致分成三類：隸屬於黨和政府部門的日本研究機構、中國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系統的日本研究機構、分布於全國各地高校中的日本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所。

調查顯示，上述各類研究機構中，從事日本問題研究的人員為1011人。其中，第三類機構的研究人員約佔70％ ，第一、二類機構的研究人員各占約10％ ，新聞出版等傳媒系統以及其他類型的日本研究人員約佔10％ 。研究領域的專業分布是：

43％ 的人研究日本語言和文學，18％ 的人研究日本歷史，14％的人研究日本經濟，12％的人研究日本政治與對外關係，13％的人研究日本哲學、思想、教育及其他。

但應當強調的是，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力量並不僅僅限於這些專事中國與日本關係的研究群體。實際上，在近年來中日關係各領域研究的相關成果(特別是期刊論文)中，非專事日本研究的作者均佔有一定的比例。

(二)學科隊伍發生重要變化，研究主體水平明顯提高

從20世紀80年代到目前，專事日本與中日關係研究的學科隊伍在規模上基本保持了穩定。據1985年有關部門對日本研究隊伍的粗略統計，總共為1138人

根據1996年中華日本學會與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聯合實施的調查，總共為1260人。在改革開放之初，從事日本、中日關係研究的人員大多數是學習日語出身，熟悉日本語言文學，而其他學科的日本研究基礎相對薄弱。從2O世紀90年代開始，從事日本研究的人才成長迅速。

全國各日本研究機構培養的人才逐漸嶄露頭角，許多日本研究人員通過攻讀博士學位提高了專業素質，一些在日本學成回國的博士成為日本研究的骨幹力量。發展到目前，這支學科隊伍在知識結構、年齡結構上更趨合理，專業素養普遍提高。

(三)方法論缺陷成為制約中日關係研究進一步深化升級、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瓶頸

在30多年來中日關係的研究實踐中，日本研究學者通過與非日本研究專業學者的合作，強化了對日本問題的關注度和學科意識，提高了研究的對策性和應對性，鞏固了日本研究相關專業的理論基礎，有效促進了國別研究與學科研究的相互融合。

此期間，日本研究學者始終關注對方法論的探索與運用，嘗試「通過運用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在學科的交叉滲透中來把握事物的關聯性，發現新規律或者提出新觀點」，促進日本研究水平的提高，但總體而言，截至目前，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距離構建中國的日本研究範式還有相當長的路程要走」。

正如有學者尖銳指出的那樣，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研究方法和理論取向比較單一」，「缺乏對人文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理論和方法的借鑒與運用」。

「一些論文雖然聲稱使用了跨學科的方法，但分析和運用的力度不夠。在關於中日關係的知識、理論和方法上，跨學科方法應用的自覺性和有效性不足。」此外，中國的中日關係研究「對國際學術前沿關注不夠」。

由於知識儲備和學者個人學術素養所限，「中日關係學者未能追蹤和把握歐美學界關於中日關係的研究動態，對於歐美學界關於國與國之問關係的研究理論、研究範式、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不夠了解，導致中日關係的研究難以具有開闊的國際視野」。

打破方法論瓶頸，立足國際學術前沿，順應進而用好全球化時代學術研究國際化的新趨勢，將成為中國中日關係研究今後努力的方向。（注釋略）

本文系作者個人觀點，

不代表「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平台」觀點

（sinozhuge）

平台編輯：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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