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琦撰《中國紀念幣考》所載紀念幣

清末民初時期中國不僅幣制紊亂，政局更是動蕩不安，加以軍閥爭戰連年，因此許多事件未能忠實地記載，資料常也未能妥善保存，使中國泉幣愛好者對這段期間產生的紀念幣，缺乏完整的了解。在眾說紛紜的情況下，多數錢幣書刊僅能作圖片的收錄，部份敘述則是以訛傳訛，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上五星開國紀念幣」 ；①現在雖已對其製成時間有了正確的考證，然而對於為何同一時間會有「上五星」及「下五星」兩種版式出現，仍未有合理的說法。 　　2004年9月間，筆者獲馬傳德先生之允，得以同赴浙江省博物館的馬定祥中國錢幣研究中心，一窺馬老捐獻的藏書；馬先生親自在其父所遺留的大量資料中，找出耳聞已久的李伯琦撰《中國紀念幣考》手抄本，筆者閱後甚感振奮，因為其內敘述消除了許多以往的疑惑。雖其所載內容未必絕對正確，但以李伯琦氏曾擔任天津造幣總廠廠長職務，爾後又供職南京造幣廠，「所記當屬詳實可靠」 ，②筆者對若干解釋極表認同，茲摘錄其中原著內金銀製成部份紀念幣，配合其他史料整理論述如下，日期均為公曆： 「正式鑄金銀銅紀念幣，而見諸公牘者，自民國始，分列於後，偽托以欺世詐財者尤多，亦詳辨之，偽者，吾或未能盡知，真者，實所舉無遺。凡此中所未及者，皆屬偽造，可斷言也。」 　　——李伯琦《中國紀念幣考》 1.孫中山像開國紀念金銀幣 　　

　　「孫像二角銀紀念幣，大小成色重量，如二角通行幣，面孫總理五分面，露頂及頸像，面向左，四面圍繞以中華民國誕生紀念英文，背中星旗五色旗交叉，上中華民國四字，下開國紀念幣五字，左右花各一朵，面背皆輪齒紋狹邊。民國元年，南京造幣廠鑄，初鑄三百枚，後有增者，數無考，復有以金質印者，號稱金紀念幣，本未鑄明價值，固未嘗不可，印之以金，然初議只有銀，未言金，後印以金亦可謂偽托，但金者無多耳。孫像一元銀紀念幣，民國元年，南京造幣廠，既鑄二角銀紀念幣，同時復鑄一元者，成色重量，皆與一元通行幣同，面中孫總理五分面，露頂及胸，便服像，面向左，上中華民國四字，下開國紀念幣五字，左右五瓣梅花各一枝，五權憲法意者也。後即以此為國花，背，中壹圓二字，而輔以嘉禾，各一枝，每枝一穗三葉，三民主義意也。上英文中華民國，兩端隔以兩星，下英文一元，面背皆輪齒紋狹邊，旋以背英文，無開國紀念意，別增改重鑄，面像仍舊，故有二種，世人未深……」。 由此看來，壹圓銀幣之所以有「下五星」及「上五星」兩種版式的由來，應即如其記述：下五星「背英文，無開國紀念意，別增改重鑄」，故發表順序可認定是先「下五星」後「上五星」。而孫像開國紀念金幣壹圓型者，此手抄本沒有提到，但以當時已有實物，應是開鑄主幣時，爰例由廠首鑄金質幣約十數枚，呈財政部長轉贈大副總統內閣總理及各部長人各一枚以資紀念。③至於貳角型 「金亦可謂偽托」之詞及製成早於壹圓型者，此說誤；查財政部南京分廠民國四年報告書內，有「四月…時鑄紀念銅幣，鏤五穀紋，紀以開國字樣，五月鑄紀念銀幣成。八月續鑄二角紀念新幣，二角金幣。以二角銀幣一千枚，金幣十枚呈財政部。」並非未「見諸公牘」；按李氏供職南京造幣廠時是民國十四年，④可能不清楚更早時的詳情。 　　 2.黎元洪像開國紀念銀幣 　　

　　「但像改刻亦未佳，與孫像幣皆本廠華員所雕，技均劣也。黎像幣亦兩種，前有軍帽者，因鑄數少，為世所珍。」 　　筆者在翻錄時漏了前半段，記憶中其大意為：湖北造幣廠發行黎元洪肖像之開國紀念幣，初期為戴軍帽者，後以容貌欠佳改刻……云云。據1919年10月之英文《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刊載，此幣於民國元年秋髮行，在配送3000枚新幣到漢口的銀行後，發現有英文錯版，將OF誤成OE，管理當局立即用鏨刀將多出部份剷除，而此時已有三百餘枚流入市面，無法追回。報道中也指出：發現新幣有誤後，武昌造幣廠又準備新模，顯然就是後來所謂的黎元洪光頭版。比照兩者敘述符合，也與實物存世數量狀況一致，可確定黎元洪像開國紀念幣，有戴軍帽者先，未戴帽者後。 3.袁世凱像「共和紀念」壹圓銀幣 　　

　　「民國三年天津造幣總廠鑄，重量同通行幣，成色略高，為足九成純銀，面袁世凱，大元帥服，鷺羽冠，大勳章，九分正面及胸像，面稍左側，背中壹圓二字，輔以嘉禾，上中華民國共和紀念幣九字，左右隔二花紋，下英文一元，面背邊皆聯珠紋，此為總廠所聘意技師魯喬奇雕模，極精美，像亦極似袁，模初成，技師刻己名於袁像下，財部見之大嘩，謂傳之後世，必誤幣中像為魯喬奇也。令重雕，有名幣，只成數枚，故極為世所珍，去名改刻，重鑄五萬枚，至民國八年，各處來索已罄，而索者仍不已，而例又不應再鑄，予時主幣政，重鑄一萬枚，因不便報部，乃並數於日鑄之通行幣中，故成色遂同通行幣，較前稍遜，然非行家，不易辨也。」袁像「共和紀念」銀幣於民國三年製成五萬枚，含銀九成；民國八年為應付收藏家加制一萬枚，成色改含銀八九；共計六萬枚，然兩者極難分辨，惟先後製作數量及日期可由此確認。而《克勞斯錢幣目錄》上則註明先前制者直徑39.1mm厚2.8mm，後制直徑39.5mm厚3.25mm，不知其依據來源，但其後制於1918年之記載不正確。至於幣面鏤雕刻師名為西洋之有悠久傳統，但與我國國情不符，遭排斥不意外。 4.徐世昌像「仁壽同登」壹圓紀念銀幣及銀章 　　

　　「民國十年，天津造幣廠鑄，成色重量，與通行幣同，面徐世昌，大禮服，懸大勳章，露頂，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側，背中居仁堂一角，階上立四人，階下大樹一株，樹下仁壽同登四字，上中華民國十年九月八字，左右隔二花朵，下紀念幣三字，面背邊皆聯珠紋，此幣已非紀念國事，紀念徐世昌私人而又失時效矣。蓋徐繼大總統位，已數年，未有鑄幣紀念事，自九年，勾結曹錕，戰敗段祺瑞靖國軍，滿志躊躇，以為自此可政權獨攬矣。有獻媚者，遂補鑄此紀念，去繼位期已遠，又不便言紀念此，遂有此不倫不類之壽域同登文。」 　　「仁壽同登」壹圓紀念銀幣為直皖戰爭後，徐世昌志得意滿以「文治總統」自居，此時官場獻媚者之作。按徐世昌是於民國七年九月由國會選舉為總統，但舉世無人以當選日期做為紀念，若是慶祝就職三周年則應為十月；背面文字仁壽同登卻又為祝壽之意，有濫用國家名器之嫌。發表後顯然備受抨擊，狼狽不堪下去除「紀念幣」字眼，變成了沒有主題的銀章。由存世實物看，有銀章在空白處刻受贈人姓氏之例。 5.曹錕像「紀念」及「憲法成立紀念」銀章 　　

　　「民國十二年，天津造幣廠鑄，成色重量，均同一元通行幣，蓋曹錕既逐黎大總統，竊據大位，鑄此紀念也，面曹錕大元帥，佩各勳章，露頂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側，背五色旗星旗交叉，兩旗中夾紀念二字，四周布六星，面背邊，皆三角輪齒紋，只紀念二字，未言紀念何事，理實欠順也。曹錕等焉足語此。憲法一元銀紀念幣，民國十三年，天津造幣廠鑄，成色重量，均同通行幣，錕既得大位，召集賂選議員議憲法，告成，鑄此紀念，面曹錕大禮服，佩大勳章，九分正面及胸像，稍左側，背五色旗星旗交叉，旗綬繞旗柄，作飄曳勢，上憲法成立紀念六字，面背邊皆聯珠紋。…所訂亦博採各國，參之國情，未必盡謬，奈所議非人，國人鄙視，終不能行也。」 　　由此來看俗稱「武曹」及「文曹」的紀念銀章，前者是曹錕於民國十二年十月五日當選總統沐猴而冠後之作；直系軍閥隨即推動立憲以明其正統地位，受賄議員在三天內把起草已十一年的憲法草案三讀通過，十月十日就職時公布，為掩飾賄選罪行大玩所謂「民主」的招牌。爾後進行「憲法成立紀念」 銀章模具雕刻，此當需若干時日，故製作於民國十三年之說可信，然而一般以「文武曹」稱之故常令人誤為先文後武，其恰與事實相反。另以往均把此兩枚的製作日期並列民國十二年，應更正之。 6.袁世凱像「中華帝國?洪憲紀元」銀章 　

　　「洪憲一元紀念銀幣，成色重量一如通行幣，面袁世凱大元帥冠服像，即意技師所雕，一元共和紀念銀幣舊模，背飛龍，同洪憲紀念金幣，放大而去拾圓二字，此幣實戲為之也。乃民國八年，造幣總廠諸雕刻學生，從意技師習雕刻，藝已成，平時皆取其師之已雕成者，摹刻之，予偶見唐學生，摹刻飛龍模最佳，因命再刻，去拾圓二字，復取袁像，共和紀念幣舊模合印之，百枚，略分贈本廠重要職員及友人，余藏之，未便示人也。後予去職，留模未毀，後來者，取而印多枚出售。復以六七成金印之，號稱洪憲大金幣，重價出售，詐財已多，為所欺者，終不知也。某君亦喜藏古今泉幣者也，某年見予所藏近代各幣，曰，君藏雖高富尚無洪憲大金幣，我昨以百元易得一，可喜也，言之有傲色，予曰，膺鼎也，洪憲時，那得有此，某君正色，力辯非偽，且述其所聞以訛傳訛之掌故，以證之，予不覺啞然失笑，曰勿與予爭辯，他人可不知，予焉能不知，偽即予所作也。予不過印銀耳，後人變本加厲，又印金矣，且予留以自玩，等自欺未敢欺人詐財也。並為述其始末，某君不覺傲色立消，嗒然若喪矣，予一時好奇，而戲為此，若不言，終無知者，即當時雖有知者，只數人，今或已均不在人世，即偽印金以欺人者，雖知本無金質者，或尚不知，並銀亦為偽造，予雖無欺人之心，終恐收藏家為予所誤，今特表而出之」。 此俗稱「大飛龍」的銀章為民國八年戲作品，來龍去脈至此可拍板定案，毋庸再論。袁像洪憲大飛龍模具流落國外，筆者於2002年時在美國加州錢幣展中，見某錢商展出一枚由費城造幣廠代工製作之袁像洪憲大飛龍金章，附當年造幣廠開立收據，註明1921年11月接受客戶委託壓制金章22枚、銀章50枚，其材料費金610.57元、銀 68.39元，合計 678.96元，代工費93.33元。顯示「後來者」，非但「印多枚出售。復以六七成金印之」，索性連模具都賣了。 7.袁世凱像「中華帝國?洪憲紀元」十元紀念金幣 　　

　　「民國五年造幣總廠鑄，純金九成，重庫平二錢二分，面袁世凱，軍服露頂及肩，五分面像，面向左，背中一飛龍，(龍有兩翼)向左，一爪持定南針，天子當陽意也。一爪持五箭，五族一統意也。(帝國國旗，擬即此式。)上中華帝國四字，下洪憲紀元四字，左右拾圓二字，略較小，背邊皆輪齒紋，亦義大利技師魯喬奇雕模，故甚精，時周學熙長財部，令多鑄，擬頒發各省縣，令長官，倍值收藏，人必一枚，且令勸導士紳收買，謂籌款之一助也。先鑄十二枚，進呈大典籌備處，適帝制撤銷，遂停再鑄，嗣京中顯貴，多向總廠索此，乃又鑄百枚，以分應之，後曹錕據幣廠，予被逐，毀其模而去，故世間流傳絕少，價值連城，旋傳有偽者，為銀質鍍金，然非私造，乃初以銀印樣本，得之者，自鍍以金。但銀樣本只五枚耳」。 　　此正宗「洪憲飛龍」金幣為意技師魯喬奇雕模，總數量在一百廿枚左右，亦有罕聞的銀質樣幣五枚，以往資料中均未見有數量記錄，李氏此時任廠長職，此記載應正確無誤。存世另有極少見之簽名版在手抄本內則未提及，可能系意技師魯喬奇私下製作，自行用以贈送及留存紀念。 8.湖南「中華銀幣?洪憲元年」一角紀念銀幣 　　

　　「洪憲一角銀紀念幣，民國五年廣東造幣廠鑄(按：原文誤，是湖南造)，大小成色重量，與一角通行角洋同，面中華帝國四字拱列(按：原文誤，為中華銀幣四字、左右有湖南二字)，上洪憲紀元四字(按：原文誤，為洪憲元年四字、下面另有開國紀念四字)，背即宣統三年，一角之舊模，一屈尾行龍，左向，尾繞壹角二字，此幣是廠自鑄，未奉令亦未呈報，不特收藏家多未見，且多未知，蓋數極少，廣東旋獨立(按：原文誤，應是湖南)，已鑄者，亦追回銷毀也。」。 　　自原書此段記載可知，李伯琦並未能掌握所有資訊，也因未看過實物乃有此錯誤，但可確定這是當時湖南督軍湯薌銘為邀寵，既未奉令亦未呈報而自行製成。據義大利外交官羅斯(Giuseppe Ros)在民國五年發表的文章記述：⑤此幣曾有一批以銅製成者在長沙的銀錢兌換店出現，旋即消失無蹤。出示此一角紀念銀幣的造幣廠官員告訴他，只製作少數的這些銀角，多半已回熔爐銷毀，沒有流出廠外。 　　羅斯同時也提到：該年一月廿八日長沙的《大中報》登出湖南造幣廠準備發行一套包括五角、三角、二角、一角等四種銀幣，以及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等四種銅元。但贈送此紀念銀幣給他的造幣廠廠長表示，該報導為誤傳。筆者認為，當時湯薌銘應確有此計劃，惟未料全國軍民反對袁世凱恢復帝制的竊國惡行，皇帝夢只作了八十三天就被迫取消，擁護帝制者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湖南造幣廠為免招批評，除了即刻收回成品掩蓋證據外，事後也極力否認有其他計劃。----------------------------------------------------------- 民國五年(1916年)袁世凱稱帝改元洪憲，湖南督軍湯薌銘在事前除通電附和、成立籌安會湖南分會積極勸進外，亦命令湖南造幣廠開鑄洪憲開國紀念銅元與銀幣。帝制失敗後停止鑄行，由於期間短暫銀幣非常稀少，僅見一角面值一種。此一角紀念銀幣，大小成色重量與通行銀毫同，面列「中華銀幣」四字，左右「湖南」，上下為「洪憲元年」、「開國紀念」，背面與宣統三年一角銀幣相同。

據義大利外交官羅斯(Giuseppe Ros)在民國五年發表的文章記載：出示此一角紀念銀幣的長沙造幣廠官員告訴他，只製作少數的這些銀角，多半已回溶爐銷毀，沒有流出廠外。9.義大利技師魯?喬奇(Luigi Giorgi) 　　 　　「由義國駐京公使所介紹，三年為期，民國二年來廠，三年滿，續聘三年，義技師初來華，尚謹飭，久則漸染惡習，又兼翻譯從中播弄，逢雕祖模時，必借端要挾需索，蓋義技師不解華語，時北方亦罕有國人通意語者，多方覓得王某，能義語，使之充翻譯，給厚薪，王已覺奇貨可居，又本非學校所習，乃使館司賤役者，已不知品行，更富奴性，崇西人，輕國人，三年再滿，即辭義技師，革翻譯，義公使受其托，來請再續聘，未之允，然義技師在造幣廠六年，……」。 　　按一般有關義大利技師魯喬奇在華狀況，錢幣書刊多半引用張璜著作之《中國銀圓及銀兩幣目錄》140頁所述：「根據中國錢幣專家之權威馬定祥君雲彼曾有一書名《中國紀念幣考》乃當時天津造幣總廠長李伯琦君之手寫本，……，該意人於民國六年返國，……」。但由李氏原文可知，洋技師魯喬奇是「在造幣廠六年」而非民國六年返回。但此描述與其他記載亦有出入，筆者先將相關資料列出： 　　(1) 羅斯在民國五年發表記述：來自米蘭的喬奇先生，在1910年時應聘擔任天津造幣總廠總雕刻師。 　　(2) 耿愛德(Eduard Kann) 為編撰其著作1954年出版之《中國幣圖說匯考》，去函已退休居義大利之喬奇本人搜集一手資料。耿氏收到的回信，聲明「彼曾在1910~1920年間，服務於天津造幣廠，擔任首席設計師及總雕刻師」。⑥ 　　(3)民國二年天津造幣廠特別會計表中歲出第五項 「技術」 第三目，寫有 「雕刻洋技師，9000元，按以上一員，每月薪水750元」，第六目 「意語通譯，336元，按以上一員，每月薪水28元」，另有雕刻學生，「按以上十員，每月共支薪水60元」； …從清代戶部造幣總廠續聘義大利籍技師魯喬奇… 。⑦ (4)台北鴻禧美術館珍藏刻有L. GIORGI及GIORGI INC.字樣之「宣統三年?大清銀幣」銀幣各一枚。⑧ 　　羅斯是義大利駐華使館參贊，是一位集幣愛好者並與喬奇有直接往來，或許即由其介紹引進，文章發表時喬奇仍在職，故所記日期應正確無誤；而耿愛德得自喬奇本人之回覆亦為1910年，因此筆者認為洋技師魯喬奇應是此年抵華並任職造幣總廠，但該廠在兵變中燒毀未原地重建，喬奇後轉往新廠任職，喬奇「在造幣廠六年」是指新建完成的天津造幣總廠。民國八年遭解職後並未立即返國，乃是仍居留中國企圖透過關說續聘，未遂而後才離去，故其自述的日期為李氏所記之次年是可有合理解釋的。 　　至於「逢雕祖模時，必借端要挾需索」一事，推測可能有中西文化與制度上的差距，在西洋的造幣廠總雕刻師除固定薪資，有額外論件計酬之例，中方可能認為雕刻師是包工制，且酬勞已較他人高許多，不願雕祖模另外付費；加上言語不通、翻譯撥弄，未能賓主盡興乃至最後竟不歡而散感言

　　李伯琦手抄本《中國紀念幣考》，並未提到稍後的幾種張大帥紀念幣、褚玉朴周年紀念章等眾所公認出自天津造幣廠的製品，這些都是李伯琦離開津廠後所制，應是被其遺漏，此亦為當時訊息不流通及李氏未能掌握所有資料的佐證。 　　筆者在本文首即提到中國機制幣初期有關史料缺乏，但畢竟也有如李伯琦這份手抄本存在；惟馬老涉獵甚廣，自中國歷代古錢、機制金銀幣、銅元、紙鈔四大門類無所不精，此抄本在馬定祥先生手上時，雖未能將內容完全披露，然其有大環境上的因素。歷經動蕩的時代，能保存這些寶貴資料就已經是個了不起的成就，所以近年來馬老哲嗣及門生能合力出版許多重要錢幣著作，對中國錢幣界做出重大的貢獻。 　　馬老前輩在生前將大量圖書及文獻捐給了國家，但多年來似乎反倒未見有明顯的成績，至少與筆者個人期待有點落差，本次若非馬老哲嗣傳德先生鼎力相助，上述有關中國早期金銀紀念幣的謎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水落石出。希望未來持有單位能自這些珍貴的史料中發掘更多的寶藏，「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促使中國泉學研究進入新境界。 民國十五年（1926年）張作霖戎裝像陸海軍大元帥紀念銀幣樣幣一枚，天津造幣廠鑄造，其間，天津造幣廠分別在民國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鑄造了三款大元帥紀念銀幣，均以鏡面版底試鑄，未發行，存世僅見樣幣，均極為少見，此枚樣幣完美鏡面版底，原鑄銀光，鑄工精湛，堪稱民國人像銀幣巔峰之作，徵集自海外資深收藏家，P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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