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人物-高崗

歷史人物-高崗 高崗（1905－1954），男，陝西省橫山縣武鎮鄉高家溝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碩卿；貧苦農民家庭出身。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因同饒漱石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受到揭發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自殺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人物簡介　　 高崗，一九零五年出生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高家溝；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原名高崇德，字碩卿。小時候在米脂縣龍鎮小學讀書，後考入橫山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堂學習。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一年，在國民黨西北地方部隊中秘密開展兵運工作，發動武裝起義；一九三二年任陝甘工農紅軍游擊隊隊委書記；一九三三年八月任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政治委員；十一月後，任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政治委員、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是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 　　一九三五年二月，為了統一陝甘和陝北兩塊革命根據地黨和紅軍的領導，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他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委員。九月紅二十五軍與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師成立紅十五軍團後，任軍團副政治委員；一九三八年五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參議長。　　一九四一年初任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同年五月，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與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合併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後，任西北局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奉命赴東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任北滿軍區司令員，一九四六年六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一九四七年底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 　　一九四九年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解放前夕，高崗在黨內已成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併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一九五三年調到中央，被控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於一九五四年二月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受到揭露和批判，八月十七日，高崗自殺身亡。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高崗的黨籍。大事年表　　1905年 　　出生於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高家溝 　　1922年 　　考入橫山縣立第1高級小學；受共產黨員活動的影響，組織學生自治會，曾任學生會主席，因參加進步活動被學校開除學籍。被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收入該校就讀。 　　1927年1月 　　由時任國民革命軍西安軍事政治隊大隊長的吳岱峰介紹，入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習。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說1926年入黨）。6月和橫山黨支部取得聯繫，舉辦農民運動通俗講習所，成立農民協會等。 　　1928年秋 　　到佳縣、吳堡一帶組織群眾抗糧抗捐。不久調膚施縣開展地下工作。1929年被派往軍閥部隊開展兵運工作，任學兵隊黨的特別支部副書記。 　　1930年1月至1934年5月 　　1930年1月至5月任馮玉祥部騎兵第4師中共特別支部副書記。 　　1932年2月起任紅軍陝甘游擊隊交通員，後升任第2大隊政治委員。 　　1933年8月至11月任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政治委員。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4年6月至8月任紅26軍第42師政治委員。 　　1934年1月至5月任第2路陝甘邊區工農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5月任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5年2月至11月 　　　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同年5月起）。10月在陝北紅軍十五軍團肅反時被捕，後被中央派人釋放，11月底中組部對高崗和劉志丹等人平反。 　　1936年12月 　　1936年1月被派到內蒙古三邊地區。6月至10月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員會負責人。10月任中共陝甘省委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副書記，12月任書記。 　　1937年5月至1941年10月 　　　1937年5月至9月任陝甘寧特區委員會執行委員， 　　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書記。 　　1937年8月至1942年9月任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員、政治委員(1941年1月起)。 　　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書記。 　　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委員。 　　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委員。同月至1945年8月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長、議長。 　　1939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陝北公學董事會成員。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 　　1941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 　　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 1941年6月至10月、1943年5月起任西北局統戰部部長。 　　1941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 　　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任民族學院院長。 　　1941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幹部審查委員會委員。 　　1942年6月 　　1942年6月起和任弼時一起負責陝甘寧邊區系統分區學習委員會。同月起任西北局財經委員會成員。 　　1943至1944年5月 　　　1943至1945年7月，高崗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 　　1943年至1945年9月任代理政治委員。 　　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任西北黨校校長。 　　1943年12月起任西北局友軍工作核心組主要負責人。 　　1944年5月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參加組織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和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 　　1945年4月至6月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主任率團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在大會上作關於爭取中間分子、生產、作風問題的發言，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後奉命赴東北，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務委員。 　　1945年11月至1952年11月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北滿軍區司令員。 　　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兼秘書長(1946年6月起)， 　　194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代理書記。 　　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 1948年1月至8月任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同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軍委東北分會委員。 　　1948年6月兼任東北局辦公廳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起）， 　　1949年4月兼任財經委員會主任。 　　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任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任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1948年11月起）。 　　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同年6月至1954年9月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黨委書記。 　　1949年8月至1953年1月任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人民經濟計劃委員會主任（至1950年8月）。 　　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51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副主席。 　　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東北局第一書記， 　　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1953年至1954年 　　1953年調中央工作；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因同饒漱石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受到揭發和批判。 　　1954年 　　2月17日，第一次自殺未遂；1954年8月17日自殺成功。 　　1955年3月 　　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高崗事件　　日益膨脹的個人野心 　　1952年11月，高崗奉調進京，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併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時人稱之為「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所謂「五馬進京」，是指地方五位中共中央局書記鄧小平、習仲勛、鄧子恢、高崗、饒漱石調到黨中央工作；所謂「一馬當先」，是指其中的高崗位最高權最重，當時，國家計劃委員會管理範圍很寬，8個工業部門都由計委負責，一時有「經濟內閣」之稱，委員有陳雲、董必武、彭德懷、鄧小平、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習仲勛、李先念等。高崗權力之大，遠非以後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能比。　　但是，高崗卻認為自己的這個計劃委員會主席是名不副實，因為他覺得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是事無巨細都要管。高崗滿肚子的怨憤。1953年1月，華東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調到北京，經高崗提名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高崗對饒漱石說：「現在黨內，劉少奇有個圈圈，周恩來有個攤攤，咱們要搞個根據地的大圈圈。他還搬弄：我們黨實際上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一個是根據地黨，也就是軍隊的黨，另一個就是白區的黨；說什麼劉少奇是白區黨的正確路線的代表，如果沒有我們這些拿槍杆子的黨哪裡有什麼白區的黨。對劉少奇在黨內形成的地位，高崗就是不服。」 1952年12月31日，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頒布了《關於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稅試行辦法》。新稅制頒布後，商業部調整了部分商品的價格。致使一些私商紛紛提款購物存貨，導致市場發生混亂。稅制改革引發的混亂，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關注。次年1月15日，毛澤東致信周恩來、鄧小平、陳雲、薄一波，對新稅制提出了嚴厲批評。隨後，毛澤東還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政務院，認為政務院犯了「分散主義」的錯誤，並建議撤銷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政務院黨組幹事會，規定政府各部門的黨組直接接受中共中央領導，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黨中央，經黨中央決定、批准後方能執行。同時，黨中央對政務院的工作進行重新分工，將政務院最重要的8個工業部門都交給高崗主管。高崗以為毛澤東已經不信任周恩來，政務院總理將要重新擇人。中央政治局中人細細數來，無論資歷，還是才幹，總理一職，捨我其誰也？他認為，自己欲攫取更大權力的阻力和障礙首先來自劉少奇，現在搬掉這個障礙的時機終於成熟了。他想，這個新稅制是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財政部部長薄一波搞的，薄一波能擔得起這副擔子嗎？他後面還有人，那就是劉少奇。眾所周知，薄一波是華北局出身，很受劉少奇賞識。　　1953年6月13日，全國財經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饒漱石唯高崗馬首是瞻，一唱一和，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經他們一攪和，一些人對新稅制的問題糾纏不休，非得要薄一波承認犯了路線錯誤方肯罷休。會議主持人周恩來只得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說：「薄一波可以不檢討了，你的會議結論難做，可以「搬兵」嘛！把陳雲、小平同志請回來，讓他們參加會議嘛！」 　　陳雲從北戴河趕了回來，鄧小平從外地趕了回來，他們都在財經會議上講了話，表示反對過分打擊薄一波。毛澤東也作了自我批評：「在批判薄一波的錯誤中間，周、陳都說要負責任，我說我也要負責任，各有各的賬。」這樣，全國財經會議才走上預期的方向。同年9月、10月，在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高崗、饒漱石利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工作中的失誤大做文章，攻擊一直主管組織工作的劉少奇，大搞「批安射劉」。高崗為了搞垮劉少奇、周恩來，散布所謂「軍黨論」，提出，黨中央和國家領導機關現在掌握在以劉少奇為首的「白區的黨」手裡，因此應當改組黨中央和政務院。為此，他遊說西北局的彭德懷和中南局的林彪，以爭取他們對自己的支持。 　　此時，林彪正在杭州養病，高崗見到林彪，一口一個「林總」，口口聲聲說：毛澤東支持他來主持政治局，讓劉少奇去搞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談話中，他向林彪討好說：「我堅持向主席建議，林總當部長會議主席最合適。因為，林總打遍了大半個中國，當個部長會議主席，不是綽綽有餘嗎？」林彪以自己的身體有病為由，提出不要再提這個建議了。至於黨內設副主席或總書記，林彪一擺手：「你身體好，那就你干吧。」 　　緊接著，高崗來找陳雲，他對陳雲說：「要設黨的副主席，怎麼也得有你一個，我一個。」陳雲笑了笑反問：「我那一個可不敢當。不過，你是想革命還是想做官？」最後，他找到鄧小平，又以高官厚祿相利誘，欲取得他的支持。在這大是大非問題面前，鄧小平毫不猶豫地拒絕了高崗的拉攏。鄧小平和陳雲的行動，成了整個反對高饒反黨陰謀鬥爭的轉折點。毛澤東在聽到鄧小平和陳雲的彙報後，立刻高度警惕，同時開始削弱高崗、饒漱石的權力。陳雲、鄧小平向毛澤東反映問題後的一天，毛澤東對羅瑞卿說：「你知道有些人搞陰謀，在北京組織地下司令部嗎？我告訴你，搞陰謀的，組織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崗。他要在我退居二線時當黨的副主席。你以為他擁護林彪嗎？這時林彪也扔到一邊去了。高崗不只要打倒劉少奇，還要打倒我，也會打倒林彪。」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因休假沒有出席會議，這是歷次黨中央全會中毛澤東唯一的一次在黨的重大政治鬥爭中不出席的會議。2月10日，四中全會就要結束了。陳雲的講話對高崗震動極大，他說，過去出過張國燾，以後是不是還有李國燾、王國燾呢？顯而易見，陳雲在警告高崗不要走上張國燾的覆轍。接著，周恩來作了長篇講話，他明確表示高崗的檢查「還不完全，還不深刻」。儘管周恩來在講話中是不指名地批評「資產階級卑鄙的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的野心家」、「獨立王國」等，可是，高崗總有一種對號入座的感覺。最終，他承認想推翻劉少奇，但聲稱他並無意佔據僅次於毛澤東的位置。作為悔過的姿態，他表示準備離開領導崗位，成為普通公民。　　2月17日，就在周恩來主持高崗問題座談會期間，高崗上演自殺鬧劇，騙取值班警衛矯洪良的手槍，自殺未遂。 　　自殺身亡的黨內野心家 　　高崗自殺未遂，中央很快採取措施，成立專門管教組，由高崗的秘書趙家梁擔任組長，負責對高崗實行管教。高崗失去了自由，整日整夜地胡思亂想，難以入眠。他向管教人員要來兩顆安眠藥——速可眠膠囊，服後便安然入睡。醒後，他想，這是一種結束生命的最無痛苦的方式。於是，他開始暗中私藏安眠藥。 　　1954年4月29日，高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承認自己在全國財經會議上，有「批薄討劉」的企圖，毛澤東明確表示，高崗檢討完之後，他的工作還要給以適當的安排。　　1954年8月17日凌晨兩點半，李力群已經入睡了。高崗卻毫無睡意，他坐起來，摸出一大把私藏的速可眠膠囊，迅速塞進嘴裡。他下床來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員要了一杯溫水，一口氣喝了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早上8點多鐘，李力群發現高崗沉睡不醒。她驚惶地奔出卧室，猛敲趙家梁的房門，大聲呼叫：「趙秘書，趙秘書！快來，快來！」趙家梁衝進高崗卧室，摸一下他的脈搏，很沉很慢，掰開他的眼皮，毫無反應。於是，他們分別向有關方面打電話告急求救。 　　高崗的呼吸越來越慢，心跳越來越微弱，終於漸漸消失。10點17分，搶救停止。 　　毛主席處理高崗的最初想法 　　1954年，毛澤東和黨中央揭露了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在揭露和批判高、饒反黨聯盟問題時，毛澤東對高崗的批判是很嚴厲的。當時，毛澤東有兩個心情，一是認為在黨的高層不應該出現這樣的問題，出了這樣的問題，說明建國後，我們的一些幹部、尤其是一些高級幹部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們產生了驕傲自滿的情緒，他們開始爭權力、爭地位了，這使毛澤東在震驚之餘十分惱怒。二是他過去一直十分相信高崗，可是高崗卻在背後搞陰謀。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的，他「對於高崗、饒漱石，長期沒有看出他們是壞人」。毛澤東自己感到，他對出現高、饒事件，是有責任的。 　　儘管毛澤東對高崗分裂黨、搞陰謀的問題十分氣憤，也很惱怒，但他出於對幹部的愛護之心，還是要挽救高崗的。由於高崗拒不承認自己存在分裂黨、搞陰謀的問題，迫不得已，毛澤東只好決定將批評高崗的範圍擴大，在中央全會上公開批評。但擴大歸擴大，毛澤東最後還是要挽救高崗的。而高崗卻死心塌地，對抗組織對他的批評、幫助和挽救，還於1954年2月17日以自殺行為表示他的對抗情緒。2月17日高崗自殺未遂。 　　毛澤東得知高崗自殺未遂的消息後，十分關注這件事。他指示中央有關部門，對高崗要特別保護，還同意了周恩來做出的對高崗實行隔離審查的意見。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是出於對高崗的一片好心，怕他再出問題。隔離審查，就是為了保證高崗不出危險。隔離期間，對高崗的待遇是十分好的，他不但在生活上仍然保持國家副主席的水平，而且還照樣閱看中央文件，各種書報。為了和緩一些，毛澤東還決定，批評、幫助高崗的座談會停開一天。後來接著開的座談會上，大家對高崗批評的口氣也放得輕鬆了一些。大家著重於分析和幫助，上綱的說法少了許多。座談會後，中央決定讓高崗停職反省，在家裡寫書面檢查。那時，中央也沒有向全黨傳達高崗的問題，在中央內部，對高崗批評的調門也逐步降低了。[1] 人物評價　　毛澤東對高崗的評價 　　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那篇著名講話中，提到並且稱讚了高崗。他說，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在這種條件下，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幹部大批地生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才能生根。接著，毛澤東同志比較了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長處和短處：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繫群眾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的情況的了解，對於和陝北人民的聯繫，和高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得多。1953年以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勾掉了高崗的名字，把後面這句話改為「和一些陝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多了」。　　1954年2月28日，毛澤東審閱了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的發言提綱，並親筆作了一些修改。提綱中有一段話是：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於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泄氣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面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 這段話中的「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和「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是毛澤東親筆加寫的。 　　李維漢對高崗的評價　　1981年，李維漢在一個座談會上說：「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的路線是正確的；第二，高崗在邊區黨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執行中央路線的；第三，土地革命時期陝北有兩個人民領袖——劉志丹和謝子長。」 　　王首道對高崗的評價 　　1982年，王首道在一個會議上說：「高崗在陝北同劉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是有功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前，一度要把他們抓起來當作右派，後來我們給他們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崗是很感激的。但以後，高崗極端個人主義發展，走上了反黨和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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