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 | 我的秘密自由

馬希赫·阿琳娜嘉德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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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馬希赫·阿琳娜嘉德

文|姜曼 編輯|張薇

一個出生在伊朗的女性，恐怕終身都要按照《著裝法》，穿一輩子罩袍，戴一輩子面紗。而馬希赫·阿琳娜嘉德（Masih Alinejad），渴望能擁有自由選擇穿什麼的權利。

5月份，身在英國的阿琳娜嘉德，在Facebook上發起了一項名為「我的秘密自由」（My Steelthy Freedom）的活動，曬出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伊朗女性摘下面紗的照片。無數伊朗女性給她寄出了自己摘掉面紗的照片，保守派人士也不失時機地對她進行了一輪輿論攻擊。

通過郵件和電話，阿琳娜嘉德接受了《人物》記者的訪問。這是又一個「我在伊朗長大」的故事，她和她的國家，始終隔著那層想揭又揭不掉的面紗。

不戴面紗的女人都不知羞恥？

1976年，我出生在伊朗北部格米克拉（Ghomikola）村的一個宗教家庭，有3個哥哥和1個姐姐。1979年革命爆發時我3歲，正是這場革命，孕育了如今的《著裝法》—在伊朗，女性必須按照《著裝法》要求，把自己從頭髮絲到腳指甲蓋都遮起來。

我父親是1979年革命的忠誠支持者。那時沒有網路，信息單一，和大多數養雞種田的普通農民一樣，他支持並相信自己的政府。

在革命前，女人們有選擇穿什麼衣服，戴不戴面紗的權利。如今我們沒有選擇，只能遵守法律。

在我的家鄉，作為一個女孩生下來，就意味著以後要穿一輩子罩袍，戴一輩子面紗。7歲起我就穿上了罩袍，沒人告訴過我怎麼穿，為什麼要這樣穿，你腦袋裡自然就明白。整個家庭、社會都要你遵守這個規範，強迫你成為一個你不相信也不認識的人。

少年時我曾看到過西方女人和革命前的伊朗女人的照片，她們不戴面紗的裝扮簡直讓我震驚。而從小到大，政府、保守派、強硬派和原教旨主義者總是告訴我們：「不戴面紗的女人都不知羞恥，她們會出賣自己的身體。」

傳統的觀念不讓你接受更好的教育，那麼你就不會意識到你所擁有的權利。因此，我曾經相信他們說的那些，以為戴上面紗就是貞潔的體現。

在父親面前我總是戴著面紗。我尊重他，也會滿足他對我的期望。童年時我和爸爸關係好，常常和哥哥們一起幫忙干農活，放學路上，經常都能看到爸爸在村裡的大街上推著車賣雞和雞蛋。

後來哥哥們上了大學，我和姐姐卻只能像大多數女人一樣，在窗帘背後過日子—待在廚房做飯、洗碗。可當我躲在家裡的小廚房讀了越來越多的書，對自由和權利的意識也越變越強。

那時我穿得和其他女人一樣規規矩矩，但一些隱秘時刻，我開始喜歡脫下面紗，露出頭髮。這種事不能和父母提。

記得哥哥們曾對我說：「如果我們可以出去騎自行車，可以拿駕照，可以去海邊游泳，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那你也可以。」於是我開始向父親爭取我的權利，但他從不接受，這讓我們的關係變得有點僵了。

如果我在父親面前不戴面紗，他可能連話都不想跟我說，可我想讓他知道，不喜歡戴面紗並不意味著不愛或不尊重他。

露出一小綹頭髮，國會議員氣瘋了

18歲，高中未畢業，我就結了婚，這在我們那兒也是一種傳統。我丈夫和大多數中東男人一樣，以男性為中心。婚後，每次回家看望父母，我仍遮掩著自己。

那時我和幾個朋友都愛讀盧梭和維克多·雨果的書，我們一起創辦了一份簡報。那時女性著裝的概念在人們心裡根深蒂固，我們懷著理想主義談論自由，卻從沒想過去挑戰《著裝法》。

現在，我已經記不得在簡報上寫過什麼，但簡報創辦沒幾周，我和朋友們就被抓去了巴博勒（Bābol，伊朗北部城市）的監獄。在監獄第五天，醫生檢查出我懷孕了。這讓我免於服刑，取而代之的是緩刑5年並剝奪公民權利，我因此沒能高中畢業。

2000年，我和丈夫、兒子搬去了德黑蘭，第二年，丈夫和我離婚，並帶走了兒子。

在德黑蘭，25歲的我從日報實習生做起，後來成了國會記者，又因報道國會議員的腐敗行為被議會除名。

有一次採訪一位國會議員，在走廊里，他突然轉過身對我說，姐妹，整理一下你的著裝。我愣了一下，從頭到腳檢查了一遍也沒找出什麼問題。於是他說：「你頭髮露出來了。」我才發現自己一小綹頭髮從頭巾里掉了出來。

於是我說：「我很奇怪，這麼一小撮兒頭髮對您那強大的宗教來說，怎麼就那麼礙事了？」他氣瘋了，捏起拳頭就氣勢洶洶地朝我走過來，我拔腿就跑，他追了過來，好在被其他記者攔住了，我才得以逃脫。這已經是8年前的事了。

直到現在，在伊朗，就算你是外國遊客，也要遵守《著裝法》，即使是在氣溫高達40℃的夏日街頭。為了降溫，有些人會穿一件輕薄的長外套遮住身體的大部分，再穿上長褲，然後用一條紗巾把頭包起來。

在一些比較隱蔽的地方，有些女人會偷偷鬆開外套和面紗，但有時警察會設路障一個個排查，一旦抓住，可能是口頭警告，也可能罰款甚至拘留。

我們需要的僅僅是選擇穿什麼的權利

2009年，由於得不到人身保障我被迫離開伊朗，旅居英國，還把兒子也「偷渡」了過來—他爸爸丟下他去了德國。我在牛津布魯克斯大學讀了新聞傳播的學位課程，過著單身母親的生活，學習的同時兼職做記者。

在英國的前3年里，我都戴著一頂大黑帽子，遮住大部分頭髮。這是為了表達身處異國對伊朗傳統文化的尊重，這是我自己的選擇。3年後，我決定不再戴它，這也是我的選擇，但這不意味著我不再尊重我們的文化。

一切緣於一張我在伊朗拍的照片。照片里我取下面紗沿著馬路開車，享受著迎面而來的風，吹起我那被重重的頭巾悶了很久的頭髮。

前不久，我把照片發到臉書上，很多伊朗女人看了，都羨慕地說：「你能生活在一個不用強迫你戴面紗的國家真是太幸運了。」

於是我問她們是否也曾偷偷摘下面紗、拍過這樣的照片？願不願分享自己的心聲？然後，鋪天蓋地的照片開始源源不斷湧進我的郵箱。

5月3日，我在臉書上創建了「我的秘密自由」主頁，把收到的照片和她們的心聲發布出來。為了分享者的安全，我匿去了她們的名字。

在大街上、政府建築旁、地鐵站等等公共場合，她們勇敢地摘下面紗。每一個勇於分享的女人，都在向她們自己的自由邁出一步。在一張照片里，一個女人在伊朗街頭笑著把黑色頭巾拋向天空，她寫道：「我想要的是自由選擇的權利，不是一塊紗巾！看啊，摘掉了它，我還是一個普通的人類！」而另一張照片里，來自德黑蘭的一位女性寫道：「我們的自由總是與恐懼相伴。」

一個月後，這個頁面就有了近50萬粉絲。反對強制著裝的婦女們活躍於社交媒體，追求自由選擇著裝的權利，很快便掀起了一場針對已有35年歷史的《著裝法》的激烈爭論。

現在我每天大概發布8-10張照片，之後會考慮建立一個專門的網站來發布它們。我們需要的僅僅是選擇穿什麼的權利，不管我們選不選面紗。正如我最喜歡的一張照片：一個戴著面紗的女人手拿一張標語，上面寫著「我支持戴面紗，但反對強制人戴著它」。

我沒告訴父親關於「我的秘密自由」的事，他生活在家鄉那個小村子裡，有他的尊嚴和堅持，我不想觸犯他的信念，更不想傷他的心。

我只想做伊朗的女人們希望我做的事情，就是讓這些不可能出現在伊朗電視上的女人說話，並被社會聽到。而我已經被來自伊朗和全球各地的女性的支持震撼了。

在「我的秘密自由」里，她們勇敢地摘掉面紗

我想要的，是不再秘密的自由

我們女人們渴望展示出揭下面紗後的伊朗，保守派和強硬派卻總是試圖用權力的枷鎖把我們的頭髮鎖在一塊紗布之下，然後用虛假和偏見的新聞混淆虛實，創造出一個與事實相悖的平行世界。

「5月31日，馬希赫·阿琳娜嘉德因受到精神藥物的影響，褪去了自己的衣物，在倫敦被3個男人當著自己年幼的兒子的面強暴。」（YouTube上，這條新聞只有語音播報，和一張人工製作的圖片—大本鐘下，一個戴著黑色鴨舌帽的女人用雙手捂著臉，似在哭泣）。

我就這樣被伊朗國家電視台的一條兩分鐘新聞「強暴」了。而我本人，馬希赫·阿琳娜嘉德，38年來，從沒有服用過任何精神藥品，更沒有被惡意侵犯過！

緊接著，電視名人、某保守派評論員在臉書上說：「馬希赫·阿琳娜嘉德是個妓女。」他寫道：「說她是異教徒那是抬舉，她只是企圖把那些還不是妓女的年輕女人拉成一夥，都變得和她一樣聲名狼藉，從而滿足她自己的心理（或經濟）需求。」

伊朗Tasnim通訊社的一個評論員甚至說：「強暴不戴面紗的女人是男人的權利，因為那是她們自找的，這種情況下男人也不必為自己的衝動負責。」

他們完全不懂強暴對於一個女人可能造成的傷害，不知道這對女人來說不是個玩笑。

現在我要用他們最恐懼的方式來回應他們的誹謗：摘下面紗，在倫敦地鐵站里—就是他們說我被強暴的那個地方—優雅地錄下一首《我的故鄉》，讓所有人看到真正的我，健康的我。

這首阿富汗歌曲唱的是被奪去自由的阿富汗人民對故土的熱愛和思念。我是一個失落的流浪者，人在英國，心臟卻為祖國跳動著。

和千千萬萬伊朗女人一樣，我想要的，是不再秘密的自由；是在西方、在中國的女性都擁有的，做自己的機會。

希望終有一天，我能夠回到我的故鄉。

▎本文首發於8月號《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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