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甲午戰爭前日本磨刀霍霍

——日本天天「蔣」（7月30日篇）

1894年，歷史銘記著這一年。

這一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昔日作為學生之國的日本，向當年自己的老師之國清朝中國開戰。千百年來作為鄰國、島國的日本，向被他們尊稱為「老大國」的大陸國家清朝中國開戰。自此，中日關係轉圜，東亞格局驟變，一串串的變化在炮火硝煙消失後仍然在不停地繁衍著、瀰漫著……

歷史上任何一場戰爭，都是看似「偶然」，其背後則蘊積著種種「必然」。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也是如此。今天，當我們翻開1893年也就是日本明治二十六年歷史的時候，當我們的目光「定格」在一起又一起歷史事件的時候，我們才會深刻地感受到1894年的甲午中日戰爭絕非「偶然」。

1893年，國內矛盾尖銳需要外移

看起來，開年不利。

1893年1月4日，被日本視為一年最重要節日的新年剛剛過去，位於北海道的夕張煤礦就傳來了400名礦工暴動的消息。緊接著，1月12日，日本眾議院否決了內閣關於增加軍艦建造費的議案，坐在台下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瞠目結舌，憤怒地表示要內閣總辭職，解散眾議院，實行大選。

這兩件事情，看起來一件發生在日本遙遠的北方地區，一件發生在日本的政治中樞，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情。事實並不如此。

當時，伴隨著日本原始資本的積累，許多私營工礦企業對離開了土地的農民實行著奴役制的管理，有的甚至把患病一日的礦工活活地放在鐵板上燒死。在紡織工廠，女工們每天至少上班12個小時，其最高工資也不過相當於英國女工最低工資的十分之一。1893年11月，《國民新聞》記者松原岩五郎化名「乾坤一布衣」出版《最暗黑之東京》一書，通過自己化裝成為流浪漢後的經歷，揭露了當時東京底層社會的悲慘生活情景。可以這樣說，整個日本社會矛盾尖銳,猶如一垛乾柴，一點即著。

相比之下，日本眾議院屢屢否定內閣關於增加軍艦建造費的議案，表面上看起來是議會與內閣的「府院之爭」，實際上它不僅影響了海軍的擴軍計劃，更讓日本高層無法將國內尖銳的社會矛盾、階級矛盾進行對外轉移。

作為日本政府領班人的伊藤博文首相併沒有讓自己僅僅停留在情緒憤怒的層面上。1893年2月6日，伊藤政府拿出一副保護國民的姿態，宣布今後禁止女性到海外賣淫，希望能夠中止「南洋姐」的歷史。1893年8月12日，日本文部省把《君之代》確定為「國歌」，規定在國家重大節日的時候，全民必須高唱。當年11月14日，因為夏威夷合併進入美國，為了保護在那裡居住的日本人，日本政府又派出一艘名為「浪速」號的軍艦前往。同樣是在這一年，日本政府把投資31萬日元建成的富岡絲廠以12萬日元的代價賣給了三井物產。從這裡可以看出：當年日本轉移國內尖銳社會矛盾的做法之一，是從禁止賣淫、讓「南洋姐」下崗開始的。當年日本轉移國內尖銳矛盾的做法之二，是從保護海外僑民入手的。他們努力地將百姓的目光外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惜動用軍艦，以提振國民的愛國精神。而「浪速」艦就是在第二年——1894年7月25日打響甲午戰爭豐島海戰第一炮的日本軍艦。

1893年，明治天皇穩操戰爭指揮權

明治天皇出面了。

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把內閣的所有大臣以及各位樞密顧問官以及眾參兩院議長等人招到皇宮裡面，親自調解議會與內閣之間圍繞著製造軍艦議案的矛盾，發布敕令：「國防之事，苟拖延一日，或將遺百年之悔」。他要求政府和議會「和協一致」。這樣，在天皇的直接干預下，2月26日，日本眾議院通過了增加軍艦製造費案，第二期海軍擴張計劃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天皇並沒有簡單地利用皇權充當議會和內閣之間的調停人，而是「以身作則」。同樣是在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表示「朕茲省內廷之費，六年期間每年撥下三十萬日元」，也就是說今後6年間，他每年要從皇室小金庫中撥出30萬元，用于海軍建設。這筆費用超過皇室開支的十分之一。與此同時，明治天皇又「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況者外，在同一期間納其薪俸十分之一」作為獻金，用以補充造艦經費不足。而其他公務員也捐出薪俸的一成用于海軍發展。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明治天皇用自己捐款以及文臣武將「獻金」的方法起「帶頭作用」，令日本軍人得知後涕淚橫流，呼號喧囂之聲滿營。日本民眾也接近瘋狂。一天只有20錢的勞動者捐獻10錢，連給小孩壓歲的幾個銅板也用布包好後貢獻出來。

1893年5月19日，為了讓海軍的軍政、軍令與陸軍一樣，明治天皇發布敕令，在海軍省成立了軍令部，相當於陸軍省的參謀部，直屬天皇領導。當天，明治天皇還批准了由參謀總長有栖川宮熾仁親王制定的《戰時大本營條例》，並在5月22日公佈於世。這從法律上確定了大本營是天皇親自主持的戰時最高統帥機構，以後有關戰時事項，不再受國家任何機關的限制。

所有這些舉措，帶來的結果就是戰時軍事體制的確立。曾有人說，明治天皇是一個「避戰天皇」。但是，只要看看明治天皇的這些舉動，就可以知道他不僅奪取了戰爭的指揮權，而且開始「磨刀霍霍向牛羊」了。

1893年，「日清開戰論」者出任駐華公使

日本將自己的優質大米出口到朝鮮，再從朝鮮進口一般大米到日本，從中賺取利潤。突然，朝鮮覺悟了，覺得這樣不上算。於是，出台了一個「防谷令」，不允許大米出口。這下，日本惱火了，連續交涉九年，都沒有一個滿意的結果。

於是，1893年4月12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通過日本駐天津副領事荒川己次致函曾經擔任清朝中國駐日本公使的李鴻章之子李經方，請求他設法居中調停。

估計是陸奧宗光「走後門」沒有生效。1893年5月3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函李鴻章，正式請求協調朝日防谷令案，希望「假中堂閣下之一臂，而得妥協和局。」值得注意的是，幾乎是與此同時，也就是5月4日，日本駐朝鮮公使大石前往皇宮謁見朝鮮國王，要求他在五天之內就「防谷令」給出一個最後的答覆。

5月6日，李鴻章則復函伊藤博文，表示同意勸說朝鮮協商解決。這是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兩人在1885年至1895年十年間21次通信中重要的兩次通信。關鍵的問題是，這個時候了，李鴻章還不知道日本的真意，還在要求身在朝鮮的袁世凱從中斡旋，以免「我好友伊藤伯之希望歸於泡影」。

實際上，日本一方面請求清朝中國幫忙，另一方面在呼喚戰爭、準備戰爭。改進黨領袖島田三郎在這一年公開表示：朝鮮問題實際是由誰來「佔有」的問題，現今日本政府應該「強行再強行」，已不是談談「區區道理的時候」了。《東洋經濟》雜誌更是指出，解決朝鮮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訴諸干戈。」如果中國加以干涉，那就「在天津也投擲一彈。」

1893年5月19日，日朝就此問題達成妥協，背後的刀光劍影被忽視了。

1893年7月5日，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提出條約修改案，以內閣閣議的方式通過。開始與英國進行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談判。千萬不要小看這場修改條約的談判。可以講，醉翁之意不在酒，這場談判本身就是針對中國的。正如日本學者所指出的：這次談判日本方面拿出的方案，比原有的方案「又後退一步，根本放棄關稅權，只指望五年後收回治外法權時稍加提高稅率。因為政府和軍部這時正在伺機發動日清戰爭，並進行了具體的細節準備。又因為這個戰爭需要英國的支持，所以政府不能完全收回稅權以影響英國的經濟利益。企圖侵略鄰邦的軍國主義，就不惜這樣地與歐美妥協。」結果也是這樣，1894年7月16日，日英兩國在倫敦簽約時，英國外相在簽字儀式上祝辭說：「這個條約的性質，對日本來說，比打敗清國的大軍還有利。」9天之後，甲午戰爭的第一戰豐島海戰開始了。

1893年10月，日本外務省讓小村壽太郎出任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此人積極倡導「日清開戰論」，被稱為「開戰的急先鋒」。他擔任代理公使期間，精心搜集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情報。北京外交使團稱他為「鼠公使」，諷喻他猶如老鼠般狡詐地盜竊中國的情報。

1893年，日本上下搜集中國情報

1893年6月，日本陸軍參謀次長川上操六帶領大批參謀軍官到中國進行實地考察。他們從東京出發，在朝鮮釜山、仁川、漢城等「考察」一個月後北上，過鴨綠江到達遼寧，又經過遼西進入山海關到達津京逗留，其間受到李鴻章「殷勤接待」，參觀了天津武備學堂、天津機器局，觀看了炮兵操演以及步兵操練後，從上海返回日本。經過三個月所謂的「考察」，川上操六不僅探知了中國的軍火生產、軍事裝備、軍事設施以及部隊訓練等情況，更使其「確信中國不足懼，增強了必勝信心。」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川上操六不僅直接收集情報，他還趕往上海，參加日本在華間諜培訓機構——日清貿易研究所的第一屆89名學生的畢業典禮，公開向學員表示：「日清之戰迫在眉睫，此戰系以自詡富強之清帝國為敵手，不容樂觀……希望諸君暗查敵軍軍情及其他內情，為皇國效力。」

進入夏季以後，日本民眾有了新的興奮點。1893年6月29日，日本媒體大幅報道陸軍中佐福島安正騎自行車穿越西伯利亞成功回到東京的消息，東京萬頭攢動歡迎凱旋而歸的福島安正。罕為人知的是，被稱為「日本情報戰之父」的陸軍少佐福島安正在這個期間曾經進入中國，幾度潛入中國腹地偵察軍事情報，對包括中國東北在內的廣大地區進行「考察」，收集到大量軍事情報，為日本對清朝開戰提供了詳實的情報依據。由於出色的工作能力，回國後被明治天皇親自授予旭日勳章和獎金。

為備戰，日本通過不同渠道向中國派出間諜，刺探情報。其中最著名的是學者型間諜宗方小太郎。他被稱為「中國通之第一人」。1893年10月，宗方小太郎應中國軍方要求，開始頻繁活動，撰寫大量報告，內容涉及軍事、經濟和宗教等各方面。

1893年，日本的中國觀驟變

日本學者伊藤之雄指出：1874年日本在出兵台灣後，國內形成「蔑華觀」，其後在朝鮮的壬午之變和甲申之變中遭到挫折，但到1893年又全面恢復了對華優越感。

鹿野政直在《思想史論集》一書中指出：甲午戰爭後，日本國民由原先「極端的自卑」轉為「極端的自負」，產生了一種以「強國」自居的「大國民」、「大民族」意識。但在甲午戰前的1893年，日本還是視中國為上邦大國。《明治大正見聞錄》的作者生方敏郎也說：「直到戰爭開始那天，日本老百姓也從沒有人認為中國人不好，更別提對中國有什麼憎惡之情了。」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先驅者、評論家荒畑寒村在《寒村自傳》里也記述，「在戰前，在日華人相當受歡迎，在橫濱賣衣服的來自中國的人，可比在橫濱賣葯的來自富山的日本人更受優待。」

但是，伴隨著日本文明開化運動的浪潮，上層階級和知識分子指出，中國是一個排斥近代化的因循固陋的落後國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福澤諭吉的《脫亞論》。「我國雖處東亞，然國中早有脫亞而入歐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鄰二國——中國、高麗……三者相較，彼二國何其相似乃爾，民眾並國家，均不思進取之屬。與其坐待彼等昌明，共興亞洲，莫若早脫其列，攜手西洋諸國，待彼二國，則如西人即可，子不聞近墨者黑乎？是故，我國勢必拒此東方之惡鄰於心念也。」戰爭開始後，這原本只停留在知識階層的中國蔑視意識，已經完全滲透到一般國民當中。

在甲午戰前，日本媒體已經相當開放。可以說，激進的媒體是導致日本人「中國觀」變化的重要推動力。1893年的日本《國民新聞》發表尖銳言論，「如果政府屈服於中國，則國民將趨於『反動』，乃至大大的「『反動』。所謂『日本人民被裹脅』的說法是不對的，實際上日本打中國是民心所向。」

1893年，日本軍費達到戰前頂峰

1893年10月，時任樞密院議長的山縣有朋在《軍備意見書》中，根據相關情報指出：中國於1885年後在軍事上再無可觀投資與重大建樹，軍人吸食鴉片，精神頹廢、士氣衰微，而兵要在於精鍊，此絕非二、三年即可練就。

看看1893年，日本的軍費達到2282萬日元，占歲出總額的29.7%。而1880年，日本的軍費只有1201萬元，占歲出總額的19%。13年間增長了10個百分點。

再看看1893年，1893年，日本陸軍有7個師團，將近7萬人。日本海軍有軍艦31艘，魚雷艇24艘。

這一年，日本已經擁有了4大骨幹軍工企業，即東京炮兵工廠、大阪炮兵工廠、橫須賀海軍工廠、築地海軍造兵廠。陸海軍工廠的機器動力總共為2205馬力，軍工企業合計僱用職工10132人。

1893年12月2日，日本著名女文學家一葉樋口在日記中寫道：「二日。晴。議會紛紛擾擾。」

是的，12月1日，日本眾議院通過了對星亨議長的不信任案。12月13日，日本眾議院更是將星亨議長除名。

1893年，日本從眾議院否決內閣增加軍艦建造費開始了新的一年。1893年，日本從眾議院將反對軍備擴張的星亨議長除名落下一年的帷幕。

日本，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