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曾壽的簡介以及宋詩觀

　　陳曾壽（1878-1949），字仁先，號蒼虯、耐寂、復志、焦庵，湖北蘄水人。光緒二十九年丁酉（1903）選拔貢，光緒二十八年（1902）鄉試中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會試取進士，任刑部主事。次年，應經濟特科試列高等。湖廣總督張之洞曾聘其為幕僚，襄贊新政。後由學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廣東監察御史等。辛亥革命後，隱於杭州小南湖，以遺老自居。1917年張勳復辟曾出任學部侍郎，晚年曾任偽滿洲國近侍處長。著有《蒼虯閣詩》《舊月簃詞》。　　一　　陳曾壽生於光緒四年（1878），出身湖北蘄水名門望族，曾祖陳沆為嘉道間著名詩人。陳曾壽所作詩精嚴華美，凄婉雄摯。陳衍在《陳仁先詩序》中談論其詩時說：「獨肆力為凄婉雄挈之詩。始為漢魏六朝，筆力瘦遠，余慮其矜嚴而可言者寡，意有未足。別去三四年，相見京邸，出所作一二百篇，無以識其為仁先之詩。韓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黃之奇，詩中自道所祈向者，皆向所矜慎而不敢遽即者也」。說明陳曾壽早年師法漢魏六朝，後兼取「韓之豪、李之婉、王之遒、黃之奇」而風格大變。陳祖壬《蒼虯閣詩序》則指出陳曾壽詩另有淵源，他說：「侍郎之詩，出入玉溪、冬郎、荊公、山谷、後山諸家，以上窺陶杜，志深味隱，怨而不怒，海內讀者咸能言之」。認為陳曾壽學詩對象不僅在宋代的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等人身上，而且還出入於李商隱、韓偓兩位晚唐詩人。　　在同光體派標榜「詩不分唐宋」，強調同光體派是「不專宗盛唐」的情況下，上溯的詩家乃中唐的李杜。陳曾壽的詩學中卻將李商隱、韓偓兩位晚唐詩人與宋代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等人並提，表現出了與同光體派閩、浙、贛三支不同的審美取向。在陳曾壽身上已經看不到同治中興以來詩人們對國家的希望和熱情，光緒中期，中興氣象已消失殆盡，各種潛伏的危機漸漸明朗。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清政府的衰敗之象益顯。時變與詩歌風氣相通，在這樣的環境下，詩人敏感的心靈已然無法上溯盛唐，故只好曲徑通幽，從宋人輾轉而上溯晚唐。　　然而陳曾壽與近代西昆派學李商隱著眼點還是有所不同，他不僅學習李商隱、韓偓的為詩之道，更重要的是，二人的人品氣節也讓陳曾壽感到敬佩。李商隱、韓偓身處亂世而空懷抱國之心的境遇讓他同情，堅持節操不隨流俗的氣節更讓他欽佩。結合自身所處時代，韓李二人詩歌表面的哀感頑艷與內在的沉鬱凄涼，都讓陳曾壽有異代知音之感。他說「詩中尤物成雙絕，惟有冬郎及玉溪。癖愛神交相感激，故應往往亦悽悽。」李商隱一生糾纏於牛李黨爭中，宦海沉浮而不遂其志，那種欲言又止、沉鬱綿密的表達方式反映了其內心的苦悶和無奈。韓偓大半生的時間徘徊科場，四十八歲始進士及第，昭宗拜為左拾遺，遷翰林院承旨。此時唐王朝已岌岌可危，藩鎮專橫跋扈，宦官專權弄事。韓偓因極力維護唐王朝而被貶，唐王朝滅亡後，他在福建過了數十年的遺民生活。後朱全忠、王審知等人屢次召征，他卻始終不忘唐室，拒不應召。宋代王安石對李商隱的喜愛亦出自其表現出的憂國傷時之情和身世浮沉之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二引《蔡寬夫詩話》曰：「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明末遺民王夫之則引韓偓以為同調：「唐之將亡，無一以身殉國之士，有之，其韓偓乎」？紀昀也給了韓偓較高的評價：「偓為學士時，內預密謀，外爭國是，屢觸逆臣之鋒，死生患難，百折不渝，晚節亦管寧之流亞，實為唐末完人」。韓偓詩集存有《香奩集》和《韓翰林集》。《香奩集》雖多香艷之作，但紀昀還是認為「其詩雖局於風氣，深厚不及前人，而忠憤之氣時時溢於言外，性情既摯，風骨自遒，慷慨激昂，迥異當時靡靡之響，其在晚唐，亦可謂文筆之鳴鳳矣」。由陳曾壽在辛亥後的遺民選擇，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李韓二人的詩風和詩思有著心靈上的交感。「把卷微吟只斷腸，一生同病只冬郎。分明坐久槎逢斗，不待歸來海已桑。無限幽情隨暮雨，幾多清淚濕紅芳。顛連莫為唐昭惜，正有隨身孤鳳凰。」將韓偓引為自己同病相憐的知己，表達了在相似國勢下的無限幽婉之情。他甚至由韓偓之詩而推及晚唐詩風「為愛冬郎絕妙詞，平生不薄晚唐詩。一枝一影燈前看，正是秋花秋露時」。陳三立曾說：「仁先悲憤與之同，乃中極沉鬱而澹遠，溫邃自掩其跡。嘗論古昔丁亂亡之作者，無拔刀亡命之氣，惟陶潛、韓偓，元好問次之」。陳曾壽將韓偓上升到與陶淵明一樣的高度，這在詩歌史上是極少見的。他對韓偓詩的看法也不隨流俗，並未將《香奩集》的香艷之作視為韓偓的代表風格，如《慣聽》：……蹇習逡巡聊半數，冬郎慘戚為深恩。愁聞消息如雲幻，蒼狗難期變滅痕。他所看到的是韓偓以忠貞誠摯之心報效君王的恩義，縱然世事幻雲蒼狗，韓偓也始終不改其節。甚至將友人詩歌與韓偓相比，給以褒讚：「早歲名高有悔詞，中年懷抱太凄凄。酒酣小杜凌雲氣，春去冬郎絕代詩。」　　二　　陳曾壽於詩最初並不重宋，陳衍稱其詩學變化道：　　陳仁先為太初先生曾孫，詩學自有淵源。初相見於兩湖書院梁節庵山長座上。弱冠璧人，飲酒溫克，喜就余言詩。出其所作，則皆抗希《騷》《選》，唐以下若無足留意者。……別去不相見者又數年。丁未余入都，君已中甲科，官刑部，調學部。聞余至，約游棗花寺觀牡丹。稍談詩，知常與周少朴、左笏卿兩侍御倡和，所祈向乃在昌黎、義山、荊公、山谷，大異昔日宗旨。　　陳曾壽在宋代詩人中最重黃庭堅，他明確表示自己的詩歌是學黃而來。「學詩作黃語，學道執黃戒。」並認為黃庭堅詩歌天下無雙，即「人間第一一峰畫，天下無雙雙井詩」。然而若論對陳曾壽影響之大，接受程度之深，黃庭堅是比不上李商隱的。據《石遺室詩話》：　　仁先又云：覺庵一日問「李黃孰勝？」答以黃殆未如李也。李謂義山，黃謂山谷。　　李義山與黃山谷的詩歌最大的差別在於對時事的態度，黃庭堅與李商隱的共同之處在於偏重於個人內心的持守，用典故這種富含歷史文化內涵的表達方式，使詩歌具有更深厚的意味。但黃庭堅處於北宋中期，李商隱處於唐代末期，一個是隱藏著衰落的勢態，一個是眼見得江河日下。宋代士人的政治熱情在黃庭堅身上突然衰退，而李商隱則始終是無奈地面對殘敗局面。歐陽修的《六一詩話》論晚唐體曰：「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共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而晚唐詩的「極雕琢」與江西詩派「鍊字」「煉意」有類似之處。陳曾壽雖然不像中興士人們那樣對國家復盛充滿希望，但他不乏同光體派共有的那種文化責任感和政治熱情，曾有的同治中興，使他們渴望通過政治途徑實現文化復興，通過文化復興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黃庭堅對政治的疏遠和冷淡是由來已久的，而且鮮明地表現在詩歌創作中，這一點很難和陳曾壽產生共鳴。相反，倒是以被黃庭堅認為「好罵」的蘇軾反倒獲得了陳曾壽更高的評價。陳曾壽從以下幾個方面對蘇軾詩風作出肯定：　　（一）說理而不「腐」氣。　　陳曾壽認為：　　讀蘇詩有悟以極邊際之語，達極圓滿之理乃妙，否則如程、邵之作，不免腐氣，且正面說理，亦不能圓滿。　　也就是說「以理為詩」本身沒有錯，但像二程和邵雍那樣對倫理道德的強調超過自然之理，詩歌只是用來「載道」的工具，那就「不免腐氣」了。他主張說理要用「極邊際之語」，使人不能覺察為上。四庫館臣論《擊壤集》曰：「東方朔作《誡子》詩，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於是以論理為本一，以修詞為末，而詩格於是乎大變，此集其尤著者也」。二程和邵雍把詩當做說理之工具，即「儒語衍為《擊壤集》」。以詩來論天理、人理，而完全沒有了詩的情韻意味，是不值得效法的。蘇軾在《上曾丞相書》中說過：「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並反對近時士人「學理空性，以追世好」。蘇軾主張融理於自然之物，而能出之以變化，可感知但非直言。陳曾壽所認可的宋詩之理正是蘇軾那種「悟以極邊際之語，達極圓滿之理」。所謂「極邊際」即強調所用之「語」與所表達之「理」要有間離效果，因為「正面說理，亦不能圓滿」，必須要以「間離」的邊際語來達「圓滿之理」。陳曾壽曾指點趙朴初詩歌道：「學佛以解脫為貴，作詩以不解脫、極粘滯為貴」，並解釋說：「寫詩不要過分把禪的意念帶進去」。「不解脫、極粘滯」強調了詩與「理」之間的聯繫，而「不要過分把禪的意念帶進去」還是反對在詩與「禪的意念」之間以直露的方式貫通二者。總之，陳曾壽欣賞的宋詩的理趣，反對不離「理」語的「腐」氣。　　（二）崇尚「自然」　　陳曾壽詩論東坡之處頗多，如「千秋幾丙子，絕代一東坡」。「坡老去今幾何世，耿耿清光在天地……遠謫韓蘇同一致，達者或窮窮乃達。此中得失難淺議，惟公解事人勝天。晚歲和陶入聖諦，當歌對酒萬端空，領取當前真實意。」「絕代一東坡」與「天下無雙雙井詩」可見對蘇黃二人的詩學地位的認可。陳曾壽還通過評價東坡詩的成就，表達了自己的詩學觀：　　坡詩絕千古，最勝屬過嶺。皮膚剝落盡，意外出妙境。厄塞極生前，肸蠁乃彌永。當時歲在寅，儋州方遠屏。甲子十五周，逢辰薦果茗。今昔較異同，身世殊寬窘。劉侯妙語言，蘊藉若深幸。古人處憂患，如玉試火猛。攜手葛與陶，心光何炯炯。居屯不得力，我輩可嘆憫。長腰米撐腸，闊領衣蓋癭。細和淵明詩，差勝持十忍。　　蘇軾貶謫嶺南後，最有代表性的創作理論當屬《答謝民師推官書》：「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蘇軾所論雖是在講文章，其實也是他的文學觀。所謂「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與陳曾壽所言「皮膚剝落盡，意外出妙境」，都是在追求一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之境。蘇軾在過嶺後曾遍和陶詩，並提出陶詩具有「質而實綺，癯而實腴」的特質。蘇軾的和陶詩並非對陶淵明亦步亦趨的模仿，而是「自謂不甚愧淵明」的創造，借陶之詩以宣自己之情，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卻又出之以平淡自然。陳曾壽極欣賞蘇詩的此種境界，稱其為「細和淵明詩，差勝持十忍。」　　在陳曾壽身上也體現出論詩與創作的不一致，所以對於陳曾壽的詩歌風格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陳衍認為是「以韓黃之筆力，寫陶杜之心焉耳」。鄭孝胥支持陳衍說法：「哀樂過人，加以刻意，陶杜哀樂，時復過人，韓黃則刻意矣」。但胡先驌卻另有其說：「侍郎之詩出入玉谿、冬郎、荊公、山谷、後山諸家、以上窺陶杜，志深味隱，怨而不怒」。陳曾壽之詩作的確是熔鑄唐宋、參眾家而成，眾評論雖然各看到其一面，但亦是有理有據之言。 (責任編輯：中國歷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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