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的時代

　　 喬納森·海特 著 吳萬偉 譯

　　 當今政治氣候能給我們的國家和大學帶來什麼呢？

　　 美國和大學到底發生了什麼？有時候似乎一切都要分崩離析了。要理解為什麼，我發現想想被稱為「微調宇宙」的宇宙學觀念或許有點兒幫助。物理學中有大約20個基本常數----如光速、牛頓的引力常數或電子電荷等。在宇宙的怪異世界，這些是我們宇宙中的常數，但是，正是依靠思想，我們才能讓其中的某些東西在其他宇宙中擁有不同的價值。就像物理學家開始理解我們的宇宙一樣，他們也注意到物理學中的這些常數有很多似乎處於允許物質濃縮和生命開始的位置。

　　 要看看這些常數，如果它們僅僅升高或降低一兩個百分點，物質可能就不會在大爆炸之後發生濃縮。也就不會有恆星，有行星或者生命。正如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所說，「令人矚目的事實是，這些常數的價值似乎被非常精準地校準，生命的出現才成為可能」。

　　 有人已經暗示這種微調或許就是證明上帝存在的證據。這是如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美國很多開國之父等有神論者相信的上帝概念：上帝創造了這個宇宙，就像啟動一個大鐘，它恰好有適當的發條和齒輪使其運動起來。我本人並沒有把微調當作上帝存在的證據。我不過是用它作為演講的開場白而已。我想請各位抬頭看一看宇宙，對我們的不可能性保持一種敬畏的心態。如果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我希望各位擁有這種心態，並以這種心態理解我們國家不大可能的現狀的存在。

　　 我想讓各位考慮一下這個觀念，即我說的「微調式自由民主。」它開始於回顧幾百萬年代以前人類祖先的歷史，從居住在樹上的猿猴到居住在地上的猿猴，再到直立行走的猿猴。他們的手因為使用工具而被解放出來，再到擁有更大大腦的原始人，不僅能製造工具而且能製造武器，最後演化到智人，不僅能給洞穴的牆麵粉刷顏料或者給自己的臉上塗抹顏料，而且能圍繞篝火跳舞，能崇拜眾神或大規模地相互殘殺。

　　 當我們回顧祖先的生活方式時，不容迴避的問題是我們都是原始部落里的靈長類動物。生命的演化讓我們設計和適應小群體的生活，擁有強烈的萬物有靈宗教和部落之間爭奪領地的激烈衝突。我們如此熱愛部落的生活，以至於創造出體育運動、兄弟會、街頭幫派、球迷俱樂部和圖騰崇拜等。部落主義深藏在我們的心頭和大腦之中。我們根本不可能將其徹底消滅，但我們能將其影響最小化，因為人是在行為上具有極大靈活性的物種。我們能以很多種方式生活，從50人組成的追求平等的狩獵者或採集者群體到將數百萬人聚集在一起的封建等級體系。而在過去的兩個世紀，我們很多人都生活在龐大的、多種族的、世俗的、自由民主社會。非常清楚，這是可能的。不過，在這樣的社會中，我們究竟擁有犯下錯誤的多大空間呢？

　　 這裡提出微調自由民主假設：作為原始部落里的靈長類動物，人類不適合生活在龐大的、多樣化的、世俗的民主社會，除非你獲得某些精準微調的條件，讓穩定的政治生活的發展成為可能。這似乎正是美國開國領袖們相信的觀念。傑斐遜、麥迪遜以及18世紀的其他有神論者顯然的確在思考，他們相信設計一個憲法就像設計一座大鐘，如果選擇了適當的發條和齒輪，這座大鐘就可能永遠走下去。

　　 幸運的是，美國開國領袖們是優秀的心理學家。他們知道我們不是天使；他們知道我們是原始部落里的靈長類動物。正如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中所說，「黨爭的潛在原因，就這樣深植於人性之中。」開國領袖們也是優秀的歷史學家；他們都很清楚柏拉圖的信念，民主是第二種最糟糕的政府管理形式，因為它不可避免地墮落為獨裁專制政府。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第10篇中提到純粹的或直接的民主，他認為這種民主很快將被大多數人的激情所吞沒，「因此，這種民主政體就成了動亂和爭論的圖景，同個人安全或財產權是不相容的，往往由於暴亡而夭折。」（此句借自漢密爾頓傑伊麥迪遜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譯註）

　　 那麼，開國領袖們做了什麼呢？他們建立起防護措施如三權分立和權力制衡一系列措施來制衡黨爭的無法無天。但是，他們也知道他們需要訓練未來年代的鐘錶機械師。因而，他們創造了一種新型共和國，要求公民要比國王或其他利維坦統治下的國家的國民更加成熟得多。

　　 這裡是教育專家赫希（E.D. Hirsch）在論述美國創立時所說的話：

　　 部落和種族仇恨的歷史是人類的歷史和前歷史。。。我們現在看來如此自然的美國實驗其實是完全人工創造出來的設計，旨在抗衡族群懷疑和仇恨的天然衝動。。。這個龐大的、人為的、和跨越部落族群的構建就是美國開國領袖竭力實現的目標。他們明白，這個目標只能依靠智慧的學校教育才能有效地實現。（《美國人的塑造》）

　　 托馬斯·傑斐遜在1789年時寫到，「任何地方，只要人們擁有知情的信息，就可以放心地委託他們自治。」他通過創建弗吉尼亞大學來支持這個主張，對此，他在1820年時寫到，「大學將以人類思想可以自由馳騁為基礎。因為在這裡，我們不懼怕真理會將我們引向何方；只要允許理性自由地去鬥爭，我們也不怕容忍任何錯誤的存在。」（此句譯文借自李輝「以平實而致遠」《讀書》，1994年第4期---譯註）

　　 那麼，作為這個大鐘的繼承人，我們是怎麼做的呢？我們在維持其正常運轉嗎？如果麥迪遜今天來到華盛頓特區參觀，他將發現美國政府已經被分成兩大派別，它們吞噬了一切，硬生生地正好從政府三大分支的正中間切開，將三大紅色分支統一起來對抗三大藍色分支，任何一個分支都沒有發揮他曾經設想的最初功能。

　　 我們培訓鐘錶機械師的工作又做得如何呢？如果傑斐遜2017年來到最知名的美國大學走一遭，他會說些什麼呢？面對安全空間、微型攻擊、觸發警告、偏見回應糾察隊和恐怖、威脅等氣候以及校園裡盛行的衝突，他會怎麼想呢？不過，首先讓我們質問：我們怎麼聽任情況變得如此亂七八糟呢？

　　 我一直在研究2007年以來的政治兩極化問題。蓋洛普和皮尤調查公司的數據穩定地顯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極化的情況越來越嚴重。無論你問誰，都會發現人們多麼不喜歡另外一方的人，多麼認為其他一方是對國家的威脅，或者如果他們的孩子與來自另外一方的人的孩子結婚，他們會感到多麼沮喪。

　　 如果和最近的情況如20世紀90年代相比，我們為什麼如此相互仇恨和害怕對方呢？政治科學家薩姆·艾布拉姆斯（Sam Abrams）和我曾經在2015年寫過一篇文章，列舉了十大理由。我不重複描述所有這些理由，但我將給各位提供一個整體觀點，來自物理學的另一個隱喻：讓你的眼睛維持在向心力與離心力的平衡上。想像三個孩子用胳膊築起一條鎖鏈，一個孩子用自由的手握住中心旗杆。孩子們開始圍繞這個中心點跑圈，而且越跑越快。離心力會越來越大。人的離心速度加快的時，朝向圈外的力量也加大。但與此同時，孩子們也相互抓得更緊了。而這是向心力，沿著胳膊的鏈條把他們拉向中心。最終，當離心力超過向心力時，他們的手就鬆開了，鏈條因而斷開。我相信，這就是美國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本文將簡要提到艾布拉姆斯和我辨認出的趨勢中的其中五個，所有這些都可以被看作離心力的增強，或者向心力的削弱。

　　 1. 外部敵人：參加兩次世界大戰並取得勝利，隨後是冷戰的勝利產生了巨大的統一性影響。越南戰爭很不同，但總體上，戰爭是已知的最強大向心力。自從1989年後，我們已經沒有統一的、共同的敵人了。

　　 2. 媒體：共和國初期的報紙是充斥黨派偏見，常常糟糕之極。但是，隨著20世紀中期電視的出現，美國人經歷了某些不一樣的東西：媒體是巨大的向心力。美國人從三大電視網獲得大部分新聞，這些電視網受到良好的管理，且被要求顯示出政治上的平衡性。但是，這種情況不能持久，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有線電視和小範圍播放電視的出現，和20世紀90年代的網際網路以及2000年的社交媒體的出現，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現在，我們沉浸在令人憤怒的故事中，這些令人憤怒的故事製作質量非常高質量，常常得到令人恐怖的視頻片段的支持。社交媒體正在成為龐大的離心力。

　　 3. 移民和多樣化：這是複雜的政治爭議話題。請允許我清楚說明我的意思，我認為移民和多樣化在總體上是好事。經濟學家似乎同意移民帶來更大的經濟利益。如果我們沒有對移民開放的話，美國人在諾貝爾獎、音樂、藝術、和現在技術領域的絕對支配地位將不會發生。但是，作為社會心理學家，我必須指出，移民和多樣化產生很多社會學影響，其中有些是消極性的。主要的影響是他們減少社會資本---個人之間存在的信任紐帶。政治科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一篇名為「合眾為一」（E Pluribus Unum，拉丁語，美國國徽上的格言---譯註）的文章中發現這一點。其中，他遵循數據得出顯然令他感到不安的結論：「從短期看，移民和民族多樣性傾向於減少社會團結和社會資本。美國的新證據暗示，在種族多樣性社區，所有種族的居民都往往『放低姿態』。信任（甚至對自己的種族）感降低，利他主義和共同體合作更少見，朋友更少。」

　　 總之，雖然有其他好處，但多樣性是一種離心力，對此，美國開國領袖心知肚明。在《聯邦黨人文集》第2篇中，約翰·傑伊（John Jay）寫到，我們應該將美國擁有「單一的、統一的民族---誕生於同樣的祖先，使用同樣的語言和信仰同樣的宗教」視為一種恩賜。我想重申多樣性也有很多好處的觀點，我也非常感激美國接納了我的來自俄羅斯和波蘭的祖父母，而我妻子的父母來自朝鮮。但是，普特南的發現清楚說明，那些渴望更多多樣性的人應該更多關注離心力增強的問題。

　　 我要提到的另外兩個理由很可能引起最多的不同意見，因為這些是我指責具體政黨和具體一邊的內容。它們是華盛頓的共和黨人和校園中的左派。兩者都強化了離心力，破壞了我們之間的團結。

　　 4. 越來越極端的共和黨：在1995年之前的六十年中，當民主黨人競選眾議院議員時，他們並沒有特別好地對待共和黨少數派。所以我能理解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在1995年代人眾議院議長時所擁有的復仇慾望。但是，他做出的很多改變讓國會變得更加兩極化，讓兩黨合作變得更困難，把美國帶入華盛頓仇恨和衝突的新時代。作為社會心理學家來說，我發現一個變化非常突出。他改變了立法日曆，以至於所有事情都在周二到周四之間完成，他鼓勵剛進國會的新人不要搬進首都特區。他不想讓他們與民主黨人建立起個人友誼。他也不希望其同行成為慈善基金會的成員。但是，立法者及其在華盛頓的家人的個人關係一直是強大的向心力。金里奇卻故意削弱這種向心力。

　　 這一切碰巧發生在福克斯新聞崛起的時期。很多政治學家已經注意到福克斯新聞和右翼媒體生態系統給共和黨帶來的影響，這與左派身上發生的情況沒有任何相同之處。該媒體鼓勵更極端的聲明、更嘩眾取寵的論調、更大的憤怒。很多人指出，媒體總體上傾向左派，民主黨人也做了某些極端化之事，這的確很公平。不過，金里奇顯然著手創造了一個更具黨派偏見的實行零和遊戲的國會，而且取得了成功。這種更多強調鬥爭的文化傳遞到參議院，進而影響到共和黨中的其他人。

　　 5. 左派的新身份認同政治：喬納森·勞赫（Jonathan Rauch）給出了身份認同政治的簡單定義：「圍繞諸如種族、性別、和性傾向等群體性特徵而組織起來的政治動員，這與政黨、意識形態或者特殊的利益訴求等動員方式完全不同。」勞赫補充說，「在美國，這種動員並非什麼新鮮玩意兒，有些不尋常、非美國、不合法、很惡劣或特別具有左派特徵。」這個定義讓我們很容易辨認出身份認同政治的兩個類型：一種是好的，從長遠看是一種向心力。一種是壞的，從長遠看，是一種離心力。

　　 不公平是一種離心力。它破壞信任，激發義憤。制度性的種族主義將不公平變成制度，播下了最終爆發的憤怒種子。當奴隸制被寫進憲法時，它就確立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憤怒大爆發。這是必要的爆發，但我們沒有管理好重建時代的療傷治癒過程。當《黑人隔離法》（Jim Crow）寫進南方法律時，它就導致了20世紀60年代的另外一場必要爆發的階段。

　　 民權鬥爭的確是身份認同政治，但它是糾正錯誤的努力，是讓國家變得更美好和更強大的努力。馬丁·路德·金的言論說得非常清楚，這是一場創造條件讓國民和解的運動。他引用美國公民宗教的資源激發我們共同的身份認同和價值觀：「我們共和國的締造者在擬寫憲法和《獨立宣言》的輝煌篇章時，就簽署了一張每一個美國人都能繼承的本票。」而且，「我仍然有一個夢想。這個夢是深深紮根於美國的夢想中的。我夢想有一天，這個國家會站立起來，真正實現其信條的真諦：『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

　　 當然，有人看到民權運動是帶有分裂性的和離心力的運動。但是，金的演講之所以是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演講恰恰因為它以我們最大的道德缺陷作為獲得向心力救贖機會的框架。這也是為什麼我稱這種身份認同政治是好身份認同政治的原因。

　　 讓我們將金的身份認同政治與當今大學裡講授的身份認同政治對比一下。現在有一種在過去五年橫掃美國學界的新變體，它被稱為「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該術語和概念出現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教授金伯利·克倫肖（Kimberlé Crenshaw）在1989年發表的論文中。他提出了非常有道理的觀點，黑人婦女在美國的體驗並沒有體現在黑人體驗或者女性體驗的總結中。她分析了一個法律案例，其中黑人婦女是通用汽車公司的歧視的受害者，雖然該公司能顯示它聘用了很多黑人（在工廠里，男人占工作的大多數），也聘用了很多女性（辦公室的工作，男人佔大多數）。雖然通用汽車公司沒有涉嫌歧視女性和黑人，但是，結果幾乎很少聘用黑人婦女。這是一個精彩的論證。在分析複雜的體系時，我們必須看到交叉效果，而不僅僅是主要影響，學者們怎能反對這個主張？

　　 但是，當年輕人學習交叉性時，發生了什麼？在有些專業，這個概念被編織進入很多課程中。學生記住了顯示特權和壓迫矩陣的圖表，不僅白人特權造成對黑人的壓迫，男人特權造成對女性的壓迫；異性戀者特權對同性戀群體（LGBTQ）的壓迫；還有健全人特權對殘疾人的壓迫；年輕人特權對老年人的壓迫；有魅力者特權對相貌平平者的壓迫；甚至有生育能力者特權對無生育能力者的壓迫等。被認為好的或者有價值的群體的任何東西都被視為特權，都會產生對缺乏這個內容的群體的壓迫。當你把年輕人納入進來，其心智從部落爭鬥和我們/他們的思考演化而來，你就在他們心中填充了兩分法的維度。出現荒唐可笑的事情也就不足為奇了。你告訴他們，每個兩分法的一方是好的，那另外一方就是壞的。你啟動了他們古老的部落爭鬥按鈕，讓他們準備好開始戰鬥。很多學生髮現這種鬥爭令人振奮；這讓他們的生活充滿了意義和目的感。

　　 這是交叉性做出的巧妙戰略步驟：有關壓迫的所有兩分法維度據說都相互交織在一起和交叉重疊的。據說美國是龐大的壓迫矩陣，其受害者不可能單獨贏得鬥爭的勝利。他們必須團結起來與共同的敵人做鬥爭，而那個坐在壓迫金字塔頂端的群體就是：異性戀、白人、順性別者、身體健全者基督徒或者猶太教徒或者運動員男性等。這就是為什麼只要被認為反對一個受害者群體的行為都會引發所有受害者群體的抗議。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大學校園裡，這麼多群體站在反對以色列一邊。交叉性就像是社會正義積極分子的北約組織。

　　 這意味著在交叉性盛行的大學校園，衝突往往是永久性的，因為沒有哪個校園能消除所有冒犯、所有微型攻擊和所有誤解。這就是為什麼用大聲呼喊要求演講者下台、威脅甚至暴力行動來回應話語或者觀點在美國最進步的大學和美國最進步的區域里司空見慣。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行為就出現在名牌大學如耶魯、布朗、新英格蘭的明德學院（Middlebury）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常春藤學校、西海岸的里德學院（Reed）等。它們是壓迫最嚴重的地方嗎？還是這種新思維方式最廣泛和最普遍之地？

　　 請讓我提醒各位美國開國領袖們的教育觀，這是通過赫希的話說出的：「美國實驗其實是完全人工創造出來的設計，旨在抗衡族群懷疑和仇恨的天然衝動。。。這個龐大的、人為的、和跨越部落族群的構建就是美國開國領袖竭力實現的目標。」交叉性旨在獲得正好相反的東西：煽動部落性懷疑和仇恨的火焰，為的是激發學生的憤怒和積極行動主義；為的是招募他們成為教授們政治使命的打手。當今大學校園裡講授的身份認同政治完全不同於馬丁·路德·金。它拒絕美國和美國人的價值觀，也不談及寬恕與和解。那是龐大的離心力，現在已經蔓延到中學尤其是進步的私立中學。

　　 今天的身份認同政治還有一個有趣的特徵：它教導學生以這樣一種方式思考，完全違背自由教育的使命。當我在20世紀80年代在耶魯讀書時，老師教給我很多理解世界的工具。等到我畢業時，我能以功利主義者或者康德主義者那樣思考，或者以弗洛伊德派或者行為主義者思考，作為電腦科學家思考或者人文主義者思考。我能夠用學到的很多稜鏡觀察任何一個場景。但是現在，在把社會正義看作比沒有利益糾葛地探索真理更重要的院系求學的學生，則被告知要用他們的視角解釋所有情景，一切都是權力問題。每個場景都可以用這種方式進行分析，壞人旨在維持對好人的權力和特權。這根本就不是教育，而是一種思想灌輸，是熱衷崇拜的極端主義者宗教和讓人們相互懷疑和分裂的偏執派世界觀，它把人們引入異化、焦慮和思想無能之路。

　　 這是一個年輕的酷兒激進分子對崇拜的描述。該文的標題是「一切都有問題：我是如何進入黑暗的政治世界的核心，又是如何逃脫的。」作者辨認出這個問題的四大特徵：教條主義、群體思考、聖戰者心態和反智主義。與我們對黨爭的探索有最密切的相關關係，他寫到：「快速思考這種方式很快將世界分為圈內人和圈外人---教徒和異教徒；正義者和邪惡者。。。每個微小的異端行為都讓你離這個群體更遠一步。當我是群體的一部分時，人人都恰好在令人懷疑的龐大議題群中的同一頁。內部分歧非常罕見。」

　　 你能想像一種文化竟然與大學的使命如此格格不入嗎？你能相信很多大學為學生提供幾十門課程，卻都在推銷這種思維方式嗎？有些學校甚至要求所有學生都選修這樣一門課程。

　　 讓我們回到傑斐遜的見解上：「大學將以人類思想可以自由馳騁為基礎。因為在這裡，我們不懼怕真理會將我們引向何方；只要允許理性自由地去鬥爭，我們也不怕容忍任何錯誤的存在。」 如果傑斐遜當今回到美國頂尖大學參觀一圈，他可能對恐懼文化、不受挑戰的錯誤猖獗盛行和強加在理性上的鎖鏈感到震驚。

　　 既然我已經讓各位徹底感到沮喪了，那就請讓我最終用一絲希望和對我們應該做些什麼的想法作為本次演講的終結。演講開始時，我討論了微調式自由民主，那是一個假說，即除非我們對某些背景做些微調，否則人類並不適合生活在龐大的、多樣化的、世俗的民主社會中。我認為這個假設是符合實際的，我已經嘗試顯示美國已經步入非常糟糕的場景中。我對美國的未來感到悲觀，但是讓我清楚地表明，我對自己的悲觀主義並沒有抱有很大的信心。就美國的未來打賭總是錯誤的，現在這樣說也可能是錯誤的。我的自由意志論者朋友常常提醒我意識到，民眾是非常靈活多樣和有本領的。當問題變得嚴重時，人們會有更大創造性，這或許已經發生了。如果你渴望看到希望，你只需要在洗澡間鏡子上寫上這個直接引語：「我們絕對無法證明那些人的觀點是錯誤的，他們告訴我們社會已經到了轉折點，我們已經看到了我們最好的日子。但是，在我們面前說這些話不是沒有同樣明顯的理由。。。當我們看到過去總在進步，我們會期待未來衰落嗎？這又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則呢？」

　　 那是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ey）在1830年寫的東西。在當今似乎仍然是真實的。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希望，讓我告訴你，為什麼我認為大學校園的情況會改善，至少從2018年秋天開始：因為隨著校園情況越來越糟糕，更多的人可能會站出來，更多的人會尋找解決辦法。有些大學校長已經站了出來。他們都知道他們坐在火藥桶上，他們想拆除引信。而且，他們通常是擁有自由思想的學者，深刻反對思想專制。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新校長卡洛·克里斯特（Carol Christ）顯然對學校的聲譽在去年春天發生的事情感到尷尬。她採取了非常強有力的公開立場，她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支持言論自由，會花錢保護演講者。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齊默（Robert Zimmer）一直非常卓越。我也與若干大學校長交談過，他們願意公開站出來，但仍然感覺到校園內的不自由派別仍然非常強大。不過，如果更多的大學校長站出來，如果像芝加哥大學這樣的學校的申請者今年大幅增加，我認為我們將看到閘門將在明年秋季打開。

　　 教授們也站出來了。在非正統學院組織（Heterodox Academy，這是一個由數百名教授組成的團體,他們在加入時承諾要支持大學和學院里的觀點多樣性。---譯註），兩年前，我們開始時只有25名成員，現在已經有1400多人，而且成員在左派和右派之間保持了大致的平衡。在明德學院暴力事件之後，我們的成員數量出現了暴增，因為那是臨界點。教授們絕大多數是左派的，但他們基本上自由左派而非不自由左派。我的專業領域---社會心理學---是非常清醒的。自2011年以來，我一直在提高警惕，要求人們關注政治不平衡問題和正統思想問題，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遭遇什麼不測，一直沒有遭到排斥。校園問題---嚴重的不自由---集中在少數熱衷於政治積極行動主義的院系。當你看看誰舉著申訴牌子譴責教授所寫的東西，或者要求撤回報刊上的文章，你就會發現大部分教授來自人文學科和身份認同研究的七個院系。自2015年起，很少有教授敢於冒著引發不自由左派憤怒的風險，但是，隨著每一次的新獵巫行動，每一次咄咄逼人地將演講者噓下台，更多自由左派成員就願意站出來大聲高呼：夠了，夠了。這與我們的價值觀格格不入。

　　 最重要的是，有些學生也開始站了出來。在這個國家，在政治上最正統的學校里德學院，社會正義積極分子一直在抗議和擾亂一年級的人文課程，持續了不止一年。他們說這個課程是白人至上主義的行為，因為它集中講授死去的白人作者的作品。他們說這個課程讓非白人學生感受到創傷。他們每天帶著標語牌和高呼口號進教室，讓教授難以講課或者學生沒有辦法學習。里德學院的很多學生和教授都反對，但沒有人敢公開反對，因為擔心自己被稱指控為種族主義者。最後，今年秋季，若干亞裔學生站出來批評抗議者，要求他們停止干涉他們的教育。一旦有學生站出來，支持抗議者的聯盟陡然崩塌。很多人的支持不夠是出於恐懼，而非真正的信仰。

　　 在非正統學院組織，我們在密切追蹤這些趨勢，我們提供了能幫助人們站出來表達多樣性和開放式探索的觀點和工具。我們製作了大學指南，引導申請者選擇提供多樣性觀點的大學。我們製作了在線調查表，供學校使用這個來評估校園內或教室里的正統思想和恐懼水平。最重要的是，我們創造了思想開放app。這是一種自助軟體，教導學生多樣性觀點的價值，訓練他們參與和不同價值觀的人之間的對話。我們還有很多計劃在2018年啟動的倡議。

　　 我也想提醒各位注意，其他人也在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作家莉諾·斯科納茲（Lenore Skenazy）一直在發出警告，如果我們養育孩子時像小牛那樣對她們呵護備至，包括情感傷害等一切都保護起來，會對孩子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答案：他們也會要求在大學裡得到保護。他們期待學院成為龐大的安全空間，要求總有安排好的成年人解決他們的衝突。莉諾有很多觀點來教人們如何把童年還給孩子---給予他們獨自玩耍不受監督的時間，使其成為有自主性的、會自我管理的成年人。由於得到基金經理丹尼爾·沙克曼（Daniel Shuchman）的種子基金支持，她已經開辦了名為（LetGrow.org）的非營利性組織。我和波士頓學院的彼得·格雷（Peter Gray）都是理事會成員。該組織之所以重要，理由之一與我提出的理由吻合，那就是不受監督的自由玩耍是民主公民素質發展的關鍵。我只想讀給各位聽聽格雷有關不受監督的自由玩耍的重要性的若干話語：

　　 與另外一個人玩耍，你必須關注其他人的需要，而不僅僅是自己的需要，否則別人就不和你一起玩了。你必須克服自戀情緒。你必須學會以尊重其他人觀點的方式協商，而不僅僅是你自己的觀點。（格雷繼續描述當大人不在場的時候，孩子們學習規則的方式）他們用這種方式了解到規則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類讓生活變得更好玩和更公平而想出的辦法。這是重要的教訓；也是民主的基石。

　　 所以，不要絕望。要警惕---情況變得真的令人警惕。但是，大部分美國人是體面的和有思想的人，他們不願意對自己的國家和大學放棄希望。我們能做很多事情來減少黨爭，來讓孩子們強大起來，來改造美國的大學。

　　 我們---這個房間里的嬰兒潮時代和失落的一代---已經把美國大鐘搞得一塌糊塗。左派和右派，共和黨和民主黨。但是，如果我們團結起來，承認我們犯下了錯誤，改變我們對待孩子和對待大學生的方式，我們就能夠彌補過錯。我們或許能夠培養一代關心這個大鐘的孩子。

　　 作者簡介：

　　 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Stern School of Business）種族領導力教授。本文是他在11月15日在曼哈頓學院發表的里斯頓講座（Wriston Lecture）的修改稿。

　　 譯自：The Age of Outrage by Jonathan Haidt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age-outrage-156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