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少未必不是好教授

論文考核原理：被引用越多越有影響力，發表刊物越大牌越有利戰後全球科技研究迅猛發展，科技文獻層出不窮，文獻查詢對科研人員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但在沒有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時代，文獻檢索方式依舊局限於分門別類的舊式統計，查詢起來非常不便，對文獻的評價也無法做到及時準確。1951年，化學家尤金·加菲爾德在文獻檢索中借鑒了法律判例的引用規則，創立了論文SCI索引的規則，它類似於今天互聯網上的超鏈接：一篇論文在涉及到使用前人研究成果或者實驗數據時，必須給出來源和出處。這樣一來文章與文章形成相互查詢網路，不但方便了後來者的查閱，更帶來了對論文質量評定的統計學革命：理想化的狀態下，同一學科內，一篇好論文被他人引用的頻率高於質量不高的論文，而那些發表好論文較多的期刊，因影響力廣泛，形成了所謂的「核心期刊」。通過文章的被引次數間接顯示了他的學術質量。SCI之後形成了社會科學領域、工程科學領域等更細化的索引工具SCI在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成功很快被推廣開來，1961年形成了英語文獻領域的SSCI社會科學文獻索引， 1999 年SSCI全文收錄1809種世界最重要的社會科學期刊，內容覆蓋包括人類學、法律、經濟、歷史、地理、心理學 等55個領域。而隨著論文索引被引入中國，而原有的SSCI評價體系並不能較好地反映中文社科類文獻，南京大學又嘗試建立了中文社會科學文獻索引，台灣地區則建立TSSCI系統，著手對中文社科類期刊進行有效評定。而另外更專業的索引體系也在不同程度地被學術界所應用。從教授評定到科研經費考評都離不開量化考核，在頂級學刊發文「不愁吃喝」SCI進行學術評價的核心概念是影響因子，即一本刊物過去2年內發表文章當中被引用的比例。從學術評價而言，儘管影響因子不是直接針對論文本身的評價，但是從整體上說，發表在高影響因子刊物上的論文的質量明顯較高。而這種量化直接會被作為參照系——圖書館根據影響因子決定期刊訂購，研究人員由此追蹤學科研究進展熱點，研究機構快速實現應聘人員的甄別以及客觀分配科研經費等等。SCI影響因子提供了最為快速直觀的學術能力判斷標準，按SCI進行獎勵的方法也並非中國特色，按西班牙法律，研究人員如果在ISI（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影響因子排行榜上前1/3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就能夠得到獎勵。芬蘭政府將對大學醫學研究的資助標準與發表論文期刊影響因子直接掛鉤。而對於那些走出象牙塔或是繼續深造的學人來說，若能在本專業領域內的頂級學刊發表文章，無論是在就業還是升學都將帶來直接影響。

現代論文索引規則的創立者尤金·加菲爾德

學術「大牛」論文研究多集中在早期著述，終身教授論文數量不做具體限定美國教授的門檻很高，成為教授並沒有統一的硬性指標，但一般說來副教授的發文量約在30-40篇，而教授通常在60篇左右。很多學人的論文工作都是學術生涯早期中期完成的，許多人在此之後寫論文都比較少，比如哈耶克，多數研究都在1950年前完成，戰後去了美國之後幾乎很少寫論文，而是集中精力寫書，最終以《通向奴役之路》聞名世界。而另一位經常性出現在媒體版面的明星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也正是如此，克魯格曼主要涉足的國際貿易、金融貨幣危機和匯率變化理論的大部分工作，在1990年代初之前就已完成，後柯林頓政府時期的克魯格曼，開始將重心轉移到了專欄寫作上，進行通俗化經濟學普知等工作。近10年喬姆斯基參與論文4篇，但不妨礙其成為「20世紀全世界前10位最偉大科學家」之一麻省理工學院榮譽退休教授喬姆斯基被認為是20世紀理論語言學研究領域的拓荒者，他的語言學著作，對心理學在20世紀發展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科學》雜誌曾評選其為「20世紀全世界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但另一方面，喬姆斯基本人也是著名的反戰人士，自1960年代起，喬姆斯基就開始陸續在各類媒體刊物上發表文章，抨擊政府，而從他的個人信息中也不難發現，近10年來，喬姆斯基參與了論文也只有4篇，與之相對應的是，近10年來，他在媒體上發文超過115篇。02年化學獎得主田中耕一甚至從未發表過學術論文02年日本再次蟬聯諾貝爾化學獎，獲獎者田中更是震驚學界。與以往的諾貝爾獲獎者相比，他既非教授、亦非博士，連碩士學位也沒有。田中畢業於東北大學工學部電氣工學專業，與化學、生化等領域完全無緣。在獲獎之時，他也是只是公司中低層的一名普通職員而已。幾乎沒有發表過什麼論文，僅有的幾篇也只是發表在不是很重要的會議和雜誌上，與日本學術界幾乎沒有任何交往。以至於在獲獎的消息傳來時，讓日本學術界措手不及。在電視台採訪前一年的化學獎獲獎者名古屋大學野依教授時，該教授都表示不知道田中耕一何許人也。

人們已經習慣稱克魯格曼為專欄作家，而非經濟學人

論文考評的基礎：同行評審1665年英國皇家學會首創聘請同行，評審投寄給皇家學會《哲學會刊》的文章。工業革命後，同行間的評審作為一種學術和科學研究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已經深深地植根於歐美歷史、文化和立法中。而SCI等索引的量化評價基礎則正是來源於此。理論上而言，量化評價所統計的每一篇論文都是經過同行匿名評審後，才會正式發表在學術刊物之上。由於高水平權威性期刊如某專業核心期刊或SCI收錄期刊的責任編輯、主編尤其是編委或同行評審專家往往都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其審查把關較普通期刊更為嚴格，使那些優秀的論文最終形成聚合，使優秀的論文在出色的刊物上發表，形成更大的影響力。沒有高水平的同行和出色的學刊質量，就無法保證論文考評的真實性論文考評當然也有空可鑽。在國內引入SCI考核機制後，在一些大學內與獎金機制掛鉤，也催生了大量花錢發稿的灰色產業，整個中國的論文數量在引入該考核機制後開始迅速增長，2009年，全中國論文數量第一次突破10萬篇，躍居世界第二。於此同時，出版署副署長卻表示，中國學術雜誌存在「嚴重」問題，「質與量間存在很大差距」。一位資深出版人稱，中國5000家左右中文學術雜誌中約有三分之一是大學學報，而這些學報存在的目的只是便於研究生和教授能夠攢夠考評所必需的論文發表數量。《浙江大學學報-科學》英文版主編2010年給《自然》雜誌發去的郵件顯示，提交給該雜誌投稿論文中高達31%論文包含剽竊內容。更令人尷尬的是，多數中國頂尖研究人員已經放棄了中國的學術雜誌，改投國際刊物。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量也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

2010年9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一次學術出版會議的開幕式上，李東東宣布在2011年1月之前，將推行新的管理規範，以「淘汰」劣質的學術雜誌。

學術的社會意義在於知識的公共運用，人文社科類研究無法脫離社會議題學者徐賁認為，學術是探索和發現新知識的方法和過程。學術是是為了發現新知識並將獲得的知識用於社會普遍教育和其它形式的公共事務參與。學術的理想與人的教育和公共事務參與的目標是一致的，這些目標包括實現人的平等、自由、尊嚴，以及尊重人的多元、理性、獨立、創製。而諸如社會學、法學乃至整個人文社科類學術研究，都不可能遊離於公共話題之外。對於社會熱點議題的看法、見解甚至簡單直接的剖析，也很難說不是另一種學術研究。「純學術類」研究也受制於公共事務，饒毅等學者也曾批評科研「潛規則」對於那些自然科學類研究來說，受制於公共事務的表現也越發明顯，最新一輪中科院院士評選結束，被業內看好的學者饒毅落選，引起關注。而饒毅本人曾多次對中國教育科研問題提出過直言不諱的批評。去年年底，他還聯合施一公在美國《科學》雜誌刊出社論稱，中國現行的科研基金分配，更多的是靠關係而非學術水平高低，「浪費資源、腐蝕精神、阻礙創新」。[詳細]

2010年9月，饒毅、施一公聯名在《科學》上發表社論稱，雖然中國科研經費以每年超過20%的速度增長，但科研經費的分配問題卻阻滯了創新步伐，而這一部分歸結於體制，一部分歸結於文化。

論文考評更像是高考，雖然它不完美，但卻沒有其他的方式能夠取而代之。比起論文考評更加令人擔憂的，是長久以來浮躁、假大空盛行的科研學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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