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近代歷史上的禁歌與禁書

台灣近代歷史上的禁歌與禁書

  猶太諺語說:「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在戒嚴時期的台灣,「人民一思考,當局就蛋疼」。道理很簡單,當年國民黨就是要讓人民腦殘化,先把人民培養成傻A的弟弟,然後再告訴你,你還不夠聰明,所以我抱著愛民如子的心,來指導你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這樣管起來才方便。所以,文化產物這種一直能影響人類思維的玩意,自然就要抓得緊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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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禁歌吧!歌曲有陽春白雪,自然就有下里巴人,不管它是高雅還是媚俗,其實都反映了一個時代的社會氣氛與人的心理。照理來說,愛怎麼唱就怎麼唱,可是在那個神經緊張的年代,當局常常過度敏感,以至於單純的歌詞被扭曲解讀,因而遭受禁唱。明顯一點的理由比如意境淫穢、文詞輕佻、妨害社會善良風俗,那作詞人、演唱者也只好摸摸鼻子自認倒霉。可是嚴重的理由如「為匪宣傳」、影射政治、挑撥「政府」和人民的感情等,這時歌曲相關人士頭都大了。現在統計起來,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共有898首各類歌曲被禁,數量驚人。

  有什麼時代就會有什麼樣的歌,也就會有什麼樣的禁歌理由,我們來看看被禁的都是些什麼歌。

  1949年,國民政府帶了一批各省人士來台灣,在一路奔波、顛沛流離後來到這個小島,思鄉情緒難免。所以當初在外省人社會,很流行以前在上海灘那些流行歌曲以解思鄉之愁,電台也喜歡播放,比如《何日君再來》、《蘇州河邊》、《天涯歌女》、《等著你回來》、《西子姑娘》之類上海歌星的歌,想想那時當局那麼敏感,魅影重重,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通通不放過,怎麼能容忍這些「作者滯留匪區」的歌,唱這些歌簡直就是「附匪而歌」。而且,那時候正是最需要提高民心士氣的時候,提倡的振奮軍歌不唱,居然去聽這種詞句消極頹喪,影響軍心士氣的歌,所以這類1949年前流傳在大陸的流行歌曲就被禁了。

  還有很多著名的抗戰歌曲,包括《黃河大合唱》、《東北三部曲》、《大刀進行曲》等,國民「政府」遷台之後,因為這些歌曲的作者大多留在大陸,因此也遭禁唱,許多抗戰歌曲就此深埋在老一輩人的心中。

  那好,要提高民心士氣是吧!所以有很多亢奮的歌曲出現了,比如有一首歌叫《保衛大台灣》。

保衛大台灣 保衛大台灣 保衛民族復興的聖地 保衛人民至上的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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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眾一心 節約生產 支持前線 我們已無處後退 只有勇敢向前向前

波浪濤天 海濤驚險 大海是敵人送死的墳墓 金澎舟山是我們海上的鋼拳

敵人來一千 我們殺一千 敵人來一萬 我們殺一萬

(節錄)

  這首歌夠激昂了吧!這還是1950年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反共抗俄歌曲」第一名,是公認的「反共文藝第一聲」,也是日後「反共文學」的原型。

  可是這首歌后來也被禁了,怎麼回事呢?原來有人唱著唱著,越唱越感覺不對,這「保衛大台灣」怎麼唱著唱著聽起來就像「包圍打台灣」了,茲事體大,於是火速被禁掉,標準馬屁拍到馬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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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台灣很窮困,正從戰火中脫離,一切都在重建中,社會物資供應波動很大,民眾生活都很困苦,一般本省民眾也是過得苦哈哈,就出現了很多描寫小人物生活百態的歌曲,比如《賣肉粽》、《收酒矸》(收酒瓶),因為這些歌真的寫到百姓心坎里,又好聽,所以馬上就流傳開來。《賣肉粽》這首歌描寫做小生意的人都會沿街叫賣的情況。

自悲自嘆歹命人 父母本來真疼痛

(自嘆是苦命人,父母本來真疼愛)

乎我讀書幾落冬 出業頭路無半項

(供我讀書許多年,沒想到現在找不到工作)

暫時來賣燒肉粽 燒肉粽 燒肉粽 賣燒肉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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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一日一日貴 厝肉頭嘴這大堆

(東西一天比一天貴,家裡要養的還那麼多)

雙腳行到欲稱腿 遇著無銷上克虧

(腳走到都快要不能動,賣不出去又虧本)

認真再賣燒肉粽 燒肉粽 燒肉粽 賣燒肉粽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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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這首歌不久被「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警總前身)」發現後,馬上就發文通令禁唱。理由是:這些歌暗示政府無能,導致人民生活困苦(本來就無能,何需暗示)。

  還有些歌曲,因為「東洋味」過重,也產生問題。當時台灣很喜歡拿些日本歌曲來重新配詞翻唱,比如閩南語歌星文夏的歌,如《男性的復仇》、《夏威夷之夜》就被以東洋味過重,或詞意不雅被禁(現在看來,這些歌的歌詞還真的很狗血)。還有《媽媽我也真勇健》、《黃昏的故鄉》、《媽媽請你也保重》,明明是想念母親的歌,歌詞反映的是農村青年到城市打拚的思鄉之情,卻也被以歌詞不健康、是日本東洋曲調和「在軍中想念媽媽會懷憂喪志」等理由被禁。尤其是《黃昏的故鄉》,後來許多流亡海外的「黑名單」人士,每次聚會都必唱這首歌想念台灣,所以在當局眼中更是禁忌。但像這些「媽媽系列」的禁歌越禁反而越紅,後來甚至被推崇為反抗威權政府精神的歌曲。

  當時查禁的理由可真是五花八門,毫無規則可言,不能想媽媽,不能談戀愛,也不能失戀,悲情的不行,太歡樂的也遭殃。比如說有一首很歡樂的經典閩南語歌曲,由寶島歌王洪一峰唱的《山頂黑狗兄》。(在閩南語里,「黑狗兄」指的是瀟洒風流的年輕男人,而「黑貓」指的是性感迷人的年輕女人。)

山頂一個黑狗兄 伊是牧場的少爺

透早到晚真打拚 牧場開闊歸山拼(整片山)

嘴念明朗的歌聲 透日歌聲念未定(念: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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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的歌韻真好聽 聲好會念介出名

有聽聲音無影U Lay E Lee

歌喉聲山嶺U Lay E Lee

歌聲幼軟緣投得人疼U Lay E Lee(緣投:帥氣)

U Lay E Lee U Lay E Lee

  那麼歡樂的歌,怎麼會有問題呢?原來當局覺得現在是非常時期,你是吃飽太閑還是怎樣,在山上那麼開心高唱什麼U Lay E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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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國民政府大力推行國語的政策,壓縮了閩南語歌曲的生存空間。過去的國語流行歌曲是1949年以前做的比較多,這時期台灣本土創作的國語歌開始強勢起來,閩南語歌曲則被定調為「方言歌曲」,國語歌星逐漸形成氣候,許多台灣小孩就是唱國語歌長大的。

  在國語歌逐漸佔領了音樂市場,對國語歌的查禁也多了起來,有查禁權的機關單位也多得不得了。警備總部就算了,什麼國防部總政戰部、國立音樂研究所、台灣省新聞處、台灣省警務處、「中國廣播公司」、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國民黨文工會也都有權查處,最後由警總執行。

  國語歌曲被查禁最多的是當時被稱為「盈淚歌后」的姚蘇蓉。她演唱的歌有三分之一左右被禁唱,包括很有名的《今天不回家》、《負心的人》等。那時候《今天不回家》這首歌紅透大街小巷還是被禁。

徘徊的人 彷徨的心

迷失在 十字街頭的你

今天不回家 為什麼 你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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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禁止它的理由很妙,說是「歌詞頹喪,影響民心士氣」,但事實上呢?在這首歌推出的前幾年有一首歌叫《家在山那邊》,是一部主旋律電影的主題曲,男主角是一位雲南的少數民族青年,最後回祖國去「為國效命」,結果街頭巷尾都在唱「今天不回家」,但家在山的那一邊耶,我們要打回老家(大陸)耶,那怎麼可以天天唱「今天不回家」?下場想當然爾,後來重新發行時,只好改成《今天要回家》。

  類似的理由在更早以前的閩南語歌曲也用過,有一首經典的閩南語歌曲叫《舊情綿綿》,是這樣寫的:

青春夢斷你我已經是無望 舊情綿綿心內只想你一人

明知你是有刺野花 因為怎樣我不反悔

啊……不想你 不想你 不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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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我又每晚夢 彼日談情的樓窗

  據說,就是因為「舊情」兩個字會被聯想為中國大陸,當時為了凝聚「反共意識」,怎麼可以去想那個已經「淪陷」的大陸,歌曲還是難逃被禁的命運,說起來理由跟上一首《今天不回家》還真是有點矛盾。

  謝雷的《苦酒滿杯》也跟政治扯上關係,所以被禁:

人說酒能消人愁 為什麼飲盡美酒還是不解愁

杯底幻影總是夢中人 何處去尋找他

我還是再斟上苦酒滿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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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黨很怕這樣的歌詞被對岸拿去做文章宣傳說:「你看,台灣同胞真苦,天天都苦酒滿杯。」

  戒嚴時期對於演藝工作人員採取證照限制,很多歌星當時都是演唱了禁歌,就被取消證照,這下不能在台灣表演了,只好轉往香港或東南亞一帶發展。比如說文夏、洪一峰、姚蘇蓉,還有「性感之神」歐陽菲菲,也是禁歌的大戶,她最廣為人知的禁歌就是《熱情的沙漠》。

我的熱情 好像一把火 燃燒了整個沙漠

太陽見了我 也會躲著我 它也會怕我這把愛情的火

  被禁唱的理由竟然是歌曲中的「啊」太淫穢,容易讓人產生性幻想,這首歌簡直就是把「三俗」的意義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後來歐陽菲菲只好遠走日本。

  還有《路邊的野花不要采》這首歌最早也是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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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話兒要交代

雖然已經是百花開 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

  台灣怎麼可能有野花?台灣當然沒有野花,台灣沒有雞,台灣都是良家婦女,明顯違背善良風俗。

  照這種標準,現在《那一夜》、《愛情買賣》之類的歌如果在當時的台灣,肯定會被以「意境淫穢,妨害善良風俗」或「曲詞狂盪,危害社教」之類的理由查禁。

  當年,控制台灣文化事業的機構有兩個,一個是行政院新聞局,一個是國民黨文工會,在那個以黨領政的時代,文工會當然是新聞局的老大,而文工會又是兩蔣的傳聲筒(當然不排除有假傳聖旨的時候)。照理說是新聞局執行,文工會推行,可是這文工會又常按捺不住,想要過一過權力癮,所以也常有撈過界的情況發生,反正大家都覺得理所當然。20世紀70年代之後,當時國語流行歌壇有越來越多專家們認為流俗低劣的歌曲,引發這些專家紛紛拍磚,說這是傷風敗俗,靡靡之音。再加上當時台灣「風雨飄搖」,所以,這些文工單位一方面查禁,一方面又要大力推廣具有「歌德派」、戰鬥、凈化意識的歌功頌德歌曲,規定電台跟電視節目一定要唱一定比例的「凈化歌曲」,並且限播閩南語歌曲。

  那時候歌唱演員必須要有證照,叫「演唱登記證」。以台北市來說,主管的是市教育局,歌星要領證,需具備唱指定20支凈化歌曲的能力,包括《中國一定強》、《美麗的寶島》、《高山青》、《滿江紅》、《熱血》之類的歌曲,申請之後,還要由教育局的督學來「面試」,通過後才能領證。其實當時有很多歌星反對這個政策,但如果不配合演唱凈化歌曲的歌星,「政府」就不發給證照,只能到「國外」演唱了,也真的有很多歌星就這樣去外面唱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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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局要打壓歌曲很簡單,最快的方法就是吊銷演員證,後來電台普及,就直接從電台下手,這招狠,斬草除根。唱片需要靠電台播放才能暢銷,電台不能播放禁歌,唱片就賣不出去,唱片公司與歌手就只能回家,這種手段讓不少唱片公司破產倒閉。

  那如何在一張已經錄好的唱片上查禁某些歌呢?以前黑膠唱盤中的每首歌都有不同的音軌,假設一張唱盤的第二首歌被禁,如果負責執行的警總人員不太敬業的話,就是直接用粗筆把禁播的歌名與歌詞劃掉,這樣還是聽得到。認真一點的人,就會在被禁歌曲的唱片音軌上貼上黏性很強的小膠片,讓唱針在播放時撞到膠片而跳針甚至毀壞,或是故意用刀片割壞劃掉。

  最強硬的方法是,由於黑膠唱盤有軟硬兩種材質,硬的可以直接用雙手摺毀,軟質的因有彈性而不易折破,就拿噴槍在唱片上燒洞。

  當年這些好聽的歌曲,都被國民黨以千奇百怪的理由禁唱,台灣人不知道也不敢去問被禁的理由是什麼,可是強權能打壓通俗文化,卻無法壓制人心的騷動。20世紀60年代,美國熱門音樂傳入台灣,這種活潑自由的音樂借著美軍在電台的播放,吸引了許多年輕人收聽,比如貓王、披頭士等。到了20世紀70年代,這些年輕人又長大了,一方面對靡靡之音的國語流行歌曲不滿,又反抗那種如嗑了葯般亢奮的戰鬥歌曲,於是他們高呼:「唱自己的歌!」民歌運動開始了。

  民歌清新又有思想內涵,受到知識青年的喜歡,從《偶然》到《捉泥鰍》,從《再別康橋》到《外婆的澎湖灣》,民歌在校園風靡一時。有像《橄欖樹》這種唱出夢幻天堂情境的,也有回憶童年的《童年》,還有像《龍的傳人》這種歌頌故國神州之美,反映出當時台灣政治氣氛的歌曲。

  有思想內涵的民歌,唱著唱著讓人產生自我意識,這種結果當然不是當局想見到的,他們對文化創意有著戒慎恐懼的莫名心態。所以這些民歌雖然清新,卻被盯得更緊。所以像由三毛作詞、齊豫演唱的《橄欖樹》造成轟動後,下場也是禁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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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問我從哪裡來 我的故鄉在遠方

為什麼流浪 流浪遠方流浪

  據說審查人員認為這首歌的歌詞「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會勾引聽者思念大陸故鄉之嫌,而且又反覆提及「流浪」一詞,好像在驅使年輕人離家出走去流浪,所以不能通過。

  另一首包美聖的《捉泥鰍》也有問題:

池塘里水滿了 雨也停了

田邊的稀泥里到處是泥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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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我等著你 等著你捉泥鰍

大哥哥好不好 咱們去捉泥鰍

小牛的哥哥帶著他捉泥鰍

  怪了,怎麼看也看不出哪裡有問題呀!玄機就在於我們現在看到的歌詞是被更改過一個字的,歌詞里的「小牛」原來其實是「小毛」。明明小毛就是很通俗的小朋友名字,偏偏審查者認為隱喻對岸領導人毛澤東,所以硬是改成小牛,這些人心裡都想些什麼呀,都認為別人也是像他這樣想的,真是離譜。

  侯德健作詞、李復建唱的《龍的傳人》命運更是曲折離奇。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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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龍腳底下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 巨變前夕的深夜裡  

槍炮聲敲碎了寧靜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節錄)

  這首歌產生的年代,正值台灣風雨飄搖,「國民黨政府」遭內憂外患的年代,所以這麼一首振奮人心的歌曲,在官方的授意下,一再傳唱,以提高民心士氣。可是這麼一首當局喜愛的歌,為了配合政策還是稍微有改動,就在「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這一句,最原始的歌詞是「四面楚歌是洋人的劍」,這洋人當然是指跟國民黨當局斷交的美國啦!當初明明說「憤而斷交」,還怕歌詞刺激到美國,所以「洋人」改成「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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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唱呀唱,唱進了20世紀80年代,突然有一天不能唱了,好像沒有過這首歌一樣,原來是侯德健偷渡前往大陸,當局覺得臉上無光,就禁掉了。

  民歌時代的歌手或作詞者,對於國家和民族多多少少有著熱切的情感,政治正確的歌曲也不少。侯德健還寫過一首歌《山河還我》,這應該很合國民黨官員的意呀!不幸還是被禁了,原因是:「歌名違背『還我河山』的習慣講法。」

  蔡琴與李建複合唱的《意映卿卿》,禁!理由是:「這是革命烈士對他妻子說的話,名稱不妥當。」

  知名作家張曉風寫的詞《中國在我心裡》,禁!理由是會使人想到「我的家在長江,我的親人在黃河」,但「政府」不讓我們通郵通商。

  在民歌運動流行的同時,文化界也有一股「回歸鄉土」的風潮,文學界在那時候有一場「鄉土文學論戰」辯得熱火朝天,也刺激了一些台灣本土的文史工作者,開始做閩南語老歌解禁的努力。早在20世紀40年代,有很多優美的閩南語經典老歌因為政治問題而被禁,現在要努力將它們救回來。

  比如說經典老歌《四季謠》,最早歌名叫《四季紅》,由於眾所皆知的原因,禁!孫燕姿翻唱過的《天黑黑》,分明在影射什麼,禁!《望春風》,望什麼春風,禁!《補破網》,台灣人民在「政府」英明領導下怎麼可能那麼可憐,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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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十年過去了,這些老歌才在更改部分歌詞妥協或重新審查後,始予解禁,重現於民間。

  而說起「禁歌之王」,《何日君再來》這首多朝元老當之無愧。最早說這是「賀日軍再來」,後來又說這是「何日軍再來」,不同朝代不同政權都能自己解釋。

  20世紀80年代以後,台灣社會風氣逐漸開放,當局也慢慢知道大勢已去,對歌曲的控制不再像以前那麼嚴格。這個時候會受到當局關心的歌曲,肯定都是比較充滿社會關懷,反映社會變遷的歌曲。像羅大佑這類人,就常受到來自當局深情的「關愛」眼神。解嚴之後,會禁的歌更少了,後來有一張由黑名單工作室推出的專輯叫《抓狂歌》,其中有首爆紅的歌《民主阿草》。

透早出門 天清清 歸陣散步來到西門町

(清早出門冷清清,乾脆散步到西門町)

看到歸路的警察與「憲兵」 全身武裝又構向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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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整路的警察與「憲兵」,全副武裝向前走)

害阮感覺一時心頭冰 害阮感覺一時心頭冰

今嘛已經民國七十八年

咱來借問矣警察先生 是不是要「反攻」大陸準備戰爭

(節錄)

  20世紀80年代末期,是個各種街頭運動不斷向體制挑戰的年代,各樣的議題百花齊放,這首歌用念歌的方式來狠狠嘲笑諸多政治怪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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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幾年前的某個夏天午後,我昏昏欲睡,這首歌聽著聽著,拍案驚醒,突然懂了一件事,原來讓威權政治瓦解的,就是它的荒謬本身。

  這首惡搞的歌傳唱很廣,讓國民黨很頭痛,於是被禁掉了,這首歌成為台灣最後一首政治性禁歌,卻意外大賣。這個《民主阿草》的主唱林暐哲呢,約過了十年後,捧紅了陳綺貞陳老師。再過了十年,他又捧紅了蘇打綠,台灣一路從抓狂歌唱到小情歌,挺不容易的。

  台灣最後一張被新聞局查禁的唱片,是1990年水晶唱片出版的趙一豪專輯《把我自己掏出來》。

  前不久,台灣辦了一次「禁歌演唱會」,以前被禁的歌,一次聽了個夠。聽著聽著恍若隔世,走了一回台灣當代史,這種想唱就唱的感覺真的很好。想諷刺就諷刺,想嬉笑怒罵也可以,也沒有人把我們當小孩子一樣指導,說什麼是低俗什麼是高雅,什麼可以聽什麼不能聽。

  話說回來,2005年,當局重新審查這些禁歌,有近三分之二解禁,我倒好奇了,那剩下的三分之一到底是什麼樣的歌?

現在恐怕沒有人會否認書是一種厲害的思想武器了,不管是高深如康德的「三大批判」,或是郭敬明的《小時代》,只要作者想傳達的,跟某些受眾群心理剛好契合了,就可以影響人的思想,不管這個群體是多是少,都會讓立場相悖的人感到威脅或不滿。民主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包容,比如你愛韓少,我愛小四,不代表我們就要互相敵視,而是要想辦法努力讓他們兩個人在一起……不是,是要彼此尊重對方的所愛。但如果像過去戒嚴時期的台灣,國民黨當局就是要你聽他的,強迫你接受他的單一價值觀,當然就不能容忍這些偏離與「我」不同的思想存在了,在過去知識來源渠道沒那麼豐富的年代下,書本管制就成了控制人民思想的重要方法,禁書就代表當局不希望你知道和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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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最早由禁書引發的事件大概都跟讀書會有關。話說國民黨在大陸吃了大虧後,痛定思痛,發現這個最早的火苗來自馬克思主義讀書會,許多年輕知識分子接觸馬克思主義後,對社會現實產生懷疑不滿,原本零星的火苗居然可以燒遍整個大陸。所以,當國民黨當局逃到台灣後,對於這種組織就特別留意,白色恐怖早期許多案件都跟讀書會脫不了關係。在日據時代就有偷偷進來的馬克思主義,到了台灣光復初期又更多,這些天真又單純的學生,真是一點都不懂國民黨。到了「二二八事件」之後,國民黨抓緊對台灣各方面的管制,突然之間,許多學生只因參加讀書會,討論馬列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想等書籍就這樣消失了。1949年之後,又將思想的管制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與查禁歌的歷史差不多,在20世紀50年代,禁書禁的大部分都是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作家,稱「陷匪作家」,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從文等人,還有魯迅,因為他的立場明顯左傾,所以也一併查禁。不僅是著作,就連他們翻譯的書也一起查禁,簡直就是把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文藝視為毒蛇猛獸。

  除了作家,還有很多留在大陸的學者和其學術著作,比如說寫了《中國哲學史》的馮友蘭,寫《古史辨》的顧頡剛。這些作家其實也挺冤枉的,於是有人為他們叫屈啦!是你老蔣自己逃得太快,作家追不上而已。

  在戒嚴時期,台灣的圖書出版是依據所謂《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來管理,這是《戒嚴法》下面的子法。這個法規定,所有的出版品都必須送警備總部審核,如果認定這個出版物有問題,除了不能出版外,就連出版負責人也要用其他相關法律處罰。

  這警備總部根本就是軍人組成的,書籍這種文化產物要讓他們來審,簡直是不倫不類。可是看在統治者眼裡,這也是剛剛好而已,因為警總是絕對服從領袖意志的,警總怎麼干,就代表領袖怎麼想,所以啦!反正警總業務包山包海,如果要查禁一本書順便查了作者,還不用跨單位協調,警總提供一條龍式服務辦到底。比如說「《自由中國》案」就是好例子,雜誌查完,人順便也抓了。

  國民黨不希望人民知道的,恰巧都是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人類心理總是這樣,只要是禁忌的東西,總是有種地下情人般曖昧的刺激誘惑,只要嘗了一次,就會上癮,這就叫做偷。能獲得那些知識,都好像偷來的一樣。希臘神話里普羅米修斯偷火種,一旦火種外流,所有地方就蔓延。當局自然也知道這點,認為被禁的書作者有問題,讀了這些書自然也代表「思想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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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嚴時期的台灣,收藏禁書的後果極其嚴重,許多人視為洪水猛獸敬而遠之。可是對愛書人來說,這種禁忌之愛就讓人痛苦了。所謂偷偷地進村,打槍的不要,讀禁書最忌割捨不下,大肆宣揚,只能秘而不宣、守口如瓶,即使連摯親好友也不能讓他們發現,那種死命吞讀,獨樂樂的快感,就好像歐陽鋒躲起來偷偷練九陰真經一樣。而讀完之後,豁然開朗,通體好像吃了人蔘果般舒暢,這時又會有種想要把心法藏起來不讓別人看的心態,以及一種掌握了別人不懂的禁忌知識的優越感。

  俗話說,殺頭的生意有人干,既然有人想讀,禁書肯定是有市場的。甚至有些禁書根本是各學科的經典之作,不讀不行。你可以想像讀哲學的不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文訓詁的不讀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嗎?這就跟讀電機的不讀馬克斯?威爾,讀經濟的不讀亞當?斯密,看AV不看武藤蘭,信曾哥卻沒聽過《獅子座》一樣荒謬。可是國民黨當局誰管你那麼多,縱觀諸多原因,禁書還是有人印,甚至是半官方出版社自己印。為了逃過當局的騷擾,這些書商就各出奇招,來跟當局大鬥法了。

  「本社編」跟「佚名」可能是戒嚴時期台灣著作量最高的作家,一些「陷匪學者」經典的學術著作,比如正中書局出版朱光潛的《詩論》,作者姓名改為「本社編」。同樣把作者改為「本社編」的還有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而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作者姓名直接改成「佚名」,我小時候在圖書館看到這些大部頭的書總是很疑惑,這些出版社怎麼那麼厲害,好像各領域的專家都有,都能本社自己編。

  有些翻譯作品也難逃此命運,比如傅雷譯的《約翰.克里斯朵夫》和《巨人傳》,明明是最佳譯本,可是傅雷「身陷匪區」,所以他的譯本一律查禁,那厚厚的書上絕對沒印譯者名字,或者又是「本社譯」。

有些出版社稍微有點良心,會給你一點有關作者的暗示,如巴金所翻譯的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克魯泡特金的作品,如《麵包與自由》、《我底自傳》,譯者都寫「巴克」。不過巴金就是因為崇拜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才取筆名叫巴金,現在又把巴枯寧跟克魯泡特金再合體一次叫巴克,搞得跟地下黨人的取名邏輯一樣。還有些出版社會把作者的名字腰斬,朱光潛印「朱潛」,陳寅恪變成「陳寅」,大學者的名字突然就變得很有市井說書人風。

  眾多大陸作家裡最有名氣的就是魯迅,他的名字就是禁書銷量的保證,可是魯迅作品寫來寫去就那幾部,賣完就沒得賣了,那該怎麼辦,所以眾多大陸作家,什麼沈從文、巴金、茅盾通通借魯迅之名登台。讀者讀得開心,不知情者還很認真地在討論魯迅各時期的寫作風格與關懷點不同,魯迅還在湘西混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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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陷匪作家」外,也慢慢開始有台灣本地或1949年以後來台的作家作品被禁,檯面上的老一輩作家,什麼柏楊、李敖、金庸之類,或是一些黨外人士的作品,都因為直接批評或被認為含沙射影地諷刺執政者而被禁。比如李敖出版自印的《傳統下的獨白》、《文化論戰丹火錄》等書。柏楊的十餘本以「集」為名的書,如《玉雕集》、《高山滾鼓集》也是同樣命運。金庸許多武俠小說過去都是用別名,化名為「司馬嵐」、「迅翟」、「司馬翎」,才有辦法在台出版。而《射鵰英雄傳》一書,因毛澤東書法里寫過「只識彎弓射大雕」太有名,就讓金庸被視為「附匪文人」,出版社只好將書名改為《大漠英雄傳》。而當年的禁書之王還是李敖,一百本里有九十六本被禁。

  對文化產物的審查常常是神經兮兮的,就怕單純善良的人民受到毒素的影響,所以也常捕風捉影、穿鑿附會,硬要找出理由來禁。大概是業務量太大了,所以書名取得有問題就直接禁,連內文也不看。20世紀80年代初,有本管理學漫畫叫《領袖非天生》,就這樣被禁,當然審查單位不會告訴你被禁的原因,但理由想也想得出來:領袖是唯一的,是天上的星宿降臨的,天縱英明,你說領袖非天生,莫非表示大家都可以當領袖?擺明在鼓動叛亂,還好只是被禁,再早個幾年,被依叛亂罪抓去關起來都有可能。

  當局對內查禁書籍,也要防止禁書流入,無奈這些海關人員都不學無術,常常是憑自己感覺喜好亂抓一通,原文書只要作者名字有點俄文風,比如可憐的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文書、Rachmaninov(拉赫曼尼諾夫)的唱盤封套,很多海關只看-sky跟-ninov這種後綴的俄文風名字就先扣起來。

  如果真的要進口一批書,比如時代雜誌之類的,那隻好缺頁或用黑筆把敏感詞給塗掉。這下好了,大家讀了都知道那些是敏感詞,本來沒那麼敏感,下次一看到這些黑黑的地方就自動過敏。

  同樣的事情發生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的轉播,台灣有一個舉重選手叫蔡溫義得到銅牌,簡直就是台灣之光了,可尷尬的是,金牌是大陸選手,頒獎的時候,負責轉播的華視只好拿一塊黑色的板子擋住大陸選手以及中國國旗。可能他們覺得百姓抵抗力太差,看到五星紅旗會瞎掉。就連小時候也曾疑惑過,玩街頭霸王遊戲時,場景是中國,總是有一塊黑黑的不知是什麼,長大以後才知道,那是不要讓我們看見的五星紅旗。

  過去要買這些禁書,要在舊書店才能找到,很多熟門熟路的客人,經常是買了一堆其他不相干的書籍作煙幕彈,其實中間夾的那本禁書才是真正要讀的。而這些書店,許多禁書也不一定印得那麼精美,很多甚至是直接翻印,再改個封面名字,掩人耳目,印刷質量低劣,卻十分搶手。老闆也不一定賣給你,還要熟客才會賣,每次報紙上一刊登,那些書又被列入禁書時,這些老闆就開始各顯神通,趕快去找門路進貨。許多不容於世的禁書都靜靜地、隱秘地躺在這雜亂書堆的某個角落,等著被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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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禁書銷售管道,就是當時在各大學外圍,總有如龍貓公交車般魅影存在的小貨卡(台灣稱發財車),載滿了各種書籍,悄悄地來,又靜靜地去。如果在晚上,它總是守在某個有點隱密又不會太隱密的角落,車篷下掛著一盞小小的昏黃的燈,發電機轟隆地響,老闆總是靜靜地站在一旁,手拿書一卷,眼神看似散漫,實則銳利地掃過四處。車裡面大概都放了一本本魯迅、巴金、老舍、丁玲等人的書,還有李敖、柏楊、陳映真,另外也有《金瓶梅》、《玉蒲團》之類的書,其他還有什麼,反正就是一些來路不明,當局不給你看的書。李敖的書最好認,因為他的書,封面幾乎都是半裸女人,用來掩人耳目,有很多人本來要買黃書,結果就買到他的書,本來前列腺要爆炸,讀完之後變成頭腦爆炸。

  這些小發財車的老闆也很瀟洒,很多都是落魄屌絲憤青,你還可以跟他講價,相反地,如果他不爽,也不會賣給你。有時挑到一半,見警察遠遠走來,錢都還沒給老闆,老闆就開著車跑了。現在想想,買禁書、讀禁書與賣禁書,好像都有快感,那是一種無能書生對抗當局的精神勝利法。這些粗糙濫印的禁書,影響一代台灣知識分子的思想深遠,貢獻難以估量。

  這些禁書真是越禁賣得越好,就像《達?芬奇密碼》這本書,被教廷一抗議,就產生了極大的免費廣告效應。禁書也一樣,越禁民眾越好奇,越來越想知道裡面寫的是什麼。後來在80年代初,有個筆名叫「史為鑒」的先生,編了一本叫《禁》的書,裡面指控國民黨當局數十年實施戒嚴,壓制言論和出版自由。這本書讓警總氣得咬牙切齒,多次討論要不要查禁這本書,最後還是不了了之,畢竟《禁》被禁,那真是自打嘴巴,一大笑話。

20世紀80年代以後,社會慢慢開放。台灣禁書的主流是黨外雜誌,從《自由中國》、《文星》,一直到《美麗島》、《八十年代》,終於迎來第三波高潮。各個黨外派系紛紛推出自己的機關刊物,宣揚理念。那時候,黨外雜誌的水平相當高,而且內容非常有趣,不僅僅只是抗議而已,有時候會有一些介紹勞工、社會主義等左派思想的文章,也有很多是老外省人研究蔣家和國民黨歷史的一些內容。而有黨外雜誌,自然也有很多為了反制黨外人士言行的「反黨外雜誌」,至於是誰支持的,就心照不宣了。另外還有些根本就是報道政壇內幕小道消息的劣質撈錢雜誌。天降大雨一樣「嘩」地一下來了,百花齊放,當局有點措手不及,抓不勝抓,這段時間,可說是警備總部最忙碌的時期,要一直到解嚴之後才稍稍平靜。

  我第一次看到所謂的黨外雜誌,是在家裡的抽屜瞄到的。我一頁一頁翻,既震驚又痛苦,「政府」那麼好,黨外這些人太壞了,專門攻擊「蔣總統」。我真的無法相信爸爸居然會去看這種反政府的東西,那時候有種人生觀就要崩塌,卻又還沒崩塌的感覺,那種劇烈衝擊只有一直到國中第一次看到色情書刊才可比擬。可幻滅是成長的開始,沒隔多久,我就已經幫忙去書店買黨外雜誌了。

  有一次和同學聊天,他說自己小時候幫忙買黨外雜誌的經歷:他都先跟老闆偷偷說要「那個雜誌」,這時候老闆會很例行地問:「你知道小朋友不能看吧!」默默地點點頭,老闆不從玲琅滿目的雜誌中找出來,反而從櫃檯書桌下面拿出一個已經用牛皮紙袋裝好的雜誌遞過來。可是,因為怕人看到,所以不能單買雜誌,還要搭配一下其他東西,這時就可以趁機用爸爸的錢來買些彩色畫冊。為什麼要小孩子去買呢?因為不太會被注意,小孩子也樂意去買。聽完之後,大家赫然發現,小時候好像都有這樣被「利用」過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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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查禁黨外雜誌的項目叫「春風」,那時候,很多事警總已經不敢再那麼明目張胆了,可編輯們還是要跟警總玩捉迷藏,搞得好像是阿富汗山裡的塔利班分子一樣。每一期,甚至都不知道在哪裡印,連社長都不知道,整個雜誌社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負責監印的人。各地的印刷廠都有代號,每個電話號碼都是代號,只有監印的人看得懂,知道那代表些什麼,好像在演諜戰片,神秘得很。

  依照出版法,警總並無查扣「未出刊」書籍的權力,一本書要等裝訂好後才算正式出版,這樣才可以查禁。所以警總的人常常就守在印刷廠門口,書一裝訂好,就可以查扣。而為了反制警總,黨外雜誌送印時,也會派人到印刷廠「監印」,其實就是「護鏢」,警總來查扣雜誌時,雙方常演出拉扯推擠叫罵對峙的場面,印刷廠變PK場,雙方都在搶書。

  有些比較「敢」的警總人員,就乾脆便衣行動,直接衝進印刷廠,搶走未裝訂好的雜誌、樣板和底稿,所以印刷廠也會多準備幾套版,如果這個廠的版被搶走了,還有其他印刷廠正在秘密地印著,這樣雜誌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還是可以看到。又或者警匪片看得太多了,記好車牌,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飛車攔截,搞得黨外雜誌也要利用當時台灣盛行的高速公路黑車來送書。

  那時候的黨外雜誌社門口,幾乎都有一個用來燒金紙的桶子,那可不是祈求平安用的,而是專門燒作者底稿用的。這些邀稿常都大有來頭,報社記者肯定都知道很多內幕,可是外面報紙又不給登,於是就有不少記者在外面寫稿子,他們不想曝光,所以有的用筆名,為了不讓他們的真名和筆跡被認出來,因此要把底稿燒毀。還有那些印刷廠,印這些黨外雜誌常常會被查扣,也賺不到什麼錢,所以老闆其實也是支持黨外的人士,有理想才能這樣搞。

  畢竟警總人力也沒辦法一直負荷這越來越多的雜誌,在多次交手後,兩方也有一定的默契存在。常常警總也照例大張旗鼓地去查扣,私底下,其他廠繼續印,他們就不管,有時候雙方也會談判講條件,各退一步,抽掉所謂「涉嫌煽動叛亂」的「不妥」詞句,或者說,如果預定發行1萬本,通常會多印1000本給警總人員查扣。他們只要向上面交差就好。因為不打不相識,偶爾還會出現與警總人員混熟,雙方在動手前先哈根煙,聊聊近況,展現出很友愛的溫馨場面。咳!你說做一個鷹犬容易嗎?要懂得社交還要會街頭干架,真是吃力不討好,慢慢地,查禁工作就交給地方警察去做。對於警察來說,抓雜誌又不是他們的本職,還不如去抓嫖娼簡單,如此這般,警察在執行這些工作時,常有些陽奉陰違。

  這專案名稱取得也真夠好了,「春風」,真是春風吹又生,黨外雜誌就在不斷被禁又不斷借殼還魂的狀態中循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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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黨外雜誌從印刷到發行的流程,都跟當時不合法的黃色書刊差不多,這種貓捉老鼠的行動,一直持續到解嚴後幾年。小的時候偷偷賣黨外雜誌的書攤,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期,已經擺得琳琅滿目,我那時問老闆賣得如何,他只搖搖頭苦笑:「唉……不比以前偷偷賣。」再過幾年,政論性雜誌也越來越少。現在台灣政論性雜誌,五根手指頭就數得出來,大概現在的人都流行寫博客去了。

  那十年,對於台灣人來說是難忘的回憶,當初辦雜誌的人,有人仕途平步青雲,也有人下海經商致富,當然也有人不得意,遂回家種田。還有一種人,為了堅持理念,生命永遠停留在那幾年。

  解嚴前後,也是兩岸終於開始有接觸的時候,對於大陸出版的書籍,借著學校學術交流研究需要之名進口,警總對這種事也已經是睜隻眼閉隻眼了。很多在台灣上學的香港學生也專做這種掮客的生意,賺些零用錢花花。在大學圖書館裡,以前大陸書跟禁書都會在「限閱」區,也慢慢都移到一般分類里,本科生、研究生書架上有幾本大陸出版的學術書籍,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1991年5月初的某天清晨5點,在台灣清華大學,調查局人員趁著天剛亮,突破校園的層層保安機制,直接闖進學生宿舍押走了一位歷史專業研究生的同學。清晨時分,宿舍燈光突然大作,風聲鶴唳又雞飛狗跳,嚇壞所有研究生宿舍里書架上有大陸書的學生,藏的藏,收的收,還有很多人乾脆直接把書往窗外丟,白花花的紙片像雪一樣落地,學校的氣氛變得嚴肅緊張。過了兩天才知道,這次行動不是針對大陸書的,那這就還說得過去,要是學生手上有大陸學術書就被抓的話,那全台灣文史科系都只能關門大吉。

  原來調查局認為這位歷史研究生參加叛亂組織,手上會有叛亂書籍,所以就決定抓他。這次偶發事件,卻意外引爆了轟轟烈烈的「廢除刑法一百條(思想叛亂罪)運動」,這是20世紀90年代台灣走向民主化的最後一道檻,那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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