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北京來了上海師傅

1956：北京來了上海師傅

文匯報2012-11-07第十五版

　　一件西服連改21次仍不合身——1956年初春，印度新任駐華大使小尼赫魯一紙「投訴信」遞到了外交部。當時，北京的服務業僅有兩萬多家，其中一半是飲食業。雞毛小店、通鋪大炕、食品擔子、剃頭挑子和提籃叫賣的串街小販，支撐了人們的日常生活。

　　外交部派人陪小尼赫魯專程到上海改西服。清嘉慶年間，上海就有專門的西服店。當年國人稱外國人為「紅毛」，為「紅毛」做衣服的裁縫就被稱為「紅幫裁縫」。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聖手」之稱的余元芳為小尼赫魯改衣。余師傅不負眾望，只花了兩天時間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魯非常滿意，當場要余師傅再做一套，並且為他的妻子、兒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後來，小尼赫魯在給外交部的表揚信中說，他到過很多國家，也買過很多西服，但從來沒有這麼漂亮、舒適、挺括的。

　　「紅幫裁縫」為新中國挽回了面子，但偌大一個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引起了高層的關注。1956年為了「繁榮首都服務行業」，中央決定遷上海名店進京。

「北京是首都啊誰不願意來？」

　　1956年3月的一天，上海南京路上的藍天時裝店來了兩男一女三位顧客。女顧客拿來四塊料子想做褲子。營業員一看其中兩塊淺藍色的料子不適合做褲子，可女顧客執意要做，而且要求做成「吸腰」「落臀」的。取衣的時候，她穿著新做的褲子蹲下、站起，照著鏡子來回打量，非常滿意。後來，店方才知道，這三位顧客是北京服裝公司經理連方、副經理兼上海遷京聯絡組組長方華和業務科長萬家驥。他們遠道而來當然不是為了做褲子，而是來考察上海服裝店的。

　　接到中央指示後，北京市政府馬上責成北京市第二商業局與上海市第一商業局接洽，研究上海服裝店遷京事宜。經過明查暗訪，北京方面開列了包括「鴻霞」、「造寸」、「萬國」、「波緯」、「雷蒙」、「藍天」等在內的21家服裝店的名單。這些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裝店，而且無一例外都開在上海的核心商業區。

　　當時在張豐記服裝店做店員的鄭祖芳記得，3月14日晚上，他與許多上海同業一起，被集合到上海新成區區工會開動員大會。會上，區領導動員說:「北京作為首都需要大量的服務業，希望大家踴躍報名，繁榮北京服務業。」

　　當時，北京開出的條件相當優厚。至今保存在北京市檔案館的「上海市一商局與北京市服裝公司簽訂的調用商業人員協議書」上寫著，北京方面不但負擔上海來京人員的路費、提供來京後的住宿，而且保證來京人員原有工資不變，家屬一年之內全部調入北京。

　　面對如此優厚的待遇，「紅幫裁縫」踴躍報名。雖然，他們也聽說北京風沙大，氣候乾燥，冬天只有白菜豆腐吃。「但北京是首都啊！誰不願意來？」當年在萬國服裝店工作的張永福說，「剛解放，大家心氣高，能被挑上都感到很光榮的。」

　　遷京工作進展神速，僅僅一周之後，區政府工作人員就幫各家店鋪打點好了行裝。21家上海服裝店、208名從業人員，分兩批乘著火車浩浩蕩蕩來到北京。

　　服裝業遷京後，理髮、照相、洗染、餐飲等行業也陸續來京。當年，北京市分管這些行業的是北京市社會福利局。據檔案記載，1956年5月社會福利局副局長王崇續專程趕赴上海，與有關方面洽談照相、洗染、理髮等名店的遷京事宜。經過協商，雙方敲定將「中國」、「國泰」兩家照相館，「普蘭德」、「中央」兩家洗染店，「華新」、「紫羅蘭」、「雲裳」和「湘銘」四家理髮館遷到北京。

　　中國照相館的老人兒都記得，最初這份名單中並沒有中國照相館。一天，王崇續在街上無意中看到中國照相館的櫥窗最精美。一打聽才知道，中國照相館不但技術力量雄厚，而且員工平均年齡只有三十齣頭，很有發展潛力。於是，他把中國照相館的名字也加了進去。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髮、照相、洗染業的師傅們，帶著傢伙什兒，坐著同一列火車開赴北京。隨雲裳美髮廳遷京的康邦章師傅記得，當時南京長江大橋還沒有建成，火車車廂要開到輪船上，擺渡過江。經過30多個小時的長途跋涉，他們才到北京。

　　對於「遷京」，康師傅至今仍覺得萬幸，「原來光顧美髮廳的主要是歌女、舞女什麼的。解放後，這些人都沒了。我們幾個美髮廳都開在同一條街上，生意越來越清淡。」康師傅說。起初，領導跟他們說是要支援大西北，沒想到最後去了北京，康師傅覺得自己太幸運了，「北京是首都啊，誰不願意來？」

初到京城

　　初到京城，上海師傅們都很興奮。趁著新店還沒開張，他們遊覽了心儀已久的故宮、北海、頤和園，體會到跟十里洋場截然不同的悠遊、閑適的老北京風情。

　　但興奮過後，許多現實問題擺在眼前。半個世紀後，幾乎所有老師傅都會說到吃不慣。張永福說:「我們在上海都是吃米的，到北京老吃饅頭、麵條，很不習慣。」北京的風沙也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上海人講究儀錶，剛到北京的時候，張永福出門一身白西裝、一雙白皮鞋煞是好看，可不到一天，白皮鞋就黑了。沒辦法，他索性把皮鞋染成了黑色。

　　說到對北京的第一印象，康師傅把頭一縮說:「北京真冷啊！」那表情好像又回到了當年，在康師傅的記憶里，那年10月份北京就下雪了。「我們這些南方人哪見過這個？趕快上街買棉衣，我們都是穿著單衣來的呀。」此外，冬天生爐子對於這些初來乍到的上海人也是個不小的挑戰。康師傅說：「在上海，不管多冷也沒有生爐子的習慣，北京可不一樣，取暖、做飯都靠它。」頭一回生爐子，把康師傅折騰得不輕，任他使出渾身解數，愣是點不著，「多虧街坊大媽幫忙，告訴我得先放炭，點著了以後再往上加蜂窩煤。」康師傅說。

　　不過面對北京人對他們的熱切期望，生活上的小小不適很快就被克服了，趕緊把新店開起來才是大家最關心的。當時，北京的商業街就那麼幾條，讓新店開在好地點，又不能太扎堆，還真有點不容易。後來，二商局決定把上海遷來的20多家服裝店合併為7家，「金泰」「鴻霞」開在東四，「藍天」開在王府井，「雷蒙」開在八面槽，「造寸」開在西四，「波緯」開在前門，「萬國」開在東交民巷。這些地點不是核心商業區，就是挨著外國人經常出入的使館區。中國照相館、普蘭德洗染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

　　「華新」、「紫羅蘭」、「雲裳」、「湘銘」這四個遷京的理髮館，最初的計劃是在東城、西城、崇文、海淀各開一家。可是，遲遲找不到合適的地點。大家一商量乾脆聯合開一家大理髮館，名字就叫「四聯」，取四家聯合之意。康師傅記得直到「文革」前，「四聯」的牌匾上除了「四聯理髮館」五個字外，還有一行小字寫著「華新、紫羅蘭、雲裳、湘銘四家聯合」。地點就選在金魚衚衕33號，原來開在這裡的東單理髮館，只好給它騰地兒，搬到斜對過兒的紅星衚衕去了。

　　最好的地段都給了上海遷來的名店，下面就要看上海師傅們的手藝了。

上海師傅

　　上海遷京店鋪開張後，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轟動。上海服裝、髮型、照相手藝的精緻與時髦，北京人早有耳聞。在家門口就享受到這些服務，大家能不樂嗎？

　　「在『四聯』理個髮要八毛錢，其他理髮館才兩三毛，剃頭挑子就更便宜了。」1956年在公安局工作的王銘珍去「四聯」奢侈了一把。「那是我頭一回擔任一場國際會議的保衛工作，所以我決定去『四聯』理個髮，精神精神。」王銘珍回憶，那時候他可是乍著膽子去的。因為在他印象里，去「四聯」理髮的不是教授就是官員。一進門，理髮員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來，「說話都是上海口音，跟侯寶林的相聲似的，洗頭都說，『打一打好吧？』」王銘珍笑著說，「『四聯』從上海帶來10把美國進口的大椅子，坐著倍兒舒服，每人八條毛巾……上海師傅活兒好，服務也好，讓你花了錢心裡也高興。」

　　康師傅記得「四聯」剛剛開業的時候，每天早上開門之前門口都會排起大隊。有一年臨近春節他們更是早上五點鐘就營業，一直忙到夜裡兩點才下班。夜深了，師傅們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華池」忍一宿。可是，剛躺下沒半個小時，就被叫起來了。原來，「四聯」門口的隊伍已經排到米市大街了。「東城區委一看這可不行，趕快開門吧！」於是，康師傅他們只好睡眼惺忪的，又幹起來。後來，他才知道，原來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頭的習俗。康師傅笑著說：「那個月我掙了120多塊錢，都超過處長了。」

　　距離「四聯」不遠的中國照相館也同樣火爆。每天早上四五點就有人在門口排隊，即使下午三點就停止發號，生意依然會持續到晚上十點。那時候標準像、全家福、禮服照、婚紗照，「中國照相」全都有。比起北京的照相館，「中國照相」的禮服更時髦，布景更漂亮，用光也更加講究。當時，人們都以有一張印有「中國照相」字樣的照片為風尚。

　　一位70多歲的老顧客回憶，當年他去部隊報到路過北京，特意趕到這裡照了平生第一張照片。為了這張照片，他排了兩個小時的隊，差點沒趕上火車。

　　上海名店不但帶來了高超的手藝，還帶來了很多上海獨有的經營理念。北京史地民俗協會的常華記得，那時所有遷京店鋪牌匾的顯著位置都會寫著「上海遷京」四個字，中國照相館還把印有自己名號和價目表的小卡片放在店中，任顧客隨意取閱，「當時他們的廣告意識已經很強了。」

　　做了50多年服裝店營業員的鄭祖芳，即便已經退休十多年，仍然保持著每天穿西服打領帶的習慣。那種老上海特有的精緻已經滲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中。

　　不過，上海名店在北京也有水土不服的。「美味齋」是這次遷京老字號中為數不多的餐飲業。在上海這家以「菜飯」聞名的飯莊，每天營業到晚上九點還門庭若市，但到北京以後，由於找不到更好的位置，「美味齋」被安排在菜市口。當時的菜市口遠離鬧市，每天天一擦黑兒，大街上就沒人了，而且又地處老北京扎堆兒的北京南城，口味上很難得到認同。開業後很長時間，飯店都在虧本經營。不過「美味齋」咬住牙堅持上海口味不變。漸漸地這裡成為在京南方人聚會的地方，老北京人也願意來嘗嘗鮮了。

　　摘自《看歷史》2012年第10期 作者：蕭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