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00多年來的人口遷徙史及其影響

中國歷史上人口大遷徙與增減的思考轉載：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雖然中國歷史上從周宣王時期就有人口調查，在戰國前期就有詳細的人口統計，可惜文獻資料沒有流傳下來，或由於各種原因的影響，多不完全精確。又由於自古中國土地兼併嚴重，大量的貧苦農民由於土地被官僚地主兼并，不得不逃亡在外，或者在人跡罕至處墾荒糊口，或者成為地主的佃僱農，因此常有大量的「逃戶」脫離政府掌握。但自班固編纂《漢書》開始，之後歷代16本正史中的《地理篇》大多有人口記載，均為研究人口變遷的珍貴資料。迄今為止，在我國境內發現舊石器時代人類活動遺址20多處，這些遺址分布在北起遼寧，南及雲南，西至陝西，東到安徽的廣大地區，而以沿黃河流域最為密集。這說明，在原始社會早期，我國絕大多數地區就有了人類活動。在之後的近百萬年中，人們為了生存和發展，不斷地遷徙，擴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人口遷移定義人口的遷移：一般指的是人口在兩個地區之間的空間移動，這種移動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遷出地打遷入地的永久性或長期性的改變。廣義的移民概念來看，只要是改變了居住地點，這就算是移民了。從法律上講，有些國家的移民主要是指是指國家跟國家之間的，移民主要指外國人。遷移的原因：經濟原因是主要的，如為擺脫貧困和失業，改善生活，或為發財致富，謀求事業成功等。此外，政治、宗教、文化及戰爭和災荒也可能導致遷移。人口遷移的直接後果表現在對遷出、遷入地區人口數量、性別和年齡構成的不同影響。政治因素對人口遷移有著特殊的影響。其中政策、政治變革及戰爭等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一個國家的政策，特別是有關人口遷移政策的實施，會對人口遷移產生重要的影響。合理的政策可以促進人口遷移合理正常地進行；但是如果政策不合理，或者雖然合理而實施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戰爭破壞人類正常生活環境，並常常引發人口遷移。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戰爭引起的歐洲人口遷移達到3000萬人。中國歷史上人口遷移的幾次高潮　　　同人口本身的發展一樣，中國人口遷移的歷史雖然悠久，但其演變過程也不是直線漸進的，而是表現出典型的波浪式起伏。當社會比較安定時，其規模就小，也比較平穩；當社會因天災人禍出現動亂時，其規模就會陡然增大，增大的程度幾乎同動亂的大小完全成正比例。此外，人口遷移的規模與各個朝代採取的政策也有關係。受以上因素影響，在中國人口遷移史上大致形成了以下幾次高潮：　　（1）秦代和西漢秦是一個能量很大的皇朝，它統一中國後出於政治和經濟上的需要，組織了一系列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其中有一些在中國的人口遷移史上，是屬於先驅性的，對以後歷代的移民政策影響很大。除政治流放外，其內容主要分兩類。第一類是「實關中」，如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目的在於加強統治，把關中發展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政治中心。第二類是戍邊和開發新區，其中最著名的有北戍五原、雲中，南戍五嶺，人數均達數十萬人，對長城沿線和華南的開發起了重要作用。　　「漢承秦制」，繼續奉行「實關中」和移民戍邊的政策，尤其是對河套地區、河西走廊、青海東部以及新疆中部的大規模屯墾移民，在政治上具有重大意義。　　（2）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罕見的社會大動亂時期。軍閥混戰，生靈塗炭，促成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三國鼎立的形勢確立以前，即各地軍閥大混戰時期，移民均為逃避戰亂的流民，他們由戰亂最烈的黃河中下游地區遷出，大部分向南遷至長江流域。移民中不少學者、士大夫後來均為吳、蜀二國羅致，其中最著名的有諸葛亮、周瑜、魯肅、張昭等，原籍臨淮（今安徽定遠）的魯肅曾號召部屬：「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千里，民富兵強，可以避害」是為典型代表；另一部分則向北遷至長城沿線甚至遼東，移民中著名的有管寧。　　三國鼎立時期，為壯大己方實力，三方均努力招撫流民，發展屯墾，並盡量從境外招收、劫擄人口，包括少數民族，如曹魏把大批匈奴、烏桓人遷至內地，孫吳派兵至台灣，「得夷州數千人還」。　　經過前後近90年的人口大遷移，中國長江流域和長城一線人口增加，並得到進一步的開發。少數民族的遷入，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但在當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民族矛盾，為隨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更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社會動亂埋下了伏筆。　　（3）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大分裂、大糜爛、大破壞的時期，遷入北方的各少數民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長達一兩個世紀的動亂中，黃河流城慘遭蹂躪，從而促發了一次又一次向南方移民的高潮。僅據官方統計，公元313～450年之間北方南渡的人口即達90萬人，佔北方原有戶口的1/7。事實上這一統計由於流離混亂之際，戶口多有隱匿流失而大大縮小。正像有人早已指出的：「自中原喪亂，民離本域，江左造創，豪族併兼，或客寓流離，民籍不立。」「時百姓遭難，流離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這說明移民的實際規模當遠在上述官方統計之上。期內移民的分布仍以長江流域為主，更南的福建兩廣移民也不少，據記載：「晉永嘉二年，中州版盪，衣冠始入閩者八族，所謂林、黃、陳、鄭、詹、丘、何、胡是也。」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浪潮，為中國經濟和人口重心自北向南的歷史性轉移奠定了基礎。　　（4）「安史之亂」隋、唐兩朝在政治上能量很大，但在人口遷移上的作為卻遠不如秦、漢，原因在於人民在此之前經歷了幾個世紀的動亂，飽嘗流離之苦，安土重遷，從心理上對人口遷移十分反感。此外，秦、漢之官方移民，包括屯墾戍邊，大多未能終善其事，往往利未見而害先行，教訓是很大的。故隋、唐二朝官方組織的人口遷移甚少。直至震憾全國的「安史之亂」爆發，黃河流域再次沉入血海，才觸發了又一次人口南遷的大潮。據史書記載：「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南奔，吳為人海。」「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這次人口南遷大潮的餘波，一直持續到唐末和五代十國時期，至此，中國南方的人口規模第一次達到了同北方平分秋色的地步。　　（5）「靖康之難」至南宋末年由金人大規模南侵造成的「靖康之難」以及其後長達100餘年的宋、金對峙，使中國又遭到一場巨大的社會動亂，由此產生的人口遷移，其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均堪與「永嘉喪亂」和「安史之亂」相伯仲，其性質和形式也相似。據記載，「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寓武陵」。「四方之民雲集二浙，百倍常時。」連南方一些偏僻山區，也接納了不少移民，如廣西容縣「介桂廣間，渡江以來，避地留家者眾。」北方大批人口的南下，對南方的社會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南宋的許多文臣武將亦多來自北方，岳飛、韓世忠、張俊等皆是；平民中南下的著名人物也很多，如李清照、辛棄疾等。　　（6）元末明初中國廣大的中原地區在從「靖康之難」到元末的兩個多世紀中屢遭浩劫，至明初已是「中原草莽，人民稀少。」與人口高度稠密的江南形成鮮明對照。這種極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產生了對人口遷移的現實需求，再加上開疆衛邊的需要，使明初出現了人口遷移的一個高潮，但其性質與前幾次因動亂產生的大移民完全不同。　　明朝建立後不久即著手組織人口遷移，如「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附近，徙江西農民於雲南湖廣，等等。故史籍稱「太祖時徙民最多。」明初為了鞏固邊防，在長城一線設立了稱為「九邊」的9個鎮，在國內其它戰略要地，也設立了許多駐兵設防的衛，僅洪武朝三十一年設衛即達136處。為解決邊防軍的糧餉問題，明初組織了大規模的移民屯墾戍邊，「於時，東自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南盡滇蜀，極於交趾，中原則大河南北，在興屯矣。」前往雲南屯田的移民多達四五十萬，規模浩大，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收到較好的效果。　　（7）清代對台灣的移民台灣在元代正式列入中國版圖。17世紀初被荷蘭殖民者侵佔後不久，鄭成功即率兵一舉收復。此後鄭成功組織了對台灣的大移民，不長時間內移民數即達20萬人，在全島總人口中佔了大部分。清朝統一台灣後，對移民問題採取了曖昧的態度，即不準移民攜帶家眷，使之難以在台灣生根，目的乃在於防止台灣人口日增，羽毛豐滿後重蹈鄭成功在台灣抗清的「覆轍」。直至清代中葉，因大陸人口壓力增大，上述政策才有所鬆動，從而引起對台移民的高潮。1811年台灣漢民已逾200萬人，比一個半世紀前猛增了六七倍。清代後期，朝廷鑒於國際形勢之險惡，對台灣的戰略意義有所認識，不僅完全解除了對移民的限制，還在廈門、汕頭、香港等地設立「招墾局」，以提供資助和優惠來促進對台灣的移民，為日後的發展在人口上奠定了基礎。　　（8）清末和民國時期對東北的移民在歷史上中國的東北地區（含內蒙古東部）人口一直不多，清初滿人傾族入關後人口更加稀少。滿清統治者視東北為「祖宗肇跡興王之所」，為保護「參山珠河之利」，長期對東北實行封禁政策，並在遼寧境內築起「柳條邊」，嚴禁居民越界墾殖。同時又把東北作為流放犯人的場所，這些所謂「流人」，對東北的開發起了重要作用。加上違禁前來的農民，全區總人口至清代中葉仍有明顯增長。進入19世紀，黃河下游廣大地區連年遭災，成千上萬的破產農民不顧禁令，源源流入東北，至1840年全區總人口已突破300萬人，比100年前猛增了七八倍。這時全國人口已達4億人，人口壓力使社會矛盾日趨激化，而在國際上，列強步步進逼，尤其是沙皇俄國對東北一直虎視耽耽。在此形勢下，滿清朝廷遂於1860年在東北局部弛禁放荒，1897年全部開禁，如此既減輕了關內人口壓力，為朝廷開了一項財源，又充實了邊防。此外，對移民還「酌量給以工本」。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一股「闖關東」的狂潮，到1910年東北總人口已增至1800萬人以上，比1840年增長近5倍。　　民國建立後，「闖關東」的洪流仍然源源不斷，「九一八」以前估計年均移入約25～30萬人，大部分來自山東、河北兩省，此後移入人數仍很可觀。新中國成立前夕，全區總人口巳近400萬人，比1910年再翻一番。縱觀中國整個人口遷移史，清末民初對東北的移民，強度最大，效果最佳，無論對中國人口地理還是經濟地理，均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選自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中國歷史上最重要幾次南遷移民及其影響（一）從晉懷帝永嘉年間到南朝宋元嘉年間（307—453年），南遷移民的高潮有四次。第一次:永嘉初，今河北（以下提到的省名均系今名）、山東、山西、河南以及江蘇、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繼渡淮河、長江南遷。東晉元帝太興三年（320年）在建康設置了第一個僑縣——懷德縣，以安置流民。以後．又陸續設置了徐、兗、幽、冀、青、並、司諸僑州郡縣於長江南北。第二次:東晉成帝初（326年後），江淮間大亂．淮南居民以及原來僑居在淮南的北方人紛紛渡長江南遷。第三次:東晉成帝末（362——365年）及以後一二十年間，中原戰亂不斷，關中所遭破壞尤其嚴重，今陝西、甘肅境內的人口南遷漢水流域，一部分進入四川盆地。第四次: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間（465—471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復的中原地區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佔領，大量人口渡淮南遷，因而在淮南新設了司、兗、徐、青等僑州及其他一些僑郡縣。氐人的戰亂還迫使關隴流民南遷漢水流域和四川北部。這幾次移民高潮歷時100多年，移民南遷的路線主要有東西二線:東線:以循邗溝和淮河流域東南向的支流為主，向東南方向遷移，因此處於邗溝南端的今江蘇揚州及其長江對岸的今鎮江、常州一帶成為山東及蘇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向東南遷入安徽，而不是向正南進入湖北。西線:水路是循漢水南下，所以沿漢水的南鄭（今陝西漢中）和襄陽成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陸路則取金牛道（南棧道）進入四川。按今地劃分，接受移民最多的是江蘇省，在今南京、鎮江、常州一帶最為集中，蘇北地區則以揚州、淮陰等地為主。移民的來源，山東佔了一半以上，其次是河北、河南、山西、陝西，本省和安徽的淮北部分也是移民來源之一。第二位是安徽。其境內的移民來自北方，以河南為最大部分，其次為河北、山東、山西。本省淮北的移民也占相當大的比例，少部分來自江蘇北部。僑郡縣大多散處於江淮之間，江南僅在今蕪湖附近。湖北境內長江上游今江陵、松滋一帶的移民主要來自山西、陝西、河南，少量來自安徽和江蘇的淮河流域。長江下游今武昌、黃梅一帶的移民大多來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但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區還是漢水流域，上自今鄖西、竹溪，下至今宜城、鍾祥，而以襄陽為中心。來自陝西的移民數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肅，再次為河北、山西、安徽、四川。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遠，移民到達的較少，僅在北部一小部分設置了幾個僑縣。河南南部淮河流域也設有若干僑縣，主要安置本省北部流民，其中也有少數來自陝西、甘肅及本省南部鄰區。陝西秦嶺以南的漢中地區安置的移民幾乎都是來自甘肅、四川和本省北部。山東今黃河以東南地區因一度為南朝宋所有，所以也曾設置僑州郡縣，接納的移民以河北的為主，其餘為河南北部及山西移民。總而言之，移民遷入地可以分為東西二區:東區包括長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黃河流域下游及今山東、河北及河南東部的移民為主。西區包括長江流域上游及漢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肅、陝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為主。移民總數在700萬。（二）安史之亂後中原漢族的南遷李白《永王東巡歌》詩云:「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分布廣大南方地區。南遷路線主要有東、中、西二路。東路自華北平原進人淮南、江南，爾後主要經皖南、浙西金衢盆地進入江西。再分二支，一支南下嶺南；一支翻越武夷山進入福建。東路以當時全國交通命脈大運河為主幹，兼用汴河、泗水等河流，構成一條寬闊的西北—東南向的水運交通帶，將華北平原與淮南、江南連接起來，並向南延伸到江西、福建等地。大批難民湧向淮南、江南、江西，不依賴運河是難以想像的。中路自關中和華北平原西部進入今南陽、襄陽一帶，爾後南下，穿過湖北南部和湖南全境，進入嶺南。此路北面分別連接首部長安和東都洛陽。從洛陽沿伏牛山東麓南行，道路較為平坦，到南陽或襄陽後，即可乘船沿漢水南下。從長安到荊襄，先走陸路，越過商山後即可順流南下襄陽。西路自關中越秦嶺進入漢中地區和四川盆地，需經褒斜道、子午道等棧道。這些道路崎嶇難行，但因與長安近在咫尺，一旦都城危急，統治者仍不得不率領文武百官、平民百姓踏上艱難的旅途。此次南遷歷時一個半世紀，直到北宋初年，人數不可考，但完成了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三）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靖康之亂後的南遷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大移民，持續—個半世紀，其中規模較大、人數較集中的遷移大致有七個階段。第一階段，靖康元年至紹興十一年（1126—1141年）。靖康以後北方人民南遷以本階段人數最多，短短十餘年，「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紹興十一年，宋金和約達成，和約規定南宋不得接收金朝「逃亡之人」，南遷的浪潮始告消退。第二階段，紹興三十一年至隆興二年（1161—1164年）。金主完顏亮破壞宋金和約，大舉南侵。第三階段，開禧二年至嘉定元年（1206一1208年）。第四階段，嘉定十年至十七年（1217一1224年）。嘉定七年（金貞佑二年），因受蒙古軍隊威脅，金朝自中都（今北京）遷都南京（今河南開封市），並於十年大舉攻宋。南宋則發檄招喻金朝軍民。嘉定十七年，金向宋求和，派官至光州聲明更不南下。第五階段，紹定四年至端平元年（1231一1234年）。第六階段，端平二年至景定元年（1235—1260年）。第七階段，德佑二年至宋亡（1276——1279年）。此次南遷路線與安史亂後中原漢族的南遷路線相同，南遷大約500萬。南宋內部的移民:（一）是江西路、兩浙路福建路遷入淮南東、西路。（二）是福建外遷潮州、梅州，廣東西部沿海、海南島沿海、廣西沿海，以及澎湖和溫州。（三）是江西西移湖南，其次北移湖北鄂東山區和江漢平原邊緣及安徽宿松。（四）是江西東南及福建西南汀州客家南遷廣東東部梅州。安徽:1）淮河區鳳陽府，來自江南，山西，宿州懷遠以西及壽州霍丘來自山東。2）皖江南北安慶池州，來自江西（瓦屑壩），滁州來自東南。江蘇:蘇北來自安徽江西（自稱蘇州閶門）湖北:江漢平原三分之二來自南昌府。鄂東鄂北來自饒州南昌。湖南:湘北來自江西，湘南主要是軍籍來自浙皖蘇魯（以南京為中心的南直隸），湘中業自湖南；湘西土著居多，移入多軍事移民。四川:來自湖北紅安、麻城居多。山西:遷入河北、河北、山東。雲貴:駐留士兵多江蘇安徽上海，自稱南京楊柳巷。（三）明清時期的大移民明初大移民是是典型的政府行為，強迫人民遷徙。1367年開始，從太湖流域、山西北部及河北真定、廣東珠江流域、山東等地遷民移入鳳陽地區，總數約50萬，移民總數約點總人口80。蘇北揚州、淮安二府在洪武年間接受了來自蘇州、徽州和江西的移民約57萬。此外，將在南京（現在上海江蘇安徽）的軍士遷往雲貴戍邊約數十萬；遷山西人於河北、豫北；遷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等州和北平、山東、河南等地；遷江西人口至湖廣，遷湖廣人入四川，遷北平、山後（河北太行山北端、軍都山迤北地區）民散居北邊諸衛以為軍籍等等。明初移民規模宏大，長江流域達700萬，華北地區490萬，東北和西南邊疆也有150萬，合計達1340萬。洪武年間7000萬，移民佔全國人口總數的19。清代移民多是人民自動遷往他鄉，分三種情況:一是向海外移民。遷出地臨海的廣東福建，以去台灣和東南亞各島為最多。從18世紀中葉開始至嘉慶十六年（1811）遷台的漢民超過200萬。1840年以後，移居海外更多，從1850到19世紀末，僅廣東台山就移居海外20萬。從1840年至20世紀20年代，中國以華工形式遷移出國的可能有1000萬左右。二是向山區進發。流民問題永樂時即出現，到宣德時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自明中期始，大量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農民遷入荊襄山區，後又深入秦嶺、大巴山。東南地區無田農民多向閩、浙和皖南山區進發，湖南流民流入湘西山區，閩粵流民甚至遷入贛南山區。三是向邊區遷徙。從長城口，或從天津、登州過海潛入遼東半島以至松花江流域，晉魯豫冀四省均有，以冀魯為多，稱「闖關東」。1878年（光緒四年）清政府取消移民禁令後，向東北移民形成高潮。辛亥革命後勢頭不減，九·一八事變後，仍有大量冀魯人民進入東北地區。據統計，1911－1931年間定居於東北的關內移民為555萬，1932－1941年為198萬，1942－1945年又有388萬華北勞工及家屬被擄掠至東北，其中一部分返回原籍，總計1912－945年從關內流向關外的移民為991萬。此外，冀晉人多由古北口、張家口、獨石口、喜峰口等處進入草原，稱「跑口外」，晉陝去歸化和河套一帶，隴東農民則多入銀川平原。陝甘人進入新疆不少。光緒平定阿古柏進入新疆的湘軍，就在哈密和巴里坤等地屯田，屯丁中凡是娶有妻室願留在新疆的，均借給牛具籽種，指撥土地令其承墾，故有一部分湖南人由此留在新疆。「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1364年（元至正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將徐達攻打長沙，與陳友諒舊部和元王朝殘餘勢力血戰四年，最後才於1368年（洪武元年）確立明王朝在長沙的統治。這場連年戰禍，使長沙許多地方渺無人煙。於是，明王朝就近從江西大量移民遷入長沙地區（湖北和湖南，當時二省是一個省份，稱之為湖廣省），並允許「插標佔地」，奏響歷史上有名的「江西填湖廣」的宏偉史詩。因明朝崇禎年間張獻忠農民起義，在德陽地區作戰頻繁。康熙十六年，清軍為消滅義軍，濫殺無辜，人口殆盡，一片荒蕪。清廷下詔，江西、湖南、湖北眾多居民被迫遷居。民間把這次大移民稱之為「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一）湖廣填四川:川北以陝西為主，川東以湖廣為主，四川盆地西部以廣東人為主。陝南以兩湖為主。（二）江西棚民與客家人:贛南山區來自福建汀州和廣東；贛西北類似但形成「南客北湖」局面；贛東北，以福建與本省南豐為主，另有徽州人，直到浙西浙南。（三）湘東邊界:福建廣東客家人移去。（四）浙南、金衢盆地、浙西，福建江西移入。（五）廣東廣西:客家人西遷。（六）開發台灣與雲貴，移民西北，闖關東與走西口。（七）「遷海令」迫返遷:清統治者頒布「遷海令」，贛南客家人迫於清廷壓力而返遷其祖居地陝南。按「遷海令」的規定，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各省，劃地為界，令居民限時遷出。「初立界去海二十里，猶以為近也，再縮二十里，猶以為近也，又再縮十里，凡三遷而界始定。」中華民族遷徙史的三大壯舉：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潮，分別是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這三次移民不分先後，從清朝乾隆年間，幾乎是同時開展。闖關東是以山東和直隸人為主，目的地是東三省一帶；走西口是以河南和安徽人為主，目的地是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帶；下南洋是以廣東和福建人為主，目的地是東南亞一帶。 這三次大移民是民間的自發組織，不是官方有目的組織的，相反，一開始官方政府還是強烈反對的，如闖關東，就是因為東北是清政府的龍興之地，不許漢人居住的，怕是破壞了龍脈。所以山東河北的農民們就想方設法一闖而過，闖關東，就是山海關以東。在當時這也是一件極其兇險的事。 1、闖關東：關，指山海關。具體指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因東三省位於山海關以東，故得名。舊中國，山東人口稠密，災害頻發；關東則地廣人稀，沃野千里，史書說：「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礦，曰鹽。」歷史上兩地有緊密地緣人緣聯繫，一是逃荒農民闖關東成為主流。 2、走西口：「西口」指河北張家口以西的長城沿線關隘。因為中原地區人口眾多，而且經常鬧災荒，所以，流民走過西口，過長城，就可到達蒙古草原和河套一帶謀求生計。走西口流民來自華北各地，而以山西人為主流。 3、下南洋：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緬甸等地。指流民漂洋過海到東南亞謀生。下南洋的流民來自全國大部分省區，但福建、廣東人占絕對多數。 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貧苦民眾抗爭命運、艱難創業生存的歷史，都是一段段苦難與艱辛、血汗與淚水交織而成的回憶。 移民，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不鮮見的，幾乎每次王朝更替的時候，都會隨著戰亂而湧現出大批的難民，不堪忍受戰爭的蹂躝而成群結隊的，整個家族的，整個村子的，甚至是整個地區的大量外遷。如兩晉時期的客家人南遷，北宋末年的中原人南遷，還有民國末年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在大陸混不下去了，被趕到幾個小島上，這也是遷，是被動的遷。因逃避戰亂而背井離鄉的人們，倍嘗了流離失所的逃亡之苦。他們往往發出了「寧做太平犬，莫做亂離人」的感嘆。 和在官方戰爭的壓力下而四散奔逃的難民相比，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是屬於民間的自發運動，因為他們不是為了逃避戰亂，所以也就沒有那種逼不得已，象驚弓之鳥一樣的哀怨情緒。沒有那種失敗、絕望，聽天由命，跑到那裡算那裡的亡命天涯心態。在這三次的大遷徙中，人們都是懷著一個美好的夢出發的。他們有理想，有目標，有勇氣，帶著開創新生活，打造新天地，追求幸福富裕生活的嚮往而走上了漫漫的遷徙之路。新中國成立後人口遷移1、50、60年代從沿海地區、特別是從沿海城市向西部地區的人口遷移，如三線建設企業內遷、支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等；2、改革開放以來以農村勞動力流動為主要特徵的城市化運動；3、以及因工程建設項目而形成的工程移民。 與通常的人口遷移不同，工程移民是非志願移民(involuntaryresettlement)。這類移民是由於水庫、交通、城市基礎設施等工程建設而造成的。以水庫建設為例，50、60年代建設的新安江水庫、三門峽水庫和丹江口水庫均產生了數十萬的移民，目前在建的三峽工程動遷人口達百萬之眾。據估計，建國後我國因工程建設而形成的非志願移民總數在4000萬人以上。因此非志願移民已對我國社會結構變遷與結構重構產生重大影響。中國歷史上幾個重要的移民發源地 1、湖北麻城孝感:麻城地處鄂東邊緣，接近大別山。孝感鄉在麻城西北，更加偏僻，是難民避亂的理想場所，因而元末明初有不少江西、安徽、湖南等地流民遷入，其中大部份又轉遷四川。孝感縣在元朝時與麻城縣同時存在。孝感屬德安府，麻城屬黃州府。明初麻城轄四鄉:太平、仙居、亭川、孝感。 2、蘇州閶門:明初，張士誠佔據蘇州，朱元璋久攻不下，因而在消滅了張士誠的政權後，對當地居民採取強制遷移的報復性措施，歷史上稱為「洪武趕散」或「奉旨遷徙」。這就是蘇州閶門人被遷到蘇北的原因。 3、南雄府珠璣巷:南宋末年，宮中蘇妃因被打入冷宮而逃到嶺南南雄府珠璣巷始興郡保昌縣牛田坊，後來因皇室追查，當地的33姓人（沒有史姓）被迫南遷。 4、山東棗林庄:明朝開國以後，朱元璋在家鄉設了一個跨越淮河兩岸的鳳陽府（治今鳳陽縣），鳳陽府轄境雖然很大，但因長期戰亂、災荒、瘟疫的三重打擊，人口十分稀少，至洪武十一年（1378）人口還不到13萬。為了彌補人口的不足，明政府下令從蘇、松、嘉、湖、杭五府和山東、山西及江南移民。而山東濟南、兗州，特別是兗州移民至鳳陽西部之民的後代，多稱祖上為棗林庄。棗林庄在現在山東滋陽縣城北谷城鄉南部黃土平原，安邱府村民委員會駐地，這裡清朝康熙年間才稱作「棗林庄」。 5、山西洪洞大槐樹:這是我國移民史上輻射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移民發源地。「問我祖先何處來，山西洪洞大槐樹。」這句流傳數百年的民謠，在華北老一代人中盡人皆知，隨著華北人口外遷，「大槐樹」移民的後裔又擴散到全國各地。 6、小雲南:在今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北、內蒙、天津、北京等省市，不少自清代至民國時期遷自山東的居民都稱祖籍為「小雲南」，就連山東即墨市和青島市以外地區的居民亦稱原籍為「小雲南」。中國歷代人口數量表年代 年份 全國人口（萬）夏 公元前2205年 1355秦 公元前220年 2000 漢 2年（西漢末年平帝二年） 5959 57年 2100 156年（東漢桓帝永壽二年） 5649 公元208年 140 公元221年（三國大戰） 90晉 280年（武帝太康元年） 1616隋 609年（隋煬帝開業五年） 4602 618年 1235唐 740年（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 4814 755年（唐玄宗天寶十四年） 5300宋 1080年（宋神宗元豐三年） 3330 1274年 887元 1300年（至元二十七年） 5884明 1393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 6055清 1648年（順治五年） 1400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41299民國 1912年（民國元年） 40581 1928年（民國十七年） 47479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不包括港、澳、台） 1949年 54167 1983年 103188 1989年4月14日 110000 2005年1月6日 130000中國歷史上20次人口大規模死亡時期中國古代歷史都是在腥風血雨中度過的，在每一個時期內，各種農民起義和蠻族入侵所導致的人口大屠殺永遠都是那麼的恐怖。對於那些嚮往權力的統治者來說，殘酷的戰爭手段，永遠都是屠殺貧民最有利的武器。在歷史上，中國曾出現了20次規模比較大的人口死亡時期。 1.西周與東周過渡時期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死，幽王宮涅繼位，這是一個昏庸無能的暴君。在他的統治下，各種天災人禍蜂擁而至。關中地區發生大地震和旱災，百姓死傷慘重。同時北方的游牧民族犬戎也向中原大舉進攻，周軍節節敗退，犬戎軍隊大肆屠殺平民，估計當時平民死亡達百萬人以上。這場浩劫直到公元前770年東周建立才有所好轉。　　 2.春秋戰國時期　　東周其實是一個軟弱的中央王朝，經歷了犬戎軍隊侵略的衝擊後，它已經無力管轄各個諸侯國了，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而無實際的控制能力。各諸侯國為了爭奪霸主地位彼此征戰不休。在春秋時期各種戰爭就有448次之多，到了戰國時期，達500次以上，雙方集中數十萬軍隊大混戰的次數就有223次！遭殃的還是老百姓。　　但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儘管戰爭連綿不斷，但在這一時期，人口可能呈上升趨勢，主要是農業的改進和城市規模的擴大。另外，戰爭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打擊了奴隸主的實力，促進了奴隸制的瓦解和中央封建王朝時代的建立。　　 3.秦始皇滅六國戰爭　　戰國後期，秦國是最喜歡對外擴張的國家。通常在戰場上，秦兵左手提著人頭，右胳膊夾著無頭的敵方士兵，還在吼叫著追擊敵人。這樣恐怖的士兵時常令其他國家的士兵心驚膽寒。秦兵的兇狠程度可見一斑。　　在消滅六國的戰爭中，秦兵絞殺過無數的敵方士兵和百姓。滅趙，坑殺近40萬人；滅魏，殺死近10萬人；滅韓，殺8萬人；滅楚，殺死12萬餘人；滅齊，殺死7萬多人；滅燕，近15萬人被殺害。　　此外，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對百越用兵50萬人，殺死當地軍民近20萬人。在與匈奴的戰爭中死傷30萬人，修長城死亡民夫近50萬人，參與修建阿房宮和秦皇陵的130萬人，也全部被秦兵殺死！　　秦朝制定了許多酷刑。據文獻記載，刑罰有臏（剜去膝蓋），刖（鋸腳），宮，榜掠，腰斬，梟首，棄市，戳屍，坑死，鑿顛，抽脅，鑊烹，車裂，夷三族等。當時的中原地區古人多儒雅仁義，社會是宗族形式結構，不具備法治統治的基礎。秦尊韓非的以法治國，這就造成了作姦犯科的人大增，面對條條酷刑，人們怨聲載道，這也是加劇秦朝滅亡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4.秦末農民戰爭和西漢初期　　從公元前204年到公元前195年，戰爭與天災仍然持續不斷。從最初開始的陳勝、吳廣起義到後來的楚漢爭雄戰爭，以及西漢初期的社會動亂，都對中國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損失。秦朝末年有2000多萬人，到公元前195年，全國只剩下不到700萬人！無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人口因自然災害、瘟疫和戰爭而大量死亡，呈現了真正的「荒無人煙」之慘景！　　 5.漢武帝征討匈奴　　漢武帝極具雄才大略，他的雄才大略為一個民族樹立了傲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國號成為一個族群永遠的名字。他也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皇帝之一。此外，漢武帝是中國第一個使用年號的皇帝。但是他的對匈奴的戰爭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一直持續到今天。　　漢武帝對外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馬邑之戰起結束漢高祖以來對匈奴的和親政策，從公元前129年開始對匈奴正式宣戰，先後派衛青、霍去病徵伐，解除了匈奴威脅，奪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區，擴張了西域版圖，將匈奴置於被動稱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　　　匈奴在漢朝的持續打擊之下退到塞北，堅壁清野。漢武帝傳出決戰號令，羽檄飛馳，全國各處都可見到奔赴前線的青年壯丁。公元前100年，漢武帝發動最大規模的一次對匈奴作戰，出動步兵50萬，騎兵10萬，馬匹14萬。在近30年的戰爭耗損後，這次決戰是抽空了全國幾乎一半以上的青年人。最後雖然給予了匈奴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卻是勝得如此慘烈，敗得如此悲壯。回來的半數左右兵馬，大多都是斷手斷腳。中國的人口繁衍能力和生產能力大大減弱，那是一百年也恢復不過來的。漢武帝死後，他的子孫大多都昏庸無能，西漢王朝逐漸走向衰亡。　　更長遠的影響是，匈奴在這次戰爭中為了阻止漢軍的長征，在沿途的水源里投下了病死的牛羊，散播瘟疫。殘存的漢軍回到中原，這種疾病就慢慢散播開來。從此以後，每隔10年或者15年，中國便有一次全國性的流行性病毒大傳染，或者瘟疫，或者瘧疾，這種影響直到近代中國隨著衛生科學的進步才從中國逐漸消散。 6 .西漢末年時期　　公元2年全國人口有5959萬人，比羅馬帝國最大疆域時的人口還要多。但隨之而來的是無窮的混亂局面，在經歷了王莽奪權、綠林軍和赤眉軍之亂後，人口大量減少。到東漢初的公元57年，人口下降到只有2100萬人，損失率為65%，重點體現在北方地區。　　7.東漢末年和三國時期　　公元156年全國總人口約為5000萬人，此時各個地方勢力已經開始明爭暗鬥。184年，冀州巨鹿郡（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縣）爆發黃巾大起義，迅速瀰漫至全國範圍內。在一年的時間內，這次農民暴動給中國造成了深重的災難，死亡近1000萬人！　　黃巾之亂對於東漢末年的政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了儘快平定戰事，因此中央下放軍權至地方，使得黃巾之亂無法快速的蔓延至全國，減緩了東漢覆亡的時機。但是卻造成了地方輕視中央，使得具有野心的將領或是官員，藉著在黃巾之亂的兵力割據地方，為東漢末年軍閥混戰揭開序幕，更為三國分立種下遠因。黃巾起義和在它影響下的各族人民起義，持續了二十多年。由於起義農民本身的弱點，起義被殘酷鎮壓，但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腐朽的東漢王朝名存實亡，並最終走向了滅亡。　　黃巾起義被鎮壓後，外戚、宦官在內鬥中失去權柄。此後各路諸侯相繼爆發混戰。從189年開始，軍閥董卓控制了朝廷，皇權旁落，東漢王朝名存實亡。地方州郡長官在反董卓戰爭及後來的相互攻伐中逐漸壯大實力，形成了地方軍閥割據。到208年赤壁大戰之時，整個中國竟然只剩下了140萬人！223年夷陵之戰時更是只剩下了不到90萬人！可想而知當時的人口損失有多麼大！即使是265年司馬炎建立西晉時，整個中國也只有770萬人！　　8.短命的西晉王朝　　西晉是中國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從公元291年開始，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長沙王司馬乂、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顒、東海王司馬越等八王為爭奪皇位，在洛陽及周邊地區相互殘殺不已，達16年之久，死亡人口近100萬人，史稱「八王之亂」。而隨後的五胡亂華，更是使西晉王朝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關東地區又發生罕見的蝗災和瘟疫，損失人口達90%以上！西晉滅亡時全國只有500萬人左右！　　9.南北朝混戰時期　　東晉十六國之後，中國歷史進入南北分裂、南北對峙的階段。在南方，雖然先後有劉宋、南齊、蕭梁和陳四個政權的更迭，但這中間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餘的時間，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終建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劉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強、統治年代最長的一個政權，歷4代8帝，共59年。南齊（479－502年）國祚短暫，只有23年，但由於爭殺頻繁。而北方自439年北魏滅北涼統一華北開始，至589年隋滅陳為止。經歷北魏、東魏西魏對峙、北齊北周對峙三個時期，並包括隋立國至滅陳時期。其中北方的人口顯然要比南方的人口多。　　在這段時期，混亂的局面比西晉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各地方政權來去匆匆，帶來的只有血腥的屠殺。北齊有2000萬人，到北周時只有900萬人；南朝宋代有500萬人，到陳朝滅亡時僅剩下200萬人，損失了降級60%的人口。　　10.隋朝對外戰爭和農民起義　　隋朝也是中國古代大統一形勢下短命的王朝之一。這是一個苦難而又輝煌，偉大與罪惡並存的皇朝。隋朝是五胡亂華後漢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統王朝，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長達近300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楊堅，推行漢化，為後來唐宋漢文化大發展奠定基礎。隋唐時期也是全世界公認的中國最強盛的時期。但就是這樣強盛的時期，人口依然大量減少。　　公元604年，楊廣發動宮廷政變奪取了皇位，史稱隋煬帝。他擴建洛陽皇宮，集中了近200萬民工；修運河，更是強行征來民工近550萬人。如此浩大的工程，其目的是為了滿足隋煬帝到江南享受奢華荒淫的腐朽生活。他還3次派大軍進攻高麗，死傷無數，各地相繼爆發農民起義。到628年唐朝初期，全國總人口由606年的4602萬人下降到只有1235萬人！ 11.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是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公元755年12月，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節度使的安祿山趁唐朝內部空虛腐敗，聯合同羅、奚、契丹、室韋、突厥等民族組成共15萬士兵，號稱20萬，以「憂國之危」、奉密詔討伐楊國忠為借口在范陽起兵，史稱安史之亂。　　唐玄宗為了擊敗叛軍，曾乞求匈奴出兵幫忙收復洛陽，任其在城內燒殺搶劫，洛陽城內的百姓幾乎被全部殺光！這場歷史8年的內亂，使黃河流域蕭條凄慘，人煙荒蕪。754年中國人口有5292萬人，到平定叛亂時竟然僅剩下1700萬人！　　12.黃巢起義　　有一句俗語說得好：「黃巢殺人800萬——劫數難逃」，黃巢軍所到之處，到處都是鬼哭狼嚎，一片狼籍，血流成河。在攻打長安的戰鬥中，由於百姓協助官兵抗擊農民軍，黃巢入城後一時惡向膽邊生，下令將全城百姓全部殺光！之後又縱火狂燒了3天3夜，這座昔日的繁華城市被毀於一旦！　　唐朝末年以及後來的五代，前後80多年，整個中國一片血紅。前後共有58個皇帝，有42個死於非命。自秦朝以來所建立的30多個朝代的開國之君出身農民和社會下層的約佔了一半。五代十國的大部分皇帝都是地痞流氓出身，手段心狠手辣，殺人如麻！到宋朝建立時，全國只有約200萬人。 13.南宋與金國和蒙古的戰爭　　北宋曾經多次與遼國和西夏交戰，在雙方的邊境地區，百姓死傷最多。但就整體來說，中原王朝的人口還是呈增長趨勢。到1127年南宋建立時，有約5000萬人。加上金國、西夏、吐蕃和大理的人口，當時中國的總人口有約9347萬人。但是到了南宋滅亡時，中國人口竟然只剩下了887萬人！損失了將近92%的人口！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慘死在蒙古人的屠刀之下！　　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直接被蒙古軍隊屠殺的平民有近1800萬人！中國北方90%的漢族平民遭到滅絕。其中最嚴重的是四川，估計有多達300萬人被屠殺，全省幾乎成了「無人區」。在蒙古統治中國的90年時間內，中國再次損失了5000多萬人！　　14.元朝末年農民起義和明朝初期的殘酷刑罰　　元朝末年，蒙古統治者變本加厲向人民收取各種名目繁雜的賦稅，統治日益殘暴黑暗，黃河流域發生特大洪災。百姓民不聊生。1364年，朱元璋自稱吳王，史稱西吳政權。1368年，朱元璋稱帝，以南京為京師，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建立了明朝，朱元璋即為明太祖。不久他又命徐達、常遇春北伐元朝，攻佔大都，元順帝北逃，元朝在全國歷經99年的統治宣告結束，中國進入明朝時代。在趕跑蒙古人的戰爭中，中國再次死亡了近1000萬人！　　朱元璋在位30年，就殺了將近30萬人，死後用了46個妃子和宮女陪葬。而隨後的明成祖朱棣也是毫不遜色，殺人如麻。1402年，他奪取了親侄子的皇位後，就將宮中的宮女、太監僅2萬餘人全部殺死。對忠於建文帝的方孝孺一家，就殺掉了873人！ 15.明末農民戰爭　　每一個封建王朝的末期總是伴隨著天災人禍一起瓦解的。明朝末年西北地區遭遇罕見旱災和饑荒，引發大量飢餓的農民起來暴動。其中以李自成和張獻忠的起義最為成功。這2個傢伙殺起人來毫不手軟，特別是張獻忠，幾乎把四川人全部殺光，其殺人手段令人毛骨悚然！在清軍入關前，光是農民起義給大明王朝帶來的巨大浩劫，就有達2000萬人被屠殺.　　　　16.清軍平定南方的戰爭時期　　清軍入關後，相繼消滅了李自成和張獻忠2個殺人王，但老百姓的日子兵沒有好過起來。滿族在征服漢族的過程中，始終都貫徹一個方針：屠殺。努爾哈赤佔領遼東後，擔心當地的百姓起來造反，就大開殺戒，無論是窮人還是富人都統統殺光，有約300萬人慘死。　　清軍在平定江南的過程中，更是殺人無數。攻佔揚州後，屠城數日，死者達80多萬；在江陰縣城，屠殺近20萬人；嘉定，被殺者有60萬人；大同城破後，全城上下18萬人被盡數誅殺；在滅絕人性的廣州大屠殺中，近60萬人倒在清軍的刀下！　　清軍入關後的50年時間內，屠殺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口至少將近4000萬人以上！ 17.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白蓮教起義　　清朝統一中國後，在逐步穩定國內局勢後，出現了一個世紀的和平發展時期，人口呈快速增長趨勢。1786年中國總人口為3億9110萬人，1796年，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爆發了以白蓮教為組織形式的農民反抗封建壓迫的起義。1804年起義失敗後，人口為2億7566萬人，相互屠殺損失了1億1千萬人口。為了剿滅白蓮教起義，清政府耗費軍費2億兩，相當於4年的財政收入。這次起義使清王朝元氣大傷，此後清王朝的統治逐漸走向衰落。　　18.太平天國起義　　太平天國是中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農民起義。但其對中國社會尤其是江南地區造成的破壞是難以統計的。有7000萬人直接死於這場動亂，中國南方地區的經濟基本被毀於一旦。而且太平天國在其後期的內鬥中，楊秀清、韋昌輝和石達開等家族和派系被殺者達15萬人，給太平軍本身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19.民國時期的各種戰爭與天災造成的死亡人數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有2個特別混亂的歷史時期，一個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一個就是民國時期。民國時期，各種戰爭不斷湧向中華大地，先是革命黨反對袁世凱的戰爭，接下來是北洋軍閥各派系之間的混戰。而後又是北伐戰爭和國共內戰，再者就是日本侵略中國，最後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決戰。在這些大大小小的戰爭中，整個中國幾乎沒有一片凈土。在偏遠地區，土匪橫行，天災不斷，百姓大量死亡也是無法避免的。整個民國時期中國大約損失了6000萬人，因戰爭死亡的佔60%以上。　　20.日本對中國長達14年的侵略戰爭使2100萬中國人喪生。人口出現七次大滑坡，最厲害的是三國時期和和八王之亂時期，基本上是少掉了70%，最少的是宋末元初，也達到了46%。 7次人口數據統計下降中，和少數民族有關的人口下降，主要是元朝初年和唐朝初年兩次。第一次人口統計數據的銳減--秦末（3000萬~1300萬）下降比例56% 　第二次人口統計數據的銳減――西漢末（6000萬~2100萬）65%。第三次人口統計數據的銳減――東漢末（5700萬~1660萬）下降71%第四次人口統計數據的銳減――八王之亂後（4000萬~1200萬）下降70%第五次人口統計數據的銳減――隋末（4600萬~1500萬）下降68% 。第六次人口統計數據的銳減――唐末（5300萬~1628萬）下降68% 。第七次人口統計數據的銳減――宋末（11000萬~5883萬）下降46% 中國歷代人口分布的歷史變遷及特點:1、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人口變遷華人（古代稱唐人）移民海外：傳說始於商朝。秦朝徐福帶領幾千名童男童女東渡扶桑。南北朝，新加坡一個華人墳墓的石碑上刻有梁朝年號。以後各朝代都有不多或不少華人由於經商，逃難，宗教等原因居留海外。明代永樂年間三寶太監回民鄭和下西洋後大批人開始移居南海各國(請看: 馬來西亞華人南來歷史）。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後有大量華工，因歐洲工業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歐洲，東南亞及世界各國。（1）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也是中國歷史上最主要的人口遷出區。人口遷移的方向，基本上都是對於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離心狀運動」。經過漫長的遷移，黃炎子孫的足跡幾乎遍及全國的每一個角落，甚至世界各地。儘管如此，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我國仍有大約1/10的地區沒有常住人口。在其餘地區，人口分布也極不平衡。東南半壁地區人口高度密集，西北半壁人口較為稀疏。這是我國歷史上人口分布最顯著的特點。人口地理學家胡煥庸教授在1935年《地理學報》第2卷2期發表的《中國人口之分布》，創製了中國第一張人口密度圖，就明確指出:今試自黑龍江之璦琿(今黑河市)向西南作一直線，至雲南之騰衝為止，分全國為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400萬平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之36%，西北部之面積，計700萬平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之64%；惟人口之分布，則東南部計44000萬，約佔總人口之96%，西北部之人口，僅1800萬，約佔全國總人口之4%，其多寡之懸殊，有如此者。胡煥庸首次提出的璦琿—騰衝線，是從我國東北的璦琿至西南的騰衝劃定的一條虛擬地理分界線，該線以東地狹人多，以西地廣人稀，十分明確地顯示出我國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中國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璦琿－騰衝線為界面劃分為東南與西北兩大區域，得到國內外人口學者的承認，還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田心源教授稱為「胡煥庸線」。我國東西兩半部人口分布出現如此大的差異，主要是由於自然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懸殊造成的。西半部多高山、高原。幅員廣闊的青藏高原海拔高度一般在3000—4000米以上，其中半數還在5000米以上，比四川的峨眉山、日本的富士山、歐洲最高的阿爾卑斯山勃郎峰都高。氣候常年寒冷，夏季還有霜凍。新疆和內蒙古的海拔一般都在1000-- 2000米之間。屬於乾旱和半乾旱地區，有大面積的沙漠和戈壁。其中半數面積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這些地方的自然條件，限制著經濟的發展，也限制著人口的發展。這正是西北地區人口稀疏的根本原因。 璦琿—騰衝以東的地區，大部分是丘陵和平原，我國的14個沿海省市均在這一地區。沿海一帶，沖積平原面積廣大。整個東部地區，夏季由於受到季風的影響，氣侯溫暖濕潤。長江以南年降水量都在1000-- 2000毫米，黃河下游及東北的松遼平原，年降水量也一般在600毫米以上。再加上這裡河川密布、交通便利，對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比較有利，所以東南半壁遠比西北半壁經濟發達，人口稠密.（2）我國古代人口分布的變遷特點，集中反映在人口重心的變動上。在中華民族歷史上，黃河中下游是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也是全國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到公元2年，人口重心仍在河南省西部隴海鐵路的張茅火車站附近，即北緯34°43′，東徑111°23′。這說明：在漫長的原始社會和奴隸社會裡人口增長滯緩，人口遷移處於相對凝固狀態。此後，人口重心開始向東南方向移動，漢代末年進人淮河流域，唐代末年又越過江淮進人湖北省，元代末年更向東南移進安徽省。至明朝洪武年間，人口重心已移至安徽省白馬尖以南14公里處，即北緯31°00′，東經116°09′。這個位置在中國歷史上是最偏於東南的地方。有人測算，從公元2年(西漢元始2年)到1393年(明洪武26年)總共向東南方向移動了800公里，每年平均移動0.58公里。（3）我國人口重心長期向東南方向移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長期大規模的南遷。據歷史記載，我國歷史上大規模的人口南遷有三次。第一次，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公元3—6世紀)，當時中原地區連年混戰，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因此導致規模巨大的人口南遷。第二次，是從安史之亂(公元755—763年)到五代(公元907—960年)，其間200餘年的戰亂，其主要戰場仍在黃河流域，又造成大量人口南遷。第三次，發生在北宋末年。當時女真族進入中原，宋室南渡，迫使中國人口向長江以南大量遷移。正是人口長期的大規模南遷，使得我國人口重心不斷南移。自1421年明成祖將京城從南京遷到北京後，由於政治中心北移，大批人口才開始北遷。此後西部、北部廣大地區得到進一步開發，人口重心開始由東南向西北逆向轉移。到1578年(明萬曆6年)，人口重心已移至河南省羅山南19公里處，即北緯32°02′，東徑114°34′。後經過200多年的徘徊擺動，至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人口重心到達湖北省安陸東北31公里處，即北緯31°20′，東徑114°00′。此後，人口重心加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動。到1953年，已移到湖北省棗陽以北18公里處，即北緯32°18′，東經112°43′。這113年間，約向西北移動了360公里，平均每年移動3.18公里。發生遷移的主要原因是，1866年清政府對東北的封禁廢止後，山東、山西、河北、安徽一帶的農民持續大規模向三北遷移，傳說中的闖關東就是指這種情況。闖關東，是指中國近代史上華北地區農民向東北三省移民的運動。三個時期：　　（1）1644至1667年，《遼東招民開墾條例》，規定「招至百者，文授知縣，武授守備」，23年間「魯民移民東北者甚多」，許多地區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戶益繁息」。　　（2）1668至1860年，為維護滿洲固有風俗和保護八旗生計，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下令「遼東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對東北實行禁封政策。　　（3）1861至1911年，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對邊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斷侵蝕黑龍江邊境，清政府採納了黑龍江將軍特普欽建議，於咸豐十年（1860年）正式開禁放墾。闖關東，是悲壯的歷史，是一次移民壯舉。存在特定的「闖關東」路線、存在「闖關東」的特定背景。因此，闖關東是一種社會歷史移民現象，有自發的客觀因素，有內在的政治影響深度。「山東人闖關東實質上是貧苦農民在死亡線上自發的不可遏止的悲壯的謀求生存的運動。」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滿洲旅行記》中記載了當年真實的歷史畫面：「由奉天入興京，道上見夫擁獨輪車者，婦女坐其上，有小兒哭者眠，夫從後推，弟自前挽，老媼拄杖，少女相依，踉蹌道上，丈夫罵其少婦，老母喚其子女。隊隊總進通化、懷仁、海龍城、朝陽鎮，前後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寢者皆山東移民……」。作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漢族，幾百年來人囗壓力就使漢人不斷向周邊擴散：走西囗、下南洋，內蒙古和新疆也成為漢人移民地。那麼，闖關東便成了人口與經濟的平衡學。（4）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口變化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人口的興衰與朝代的興亡具有同步性，呈現出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封建王朝的初期，人民生活安定，農業發展，人口開始緩慢增長；王朝中期，人口增長加快，人口總量達到高峰；王朝後期，人口增長停滯。新舊王朝交替之際，人口則急劇下降。這種人口時而猛增，進而銳減的狀況，成為中國人口緩慢增長中的一個鮮明特點。例如，公元2年，中國人口已經達到5959萬，此後長達10年的綠林、赤眉大起義的影響，到公元57年，人口減少到2100萬。再如，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影響，人口由公元609年的4000多萬，降到公元620年的1000多萬。「安史之亂」使盛唐的人口由公元755年的5000多萬銳，減到公元760年的1000多萬。古代農民起義或農民戰爭，不僅消食了大量的血肉之軀，而且導致人口大量的遷移，影響人口的地區再分布。2、近代中國大陸人口再分布特點（1840—1911）一是1840—1866年。人口重心的緯度變化極小，而經度變化較大，1866年比1840年經度向西移了0.91度。變化的原因是太平天國戰亂造成華東、華中地區人口的銳減。二是1866—1887年，人口重心向東南方向移動。造成這種移動的原因是，太平天國失敗後華東和華中地區人口的恢復、回遷，以及西南地區人口的增加。三是1887年以後，人口重心向東北方向移動，主要是清末大量人口湧入東北造成的。其中1850--1870年是人口重心變動幅度最大的時期，也是人口再分布強度最大的時期。綜上可見，近代中國大陸人口再分布特點是:一人口分布略趨於平衡。二人口再分布變化最強烈的是太平天國起義時期。三戰亂是導致中國近代前期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原因，而人口向西南及東北遷移則是近代後期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原因。3、現當代中國大陸人口再分布變化情況「胡煥庸線」，至今仍是我國人口分布地區差異中的一條基本的分界線。現在，這條分界線東半部面積占目前全國的42.9%，西半部面積佔全國的57.1%。面積數字的變動：一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已正式擺脫日本帝國主義的侵佔而歸還中國；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時的中國政府承認了外蒙的獨立。根據1990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黑河—騰衝線東南現居住著全國人口的94.2%，而西部人口僅佔全國人口的5. 8%。這兩個數字同1935年的相關數字僅有1.8個百分點的差別。這說明，歷經60年，我國的人口地理分布雖然有所變化，但基本格局並沒有改變。1949年以來，我國人口分布變化在人口重心的移動軌跡上也有反映。1953年我國人口重心在湖北省棗陽北18公里處，即北緯32°18"，東經112°43"；1964年移至河南省明港東北15公里處，即北緯32°33"，東徑114°09"；1990年移至河南省明港西南約15公里處，即北緯32°23"，東經113°52"。由此可以看出，解放以後我國人口分布重心在緯度上變化不大，基本上徘徊在32°18" –32°33』之間；但在經度上的變化比較明顯。尤其是1953—1964年之間，人口分布重心在經度上向東移動了1°26"，在緯度上只向北移動了15"。主要原因：一是建國初期，黃淮地區水旱災害嚴重，導致大量農村人口向東北、內蒙、西北等地區遷移。1964年以後，人口重心向西偏南方向逆轉，1982年後向南移動的速度明顯加快，向西移動的速度減慢，這主要是東北地區的經濟低速增長，而華南、華東的經濟高速增長，拉動了人口遷移。二是，國家對生產力布局的調整，也使我國人口分布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內地建設不僅需要財力和物力，也需要大量人力。如50年代，國家為改變舊中國不合理的工業布局，在有計劃地把沿海工廠企業遷往內地和邊疆的同時，也動員了大批職工和家屬隨同遷移。僅1954 --1958年，由沿海遷往內地的移民就達460萬以上。三是，長期以來，國家為了滿足內地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在計劃生育政策上採取了適當放寬的原則，而對於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區，則採取從嚴掌握的原則。這樣，我國的人口分布就逐漸得到了改善。如沿海14個省市自治區在全國總人口中的比重，1953年為48.04 % , 1964年為47.89%，1976年為45.98% 。23年之中，沿海地區的人口比重下降了兩個百分點以上。考慮到我國人口基數大，以及人口分布本身所固有的惰性，這一變化是相當可觀的。但是，自1976年以後，沿海地區的人口比重逐漸回升，1980年為46.03%,1982年為46.11%,1990年為46.24%。人口比重回升的主要原因，一是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有所變化，對沿海地區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如1981年國家對沿海地區的投資就超過內地15%，這是前所未有的。同時，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沿海地區吸引的外資也大大高於內地。隨著沿海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吸引的勞動力大量增加。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沿海地區遷往內地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支邊青年」以及其他各類人員，凡是符合政策的，基本上都按照本人意願回到了原籍。三是人口遷移模式有所改變。過去是人口從沿海向內地遷移，而近20年來卻是「一江春水向東流」。過去上海、山東和江蘇，一直是國內重要的人口遷出區，僅上海1955—1972年間就凈遷出近190萬人。而近年來它們都轉變為凈遷入區，從而顯著地提高了沿海地區的人口比重。1949—2000年中國人口重心的變動，可歸納如下:第一，建國以來，人口重心基本在河南省南部或與其相鄰的湖北省北部區域，顯示出我國人口分布從總體上偏向東南的特點；第二，人口重心在不斷移動中，其移動的軌跡反映了國家人口分布的格局的變動，而這種變動與國家的政治、經濟重心的轉移有密切的關係。1953年至1964年，人口重心向東偏北移動，其原因是：這一時期我國的建設重點在東北、華北地區，南方基本上沒有大規模的建設，西南處於開發準備階段，東北、京津與華北的人口增長也快於南方。1964年至1982年，人口重心又呈現向西偏南逆轉的趨勢，其原因是：1964年以後，西南和西北陝甘兩省為「三線」建設的重點地區，有大批的建設者遷入，人口增長快於其他區域。1982年至1990年，我國處於改革開放的第一階段，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東南各省的人口出生率低於西北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同時，雖然南方經濟發展迅速，由於受戶籍制度的制約，人口向南方流動也受到一定的制約。1990年至2000年，我國改革開放進人第二階段，東南各省經濟高速發展，與西北差異進一步拉大，東南各省吸引了大量的流動人口，使人口重心向南移動。第三，從人口重心移動的速度分析，1953—1964年的建國初期，和1982—1990年的改革開放初期，移動速度明顯快於其他時期，這也與我國經濟建設在這兩個時期進行的重大戰略調整相吻合。中國歷史上的氣候變化與人口變化 　　1.1　氣候變化 從竺可楨、任振球、汪子春、高建國等人的研究結果可知，在過去兩千年中，中國氣候經歷了10次較大的變化1。大體而言， 秦和西漢是氣候溫暖時期，氣溫較今日高，因此亞熱帶植物的北界比今日朝北許多。自公元之初（即兩漢之際）起，氣候開始出現轉寒的趨勢，到東漢末已比現在寒冷。到3世紀後期，寒冷達到頂點，年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1—2攝氏度。這種寒冷氣候一直持續了下來，直到6世紀下半葉才開始轉暖。到了7世紀中葉，氣候已明顯變暖， 年平均溫度高於今日。然而從10世紀開始，氣候又趨於變冷，並在12世紀達到頂峰。13世紀初期和中期曾有一個溫暖時期，但好景不長，因此14世紀的氣溫不僅低於今日，而且也低於13世紀。15世紀初以後，出現過兩個溫暖時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3個寒冷時期（1470 —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大體而言，16世紀和18世紀可算溫暖時期，而17和19世紀則為寒冷時期（其中又以17世紀為最冷， 冬季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2攝氏度）2。這個變化大勢，與北半球其他許多地方的記錄也是相一致的。從降雨量來看， 鄭斯中等人對地方志中關於近二千年來36750次旱澇記載的分析表明：我國自公元初以來，水災相對減少，而旱災則相對增加。在1—10世紀，乾旱期和濕潤期分別為350年和650 年；而在11—20世紀，則分別為580年和320年。而且還要注意，這種狀況在經緯35—40度的黃河流載表現最為明顯3。 　　1.2　人口變化 根據葛劍雄的研究，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到清朝滅亡以前，中國人口出現過8次劇烈波動。 人們通常用「大起大落」來形容這種劇烈波動，此處我們也姑且從眾，採用此種說法。在這8 次「大起」與「大落」中，更為值得注意的是「大落」。這是因為除了「大落」的時期外，中國人口基本上保持著增長；而且一般而言，「大起」的速率比「大落」的速率小得多。這8次「大落」包括：（1）兩漢之際（戶數減少2／3至3／4，實際人口減少約40%），（2 ）三國兩晉南北朝（隋朝人口只相當於400年前東漢後期的人口），（3）隋唐之際（人口減少約一半），（4）中晚唐、五代（北宋建立時人口不足盛唐時的一半），（5）金與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時，人口總數比南宋和金人口合計少20%）， （6）元明之際（明初人口比元朝人口最多時少1／4以上），（7 ）明清之際（人口大約減少20%），（8）晚清（1911年人口總數比1850 年還少1／10）。將這兩種變化合觀比較，可以看到：上述的8 個中國人口「大落」時期，也都是我國氣候變冷的時期。這種對應不可能是一種巧合。因此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與氣候變化有密切關係，應是無可置疑的。 　　2　氣候變化對人口變化的影響 造成中國歷史上人口「大起大落」的原因，當然十分複雜，絕不止氣候變化一個。然而，儘管不能認為氣候變化是造成人口「大起大落」的唯一原因，但氣候變化仍然應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大多數原因，莫不與氣候變化有關（有些甚至就是由氣候變化的產物）。那麼，氣候變化是如何對中國歷史上人口變化的發生影響的呢？ 氣候變化對人口的影響，可以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兩個方面。所謂「直接影響」指的是：氣候變化引起農業產量的增減、農業區域的移動，從而導致人口發生變化。而「間接影響」指的則是：氣候惡化通常激化社會矛盾、觸發社會危機，引起原有社會結構解體，同時還會引起外來烈性傳染病的傳播，從而導致人口減少。反之則引起人口的增加。下面，我們就來具體地看看氣候變化是如何引起中國歷史上人口的幾次「大落」的。 　　2.1　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 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氣溫每增減1攝氏度， 會使農作物的生長期增減3—4周5。 這個變化對農作物生長具有重大影響。例如，在氣候溫和時期，單季稻種植區可北進至黃河流域，雙季稻則可至長江兩岸；而在寒冷時期，單季稻種植區要南退至淮河流域，雙季稻則退至華南6。據張家誠的研究，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年平均溫度變化1攝氏度，糧食畝產量相應變化為10%；年平均降雨變化100毫米， 糧食畝產量的相應變化也為10%。此外，年平均溫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對冷害、水旱災和農業病蟲害的發生頻率及烈度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而明顯地增加或減少農業產量。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在高緯度地區表現最為明顯，而對低緯度地區則影響相對既較小7。因此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在農作物生長期較短的我國北方地區，更為巨大。 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古代，農業總產量哪怕只是在一年中有10%以上的減少，就會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如果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持續減產，那麼人口在劇減之後長期停滯，也就是必然的現象了。如前所述，在東漢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個多世紀中，我國的人口一直未有增加，是我國人口「大落」持續最久的時期。而這個時期恰恰也是一個氣候寒冷持續最久的時期：自3世紀後期到6世紀下半葉，年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1—2攝氏度。因此氣候變化通過化影響農業產量而對人口變化發生重大影響，是無可置疑的。 　　2.2　氣候變化對農業區邊界變化的影響 由於農業嚴重依賴於自然生態環境，因此根據各地自然生態環境的差異，必然會形成不同的農業區域。由於自然生態環境總是在不斷變化，因此農業區域也絕非一成不變。我國今天的各主要農業區域，按照王業鍵等人的研究，大約形成於18世紀8。在此之前則有多次改變， 因此我們不能將近兩個世紀來的情況作為亘古不變的常情而以今況古。 根據程洪、朱道明、張家誠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如果某地區年平均溫度降低1攝氏度，相當於該地區向北推移200—300公里。如果某地區年降雨量減少100毫米， 相當於東部農業區向東南退縮100公里以上，在山西和河北則為500公里。換言之，氣候變冷變干，會使得一些地區變得不適宜原有的農作物生長， 從而導致不能農耕9。長城一向被認為是我國農、牧業的分界線，如果對比秦長城和明長城的位置，那麼可以發現在大多數地方，明長城比秦長城向南退縮了200—400公里. 農業區域的移動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以我國華北地區最為明顯。這個地區從地理上來說，處於氣候（溫度和降水量）變化最為顯著的北緯35—40度之間，生態基礎又比較脆弱，對氣候變化的反應也特彆強烈。因此一旦氣候變冷變干，農業生產受到的影響最為顯著。這不僅會導致原有耕地減產，而且會使得大量耕地被放棄或棄農就牧，從而不能養活原有的人口。此外，還會導致水、旱、蝗災發生頻率的增加和受災範圍的擴大。這又進一步加劇了農業生產的衰落。在我國歷史上，華北一向是人口「大起大落」的主要場所，這是與其自然生態環境（特別是氣候）變化特點是分不開的。 2.3　氣候變化對瘟疫流行的影響 布羅代爾指出：在人們彼此長期隔絕的時代，各地居民對不同的病原體各有其特殊的適應性、抵抗力和弱點。一旦相互接觸和感染，就會帶來意外的災難11。在對近一千年來歐亞許多地區人口變化影響最大的各種流行疾病中，鼠疫（即「黑死病」）是最可怕的殺手（例如在14世紀，鼠疫傳入歐洲，導致歐洲主要國家人口減少了1／3到1／2）。而這種疾病的傳播，就與氣候變化有密切關係。 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是世界上鼠疫的主要疫源地之一。麥克內爾、費克光、曹樹基等人近年來的研究已證實，在元初、元明之際和明清之際三個時期，這種疾病隨著生活在此地區的游牧民族南下而傳到中國內地，對中國人口的銳減起了極大的作用。12典型的事例如1232年，蒙古軍隊包圍並攻克金朝首都開封城。在蒙古人入城後短短的兩個多月中，開封居民死者多達100萬以上，幾乎全城死絕。 而導致這一悲劇的罪魁禍首，不是蒙古軍隊的刀槍，而是他們帶來的鼠疫。因此，游牧民族的南遷所帶來的疾病傳播所導致的內地人口損失，通常要比戰爭所導致的人口損失大得多。而游牧民族之所以南遷，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氣候變化所致（詳後）。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中國歷史上引起人口銳減的瘟疫大流行，也是氣候變化的間接結果。 　　2.4　氣候變化對其他導致人口起落的因素的影響 在我們討論所涉及的兩千多年中，中國一直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整個社會結構及其運行機制都建立在特定的農業生產方式的基礎之上。由於當時農業發展嚴重受制於自然生態環境變化，因此一旦自然生態環境惡化，原有的社會結構及其運行機制就會削弱、瓦解甚至崩潰，從而使得各種矛盾失控，造成長時期的社會動蕩和暴力衝突，進而導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舊有社會結構及其運行機制破壞的主要標誌之一，是出現數量巨大的流民。在那些受氣候惡化打擊最為嚴重的地方，由於原有農業生產方式的基礎被摧毀，當地的社會結構也隨之瓦解。居民無以為生，只好外流。但是，如果氣候變化涉及較大的範圍，相鄰地區當然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氣候惡化的打擊。本地居民自顧不暇，所以無法大量接納流民。於是土客之間往往出現暴力衝突。如果流民佔了上風，結局往往是本地社會結構被摧毀，土著居民最後也加入到流民的隊伍中去。隨著氣候惡化的持續和加劇，這種情況滾雪球式地擴大，暴力衝突也往往演化為大規模的內戰或農民起義，從而使得舊有的社會結構及其運行機制在更大範圍內受到進一步破壞。在許多地方，本地居民頂住了流民潮的侵擾，但為此他們不得不結成各種形式的武裝自衛團體（如三國兩晉南北朝時代的塢堡等），而這種團體的發展，最終會導致各地割據與半割據局面的形成。國家的統治力量在天災和流民的雙重打擊下已經遭到嚴重削弱，而各地割據與半割據又使處於困境的國家雪上加霜。日益衰弱的國家越來越無法有效履行其維護社會秩序、抵禦外族入侵、興修水利、賑災減災、安撫災民、調集糧運等職能，於是社會更加動蕩。其結果，必然形成一種不斷加劇的惡性循環，最終結果則是整個社會的解體。在這個解體的過程中，不僅有大批人民直接死於天災及其引起的饑荒，而且還會有更多的人民死於持久的大規模暴力衝突，從而造成人口的「大落」。這種情況，在上述的8 個中國人口「大落」時期中的前七個（特別是三國兩晉南北朝、金元和明清之際）中都可看到，儘管在各個時期表現有所不同。 此外，氣候變冷變干，不僅會使農業區域南移，而且也會使北亞牧業區域相應南移。由於北亞半沙漠半草原地區的生態基礎非常脆弱，所以更難承受氣候惡化的後果。牧業生產條件的惡化，迫使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求生。在許多情況下，這種南下是通過武力強行進入農耕地區的。這當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持久的暴力衝突乃至大規模破壞，並且進一步激化內地的社會矛盾，加劇社會解體。上述的8 個中國人口「大落」時期，除第（1）和（8）時期外，都是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大舉南下的時期（第（6 ）時期也與此有關14）。而我們應當注意的是，這些時期也是氣候變冷變乾的時期。其中，東漢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個多世紀是北方游牧與半游牧民族南下規模最大、持續最久的時期。而這個時期恰恰也是一個氣候寒冷持續最久的時期。因此，氣候變化通過促使北方民族南下而對我國歷史上的人口變化發揮重要影響，是可以肯定的。 中國人口思想及人口政策 （一）先秦的人口思想 我國先秦人口思想主要是增殖人口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則屬孔子和他創立的儒家學派。孔子一方面主張「眾民」，大力增殖人口。另一方面，他主張「仁政」，即統治者應採取社會、經濟措施來增加人口。重視男婚女嫁，規定男子20歲就要娶妻，女子15歲即可嫁人；國家要愛護百姓，獎勵農耕，減輕賦稅，照顧寡婦、鰥夫和貧者，招徠四方之民。這樣才能增加人口。另外，孔子繼承並發展了西周以來的「男尊女卑」思想，這一思想在中國廣為流傳，對傳統生育觀念的形成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秦漢至清代的人口思想 從秦代至清代，朝代更替頻繁。在這段歷史時期內，占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學派的增殖人口思想。然而，在以自然經濟為主要經濟形態的社會裡，封建生產關係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人口劇增與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生產逐漸不相適應，以人口與土地、人口與消費為主的人口問題越來越尖銳。由此也產生了各種不同的人口思想和主張。提出適度人口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戰國中期著名政治家商鞅和韓非。商鞅認為，人口與土地的數量應保持平衡，人少地多時要增加人口，地少人多時要開墾土地。他認為人口的增長要快於財貨的增長。韓非從當時人口數量長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的實際出發，提出「人民眾而財貨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的思想，為解決這一矛盾，他提出發展生產，減少人口的思想。唐朝的杜佑根據歷代的人口資料，寫出了《戶丁人口論》，認為不可盲目增加人口。他特別指出統治者的行為影響人口的多寡，開明的統治者應當扶植百姓的生產和生活、不可橫徵暴斂。 明末的馮夢龍在人口向題上明確提出了節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張，提出了每對夫婦最好只生兩個孩子的主張。清朝的洪亮吉認為人口過多，一方面，將使人民生活水平不僅難以提高，相反會急劇降低；另一方面，將會導致社會動亂。人口劇增，生產和生活資料必然不足，禍亂就會產生。這個矛盾只有依靠推行「仁政」，使百姓的生產、生活資料有所增加。清朝的汪士鋒認為中國人口已經絕對過剩，人口問題到了無法解決的嚴重地步。他將貧困和社會動亂歸咎於「人多之害」，並提出一整套治理措施。鼓勵人們出家為僧為尼等等。清朝的龔自珍認為嚴重的人口經濟何題是由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均造成的，建議通過調整人口地理分布、組織移民、開發西北，以解決人口經濟問題。清朝的包世臣認為，人口增長超過耕地和生活資料的增長是導致人民貧困的主要原因。他強調人作為生產者的職能，認為貧困主要是統治者不重視農民。他還提出按比例來安排社會勞動力，主張絕大多數的勞動力都應去務農．但同時他承認士、工、商也是社會發展生產不可缺少的成分。 （三）近代人口思想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結構逐街走向解體，從社會政治角度闡發人口思想的，主要有我國早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王韜、「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梁啟超、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以及近代社會學家陳達、陳長薄、許仕廉等。王韜提出「富國強兵之本，繫於民而已矣」的「重民」觀點。王韜還主張禁止納妾和玩弄女性，男女並重，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譚嗣同認為解決人口問題只有發展生產。梁啟超在接觸西學的過程中，對中國的人口問題作了深入研究，提出禁止早婚，提倡晚婚，節制人口的主張。他不認同馬爾薩斯的思想，認為所謂的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的觀點「實屬杜撰」。孫中山的人口思想概括起來有兩方面內容：一是主張增殖人口。二是主張「恢復民族精神」。李大釗的人口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對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批判中。他認為，馬爾薩斯人口論與各國人口發展的實際不符，抹煞了人類向生產廣度、深度進軍的可能性，「土地報酬遞減規律」不能成立。陳達、陳長蘅、許仕廉等社會學家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對近代中國的人口問題進行了長期研究，出版了許多著名論著。認為中國貧困落後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主張「節制人口」，進行「生育革命」，推行「自然節育法」，實行「時中人口」（即適度人口），「限制人口的數量，改善人口的品質」；並提出「節制生育」，設立「保育院」等具體政策和措施。 （四）現代人口思想 我國現代人口思想以社會學和經濟學的人口思想為主，其中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最具代表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於1957年發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論》，全面闡述了他的人口思想。他認為，中國人口繁殖太快，人口多，資金少，影響工業化的進程，影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應該控制人口。他明確地把中國的人口增長與工業化進程聯繫在一起，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長的思想：提出掌握人口數據是制定政策的關鍵；提出人口增長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問題；提出了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三點建議：一是要進行新的人口普查。二是大力宣傳，破除「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和「五世其昌」等封建傳統觀念；等到宣傳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後，再行修改婚姻法，實行晚婚，大概男子25歲、女子23歲結婚比較適當。實行生兩個孩子有獎，生三個孩子要徵稅，生四個孩子要征重稅的辦法。三是在節育的具體辦法上，主張避孕，反對人工流產。人口增長規律馬爾薩斯在其《人口論》中曾經提出人口每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規律：即在無外力影響的條件下，一個封閉人口的自然增長律大約為每隔20年（人類的繁殖周期）遞增1倍（在假定每戶只生一個孩子的條件下）。從中國的人口歷史看，這種人口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規律的確是存在的。實際上，早於馬爾薩斯2000年，中國古代政治家和學者已注意到這一重要的人口增長規律。如先秦政治學家韓非就曾指出：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則大父（即爺輩）未死，而有二十五孫。結果是"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五蠹》）即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是平方級數，而資源和財富則不可能以這一速率增長，從而導致社會動蕩。在歷史上，這一人口規律被許多學者和政治家認識到乃是社會不安定和動蕩的根源。如明代學者徐光啟、清代龔自珍、魏源等均曾指出：生人之率，大抵30年而加 1倍。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而墾田不增且日分田小，是以社會不安。從中國歷史看，人口在社會安定的時期，隔代而倍增的規律是明顯存在的。只有受到戰爭、大災荒、大饑荒等遏制人口發展因素的影響，這一規律才會受到限制。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清乾隆6年（1741）以後，中國人口即以每隔25～45年遞增1倍的速度持續高速發展。中間儘管曾經歷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等多次內外變亂，導致人口增長曲線有新的升降擺盪，但由於人口基數已甚為龐大，以千萬人計的變亂中人口消滅律已不能影響數億人口的總規模。因此自乾隆以來中國人口的總趨勢是呈持續上升的。其結果是在200年左右時間中，中國人口規模由1億人左右遞增到本世紀中葉（1949）的6～7億人。又經30～4O年，再倍增到目前的12～14億人。從而確切無疑地證明了人口發展隔代倍增的自然增長規律。從世界範圍看，國外史家估計1776年世界人口約7.5億，到1976年約為41億。即在200年左右增長約6倍，同200年間中國人口的增長幅度差不多。順便指出，自1945年第二次大戰結束的50年以來，世界總人口也已增長近乎1倍，即由30億人左右倍增達到目前的58億人。中國人口控制政策的歷史變化與改革趨勢在解放後至今的半個多世紀中，我國不同歷史階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從控制人口數量增長這個緯度而言，1966～1976這十年成果顯著；1977年以後的激進指標增加了完成國家計劃的難度，故導致了20 世紀80年代政策的波動；1988年以來政策多元而穩定，終於迎來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從現階段看，不能簡單地將中國"計劃生育"理解為"一對夫婦一個孩"；從長時段上看，中國在降低人口增長率方面為世界總結的最重要的經驗是"晚、稀、少".面對生育率的持續降低，應考慮選擇恰當時機改革現行政策。　　中國在1949年之後的短短半個多世紀中，發生了人口增長方式的歷史性轉變：由傳統社會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過渡到工業化初期——20世紀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轉變到工業化中期——快速工業化時期（90年代後）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增率。無疑，促使人口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動力來自於經濟發展、社會轉型和政策控制三方面。現在，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迅速轉型的大背景下，對中國人口未來發展趨勢的主要調控手段，只能藉助於人口政策的實施。實際上，人口政策——尤其是控制人口增長或促動人口轉變的政策，也只能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有效。發達國家鼓勵人口增長政策的失靈史、東亞儒家文化圈富裕國家和地區（如新加坡、日本和我國港台地區）鼓勵出生率上升政策的無力狀況說明，在工業化後期或後工業社會，國家或政府調控人口生育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未來人口戰略的調整方向　　經過多年努力，中國的人口金字塔發生了重大變化，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少兒型人口過渡到成年型人口，再進一步發展到現在的老齡化人口。在圖1所示的2000年人口金字塔中，14歲以下少兒人口呈明顯縮減態勢。　　截止到2003年底，中國少兒人口負擔比已經到了28.58%②。「2003年老年負擔比為11.96%.」少兒人口比重的迅速減少，使中國人口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紅利"時期——在今後15年內，15～64歲勞動力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都將維持在70%左右——這極其有利於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　　圖1中國曆次人口普查年齡金字塔[2]　　但中國每年新增加的勞動力數量，卻會在隨後的幾年當中，迅速減少。各種預測（中位：TFR =1.8）表明，將來中國人口的峰值在14.5億左右——大約在2030左右迎來高峰③。「中華人民共和國計劃生育委員會在2002年公布的預測結果是，中國將在2031年迎來峰值人口，峰值為14.86億，但其將2001年的總人口預測為12.93億，這比2001年實際公布的人口數高出了許多，因為在2005年1月6日，中國才迎來了13億人口日（2002年《人口與計劃生育常用數據手冊》第179頁）。中國國家統計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項預測表明，中國將在2032年迎來峰值——達到14.47億（見田雪原、王國強主編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人口與發展》第105頁，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學者們用來預測總人口增長軌跡的總和生育率（TFR ）卻與2000年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相差甚多（普查得到的總和生育率僅僅為1.27）。」中國未來的人口形貌，與原來媒體灌輸給學術界和民眾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總人口達不到16億，而在14.5億左右。中國當前的出生率越低，未來峰值人口越低，老齡化程度就越嚴重，未來的養老壓力就越大。第二，如果現在使用的1.8的總和生育率能夠靠得住，那麼，未來中國也將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寶座"讓給印度①。「實際上，如果將1947之前印度版圖人口相加，即將現在印度的10.5億、巴基斯坦的1.5億和孟加拉國的1.5億相加，總人口已經超過了中國的總人口。」第三，中國15～64歲之間勞動力人口的供給將不會像原來那樣是"無限"的，大約在2015年左右開始負增長。第四，由20世紀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別比失衡所導致的婚齡年齡段女性的短缺狀況將逐漸明顯。第五，由高等教育擴張所帶來的大學生的失業問題，將日益嚴重。第六，少數民族人口的增加，將給民族聚居區域的環境資源造成越來越重的壓力。第七，由貧富分化所造成的各階級階層人口的裂隙將逐漸凸現。　　鑒於人口總量的壓力正在消解，也鑒於那種"一個國家、多種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經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竊以為人口戰略調整的方嚮應該是：統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別比；緩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質，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實行不超過二孩的間隔生育政策，充分發揮"晚、稀、少"的調控作用；協調各人口階層之間的關係，構建為和諧社會和小康社會所需要的、能夠長期促進中國全面而又持續發展的人口結構。　　為穩健地改革人口制度，促使人口和諧發展，近期（今後5年內）應該在全國範圍內逐步統一人口生育政策，著力降低人口出生性別比。採取先試驗再全面落實的辦法，實行不超過二孩的間隔生育政策。中期（2010～2020年）致力於逐步提高人口素質，將現在實行的9年義務制教育延長為包括了高中階段的12年義務教育。遠期（小康社會實現以後）目標放在構建"能夠促使中國全面而又持續發展的人口結構"上。　　因此，在人口政策問題上，要防止兩種不正確傾向：一是主張繼續大幅降低生育率的極端冒險主義；二是政策調整中的自由盲動主義。各種資源提供給我們的選擇餘地其實很有限，但現行政策卻不得不調整，只是在今後的幾年內，選擇哪一年切入罷了。結論與中國的經驗　　通過前面的敘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出現過多次波動。中國歷屆政府都在實踐中努力尋找解決人口問題的政策途徑。所以，不同歷史時期，面對不同的人口壓力，中國實施的人口政策有所差異。這裡的結論是：　　第一，1949～1953年是限制避孕時期。　　第二，1954～1957年的宣傳節育活動，採取了先城市再工礦區，最後是人口密集農村的步驟，這極其符合當時中國的實際。面對城市人口出生率高於農村的現實，面對城市育齡婦女的節育積極性和城市人口文化程度高於農村人口的現實，這種活動普及了節育知識，為後來的各種節育活動和計劃生育活動奠定了輿論基礎。　　第三，1958～1965年的情況比較複雜。那種"錯批一人，誤增三億"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錯批馬寅初更多地表現為"反右"擴大化，對國家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少。"大躍進"中的人口損失和"大躍進"之後的補償性生育直接刺激了20世紀60年代前期的"嬰兒爆炸".　　第四，1966～1976年人口出生率穩定下降。"文革"初期的混亂，在短期內影響了計劃生育領導組織。但一旦政治環境得以穩定，"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就開始全力實施。而且在這一時期，計劃生育制度得以建立，避孕藥具開始了免費供應並"送貨上門".但那種在計劃生育工作領域大講"階級鬥爭"的無限上綱的做法，卻違背了"群眾自願"的原則。　　第五，1977～1988年，人口控制政策的波動，主要導源於計劃生育政策的緊縮和計劃生育工作者的急躁。激進的計劃指標——那種力圖在 2000年將總人口控制在12億之內的主張，那種在農村嚴格實施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並強迫命令的做法，勢必會遭受到民間的"不合作"，所以1984之後對政策的適當調整是極其正確的。　　第六，1989年之後生育率的穩定下降，是國家計生委準確理解和貫徹國家人口控制政策的結果。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不能簡單地解釋為"一對夫婦一個孩"，而應被全面地理解為多元化的"晚、稀、少".事實上，在擁有絕對多數人口的農村，中國政府長期的政策措施，是鼓勵生一個孩子基礎上的"晚、稀、少".在1980年修改了原《婚姻法》之後，甚於"晚"也變得鬆動了許多。但在21世紀之後，中央政府強調的"穩定低生育水平"，卻被實際執行為"繼續降低生育率"，這是應該迫切注意的問題。　　現在，我們必須在人口轉變的某一具體時點，改革控制人口增長的政策，重構為和諧社會建設所需要的人口政策，切不可因循守舊。如果說20世紀中國人口政策的重點是總量控制的話，那麼，在21世紀初期，則要將戰略重點轉移到結構調整上來。而當務之急，則應是探索人口政策轉變的時點。要吸取日本、新加坡、中國台灣和香港等儒家文化圈已經出現的生育刺激不力的教訓。我們要明白：在控制人口增長的時候，國家之手是有力的；但在社會轉型完成之後，在刺激生育方面，國家之手可能失靈。　　中國人口控制政策50多年來的經驗是：　　第一，"晚、稀、少"①「有人認為應該在"晚、稀、少"的基礎上加一個"優"字和一個"扶"字（優：優生優育；扶：扶持執行"晚、稀、少"政策者），這是極有見地的主張。」比"一對夫婦一個孩"更具有現實與歷史意義。　　第二，人口控制目標需與人民的接受心理相協調。每逢國家採取穩健的人口控制政策時，人民的理解和支持力度就比較大；而每逢指標過激、急躁冒進時，幹部就不好做工作，百姓就產生抵觸情緒。實踐證明，任何強制手段，都不會達到政策設計者的目的，而且還會影響社會之安定。在這裡需要強調的是，服務為主（免費避孕藥具供應，並且送貨上門）、宣傳為主而不是強製為主等，是計劃生育成功的關鍵。第三，國家的人口控制政策，只有與其他刺激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相配套，才能取得更好的結果。第四，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提高人口——尤其是女性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極其有利於晚婚晚育。第五，快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與人口控制政策一起，促使了中國低生育水平的到來。第六，即使在深受儒家文化圈影響的地區，社會轉型一旦完成，人們的生育觀念就會轉變。上海市和北京市戶籍人口實際生育率多年來低於政策生育率的現實說明②，「北京市總和生育率，在1990年是1.26，2000年是0.68.」這種轉變具有某種不可逆轉的特徵。這就是說，只要城市化和非農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我們就可以減輕那種對"計劃生育政策一旦放鬆，人口出生率就會立即大幅反彈"的擔心。世界上主要國家和地區的人口政策人口的快速增長已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問題，20世紀末，地球總人口已超過60億，其中一半以上都集中在亞洲。 世界各國都有自己的生育政策，它是各國按照自己國家的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等國情決定的，生育政策是一個國家的內政，但是生育政策也受到世界人口發展的影響翻過來又影響著世界的人口。人口政策受制於人口戰略，而一個國家的人口戰略服從於國家的宏觀發展戰略。 國際社會在對待人口和計劃生育問題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20世紀40年代之前，發達國家認為人口問題主要是增長緩慢，因此導致經濟增長停滯。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生育率居高不下，而死亡率下降很快，人口在加速增長，世界至此才開始關注人口增長問題。至70年代，「人口問題是發展的中心問題」已成為世界的共識。但在人口政策上仍然存在爭論，不過主張降低生育率和減緩人口增長的意見已成為主流。至80年代，各國普遍認識到人口快速增長是發展的障礙，非洲、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也都採取了控制人口增長的人口政策。 當今，世界各國對本國的人口生育政策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實行鼓勵生育人口的國家，第二類是計劃生育人口的國家，第三類是既不鼓勵也不限制、隨其自然生育的國家。鼓勵生育的第一類國家有***、俄羅斯和西班牙等西歐國家。這些國家經濟大都比較發達。計劃生育的第二類國家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和第二人口大國印度等。隨其自然生育的第三類國家有美國以及多數發展中國家。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世界各國的人口狀況和生育政策。 美國: 近年來，美國人口增速加快，人口將突破三億，主要原因是移民增加以及移民生育子女的增加。美國人口數量目前僅次於中國與印度，在發達國家中排第一，同時在工業化國家中人口增長最快，每年增加約280萬人，但美國平均每平方公里僅33人，與歐盟國家的120人和***的360人相比，仍顯得十分空曠。近年來，推行「人才進口」政策，以優厚的待遇和良好的條件，吸引世界各地有名望、有成就的科學技術專家移居美國。這就等於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費時費力費錢培養出來的大學生，美國沒花成本培養就大量變成美國的優質人才，從而提升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力。美國沒有直接干預人口規模和人口增長的全國性人口政策，各州有自己的政策。雖然美國對生育實行不干預政策，但現行的一些人口措施，實際上旨在使人口增長受到一定控制，最終使美國人口達到靜止目標。「靜止人口」已成了美國政府人口發展政策的目標。移民政策是美國人口政策的重要部分。 德國:隨著近年來新生嬰兒的減少，提高生育率已成為德國一項重要國策。為了讓年輕人多生孩子，德國政府可謂「絞盡腦汁」。政府首先推出獎勵政策，婦女每生育一個孩子，每月都可獲得一筆數目可觀的補貼。政府還提出要在2010年前建立23萬個託兒所，並將延長學校的授課時數，以幫助有工作的母親。 俄羅斯: 俄羅斯居民的總數在以每年七十萬的數量遞減，俄羅斯人口最近10年減少了1000萬，提高人口出生率、降低死亡率和實施良好的移民政策被認為是解決人口危機的關鍵。俄羅斯計劃赦免來自獨聯體的100萬非法移民，希望可以改變目前的人口形勢。同時，俄政府還決定將婦女每生育1個嬰兒得到的補貼提高到1萬盧布，對18個月以下的嬰兒每月的補貼也由500盧布增加到800—1000盧布。日前，俄羅斯甚至有人提出，育齡夫婦如果故意不生育子女，將要被罰以交納稅金。 　西班牙是西歐一些國家中鼓勵生育子女的典型案例之一。西班牙目前全國人口為4，400萬。由於歷史、經濟和觀念等原因，西班牙婦女不願意生孩子和多生孩子。生育率呈現逐年下降趨勢，並已經出現社會老齡化問題。西班牙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14%。近年來，西班牙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一對已婚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政府每月給予三百歐元（大約合三千元人民幣）補貼。生育的子女越多，補貼的數額越大。但是，儘管如此，西班牙人還是不願意多生孩子。他們寧肯花錢抱養包括中國小孩在內的外國小孩，也不願意自己生孩子。究其原因，主要是西班牙人生育觀念與中國人不同。不少西班牙人認為，生育子女只是社會責任，但在經濟上是划不來的。一個孩子從出生到長大成人，父母要做出巨大付出，尤其是經濟支出。許多西班牙人的人生觀念是活著只是為自己，而不是為他人，更不是為子女。 韓印日三國的人口政策 朝鮮戰爭以後，韓國出現了人口高峰期，至1960年，人口平均年增長率達29‰，為此，韓國政府於1962年制定了家庭生育計劃方案，目標是到1970年，人口增長率下降到20‰。儘管這一方案促使韓國婦女生育率大幅度下降，至1980年代，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已達到生育年齡，政府進一步加強人口政策，對獨生子女夫婦實行獎勵，將流產和絕育合法化。然而自1990年代開始，人口生育率偏低、出生人口性別比嚴重失調的問題迫使韓國政府又一次調整人口政策，鼓勵生育，平衡出生人口性別比。 印度是第一個將人口控制作為國家計劃主要內容的發展中國家。早在1951—1956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印度政府就已提出了「節制生育」的理念。到了上世紀6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已開始由城市擴展到農村。到上世紀70年代，由中央統一嚴密管理計劃生育工作，這種沒有緩衝帶的高壓政策不僅與文化、習俗、宗教等碰撞，而且引起了政治騷亂，計劃生育工作成效甚微且被迫中斷。上世紀80年代，印度政府重新推行其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由於沒有女性保障、婦幼保健、計劃生育服務等配套政策，該項人口政策並不成功。2000年印度政府頒布了《國家人口政策2000》，政策重點是轉變生育觀、完善各項配套政策。對於那些推遲兩年生育第一胎的夫婦當局將給予一定的獎勵，當局想以此來控制印度不斷增長的人口出生率。印度現有人口11億，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國，但是隨著該國人口每年以1.7的速度增長，印度有望在2025年超過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 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子女。少數民族也要實行計劃生育，具體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代表大會或其常務委員會規定」。按照此規定，我國在「提倡」生育一個子女的同時，各省對二胎生育也做了明確的規定，以陝西為例，就有以下幾條：「第一個子女為病殘兒，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但醫學上認為可以再生育的；婚後不育，按照有關規定收養一個子女後病癒懷孕的；再婚夫婦一方已有一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過的；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夫妻雙方均為歸國華僑的；夫妻雙方均為在全國一千萬人口以下的少數民族的」；對夫妻雙方是農民的又增加幾條：「男到女家結婚落戶的；夫妻一方屬非遺傳性殘疾失去勞動能力的；居住在人口稀少高寒山區的」；陝西的規定基本上代表了我們中西部大多數省份，其他各省根據本省人口實際規定寬嚴各有不同，例如上海是人口自增率最低的，在政策上更寬鬆一些，對再婚夫妻甚至允許生育三胎，增加的規定有：「一方經有關部門鑒定為非遺傳性殘疾，影響勞動，生活不能自理的；一方符合二等乙級以上傷殘軍人條件的；一方為從事出海捕撈連續五年以上的漁民，現仍從事出海捕撈的；一方為本市農業戶口且有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女方為本市農業戶口，無兄弟，其姐妹均只生育一個子女，男方到女方家庭落戶贍養老人的。再婚夫妻申請生育二孩條件：一方婚前未生育過子女，另一方婚前生育過一個或者兩個子女的；雙方婚前各生育過一個子女，且雙方均為獨生子女的；雙方婚前各生育過一個子女，一方為本市農業戶口且有一方為獨生子女的」； 從以上的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對一胎是「提倡」，實際上對二胎生育都有規定，放開其他各條不說，單就兩項來看，在廣大農村，生育一個女孩，也就是常說的「獨女戶」，允許生育二胎。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63％的總人口、59％的育齡婦女人口在農村，每年有多少人可以生育二胎？在城市和農村，雙方為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二胎，目前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生的子女已進入婚育期，形成人口出生的小高峰，享受「雙獨」和部分「單獨」政策的第一代近一億獨生子女已進入婚育期，這種「雙峰疊加」的局面將持續十幾年。如果再加上其他符合政策的二胎生育，我們每年可以允許生育的二胎人數將佔有相當大的數量。 　　拉丁美洲 　各國在推行人口政策方面進展較遲緩。這些國家的傳統一向反對控制生育，70年代中期以前，僅有民間的家庭生育計劃活動。70年代中期以後，特別是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會議（見國際人口會議）以後，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在人口政策方面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政府轉而公開支持家庭生育計劃活動。從1978年開始，巴貝多、哥倫比亞、多米尼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墨西哥、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等國正式採取降低生育率的政策，目的在於促使人口的增長與開發資源的可能性相適應。其他拉美國家也相繼推行程度不等的限制人口增長的政策。 　　拉丁美洲各國在人口分布方面的政策是限制過快的人口城市化，發展地區經濟；在國際遷移方面則希望引進專業技術及行政管理人才。 　　非洲 　非洲特別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國人口增長迅速，只有很少幾個國家，如肯亞、迦納、模里西斯等國制訂了明確的降低人口增長率的政策；還有一些國家雖然提供家庭生育計劃服務，但沒有明確的人口目的;有12個國家則沒有人口政策，也不支持家庭生育計劃。 　　中東和北非的一些國家仍然實行鼓勵人口增殖的政策，如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等。在人口遷移方面，這些國家遷入大量外籍工人和專業人才，以滿足對勞動力的需要。研究人口史的意義以上對於中國歷史人口發展問題的研究，不僅只是歷史學的意義。如果本文的討論無大誤的話，那麼可以預測：假定未來40～50年內的世界局勢，將繼續像過去的50年間那樣，在無世界性戰爭的相對穩定狀態中發展，則到新世紀的上半葉，中國人口規模將倍增到25億左右。而世界人口規模則將倍增到110～120億。這種人口規模將對全球資源、環境生態和經濟、政治帶來難以設想的問題和壓力。這將是一種在人類歷史中從未遭遇過的殊為難以想像的情況！我們在以上的研究中已經指出，一個社會體制對人口增長的容納力是有限度的。同樣，地球社會對人口增長的承受能力也不是無限的。如果本文對以往中國歷史中人口增長與社會治亂關係的研究無誤的話，那麼歷史啟示我們，並且也是在警示我們--我們已經到達了人口過度增長的紅燈區，未來對於人類將是非常危險的！而就我國來說，我個人認為：１．我國人口目前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從歷史經驗看，這也意味著社會形勢進入了高風險時期。實際上，當前中國所面臨的大量嚴峻社會問題，均與人口的巨大壓力有關。２．在規劃和預測未來30～50年的社會發展遠景時，有必要把上述關於人口隔代倍增的規律、人口係數與社會安全係數在一定條件下成反比例的規律考慮進去。３．從宏觀政策的角度，國家有必要更加強化對人口增長的控制力度，以抑制人口隔代倍增這一自然增長規律的作用。４．考慮到人口規模與社會安全的關係，在設計國家未來發展時，必須考慮社會重要資源分配的公正性。５．考慮到中國人口規模的增長遠快於國內可利用資源的增長速度。可以設想，回歸內向自守的經濟體制是無出路的。中國國民經濟的根本發展出路在於，必須成為開拓的、外向型的即能夠生成日益增強的吸納外部資源能力的經濟系統。只有在這種條件下，國家才能真正走上繁榮昌盛、長治久安的道路。相關參考書目葛劍雄 《中國人口史》 趙文林、謝淑君《中國人口史》 鄒逸麟《中國歷史地理概述》 王育民《中國歷史地理概論》（下冊） 「參考文獻」 [1]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史[M ].長春：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0. [2]鄔滄萍，王琳，苗瑞鳳。中國特色的人口老齡化過程、前景和對策[J ].人口研究，2004[ 本帖最後由 sz_lwm2008 於 2011-6-18 14:00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