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慷慨就義感天地泣鬼神

06-24

李大釗（中）就義前與一同赴刑場的同志們合影

殺害李大釗等烈士的絞刑架

在李大釗烈士陵園裡，妻子陪伴在身邊在京西香山東南的萬安公墓內，有一座仿古式庭院建築，這裡就是李大釗墓園。李大釗墓園於1983年10月29日落成，佔地2200平方米，墓園的正西房和北廂房分別為第一、二陳列室，展出李大釗生平圖片、文物250餘件。如今，這裡已成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珍貴資料再現烈士生平陵園的主體建築是位於正門口內的李大釗漢白玉雕像，李大釗烈士昂首挺胸，背著雙手，儒雅質樸，和藹中透著剛毅。雕像後面便是李大釗和夫人趙紉蘭之墓，墓後有一座寬4米、高2米的青花崗石紀念碑。碑的正面鐫刻著鄧小平同志書寫的題詞：「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中共中央為李大釗烈士撰寫的碑文。院內兩側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朱德、陳毅、林伯渠、何香凝、鄧穎超、李先念、陳雲等緬懷烈士的題詞石刻。李大釗烈士陵園設有兩個展室，主展室為李大釗革命事迹陳列，展現李大釗在任北京《晨鐘報》總編輯和《新青年》雜誌編輯期間，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等文章，創辦《每周評論》，積極領導五四運動，在北京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共產主義小組的情況，以及李大釗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的一系列工作活動經歷。側室主要展出反映陵園發展變化的歷史圖片80餘幅，其中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參觀陵園、祭掃烈士墓以及各界群眾參觀瞻仰等情況。在眾多的圖片資料中，有一幅李大釗站在絞刑架下的照片，他的神情坦然自若、大義凜然，讓人看到後心中為之一震，先烈堅定不移的革命信念，慷慨就義的英勇氣概深深感染著每一位前來瞻仰的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說到李大釗，不得不提他的妻子趙紉蘭，這個比他大6歲的女人，在李大釗短暫的一生中，給予了他亦妻亦母般的關愛。李大釗是個孤兒，還在娘胎里父親就因病去世了，母親也在他兩歲的時候撒手人寰，見到同村有個小弟弟這樣可憐，已經初醒人事的趙紉蘭，心中便對他多了一份牽掛。1899年，李大釗與趙紉蘭結為夫妻。趙紉蘭是中國最傳統的婦女，洗衣服、做飯、帶孩子，沒文化、不識字，但是當李大釗事業受挫，家境貧困的時刻，她所表現出來的面對困境的膽略和對革命事業的支持，又不是一個封建傳統婦女所能做出的。1907年，李大釗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在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1913年畢業後，他東渡日本，到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戰亂動蕩的年代，備嘗艱辛的生活，使李大釗從小養成了憂國憂民的情懷和沉穩堅強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國主義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李大釗積极參加留日學生的抗議鬥爭，他起草的通電《警告全國父老書》傳遍全國，他也因此成為著名愛國志士，後來，他寫的那句「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至今都廣為世人稱讚。「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譜佳話1916年李大釗回國後，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積極投身於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李大釗撰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文章發表後，產生極大震動，一大批時代青年就是通過學習李大釗的這篇文章，轉而尋求馬克思主義真理。同一年，李大釗領導建立了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和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並與在上海的陳獨秀遙相呼應，積極推動建立全國範圍的共產黨組織。「南陳北李，相約建黨」，也成為了中國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話。在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共同努力下，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負責黨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並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區分部主任。1922年8月，李大釗在上海會見孫中山，他以樸實精闢的見解和坦誠的態度，很快贏得孫中山的信任。經過多次會談，孫中山堅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決心。犧牲前高呼「共產黨萬歲！」在李大釗領導的中共北方區委組織和領導下，北方地區的反帝反封建鬥爭勢如破竹。1924年11月，北京開展聲勢浩大的支持孫中山北上、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鬥爭；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後，李大釗與趙世炎等人在北京組織5萬餘人的示威，有力地支持了上海人民的反帝鬥爭；1926年3月，李大釗在極端危險和困難的情況下，積極領導並親自參加了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三·一八」運動，愛國學生劉和珍就是在這次運動中犧牲的，年僅23歲。此時，危險已經潛伏在李大釗身邊。革命活動遭到北洋軍閥的仇視，他們下令通緝李大釗。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帝國主義，在北京逮捕李大釗等80餘人。在獄中，劊子手竟剝去他雙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釗始終堅貞不屈。4月28日，北洋軍閥政府不顧社會輿論的強烈譴責，將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絞殺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臨刑前，李大釗慷慨激昂：「不能因為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他高呼「共產黨萬歲！」光榮犧牲時的他，年僅38歲。烈士墓碑土掩50餘載李大釗就義後，趙紉蘭帶兒女請北大幫忙安葬李大釗。胡適、蔣夢麟等北大教授發起公葬，各捐20元。魯迅、梁漱溟各捐50元。北大師生送李大釗往西郊萬安公墓下葬，一塊刻有鐮刀、斧頭和紅色五角星的墓碑，碑的正面是「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幾個紅色大字，碑的背面刻有300餘字的碑文，這塊本應立於李大釗墓前的墓碑，迫於當時白色恐怖不能公開豎立，隨李大釗的靈柩一同埋到了地下。直到50多年以後的1983年，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西山萬安公墓為李大釗修建陵園，這塊埋在地下的墓碑才重見天日，成為陵園最重要的革命文物。

和李大釗一起就義的張挹蘭1927年4月，追隨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先驅李大釗，惟一一個、也是最後一個走向軍閥張作霖安設的絞刑架的，竟是一個弱小的女子。她短髮素裝，卻氣宇軒昂。她就是北大的34歲湖南女子張挹蘭。張挹蘭歷經放足、求學、包辦婚姻等中國婦女共同的經歷，也是在五四之後，她奔赴北京，考入女高師和北大。她和劉清揚、郭隆真、繆伯英等共同開展革命，她是《婦女之友》的主編、「婦女之友社」的發起人之一。就在她們發布宣言，要「打倒一切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制度和畸形法律，打倒一切以資本家為單位的經濟制度，推翻一切容男拒女的畸形職業機關和教育團體，剷除一切男尊女卑的奴性道德，擁護以男女平等原則為基礎的政府」的時候，就在她們高呼「婦女解放萬歲」、「爭回婦女人格」的時候，奉系軍閥入京，張挹蘭被捕，判決她與李大釗等20人絞刑。（轉自《文史博覽》）北京香山腳下「名人墓」尋蹤北京香山腳下有一處鮮為人知的文化景觀，這就是名人墓群。在方圓只有十幾平方公里的香山一帶，長眠著百餘位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有著一定重要影響的仁人志士。如此密集的名人墓會聚在一處，在全國也實屬少有。萬安公墓是名人墓最多的地方，這裡安葬著50餘位歷史名人。在萬安公墓蒼松翠柏間有一座青磚圍砌的小園，中國新文化運動先驅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李大釗烈士就長眠於此。1927年4月28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將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殘酷地殺害。1933年4月才被安葬在萬安公墓，1983年3月其靈柩移葬於新建的陵園中。在陵園正中矗立著一尊漢白玉的烈士全身雕像，昂首挺立，雄視前方，表現出一位革命者的浩然正氣。出陵園不遠安葬著與李大釗一起被奉系軍閥殺害的鄧文輝和路友於兩位革命烈士，他們和李大釗一樣，面對敵人的絞刑架，毫無懼色，英勇就義。抗日名將馬占山將軍的墓地坐西朝東，墓蓋為漢白玉雕制而成，四周刻有精美的紋飾。墓碑的碑額和碑身兩側共有四處鋸齒形的雕飾，古樸而美觀，墓碑上鐫刻著鎏金大字。墓後翠柏成林，象徵著馬將軍的抗日愛國精神萬年常青。「九一八」事變後，馬將軍在東北奮起抗日，血戰江橋，打響了武裝抗日的第一槍，蜚聲中外。萬安公墓里還有一處墓地，青石的墓表，綠色水刷石的墓碑，顯得十分簡樸，這裡長眠的是著名作家朱自清。他的散文被世人所熟悉和欣賞，其中《荷塘月色》、《背影》、《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等名篇膾炙人口。距該墓不遠長眠著現代文學家戴望舒，他是新月派代表詩人，一首《雨巷》，使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名聲大振。此外著名作家曹禺、李廣田、蕭軍、陳白塵，哲學家馮友蘭，史學家朱家，書法家啟功，畫家王雪濤，兒童教育家、「故事爺爺」孫敬修，京劇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二胡宗師蔣風之，武林高手、八卦掌創始人董海川，中國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軍容國團等也長眠在萬安公墓的蒼松翠柏間。香山北麓的萬花山墓園，安葬的多是文化界名人，其中京劇名家就有多位，故有「梨園墓地」之稱。在一個蒼松翠柏環繞的平台，長眠的是著名京劇大師梅蘭芳。他的墓是經過精心設計的，墓地中央是用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巨型梅花，花心中長眠著梅大師及夫人，墓後岩壁間鑲嵌著兩米多高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上書「梅蘭芳之墓」五個端莊秀麗的行書大字。梅大師所塑造的楊貴妃、穆桂英、虞姬等舞台藝術形象使人記憶猶新，而他那獨具一格的韻味，更使人回味無窮。可巧的是距此不遠，還長眠著多位京劇界名人，其中有馬連良、王小樓、言少朋、周和桐(京劇《沙家浜》胡傳魁的扮演者)等，同時胡琴聖手梅雨田和徐蘭沅也葬於此，生、旦、凈、丑同聚香山腳下，彷彿在為人們演出一台永不消失的好戲。離此不遠，長眠著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兩位著名人物：劉半農和劉天華。劉半農是新文化運動的健將，也是著名詩人，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傳唱至今。他的墓地位於碧雲寺東側，其墓基是一個石砌的大方台，墓表在方台之上，墓表北側又矗立著一座大理石石柱，上面鑲嵌著劉先生的遺像，墓前有一塊斷開的碑文，上面的文字及碑額，均出自大家之手。碑文是著名教育家、北京大學教授蔡元培所撰，碑額是國學大師章炳麟篆書，碑文書丹則是著名文學家錢玄同的手筆。一塊墓碑閃爍著我國現代史上四位著名人物的才華、思想的光輝，可以說是一件難得的文物和藝術品。劉天華是著名音樂大師、二胡演奏家，其代表作《光明行》《良宵》被譽為現代音樂經典之作。他的青石墓碑高不到1米，寬不足1.5米，500字的碑文記錄著大師為中華民族文化所作的巨大貢獻。福田公墓在香山南路，安葬在這裡的社會名流人士有：末代皇帝溥儀的先父、清王朝最後一位攝政王愛新覺羅·載灃，著名愛國民主人士陳叔通，近代著名國學大師王國維，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著名文學理論家錢玄同，現代著名文學家、紅學家俞平伯，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郝壽臣、余叔岩、楊寶森、趙筱樓，著名山東快書表演大師高元鈞，曲藝表演藝術家馬增芬，中國裝甲兵之父許光達大將，現代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先生等。許光達將軍墓地建築的獨具特色，其墓表和墓碑均為褐色，顯得莊重而簡樸，墓碑為軍旗造型，墓表上的浮雕精緻而肅穆。他曾任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為中國裝甲兵的發展作出巨大貢獻，被稱為「中國裝甲兵之父」。金山陵園也在香山南麓，著名「西部歌王」王洛賓先生就長眠於此，其墓地背靠青山，遠眺京城，黑色的大理石墓碑和墓表，設計的古樸而典雅。墓表上鐫刻著600餘字的《民族音樂家王洛賓墓志銘》，記錄著老人家坎坷的一生。在墓碑背面刻有老人家手書的《在那遙遠的地方》的樂譜，字跡剛毅而洒脫，整個墓地顯得肅靜、莊重而獨具匠心。此外國畫大師田世光和以塑造「小人物」而見長的「平民笑星」傅彪等也長眠在金山陵園。此外，在香山腳下還安葬著十餘位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曾經赫赫有名的人物。其中有抗日名將佟麟閣，戊戌變法的主導者梁啟超，北洋軍閥時期內閣總理、著名慈善家熊希齡等。趙紉蘭，是個有高尚道德和偉大品行的女性，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中共河北省委於1936年6月追認她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李大釗的妻子。

簡介在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安葬著革命先驅李大釗的靈柩，陪伴李大釗長眠地下的是他的夫人趙紉蘭。李大釗烈士陵園於1983年在萬安公墓的園林中修建時，趙紉蘭的靈柩隨同李大釗的靈柩遷葬至陵園單辟的墓地上，墓碑上的鐫字由原來的「李夫人墓」改刻成「李大釗夫人趙紉蘭同志墓」。「趙紉蘭同志」，是對這位伴「忠魂鐵血」（何香凝題詞）長眠香山的傑出女性最確切的稱呼。趙紉蘭在其不尋常的一生中，不僅是李大釗的結髮妻子，是李大釗長期從事革命活動的賢內助，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女兒，是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作出特殊貢獻的人。她的一生，恰如長期擺在她的靈樞前的那對古色古香的陶質花瓶一樣，樸實無華，卻悄悄散發著馥馥幽香。扶助丈夫求學深造120年前的1884年1月21日（清光緒九年臘月廿四），兩個花甲前的農曆癸末歲尾，趙紉蘭出生於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一個富戶人家。她與李大釗為同村人，比李大釗早出生有5年零9個多月。「紉蘭」一名，出自中國古代著名詩人屈原《離騷》中的名句：「紉秋蘭以為佩。」這句詩在當時的書信中被廣為引用，喻對人所施德澤或教益銘感不忘。此名熟中見雅，琅琅上口，可謂別緻而不落俗。趙紉蘭在家中姊妹中行三，其上有一兄二姊。其父趙文隆多年在東北行商，在趙紉蘭問世前已同元配妻子生有一男二女，仍嫌子嗣單薄，又娶鄰村小黑坨盛家姑娘養兒育女。趙紉蘭是盛氏的頭生嬰兒。後來，盛氏又生下一個兒子，即趙紉蘭的弟弟趙小峰。當時，大黑坨村有幾戶人家立了堂號，其中趙紉蘭家立堂號為「福臻堂」，李大釗家立堂號為「懷德堂」。趙紉蘭的出生，為「福臻堂」與「懷德堂」聯姻埋下了種子。據擔任過多年李大釗故居紀念館館長的劉荊山撰文介紹，趙、李兩家有「老親」關係，李大釗稱趙紉蘭祖母為「姑奶」。李大釗的祖父李如珍與趙文隆的關係密切，曾多年合夥到東北長春、萬寶山等地開雜貨鋪，掙了一些錢。到趙紉蘭出生的前幾年，兩人因東北土匪橫行雙雙返鄉，以求安度晚年。李如珍回鄉後，於1881年翻蓋舊宅，又於1882年為從二弟李如珠膝下過繼的兒子李任榮娶走馬浮村周家姑娘為妻，只盼早日有孫兒問世，好與趙家結為「新親」。據當時的各種情況推測，趙紉蘭在年幼時，沒少跟父母到同在一條街上、相距較近的李家串門，肯定得到了李如珍及李任榮夫婦的喜愛。在趙紉蘭五六歲時，李家發生了大的變故，先是1889年春天李任榮因患肺病英年早逝，後是周氏在其去世半年後生下李大釗，也因憂慮成疾，於1891年3月7日離開人世，留下了一個不到一周歲半的孤兒。到此時，趙紉蘭已初省人事，她沒想到總盼李任榮夫婦給她生個小弟弟，而李大釗生下來如此命苦；更沒想到這個小弟弟就是她未來的丈夫，相繼喪生的李任榮夫婦就是她的公婆。大約就在那兩年，她把一顆幼小而善良的心繫在了李家，系在了「在襁褓即失怙恃，既無兄弟，又鮮姊妹」的李大釗身上。也許就在這個時候，或稍晚些，趙文隆就決定把自己心愛的三女兒嫁到李家，李如珍就準備娶趙紉蘭為孫子媳婦了。李、趙兩家何時為李大釗與趙紉蘭訂下的親事，已無從考究，當在趙紉蘭看著李大釗一天天長大時。趙紉蘭是在1899年與李大釗結為夫妻的。是年，趙紉蘭不足16周歲，李大釗剛剛10周歲。她之所以在未成年時即與李大釗成親，除當時有早婚的習俗外，與李家極缺人手，亟需她及早過門協助李如珍老人照料正在求學的李大釗有關。李大釗是靠李如珍一手拉扯長大的，自4歲起開始認字，7歲進入本村一家私塾接受啟蒙教育；就在與趙紉蘭紹婚這一年，他轉到趙紉蘭姥家所在村——小黑坨張家專館拜與李、趙兩家有世交關係的昌黎縣增廣生趙輝斗為師，正處於求學深造的關鍵時刻。而此時，李如珍已年愈七旬，老伴崔氏被病魔纏身多載，痴痴獃獃地處於癱瘓狀態。趙紉蘭的到來，無疑給這個老的老、小的小的家庭帶來了新的活力。趙紉蘭在世界即將進入20世紀時嫁到李家，圖的不是榮華富貴，而是盼自幼聰慧的李大釗早日學有所成，希望自己儘快為李家生兒育女，使「懷德堂」的人丁重新旺盛起來。自趙紉蘭文靜、安穩地以少婦的身份在李家開始新的生活以後，李大釗沒了後顧之憂，安心讀書，學習成績提高很快。1902年，李大釗首次參加童試，不知是因染卷還是其他原因沒有考中。趙紉蘭見他心中難受，對他非常體貼，激勵他再作努力。1904年1月21日，奶婆婆崔氏病逝，她不再讓李如珍干這干那，把家庭生活的重擔幾乎都挑在了自己肩上。1905年秋天，李大釗再度參加童試，通過縣試和府試之後因停辦科舉令下，被錄取為永平府中學堂學生。儘管如此，家裡和村裡人還像他考中生員一樣著實慶賀了一番。作為李大釗的妻子，趙紉蘭比任何人都要高興，她自覺結婚6年來沒有白白辛苦，丈夫有了前程，她自己和家庭也就有了希望。在李大釗考入永平府中學堂以後，趙紉蘭歷經了家庭生活的嚴峻考驗。1906年，李如珍走完了漫長的人生里程。對於趙紉蘭來說，老人是她挑家過日子的主心骨，是家裡一棵撐天蔽地的大樹。老人死後，千斤重擔一下全落到她的肩上。按照李如珍的遺願，在他死後不要搞大發送，以省下錢來供李大釗讀書，但李大釗婚嫁在外的老姑一直對他這個過繼孫子繼承家產懷恨在心，奔喪時乘機大鬧，恨不得把家產踢盪乾淨。喪事辦完，家裡只剩下趙紉蘭和李大釗，還有幾乎空了一半的家業。在這種情況下，趙紉蘭表現得異常堅韌，「逼」著李大釗返回盧龍繼續上學。她決心挺住任何艱難困苦，依靠李、趙兩家的親友守住日見衰退的家業，即便靠典當挪借也要扶持李大釗求學到底。1907年夏天，李大釗「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去天津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也就在這一年，趙紉蘭生下了他倆的第一個孩子，一個俊秀的女嬰。不料，這個孩子生下不久就夭折了。這對趙紉蘭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然而她並沒有因此而悲傷不止，含著淚水全力支持李大釗到更大的地方求學上進。李大釗到天津上學後，花費更大了，趙紉蘭千方百計籌措學雜費用，吃盡了千辛萬苦。對此，李大釗在《獄中自述》中有所追述：「釗在該校肄業六年，均系自費。我家貧，只有薄田數十畝，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經過兩春兩夏，趙紉蘭生下一子，1909年11月2日，大兒子李葆華來到人間。時隔兩年，1911年11月21日，趙紉蘭又生下女兒李星華。兒女成雙，趙紉蘭喜不勝喜，奮力支撐家庭之舟，等待李大釗走出校門那一天到來。就在這時，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中華民國成立，政局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趙紉蘭漸漸發現，李大釗不再只是悶頭讀書，對政治越來越感興趣，參加的社會活動越來越多，主要志趣並不在謀個人榮祿，而在改造社會。她有一種預感，李大釗還要離她遠去。果然，李大釗於1913年夏天結束津門讀書生活之後沒有謀差求職，掙錢養家，而是到北京謀求出國留學的途徑。就在這一年，她又生下了一個兒子。待中秋節前夕李大釗回家表明他要去日本留學時，她沒有過分吃驚，只問需要家中籌集多少錢。兩三個月後，李大釗由天津登船去了日本東京，她的心也隨之去了那個遙遠的異國他鄉。李大釗走後的第一年，她過得很難。本來，眼前有了3個兒女，每天照料大點的兩個，奶小點的一個，心裡很充實。不想，不滿一周歲的小兒子患了天花，怎麼守也沒守住，眼睜睜地看著他被病魔奪去了幼小的生命，使她的精神受到極大打擊。從此，她格外精心地照料葆華和星華，惟恐這兩個孩子再出意外。過了整整3年，李大釗從日本回國後到北京創辦《晨鐘報》，因和湯化龍等政界要人發生衝突，辭去《晨鐘報》編輯主任職務，才得以在1916年中秋節趕回家鄉與她和孩子們團聚，使她久久牽掛的心終於平靜下來。李大釗在家住了些時日，又返回北京與人創辦《憲法公言》雜誌去了，她又默默地帶著孩子守在家裡。1917年春節，李大釗身羈京華，為創辦《甲寅》日刊奔忙，沒有抽身回鄉與家人辭舊迎新。這是他連續第4年未同家人在一起過舊曆年了。趙紉蘭非常惦念長期奔波在外的丈夫，身體日漸不支，到1917年4月終於病倒。是年5月上旬，李大釗得知她患病的消息，急急由北京趕回家鄉，看望和伺候她。這一次，李大釗陪伴她有兩個半月，直至她的身體完全復元才重返北京。不料剛返回北京幾天，就趕上「張勳復辟」發生，他不得不倉皇南下，到上海一去就是4個多月。從上海回到北京不久，李大釗進入北京大學出任圖書館主任，有了正式職業；1918年2月學校放寒假，李大釗回到家鄉，為趙紉蘭過了34周歲生日，與家人過了一個團圓年。到這時，李大釗開始與趙紉蘭謀劃把家搬到北京，以便全家人廝守在一起，也免得讓趙紉蘭再為他日夜牽掛。全力支持丈夫為革命走南闖北1918年暑假結束時，趙紉蘭帶著葆華、星華跟隨李大釗遷居北京，這是她有生以來第—落足她朝思暮想的北京。趙紉蘭跟隨李大釗到北京居住，驚動了李大釗在北京的許多新朋舊友。在天津上學時與李大釗共同主編《言治》月刊的郁嶷這時已在北京定居有年，特派夫人到車站迎接趙紉蘭。友人幫助李大釗在宣武門附近的回回營3號找了一處相當不錯的住宅。趙紉蘭和一家人在北京落居以後，很快就結識了一大批教授、學者的夫人。她待人誠懇，處世隨和，頗得諸位夫人的好評，是眾人公認的賢妻良母。趙紉蘭帶領孩子遷居北京正是時候。李大釗自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很快就對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送來的馬克思主義發生了濃郁興趣。這年夏天，他乘放暑假之機特意到家鄉北邊的昌黎五峰山韓文公祠潛心研究十月革命，進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拓荒工作。全家人到北京兩個月後，正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北京舉城慶祝協約國的勝利。李大釗先是在中山公園發表演說《庶民的勝利》，後是撰文《BoIshevism的勝利》，公開讚揚俄國十月革命，在中國亮出了社會主義的大旗。之後，他不僅和陳獨秀等人一起編輯《新青年》雜誌，還一起創辦了周報《每周評論》。在那些日子裡，找他的學生也很多，他很少吃上一頓應時飯，夜裡出去回來得也很晚。到這時，趙紉蘭才覺得自己早該帶孩子到北京照料李大釗的生活，不然李大釗食宿不定，很可能積勞成疾。1919年初，北京城流行瘟疫，趙紉蘭和兩個孩子都染上了副傷寒。李大釗急忙到處找葯，終於使她和孩子很快痊癒，沒發生任何意外。到5月4日，北京城爆發了反對軍閥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的大示威。李大釗為領導史無前例的「五四」運動，每天忙得腳不沾地；到陳獨秀被捕，他更是不要命地東奔西跑，冒著危險設法營救陳獨秀出獄。趙紉蘭很為李大釗的安危擔憂，整天提心弔膽，恰在這時她懷上了二女兒炎華，身子越來越不便。快放暑假時，李大釗權衡再三，決定送她和孩子們暫回老家，待局勢穩定再返回北京。一家人回到大黑坨後，李大釗帶著葆華到昌黎五峰山韓文公祠避居有一個來月，在深山古祠里寄出了與胡適論戰的公開信《再論問題與主義》，並大體完成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寫作計劃。9月上旬，李大釗由五峰山歸來後，把葆華和星華送到樂亭城裡讀書。待一切安排妥當，他隻身回到了北京。一兩個月後，趙紉蘭在大黑坨生下炎華。當時，她身在家鄉，心仍在北京，牽掛著李大釗的一切。生下炎華後，她就一直盼望李大釗快點回一趟家，但直等到1920年2月快過舊曆年時，李大釗才風塵僕僕從天津趕回。原來，陳獨秀被釋放後仍受監視，待他悄悄到南方一行返回北京時，因在武漢等地發表演講，軍閥政府欲將其再次逮捕。李大釗見義勇為，親自化裝成商人，雇騾車把陳獨秀護送到天津。陳獨秀平安轉行上海後，他才由天津返回家鄉與家人團聚。炎華命中有難，1920年春天染上「天花」，趙紉蘭急忙寫信告知李大釗，使得李大釗返回北京不久又回家鄉一趟。幸好「天花」生過，孩子就無事了，李大釗在家住了幾日，趕在清明節前回了北京。當時，他說有重要事情趕著要辦。後來，趙紉蘭才知道，李大釗在送陳獨秀脫險時，兩人相約南呼北應，共同籌建中國共產黨；李大釗急著返回北京，是準備迎接俄國來幫助建黨的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趙紉蘭見李大釗忙得難以脫身，決定再帶孩子去北京居住，以後不管怎樣，都和李大釗在一起，再也不讓他為家人分神。這一年夏天，李大釗在北京要辦的事情太多，無暇歸家度假，直待暑假快結束時才匆匆回鄉一行，接趙紉蘭和孩子到北京定居。1920年初秋時分，趙紉蘭再次來到北京。到這時，她與李大釗結婚已有20餘載，已由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變成了日顯憔悴的中年婦女。一年之間，舊房已易新主。在她回鄉期間，李大釗見同鄉摯交白眉初教授常從天津到北京女子高等師範任教，來回奔波辛苦異常，便勸他把回回營3號的住宅買了下來。為接趙紉蘭和兒女回北京，李大釗在附近的石駙馬大街後宅35號新租了一所住宅。這所住宅也比較寬敞，獨門獨居，趙紉蘭沒有感到任何不適。她也十分願意李大釗把原來租的住宅讓給白眉初一家。白眉初是在永平府首城盧龍久居的滿人，長李大釗13歲，自兩人在天津結為「忘年交」後親如手足。白夫人是離樂亭不遠的灤州倴城人，性格開朗，熱情和善。親不親，家鄉人，趙紉蘭與白夫人交往甚篤，比較貼心。而且，兩家的兒女也相互有了伴，令趙紉蘭異常寬心。趙紉蘭重返京城，沒有想到的是，她這個從庄稼院出來的大字不識幾個的農家婦女，竟成了堂堂的大學教授夫人。就在她到京前兩個月，北京大學評議會議決，將圖書館主任改聘為教授，並給李大釗頒發了教授聘書。李大釗當教授後，除負責圖書館工作外，還在本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師範大學、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開授了一些課程。這樣，李大釗在校內外的聲望越來越高，薪金也掙得多了。按說，家中的生活該富足寬裕一些，然而趙紉蘭沒有想到她這個家庭主婦依然難當。李大釗的月薪在200元左右，但每月開支都拿不回多少，只能勉強撐起家中的日子。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有一段時間連家中日常花銷都入不敷出，愁得她雙眉緊鎖。原來，李大釗時常周濟家庭生活困難的學生和工友，兜里沒錢就寫條子讓人到會計科預支，開支時扣除借款所剩無幾。也就在這個時期，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經費無從籌集，李大釗便從自己每月薪金中抽出一些錢作組織活動經費，從而使家中的日子更加窘迫。趙紉蘭得知李大釗把錢都花在正經地方後，沒有任何怨言，開始精心地籌劃家中的日常費用，一切開銷從簡，用過農村日子的辦法來應付城市生活，處處勤儉持家，不讓李大釗為家庭生活分神。李家過緊迫日子的情況，不知怎麼傳到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耳中，他直接出面進行「於涉」，讓會計科每月發薪時扣除一部分，直接送到趙紉蘭手中。趙紉蘭為李大釗的義舉默默承擔沉重的家庭生活壓力，蔡元培破例「干涉」李大釗家庭生活的開支，一時均傳為佳話。1921年春天，北洋軍閥政府斷絕教育經費，拖欠教職員薪俸，李大釗率先參加北京8所院校教職員工向政府要回教育經費和清償積欠薪俸的鬥爭，趙紉蘭予以全力支持，為維持家中生計想盡辦法，甚至典當家中的衣物。到這時，趙紉蘭在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創建中國共產黨的李大釗教育和影響下，已經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安於也樂於過李大釗曾倡導的「簡易生活」，以求謀得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勞苦大眾早日獲得翻身解放。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李大釗成為黨在北方組織的主要負責人，竭盡全力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忘我奮鬥。從此，趙紉蘭也過上了時時為李大釗的安危擔掠受怕的日子。再度來到北京，3年間，趙紉蘭又接連生下兩個孩子，一是三女兒鍾華，二是二兒子光華，這使她心中充滿了喜悅，對生活充滿了信心。美中不足的是，李大釗自創建中國共產黨以後，再也無暇安心教書，頻頻南下，為促成國共合作，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到處奔波，使她時常牽掛。1922年夏天，李大釗赴杭州參加中共中央西湖特別會議，接受了代表中國共產黨與孫中山先生會談的特殊使命，在上海與孫中山多次會談，並由孫中山主盟加入國民黨。1923年2月初，他赴武漢講學，恰趕上「二七慘案」發生，受到北洋軍閥政府通緝，不得不轉赴上海避居兩個多月。他返回北京一個多月後，再度南行，赴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夏去秋來，李大釗又請兩個星期事假，趕赴上海參加中共三屆一中全會，參與改組國民黨，籌備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等國共合作要事，超假足有一個多月。1924年1月初，李大釗又經上海赴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在李大釗頻頻南行期間，李家不斷受到驚擾。先是李葆華在門口玩耍時，遭到一夥流氓暴打，那伙流氓還趁機闖進院子，在李大釗的書房亂翻；後是一天夜裡，一條瘋狗不知怎麼闖進院子，照料光華的奶母被瘋狗咬傷。1923年冬天，在李大釗去上海期間，李家四周總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轉悠，趙紉蘭不得不請弟弟趙小峰幫她守家。當時，她既怕家裡再生意外，又擔心李大釗出門在外也遭不測。1924年1、2月間，李大釗到廣州開會，家裡更加無法安定。李大釗剛離京幾日，院里就潛進一個盜賊；又隔幾日，她和家裡人發現，天一擦黑房頂就有人走動，只好找人守夜。一天晚上，全家人發現房頂又有響動，並有人跳下房的聲音，急忙衝到院子里捉賊，賊雖被嚇跑，卻扔下一塊石頭，砸碎屋檐下一個綠釉大瓦洗衣盆。很明顯，這是與警察有「默契」關係的「盜賊」，不是為了行竊，而是為了鬧得李家人坐卧不寧，是有「政治」目的的。在這種情況下，趙紉蘭不得不趕在春節前四處找房，搬離了那所院子。新找的銅幌子衚衕甲3號住宿條件並不理想，但她已無法過多考慮，只求李大釗和全家人平安無事。1924年春天，李大釗從廣州開會歸來，顧不得休息，就忙著找人開會，秘密商量一些國、共兩黨的組織、活動等重要事項，趙紉蘭又開始為他的身體擔憂。不想，光掛記丈夫，小女兒鍾華不道什麼時候染上重病。鍾華患的是白喉，卻被誤診成肺炎，因醫治失效而夭折。趙紉蘭見心愛的小女兒離開人世，傷心得幾乎發瘋，但她沒有責怪一心為幹革命晝夜奔忙的李大釗，只是深深責怪自己沒有守好兒女。禍不單行，就在鍾華死去不久，李大釗受到北洋軍閥政府通緝，帶著葆華匆匆離京，到昌黎五峰山韓文公祠避難。就在他和葆華離京的當晚，李家遭到軍警搜查。趙紉蘭慶幸李大釗及時脫險，見北京再也無法留居，就帶著星華、炎華、光華返回了大黑坨。1924年5月下旬，趙紉蘭帶著孩子回到了大黑坨後，軍警又尾隨而來，幸得被鄉親們支應過去。過了20多天，黨組織派人到大黑坨尋找李大釗，通知他趕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她告知了李大釗的避難地點，又托來人給李大釗帶去一封信。在信中，她主要想同李大釗商量，由她出面給李大釗昔日的同窗好友、如今成為軍閥吳佩孚的總參議的白堅武寫信，請白堅武設法取消對李大釗的通緝令。她知道「二七慘案」發生後，李大釗已同白堅武絕交，但她太為李大釗的安全擔心，不得不出此下策。李大釗不同意她這樣做，在告別五峰山的夜晚寫給她的一封長信里，講了不能這樣做的道理，並捎來了一首哀悼愛女鍾華的長詩。在信中，李大釗對她語重心長地說：「現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後再也沒有空閑的時間照顧家庭了，你應當堅強起來，千萬不要因為我的生活顛沛流離而焦急，應當振作起精神撫養和教育子女。我這次出國說不定什麼時候回來。鍾華的死確使我很傷心，但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閑心想念她了。我已經為她寫了一首長詩，作為對她最後的哀悼吧……」在信的結尾處，他又對她說：「目前統治者的這種猖狂行為，只不過是一時的恐怖罷了。不出十年，紅旗將會飄滿北京城。看那時的天下，竟是誰人的天下！」讀著葆華從五峰山帶回的這封信和哀悼鍾華的長詩，她熱淚盈眶。她知道，自己這個屬牛的丈夫太倔強了，認準一條道一定走到底，是生是死都不在乎。作這樣一個男人的妻子，她沒有任何理由怯弱，只有堅強起來，繼續擔起家庭生活的重擔，振作精神撫養和教育孩子，讓為革命走南闖北的丈夫沒有絲毫後顧之憂。到這時，歷經數載風風雨雨，趙紉蘭覺得自己思想成熟多了，一心想作的是一個革命者的好妻子，孩子們的好母親。伴忠魂鐵血長眠香山1924年初秋，在北京各個學校開學之際，趙紉蘭帶著孩子們又回到了北京。她知道，李大釗的事業在北京，她不能不回去。她要讓李大釗不管何時從蘇聯回來，北京都有一個家在等待著他。此番回京，趙紉蘭沒有搬回令人寒心的銅幌子衚衕甲3號，而是與李大釗的一個朋友在邱祖衚衕合租了一所宅院。不久，她接到李大釗從莫斯科寄來的一封信，要她給他買一些有關太平天國的書寄去，以在東方大學講課使用，同時還要她把他的皮大衣捎去。她知道，李大釗準備在莫斯科過冬。她儘管很想念李大釗，卻希望他越晚回國越好，她最希望的是李大釗平安無事。不久，北京局勢發生重大變化。馮玉祥將軍發動軍事政變，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緊接，馮玉祥又電請孫中山北上，廢除了對李大釗等人的通緝令。趙紉蘭沒想到局勢會突然發生這樣大的變化，心中充滿了喜悅。同時，她有一種預感，李大釗用不了多久，就會返回北京的。果然，一個多月以後，李大釗風塵僕僕從蘇聯趕回北京，出現在她和孩子們面前。見到李大釗，她欲哭無淚，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心寧神安。李大釗回到北京，稍加休整就投身到緊張的革命工作中去了。為了全家人有一個適宜的住所，他親自從府右街後坑朝陽里4號找了一所宅院。這個地方地理位置比較適中，並且比較僻靜、寬敞，令趙紉蘭非常滿意。由於馮玉祥把段祺瑞請出來重新執政，張作霖率奉軍長驅直入，使北京形勢又變得異常複雜。面臨這種形勢，李大釗為爭取國民軍，發展北方革命勢力，與黨內一些同志和蘇聯駐華大使館密切配合，多次做馮玉祥的工作，並親赴開封做國民二軍軍長鬍景翼的工作。孫中山到北京後，他除了時常探視病重的孫中山，參加國民黨的政治會議，幫助孫中山處理一些政治要事，又領導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委，發動各階層人士和廣大群眾建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抵制段祺瑞搞的善後會議。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右派勢力加緊分裂活動，欲在北京另立中央，使得鬥爭環境更加複雜多變。回國幾個月間，李大釗東奔西走，忙得馬不停蹄，趙紉蘭想方設法把家裡的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不讓他費一點心。她知道，李大釗已經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了革命，交給了黨的事業，她也不能成為革命之外的人，也要做黨的人。她沒有別的本事，只有讓丈夫一心一意去幹革命的事，不讓他為家裡的事情分心勞神；必要時，她要把全家交給革命，交給黨。她時時牽掛著李大釗所從事的革命工作，每當工作順利，鬥爭取得勝利，她就主動張羅包餃子，邀請很多人同李大釗一起來吃。相當長一個時間，趙紉蘭沒有少包餃子，只因這期間經李大釗和不少同志努力，首都和北方的革命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1925年下半年，在南方國民政府成立並誓師北伐後，李大釗等人策動北方國民軍發動反對奉系軍閥的戰爭，致使郭松齡在灤州倒戈，直驅瀋陽。與此同時，又在北京相繼發動關稅自主運動，搞起轟轟烈烈的「首都革命」，鬧得段祺瑞政府惶惶不可終日。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悍然下令向到國務院請願的群眾開槍，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李大釗在慘案發生時，險遭不測，到後半夜才返回家中，叮囑了趙紉蘭幾句話，又匆匆離家而去。次日清晨，穿著灰色長衫的便衣警察布滿了李家的房前屋後。李大釗又被通緝，不得不隱身作戰。到這時，趙紉蘭已經意識到一年多比較安穩的時光結束了，等待她的又是擔驚受怕的日子。但她感覺自己比兩年前成熟多了，不管有多大的風浪衝擊這個家庭，她都會鎮定自若、毫不驚慌的。半個月後，國民軍進入北京，趕走段祺瑞，搞垮執政府，李大釗才重新回到家裡。五六天後，奉直聯軍攻入北京，國民軍被迫撤到南口一線。李大釗謝絕了國民軍保護他出京的懇求，搬到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兵營，堅持留在北京繼續戰鬥。張作霖到北京後，獲悉李大釗尚在首都，立刻頒布了逮捕令。李大釗對此不加理會，在蘇聯駐華大使館營區繼續主持北方國、共兩黨的領導工作。就在這時，趙紉蘭又有孕在身。她見李大釗處境危險，幾次勸說他聽從黨中央安排，去南方工作，但李大釗堅持留在最危險的地方工作、戰鬥，不願把北京的工作扔下。她只好聽從李大釗的意願，儘力在生活上給予照料。1926年12月，趙紉蘭生下小兒子欣華。因李大釗不便回家，她把欣華抱到蘇聯駐華大使館營區，讓李大釗與新出生的小兒子見了面。欣華滿月以後，她把嬰兒交給奶母照料，帶著兩個女兒去了蘇聯駐華大使館營區，從生活上照料李大釗和他的戰友們。1927年4月6日，張作霖不顧國際法規，悍然派軍警到蘇聯駐華大使館轄區搜捕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李大釗被捕入獄，趙紉蘭也被拘捕。李大釗被捕後，趙紉蘭僅在法庭上與他見了一面。被囚多日的李大釗見到她，僅說了一句：「這是我的妻子……」說她是個家庭婦女，一同被拘留的星華、炎華是孩子，年紀都小，正在上學，「可以說，他們什麼也不懂，一切都與他們沒有關係。」她知道，他是在為她和孩子們開脫，是在保護她和孩子們。當時，她見李大釗被折磨得不成樣子，哭得幾乎昏了過去。沒想到，法庭上這次見面竟成了永訣。到4月28日傍晚，她和星華、炎華被放回家中。到了家裡以後才知道，就在這天下午，與她結婚28年的丈夫——李大釗被處以絞刑，已經壯烈犧牲。當她看到刊登李大釗英勇就義消息的《晨報》時，一連昏死過去三次。她抽搐不止，頭疼如裂，恨不得也隨之死去。李大釗犧牲以後，趙紉蘭的精神受到了極大的創傷，身體每況愈下，成為一個被疾病纏身的婦人。支撐她頑強地生活下去的，是兩大心事：一是李大釗就義後，靈柩一時不好安葬，被暫放於宣武門外的妙光閣浙寺，尚未入土為安；一是孩子們太小，最小的兒子剛剛幾個月，她不能倒下。當時，趙紉蘭感到最欣慰的是大兒子葆華那日到郊外春遊，躲過了牢獄之災。李大釗犧牲後，葆華被李大釗的朋友們秘密送到日本留學，這使她放下了懸著的另一顆心。1927年6月10日，趙紉蘭帶領星華、炎華、光華、欣華離開北京這個傷心之地，回到了樂亭老家。李大釗犧牲時，家裡一貧如洗，即便反動當局不限令趙紉蘭和她的孩子返回原籍，一家人也難以在北京生活下去了。當時，曾有人擬將她和孩子們送往蘇聯，她思慮再三，還是謝絕了這番好意。她不是不想去十月革命的故鄉，而是顧忌自己的身體在丈夫猝死之後一下垮了下來，極可能一去難返。回到家鄉，房在，地在，親人都在，加上北京大學按月寄生活費，以及親友資助，一家人的生活尚能勉強維持。家裡的生活有了著落，趙紉蘭的身體卻一天不如一天了。在得知李大釗犧牲的噩耗時，她急火攻心，滿口的牙幾乎都腫了，疼得直撞牆壁。回到大黑坨，還是老上火，不時遭受病魔的折磨。這樣一來，使她的身體日漸羸弱，幾乎是煎熬日月，度日如年。趙紉蘭本指望北伐軍早日打下北京，待紅旗飄滿古都時安葬李大釗。不想，蔣介石在李大釗沒有走上刑場時就背叛了革命，最終竊取了北伐戰爭的所有勝利成果；待一年後所謂的「北伐革命軍」佔領北京時，北京的局勢只是換湯不換藥，出殯的事只好一拖再拖。安葬李大釗的事情一時難以辦成，趙紉蘭把整個心血又澆注在培養子女上。1929年夏天，葆華從日本歸來看望她，她叮囑長子要在日本好好學習，繼承父業。1931年夏天，她又托李大釗在北京的朋友，把星華、炎華、光華等送到已改稱「北平」的北京繼續上學。她要讓孩子們完成學業，繼而從事李大釗未竟的革命事業。星華到中法大學孔德學院上學後，半工半讀，於1932年夏天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葆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輟學歸國，於1932年回到冀東參加黨組織領導的抗日救國工作，成為了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當再次見到葆華時，她高興地掉下了眼淚，激勵他像李大釗那樣投身革命，不要惦念她和妹妹、弟弟。等了一年又一年，熬了一天又一天，趙紉蘭見革命成功之日遙望無期，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差，百般無奈，只好求助北京大學出面為李大釗操辦葬禮。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是李大釗的老同事，與李大釗相交甚駕，他到處周旋，終於得到國民黨當局的默許。緊接，他又組織人發起募捐，籌集了一筆殯葬費用。安葬李大釗靈柩的事情有了著落以後，趙紉蘭拖著病體於1933年春天義無反顧地來到北京。當黨組織派人找她聯繫，商議把李大釗的葬禮搞成一次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時，她毫不遲疑地回答：「李先生是屬於黨的，他是為革命而死的，黨組織怎樣指示，就怎樣辦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儘力去做。」當蔣夢麟派人提出別把聲勢搞大，走離浙寺較近的西便門出城時，她卻沒有同意。她堅持要從城裡走，她說：「李先生生前為人民做了許多好事，又死得這麼悲慘，馬馬虎虎地出殯，我於心不忍！」1933年4月23日，按農曆計算，是李大釗就義6周年的後兩日，李大釗烈士的公葬儀式在北京舉行。沿途送葬的群眾很多，黨組織藉機組織青年學生搞起了示威。送殯隊伍行至西四牌樓時，遭到了國民黨軍警的鎮壓。當時，不少人被捕，殯儀隊伍被沖個七零八落。趙紉蘭又氣又恨，坐在騾車上看著這一切。出殯場面被搞成這個樣子，她一點也不後悔。她心中只有恨，對新的反動當局的恨，對破壞出殯的暴徒的恨。是日下午，李大釗的靈柩被護送到香山東麓的萬安公墓。在墓穴旁邊，她見到了地下黨組織派人送來的一塊墓碑。墓碑上方刻了一個紅五角星，內鑲鐮刀斧頭圖案，豎刻的一行大字是：「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碑的背面刻的是對李大釗的革命功績給予高度評價的碑文。她感到無比欣慰，把這塊珍貴的墓碑看了又看，淚水流個不停。這碑作為墓志銘，隨靈柩一同埋在了地下。安葬李大釗歸來，趙紉蘭一卧不起。為慘死6載的丈夫送葬，她幾乎耗盡了心血。她知道，她到丈夫身邊的日子不遠了。在病危時，她很心安，臉上甚至浮現了難得的笑容。臨終前，她念念不忘的是送葬那天慘遭毒打和抓捕的青年學生，不時地喃喃叨念：「……那個孩子……血呵……報仇呵……」去世1933年5月28日，趙紉蘭，這個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女兒，一個偉大的母親，安詳地閉攏了自己的雙眼。這一天，恰恰是農曆五月初五，民間的傳統節日——祭奠屈原的端午節，也是李大釗烈士下葬的「五七」之日。她留下的惟一遺囑，就是把自己的軀體埋在李大釗的墓旁，她要到九泉之下陪伴丈夫的忠魂鐵血。她的遺願變成了現實，她被安葬在萬安公墓，與李大釗並排埋在了一塊墓地里。下葬時，兒女們在她的靈柩前安放了一對陶質花瓶。花瓶呈淺褐色，古色古香，外形酷似略經雕飾的樹根，分別書有「鳥語」、「花香」幾字，這是親人們給她的最貼切的祭品。趙紉蘭逝世的噩耗傳開，正在家鄉一帶做黨的秘密工作的李葆華失聲痛哭。中共河北省委及時召開會議，鑒於趙紉蘭多年的表現，特別是在李大釗犧牲後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培養教育子女投身革命的壯舉，決定追認她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這一決議，刊登在中共北方局的內部刊物《北方火線》上。中國共產黨黨員，是趙紉蘭應得的光榮稱號，也是對她一生的最高評價。她是李大釗的結髮妻子，是李大釗求學、從事革命活動的賢內助。在其默默無聞的一生中，她為聲名顯赫、壯烈剛直的丈夫作了很多犧勝。她質樸厚道，深明大義，為灑血捐驅、捨身取義的革命先驅分擔了不少苦累憂愁，獻出了不少深沉、偉大的愛。她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革命女性，是中華民族賢妻良母的傑出楷模，是與李大釗一樣值得後來者永遠懷念的華夏兒女。趙紉蘭逝世時，年僅49周歲。如今，她在香山之麓的萬安公墓，已陪伴引得中華大地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忠魂鐵血長眠地下有70多年了。她還像當初一樣，依然「悄也不爭春」，「紉秋蘭以為佩」。今後，我們在過端午節祭奠我們民族的英靈、偉大的詩人屈原時，切莫忘了送一束鮮花給她，一個用屈原的詩句命名的共產黨員——偉大的妻子、傑出的母親、革命的芳魂——趙紉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