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湖北民主革命教育改革的先驅——略論董必武早期在武漢地區的教育實踐活動

董必武的一生，是為建黨、建軍、建國而奮鬥的一生。他不僅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法學家，也是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在教育領域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中國實際，為改造舊教育、建立新教育，進行過不懈的努力，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儘管他沒有留下多少教育專著，但他的教育思想在中國現代教育實踐活動中閃爍著耀人的光輝，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在他的教育實踐活動中，湖北武漢成為他民主革命時期教育思想形成的地方。民國初期，董必武在湖北武漢地區辦學、教學活動中強調教育必須為政治服務的理念，所進行的改革舊的教育制度、建立新的教育方式的偉大實踐，是他民主革命時期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石和具體體現，這些實踐活動拓寬了當時中國教育界的視野，推動了教育事業的發展。新文化運動鑄造民主革命教育思想的初成和進步董必武與教育發生關係，前後70多年。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沒有和教育相分離。如果把他的教育思想劃分為階段的話，他在民國初期（1919-1928年）湖北暨武漢地區的教學實踐活動是他民主革命時期教育思想初成的階段。董必武同志自幼就讀於學塾，學的是三綱五常、禮義詩書，18歲時考中秀才，並計劃參加鄉試，以謀取功名。因不滿弊政而未去應試，決心投筆從戎，報考湖北武普通中學堂，考官以他年齡太大，未予錄取。1905年董必武投考湖北文普通中學堂。1911年春，董必武在麻城縣立高等小學任國文課代課教師，開始了他的教學實踐。不久，他又到黃州中學任英文兼國文課教員。1913年，他開始在省城武昌擔任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英文教師。此年1月，董必武與張國恩等人一起東渡日本，考入東京私立日本大學，攻讀法律。其間，他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的活動。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他開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為了喚醒民眾，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革命人才，1919年，董必武與陳潭秋等人籌辦並於1920年春創辦私立武漢中學，擔任董事和甲乙兩班的國文教員，後又主持二部工作，開展了一系列教育革新的偉大實踐。董必武在武漢中學工作期間，同時在湖北省立女師、啟黃中學、省立一師、旅鄂湖南中學等校教書，還在武昌第一紗廠辦工人識字班，設立了武漢中學附設平民學校，並親自上課。董必武和陳潭秋等在學校通過講課，召開會議，辦訓練班，宣傳馬克思主義，傳播革命種子，並領導了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的學潮。與此同時，他與陳潭秋等人發起組織新教育社，並組成湖北職業教育研究會和湖北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刊物《新教育》，董必武是這一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同年秋，由董必武等發起，提出改選舊教育會。1921年10月，董必武參加組織湖北教職員聯合會，與代表封建反動勢力的舊教育會相抗衡。1923年秋，董必武聯絡湖北教育界知名人士，召開教育界師生代表大會，改組了舊勢力把持的湖北省教育會，組成了湖北新教育會。1924年，但任湖北省立一師訓育主任的董必武與錢介磐、陳蔭林等人領導了一師學潮，並指導進步學生組織起讀書團體「人社」，在城鄉推行平民教育和職業教育，促進工農運動的開展。董必武還熱情支持並積極推動組成中小學教師婦女參政會和湖北女權運動同盟會。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北伐佔領武昌後，董必武以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委員的身份，擔任武昌中山大學（現武漢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董必武接受湖北政務委員會的聘請，擔任湖北教育委員會委員。在武漢國民政府期間，董必武在工、農運動講習所培養基層工、農運動基層骨幹方面傾注了心血。董必武民主革命時期教育思想的形成和他的世界觀的轉變一樣，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他自幼在私塾和書院接受教育，走著讀書做官的道路。由於受到父輩的影響，加之應試時兩次受辱，使他對封建科舉制度、對反動官吏有了一定的認識，決心同取功名的道路徹底決裂。在新思潮的衝擊下，為了追求新知識，董必武考取了當時被稱為「新學」的文普通中學堂。在這裡，董必武經常到革命黨人創辦的日知會裡閱讀報刊。革命黨人撰寫的《猛回頭》、《警世鐘》曾深深震撼著他的心靈。而著名革命黨人劉靜庵介紹他讀的《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略》等書，使他更加痛恨清政府的殘暴和腐敗。在日知會報刊閱覽室里，他不僅學到了很多科學知識，同時結識了不少革命黨人，受到了反清革命思想的影響。1911年春，董必武在麻城高等小學教國文課時，開始在青年教師中傳播民主革命思想，用當地的「教案」作為例證，啟發學生的思想覺悟。「只有教育才能救國」是董必武在參加辛亥革命後所形成的認識。他在1915年給姚汝嬰的一封長信中寫道：「吾國普通社會知識之幼稚誠無可人諱，然謂為更無有發榮生長之餘地，非妄則愚。惟不扶植之而摧鋤之，斯漸即於沉淪已耳。入民國以來，更覺有一驚心動魄之象，觸於眼帘，即市井蕭條，民氣沮喪，沉鬱慘淡，人以幸生苟免為心，而岌岌若不可終朝者是也，以此為基，而建國其上，喻以累卵，尤覺不切。」並呼籲「教育確為救亡之第一策。」1915年，神州大地上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新文化運動，對董必武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特別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強烈衝擊下，董必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回顧自己經歷的革命道路，思考、總結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的教訓，認識到：「現代社會已經發生毛病了，傳統的觀念、道德、方法都要改變了」；中國革命必須「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要打倒列強，除軍閥，建立民主制度，要採取一種能喚醒群眾，接近群眾的方法。」董必武逐漸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成為初步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考慮國家和革命的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五四」運動後，董必武開始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聯繫中國的實際，進行改造舊教育、建設新教育的實踐。1919年秋，他從上海返回武漢與陳潭秋全力以赴地籌辦私立武漢中學，於1920年春正式開學。董必武回憶道：「武漢私立中學創辦時，雖有懷抱革命思想的人參加，但有些是對時局不滿和不甚滿的人，並不是為革命而辦學校，學生的思想動態也很複雜。」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董必武在參加中共「一大」後，就以武漢中學為據點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使其成為湖北馬克思主義的活動中心，成為傳播革命種子的園地。1922年，私立武漢中學在武昌彭楊公祠設立了二部，董必武則以它為陣地，利用任教的便利，在學生中培養積極分子，經認真審查和選擇，發展黨團員，並在學生中陸續組織起黨和團的支部，組織黨團員學習馬克思主義，關心國事，要求黨團員組織與武漢各學校、各工廠建立聯繫。在武漢私立中學的影響下，武漢許多學校如中華大學、武昌高師、女師也先後成立了黨團組織。同時，董必武還要求學校發展的黨團員返回各自的家鄉，開展革命工作，創建黨的組織。這些黨團員在群眾鬥爭的風雨中，都逐漸成為群眾運動的領袖。私立武漢中學雖於1928年被封閉，但她傳播馬克思主義，造就革命人才，培養革命幹部，已經真正成了革命戰士的搖籃，在她培養的人才中，有的參加了黃麻起義，有的成為鄂南農民起義的中堅力量，在革命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積极參与並領導對舊教育的改造和鬥爭民國初期湖北武漢地區處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湖北教育界被封建學閥所把持，荊楚大地瀰漫著尊孔讀經的烏雲。任何革新的嘗試都被視為大逆不道，必被反動統治者予以徹底剷除而後快。而要創立新的教育制度和方式就必須首先破除舊的教育模式。為此，董必武主張對舊教育必須積極進行改造，否則，學校教育就沖不破封建教育的牢籠；他鼓勵教育工作者應為改造舊教育、建立新教育進行不疲倦的鬥爭。董必武從革新舊的湖北省教育會人手，和武漢中學的一批教職員工串聯一些學校的教職員召開會議，決定對湖北省教育會進行改組。1920年秋，由董必武等80人發起，在武昌召開了有132人參加的教育工作者大會。大會衝破了舊教育會的阻撓按時開會，會上揭露了舊教育會的種種弊端和會長謝石欽冒充徽章、獨吞公款的非法行為，決定對舊教育會進行改革等事項。「這次會議給舊御用道學統治的教育界，第一次吹進了自由新鮮的空氣」。1921年10月，50多個公立和私立的大中小學校組成了湖北教職員聯合會，代行原教育會的職權。為徹底推倒舊教育會，董必武又聯絡湖北教育界知名人士於1923年秋召開全省教育界師生代表大會，改組教育會，推選吳德峰等10餘人為委員，使湖北教育會的領導權掌握在進步的知識分子手中。在發動領導廣大學生對封建教育進行鬥爭的過程中，董必武在中共武漢區委成立後成功地領導了轟動武漢的武昌長湖堤畔湖北省女子師範學校的學潮。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原屬經心書院系的勢力範圍，是封建思想統治的一個堡壘，校長王式玉是一個頑固不化的封建學究。學校向學生灌輸封建倫理道德，要求學生成為未來的「賢妻良母」，對學生的思想、言行都要嚴加監督，學生沒有人生自由。董必武與陳潭秋、劉子通、黃負生等在校任教期間，向學生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反對貧富不均，宣傳婦女解放、男女平等，進行啟蒙教育，以《束胸之害》、《剪髮》、《放足》為題要學生作文，引導學生反封建禮教的束縛。董必武曾向學女師學生講莫柏桑的小說，以一個被黑暗社會逼瘋的女子的故事，啟發學生明白：如不革命，就不可能有出路。1922年2月，王式玉以宣傳「赤化」等於「洪水猛獸」的罪名宣布解聘教師劉子通。當時有一批老學究攻擊進步教師：「仇父非孝之言，忍心倡導；均產共妻之說，信口訾談。」夏之栩、徐全直、袁溥之等進步學生對此極為憤怒，強烈要求勉留劉子通教師，並舉行罷課。董必武發動武漢中學和其他一些學校的學生舉行同盟罷課，聲援女師進步學生的鬥爭。為使學潮擴大影響，董必武和陳潭秋等一面提出反對腐敗教育，反對解聘進步教師，反對無理開除學生，驅逐校長王式玉口號，組織學生罷課、遊行，併到省教育廳請願；一面請當時的社會名流李漢俊、陳時等人出面調停。最後以王式玉去職、撤銷開除學生的決定等條件而告結束。這次「女師學潮」使這個封建堡壘遭到沉重的打擊，使進步師生受到鼓舞。湖北女師學潮取得勝利後，董必武又領導了湖北第一師範學校的學生運動。事情的起因，是該校幾個進步學生因反抗學校守舊勢力鎮壓學潮而被開除，被開除的學生悲憤交加，均溺水身亡。董必武為這幾個學生舉行追悼會，並在追悼會上發表演說，猛烈抨擊反動勢力，揭露湖北第一師範學校實行舊教育對青年的毒害。接著，發動學生開展了驅逐陽明派老學究、校長劉鳳章的鬥爭。劉鳳章被迫離職，先後由進步人士郭肇明、留法學生居勵今任校長。董必武和錢介磐、陳蔭林等在該校任教，使第一師範學校成為革命者的地盤。1924年，湖北省議會指責武漢中學男女學生兼收，並為此召開會議，決議要求省教育廳切實查禁武漢中學。董必武領導武漢中學師生，堅決頂住了這種壓力，繼續走自己的路，挫敗了守舊分子的進攻。踐行民主革命教育給教育事業注入的生機和活力董必武用革命家的眼光來觀察教育，積極從事教育實踐活動。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張都同革命和建設的總任務以及當前實際需要緊緊相連，把培養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有用人才放在首位。因而他所創辦的武漢中學頂著逆風惡浪，一開始就以嶄新面貌出現。1．強調教育必須為政治服務，為革命和建設的需要培養人才「五四」運動前後，在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的歷史轉折時期，董必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他和李漢俊、詹大悲、張國恩商議的結果，認為要接近民眾，喚醒民眾，打下革命的群眾基礎。「目前能夠做的是辦報紙和辦學校兩件事」。以便在學生和工農民眾中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啟蒙運動」。董必武創辦武漢中學的宗旨就是為了革命，為了以革命精神培養訓練學生。他給學校題寫的對聯是「金石長不朽，丹青本無雙」，橫幅是「朴誠勇毅」。他認為學校應將學生培養成跟黑暗勢力鬥爭的戰士，象金石般頑強，象丹青一樣本色不變。「朴誠勇毅」的校訓，是他對學校的任務，對培養對象應達到的要求的明確表述。1927年1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佔武漢不久，董必武以湖北中小學教師黨義研究所所長的身份，在該所第一期開學典禮致詞中宣稱「本所之目的，是要大破什麼教育神聖，教育萬能。我們辦教育，是要觀察社會之需要和要求，我們教育不是講究什麼高深學理，會造成如何了不起得的聖賢，要因社會要求而教育，尤其要把教育變成平民化、團體化、革命化教育，去造成社會的需要和要求的工具。」董必武對教育和政治的關係、教育的目的、任務、教育工作者歷史使命的論述，保證了教育的正確方向，對大革命時期對革命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2．重視教育改革，提倡新式教育董必武十分重視教育改革，為了廢除封建主義文化教育，他以私立武漢中學為實驗基地，團結進步教師，大膽革新，用革命的方法組織教學，對舊的教育制度開始了偉大的變革。私立武漢中學與舊的教育目的迥然相異，因此在各方面都表現出新的特點，使之成為湖北教育園地的一朵奇葩。董必武等人創辦的私立武漢中學與當時舊教育不同點大致有十個方面。即收學生的報考費和學費大都比其他學校低，對確實無力繳納學費的貧苦學生實行減免，便於貧苦學生入學，打破了舊教育為士紳階層所壟斷的局面，為貧困子弟特別是農村青年入學提供了機會；教職員支低薪或不支薪，當時在校任教的優秀教師人如倪季端、劉覺民、江文波等，基本上都只拿極少的工資或者生活費，但思想進步或傾向進步，基本上是走在時代前列的知識分子，教學工作認真負責，教課質量在湖北是第一流的；在湖北全省的國文課上首創採用白話文進行教學，提高了學生的讀書和書寫能力，使學生在思想上獲得了新文化的啟蒙，有利於文化的傳播和普及；首創湖北全省男女學生同校同班，是20世紀首開男女同學風氣的學校之一，初步改變了我國2000多年來男女教育不平等的格局，使女子教育開始得到重視；課程設計處在前沿的地位，設有修身、歷史、數學、圖畫、地理、生理衛生、手工、音樂和體操，為了適應社會和革命的需要，還開設了諸如哲學概論、經濟學概論、科學概論、法學通論、法制大要、社會學要旨、倫理社會學、社會問題、人生哲學、商業道德、進化論、國際貿易、第二外國語等，這些課程的開設，有利於擴大學生的視野，有利於學以致用，有利於「五四」運動帶來的新思潮，啟發學生的革命思想，在當時來說是最先進、最科學，也是最齊全的；慎選任課教師，絕不用思想落伍之人，當時就聘用了武漢教育界認為思想「赤化」的劉子通、黃負生等人，這些人後來均成為中共武漢早期的成員之一；選用進步教材，學生國文讀本選用高爾基、魯迅及其他進步作品，選讀有人性的文章和詩歌，通過國文課等教學向學生灌輸革命思想；注重對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特別邀請李漢俊、李大釗來校講解社會主義，在正課中增設社會主義課程；幫助學生課外閱讀報紙書刊，引導學生注意國際國內時事，研究俄國革命問題和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思潮；校內學生組織學生會，對學校興革事宜可向學校董事會提意見，各班級主任指導班會；注重啟發教育，沒有開除和體罰學生；勉勵學生思想好，課業也好。這些改革措施，讓大多數學生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新文化和先進思想的傳播開闊了學生的視野，提高了學生的思想覺悟，使學校新文化運動的前沿陣地。董必武在自己的教學中十分注意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他在擔任武漢中學第一屆甲、乙兩班文科教學時，不僅自編了一套白話文教材，在古代詩歌散文教材中選講了《離騷》、《苛政猛於虎》、《河伯娶婦》、《孔雀東南飛》、《上山采靡蕪》、《木蘭辭》、《論衡》、《陳涉世家》等；在外國文學方面介紹了日本社會主義者的先驅山川均的文章，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劇本，結合當時社會現實，使學生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董必武主張作文注重基本訓練，要樸實，有真情實感。作文教學要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在其原有的基礎上提高。他說：「我的原則，求語句清楚，不主張已意改人，也不動大手術，此後學生中，有文章很好很差者，不是強調人家當文學家，要求以文學寫出已意，表達出來，以人家看懂為基礎，也不妨礙當文學家。」他強調啟發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鼓勵學生自選題作文，教師加以指導。如一次命題作文董必武出的作文題是《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命題的含義很明確，是強調「器識」的重要，「器識」和「文藝」的關係，也就是說首先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然後才能寫出好的文藝作品。一次自選題作文，一個學生寫的一篇文章，內容是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董必武看後，給它加了一個題目《孟子造成的婚姻淚》，並推薦在校刊上發表。寓思想教育與講讀、寫作等教學活動之中，是董必武建立新教學方式的嘗試。也是他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工作中的一種重要方式，即「借教育接近群眾」，「用國文……教育學生」。3．擴大教育對象，使教育平民化、群眾化倡導平民教育，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擁護民主」口號在教育領域上的具體反映。改革教育，使教育平民化、群眾化，是武漢地區新文化運動深入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種局面的開創是與董必武等武漢早期共產黨人的努力是分不開的。辛亥革命的失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董必武看到：革命教育的對象不僅僅只有青年學生，而且還要包括有工人、農民和其他的一切可為中國共產黨為革命而努力的人們。為了推動教育的群眾化，董必武與陳潭秋、張國恩、錢介磐、張朗軒等於1920年年發起組織新教育社，成立湖北職業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進會，廣泛開展業餘教育、掃盲教育，對群眾進行政治宣傳和文化補習教育，提高群眾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這一時期，董必武依靠武漢中學和其他學校的師生，在武昌辦起了勞工學校、女子補習學校，向青年工人傳授文化知識，進行階級教育。他辦的學校、培訓班及各種訓練班，不僅有青年學生、知識分子，而且還有工人、農民，也有黨員和其他進步青年，對他們進行政治、軍事學習，把革命工作從城市擴大到農村，為革命培養了領導力量。這種思想後來延伸發展到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922年春，武漢中學鑒於生源的增多，於是將武昌武勝門外的彭楊公祠改建為學校二部。董必武為此到鄂西募集到700多元銀元，解決了資金的困難，二部建成後，董必武主動擔綱，主持工作，使二部保持了4個年級、8個班的規模。董必武在那裡創辦了平民夜校，不僅附近紗廠的工人踴躍來學習文化和革命道理，而且遠在5里之外的震寰紗廠、裕華紗廠的工人也趕來上課，使其成為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人學習新文化的重要陣地。黨和團的組織在這塊紡織工人基地上建立起工人運動據點，這也是董必武直接從事工人運動的大規模宣傳組織工作的開端。為推動教育平民化的工作，董必武還組織學生到附近的紗廠開辦工人識字班，由同學擔任教師，吸收大批工人和他們的子弟上學，教他們文化，同時進行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董必武還通過各種關係接近工人，了解他們的思想和生活狀況，多次倡導並親自組織學生利用假期回家鄉的機會，進行農村調查，開展移風易俗，改革教育，革新政治的宣傳。1923年冬，董必武將黃安籍學生黨員王健、董決生、雷紹全組成黨的黃安工作組派往黃安，在縣城和高橋等地創辦了平民學校，自學師範學堂、模範學堂和女子學堂。董必武應邀親自到這些學校講演，傳播馬克思主義。平民教育化的過程，是知識分子自覺接近勞苦大眾的過程，促進了平民的知識化和知識分子平民化，使知識分子深得群眾的信任，對社會掃盲，普及教育，提高民眾覺悟，擴大黨在群眾的影響，都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1926年10月北伐軍攻佔武漢後，董必武指導湖北農民協會籌辦了農民訓練班，培養基層農民武裝骨幹。同時，董必武還在「漢口工人運動講習所」任課，並以國民黨省黨部的名義，從經費、選址、生源的提供上全力支持毛澤東同志舉辦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還應邀到農講所作專題報告，對學員進行教育培養。4．熱愛學生，教風嚴謹，教法多樣化在董必武的教育實踐中，教風嚴謹，對學生的管理相當嚴格，校風優良，社會影響力大，學生逐年增加。他熱愛學生，提倡師生平等，反對師道尊嚴。他和學生既是師生關係，又是戰友關係。在私立武漢中學，他就經常和學生同吃同住，和平民學校的學生談話，有時還上門訪問，關心學生的生活，儘管自己經濟拮据，但他還經常接濟貧苦學生，為家境不好的學生繳納學費、購買文具，使他們能繼續讀書。董必武反對注入式教學，教法靈活多樣，在他教學過程中，他經常給學生提問，展開討論，課堂氣氛活躍，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教學的課堂範圍不局限於教室，他總是因時因地設教。青年時代曾得到董必武啟蒙教育後來成為著名婦女活動家的夏之栩，深有感觸地回憶說：「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湖北教育界的老前輩，是革命青年的良師。凡是聆聽過他的教誨的人都尊敬地稱他為『董師』，董師之風，足以風世」。董必武民國初期湖北暨武漢地區所從事的民主革命的教學實踐活動，閃耀著馬克思主義教育學說的光輝。作為民國初期湖北教育改革的先驅，他為改革舊教育、建立新教育所進行的實踐活動，成為了「五四」運動後新文化運動在湖北武漢地區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對當時社會輿論的宣戰，是對腐朽的湖北教界的衝擊。這段教育實踐和以後在革命戰爭年代所從事的全新的黨校、幹部學校、短期訓練班的教育領導工作，以及新中國成立後擔任政務院副總理期間參與制定黨的教育方針，整頓、改造、提高全國高等教育的一系列決策工作，形成了這位卓越教育家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教育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鏈接。他在湖北武漢地區進行的革命教育實踐活動中所表現出來的敢於革新、敢於開拓的革命精神，在當今的教育體制改革中仍然有著不可估量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