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錢學森拷問教育」的拷問orz

對「錢學森拷問教育」的拷問

一代科學大師、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駕鶴西去，臨行前發表了一篇筆者稱之為「拷問中國教育」的講話，曰「中國大學缺乏創新精神」，可算是一筆精神遺產，彌足珍貴。

儘管有人對錢老生前的某些行為有所非議，儘管錢老在大躍進時確實從「科學」的角度寫過鼓吹糧食產量可以「放衛星」的文章，客觀上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但，人無完人，錢老作為科學家及其在中國科學發展史上所作出的貢獻和應有的地位是無法抹殺的。他生前的瑕疵也是不能與文革的始作俑者同日而語的。中國人永遠銘記錢學森等一大批從海外歸國的科學家以及所有為中國向科學進軍做出貢獻的人們，他們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做出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實實在在的貢獻！

可以視為錢學森「遺言」的《錢學森最後的一次談話》對中國教育發出的拷問——中國大學缺乏創新精神——錢學森說：「中國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東西，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一直是這個樣子。我看，這是中國當前的一個很大問題。」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應當把錢老的這一「拷問」視為毫無功利色彩的「真言、箴言」，錢老此番真言及其產生的效應自然與他半個世紀前曾寫過的鼓吹糧食產量可以放衛星的文章同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 不論什麼話，關鍵是看誰說了這話——學術平等、實事求是的科學求實精神哪裡去了？

錢老的「遺言」無疑很是中肯，言真意切，也頗到位。但實話實說，筆者作為教育圈內人，對此又實在不覺得有何石破驚天之處——因為此類呼籲、論述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就起起伏伏綿延不斷多了去了，從學者、專家乃至教育行政官員到廣大中小學教師的各種論文。上網隨便搜索一下，呼籲教育要重視培養學生創新精神的文章、講話比比皆是——無論是有些名氣的或名不見經傳的，更不用說半個多世紀前中國偉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關於創造教育的系列論述。

不知國外如何，反正筆者的印象中是這樣的：同樣一句話，出自普通人之口，就如同13億人中有個人放了個屁一樣，無聲無息，稍縱即逝；而如果出自名人之口，那就十有八九會成為不得的「名言」；同樣一件事，老百姓呼籲多年毫無用處，一旦某位大人物過問，馬上就會有所反應、有所動作，可謂立竿見影，雷厲風行。關注說話人的地位、身份往往勝過關注所說的內容本身，對於思想言論的取捨大多取決於發布這些思想言論者的身份地位，而不是思想言論的本身。在中國，這大約是不爭的事實；然而，這恰恰表現出我國思想及學術平等和實事求是科學精神的缺失，難道不是嗎？這難道不也值得「拷問」一下嗎？

對錢老的「遺言」，中央高層領導發表言說，人民日報等各大媒體紛紛報道，央視新聞周刊播出專題評論節目長達21分鐘，於是，中國教育界再掀「培養創新型人才」教育改革的旋風——是否熱鬧一陣又重新歸於既往這也難說——這不，才過去幾個月，筆者現在似乎確實不大看到再有人提起這些了。然而，對「錢學森拷問教育」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相關現象，筆者不禁也有如下「拷問」——

● 「中國大學為何培養不出創新人才」一類質問早已有之，呼籲、論述汗牛充棟，何以今日才引起重視？

稍稍舉例：早在2000年2月《光明日報》發表郭扶庚的文章,談的就是「培養創新精神」的問題（筆者並不知作者為何人）；2002年，國家副總督學王文湛撰文《更新教育觀念與培養創新精神》；2006年7月在上海舉辦的第三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中國大學應培養學生創新精神」是中外大學校長的一致呼聲，僅舉一例——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王樹國教授就說，他發現了一個蹊蹺的現象：一些留校的博士生最初很有創意，待了幾年後，就沒什麼想法了，送到國外，又發展很快。這逼得王樹國思考：現在的大學到底怎麼了？大學缺失的是什麼？他還結合專業非常形象生動地說：「我是研究機器人的，希望機器越來越像人，但作為校長，我擔心把人培養得像機器。」……好了，真的是舉不勝舉。但與「錢學森對教育之拷問」不同的是，這些呼籲和論述——包括中外大學校長這樣高規格的論壇言論，也似乎並未如錢學森談話這樣引起中央領導或曰最高層領導與之相應的指示、講話，自然也沒有全社會媒體的廣泛報道。央視是否曾經為那些呼喚創新教育的活動、言論做過正兒八經的專題節目，暫時還無從考查。何故？真的因人立言？

● 中國人、中國大學的創新精神是怎麼丟失的？

一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告訴我們，中國人並不缺乏創新精神。但是，這一寶貴精神丟失了。我們得知道它是怎麼丟失的——知道怎麼丟失的才能知道怎麼把它再找回來。

1.封建專制扼殺創新精神——說創新精神的丟失,何止是大學呢？應該是從幼兒教育開始就消失了。錢老談話中「受封建思想的影響，一直是這個樣子」一句倒是有點像點睛之筆的。創新需要的環境是人身、思想、學術的自由、平等、民主；這些，中國封建社會有嗎？君臣父子的等級是能夠越雷池一步的嗎？國民黨統治時期有嗎？中國三千年封建專制社會對人性和思想的禁錮，導致中國的科技創新從走在世界前列而變為大大落後於世界很多國家，以至於解放初「我們只能造出桌椅、茶杯等生活日用品」（毛澤東語大意）。春秋、戰國時期為何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學術繁榮景象？為何出現了老子、孔子等至今名揚海內外的思想家、哲人？民國初年為何出現了一批如蔡元培、魯迅、傅斯年、陳寅恪、胡適等歷史上堪稱富有建樹的教育家、思想家、學者？透過塵封的歷史我們就可以發現，這些時代雖然戰亂頻發，社會動蕩、分化，但恰恰又是中國意識形態大一統禁錮尚未形成之時，思想的自由、創造的自由這些「創新的土壤」尚在。

2. 長期政治上的壓制形成了「聽話」教育的社會文化——新中國成立之初急需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50年代初有過「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如錢學森等這樣的一批愛國知識分子在海外學成歸國，奠定了我國科學發展最珍貴的人才的基礎。但很快知識分子剛剛活躍的思維和積極性就被「反右運動」的開展橫掃得蕩然無存，55萬「右派」中大多是知識分子、技術人才——也可以說是更有些思想的知識分子，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原罪性」斷語使他們萬馬齊喑，他們的首要任務不是「創造」，而是「改造」——洗腦式的「思想改造」。如果不是主管科學院的張勁夫力主給中央和毛澤東打報告，讓中科院的科學家們不參加整風、鳴放和反右運動，以確保科研攻關的繼續，保護了一批重量級的科學家，中國的兩彈一星不知還要推遲多少年才能研製出來；而即便如此，文革對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研製曾經有過怎樣的干擾以致生生讓日本搶在我國之前一年發射,這些現在一般是不大提及的。（可觀看央視視頻《東方紅一號衛星傳奇》）

就整個社會來說,由於政治上的禁錮和壓制導致創新精神蕩然無存這也是不爭的事實,那時提倡的是「做革命的螺絲釘」、「***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和「做黨的馴服工具」，文革更使創新精神扼殺到極點，林彪提出「中國有八億人口，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八億人只須一個腦袋思考就夠了,還談什麼「創新」？專家、學者前必冠以「反動學術權威」的定性語，他們除了不斷否定自己作踐自己，積極表現接受「世界觀的改造」、「在靈魂深處鬧革命」，還敢有什麼標新立異的「創新」？……政治運動幾乎成了社會生活的全部，形成了中國特有的「文化」——封建傳統加上「革命」緊箍咒；於是「聽話」教育成了孩子成長的全部要求——在家聽父母的話，在學校聽老師的話，在單位要聽領導的話，父母與小孩分手時的叮囑幾乎都是「乖，聽話……」；而真正需要的民主與法治教育倒是很少很少。耶魯大學的校長就說：「中國學生『太聽話』了。中國的學生一般不敢對老師說『不』，美國學生雖然也很尊重老師，但會和老師爭論。」在如此「聽話、順民教育」的民族文化熏陶下如果還能有點創新精神，那隻能是鳳毛麟角了。

3.民主意識的淡薄和「官本位」文化扼殺創新精神——粉碎四人幫以後，思想開始解放了一點，但總是磕磕絆絆——意識形態是要求絕對「一元化」的，民主政治方面的「創新」——不論是理論還是實踐，如不得到上級首肯，即使出現也只能是曇花一現或無聲無息地自生自滅或被「叫停」（當然也許不會像文革及以前那樣遭到批判或逮捕，這也是進步）。由於中國特有的某種「幾項原則」和民主的缺乏，導致官本位意識在我國極其濃厚，「聽話」教育及由此產生的「唯上、唯書」現象普遍存在，導致在學術領域也須「唯領導或權威的馬頭是瞻」——領導不贊成的學術觀點是比較難以出頭的，「愛出風頭、標新立異」是批評有與領導、權威持不同學術觀點者的慣用語；對此類「標新立異」者，領導可以不派你去參加學術會議，不讓你的課題立項，讓你活活「悶死」。民間俗語「老大難，老大難，老大重視就不難」就是對中國官本位文化和現實的生動寫照。筆者多次幫別人寫過工作或經驗總結，口授的第一條經驗一般都是「領導重視」。在官本位的現實和文化中，民主、法治、平等、自由這些「創新」所必須的環境元素是無立足之地的，「標新立異、與眾不同」就更加難以生存了——可「創新」恰恰就是與眾不同的「新、異」。

錢老在他最後的「談話」中說：「加州理工學院給這些學者、教授們，也給年輕的學生、研究生們提供了充分的學術權力和民主氛圍。不同的學派、不同的學術觀點都可以充分發表。學生們也可以充分發表自己的不同學術見解，可以向權威們挑戰。過去我曾講過我在加州理工學院當研究生時和一些權威辯論的情況,其實這在加州理工學院是很平常的事。」——錢老所說的學術民主、挑戰權威的一類令人振奮的場面，正是「創新」所需要的土壤，而在中國現有文化和制度下無法出現是必然的，除非中國的文化和與之相關的制度有根本的改變。

● 鍛造中華民族創新精神：首要任務和必由之路

培養民族的創新精神，改變錢老以及一切有良知的教育、科技工作者所擔憂的現狀，中國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除了文化因素、政治體制因素，還有諸如：教育異化問題(經濟主義、功利主義)、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價值觀的扭曲問題，在上述弊端存在的情況下應試教育僵而不死的問題、官本位和迷信、屈從權威問題等等，本文也無法包容對諸多問題的闡釋。

但是,在諸多矛盾中可以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使次要矛盾迎刃而解應當是正確的方法論，這主要矛盾或曰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在政治和學術研究領域進一步強化民主意識，在大力倡導民主與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改革有悖於此的教育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制度，以達到強化教育的個性化、多元化的目的，並使學術民主、學術平等的爭鳴得到自由和尊重並成為常態，使鼓勵個人創造成為全社會的價值取向，用制度使教育功利主義失去市場。

在此基礎上，民族的創新精神才有可能得以鍛造——除此，還可能有什麼別的途徑嗎？

而在大環境即創新精神得以滋養的「土壤」問題解決以後，學校教育中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享譽世界的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半個多世紀前就提出的「六大解放」可以給我們諸多啟示——是啊，一個被束縛和壓制的人、一個民族如何能有創新精神呢？而如果能重讀杜威，則也許啟示會更多，因為陶行知畢竟曾是杜威的學生。□

【參考文獻】

人民網：錢學森最後一次談話:中國大學缺乏創新精神

【央視·新聞周刊·視點】錢學森對我國教育的拷問

應學俊：陶行知及其創造教育給我們的啟示

杜威及其民主主義教育

2001年郭扶庚撰文：我們的教育能否培養創新精神？

王文湛2002年撰文：更新教育觀念與培養創新精神

2006年「中國教育在線」報道：中外校長：中國大學應培養學生創新精神

人民網2006年報道：校長論壇自揭大學之短——大學缺失的是什麼

人民網2006年報道：耶魯校長:"太聽話"成中國學生最大缺點

應學俊：中國教育改革：敢問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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