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中國崛起也不會對世界秩序構成挑戰

2014年美國新防長哈格爾首次訪華，與中國防長常萬全舉行會談

【美國秩序觀及其面臨的挑戰】

基辛格在書中把美國霸權歸結為「為全人類而行動」的口號，同時又承認這是一個「令人既愛又恨的超級大國」。美國的世界秩序觀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美國霸權觀，以「普世價值」和「多黨政治」作為其道義制高點，把國家利益和大國均勢作為其戰略支點，由此形成「美國治下和平」的世界秩序結構。

美國的軟實力演繹成為一種宗教式的理想主義：世界似乎可以集體性地「棄惡從善」，外交政策是一種「伸張正義」的鬥爭。二戰後，一代又一代美國領導人都在傳播這個錯覺。冷戰結束後登峰造極，「9·11」事件更加強化美國國際秩序觀的意識形態因素。美國輿論鼓吹「普世價值」的十字軍東征精神，將美國置於意識形態的虛擬威脅之下。如小布希所說，「美國的自由生存取決於其他國家的自由成功。」

以意識形態為軸心的國際秩序觀與基辛格的力量-合法性平衡的國際秩序觀差別甚大。當代美國的硬實力相對下降，軟實力目標卻在不斷擴大，二者之間的巨大缺口難以支撐「一超獨霸」的舊秩序。美國陷入外交和軍事、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力量和合法性的兩難困境。美國「普世性」原則和美國治理模式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較少可操作性和合法性，加劇了美國霸權與世界其他部分之間的緊張關係。

挑戰之一是，美國的世界秩序觀越來越難以得到其他國家的支持。基辛格承認，當代美國的國際秩序觀已難以得到大部分國家的擁護，即使歐洲盟國也與美國經常發生歧見。這與20世紀以來美國承擔「世界警察」的歷史慣例相背離。「阿拉伯之春」的災難性後果證明這一點。美國人開始懷疑在國外提倡「民主」是否真的有助於美國利益。

挑戰之二是，蘇聯解體後，美國一度認為「美國單極世界秩序」已經確立。但是，美國力量和利益最大化過了頂點之後，優勢差距就會逐漸縮小到零，美國領導世界秩序的能力和道義越來越受到質疑。倉促應對危機，過分冒險投入和不計後果撤出，匆匆打發了事，惡性循環，每況愈下。長此以往將造成地緣力量失衡，釀成更多軍事衝突，世界將更加失序。

挑戰之三是：美國兩大黨的孤立主義者正在迫使美國放棄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傳統角色。基辛格認為，孤立主義和種族中心主義是不同國家和平共處的障礙，阻礙著美國在世界秩序中發揮領導作用。美國的干預行為往往以普遍原則為開端，以美國內部反對、社會撕裂而告終。二戰後美國打了五場熱戰，每次都引起國內深刻分歧。承擔國際責任的前提是國內支持。當美國陷入困境、撤離戰場、減少捲入時，孤立主義更容易被輿論所接受。

【中美秩序觀的互動】

首先，歷史上中國的秩序觀並不挑戰西方的秩序觀。在基辛格看來，在亞洲各國中，中國的國際秩序觀距離西方最遠。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其文化深刻影響著世界，並具有大國地位，因而很難全面接受西方秩序觀。中國從秦統一到清朝一直持有一種天下秩序觀，以自己為中央王國，以中華文化啟蒙各國。周邊國家只能效仿中華文化的形式，而不能進入中華文化的本質核心。中國的古老觀點把世界秩序視為一種君臨天下的朝貢體系，其功能不是為了強化中國的經濟利益和軍事實力，只是確認番邦地位、處理蠻夷事務的一種儀式。以此為基礎，中國的秩序觀是非進攻性的，即使萬里長城也是防禦性的。中國人追求的是文化主導的心理優勢，軍事行動也只是為了「教訓」鄰國，以保持其尊嚴。中華文化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都是逐步將它們「華夏化」。從五胡亂華、到蒙元、滿清入主中原，最終連它們的祖先發祥地都被「漢化」，變為中國的一部分。中國並不輸出制度，而是吸引別國前來學習其制度。中國的世界秩序觀與歐洲多樣性平等國家組成的秩序觀顯著不同。中國本身是某種世界秩序，或者是更大的世界秩序一部分。

其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不斷融入而不是挑戰現存國際秩序。基辛格在書中分析了中國對現存國際秩序的雙重心態：一方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進入國際體系並接受現存世界秩序的規則，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把中國提升到世界經濟第二位。另一方面，中國懷著既愛又恨的歷史記憶進入國際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它被迫接受國際「遊戲規則」和「責任」。它並沒有參與制定規則，因而期待自己成為規則制訂者，並或遲或早修訂這些規則。中國一面等待著變革到來，一面在國際秩序中日趨活躍。它具有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潛力，並承擔起越來越大的國際責任。1949年以來中國已經更替了五代領導人。每代領導人都代表那一代中國人的需求，反映中國參與乃至塑造世界事務的演變過程。中國新一代領導人都受過現代高等教育，這意味著中國精英開始受到中華文明、革命傳統和西方文化的三重影響，他們在國際秩序觀上與世界各國的共同點正在不斷增加而不是減少。基辛格的判斷是：21世紀中國崛起是一種古代文明與現代國際體系的結合，是「天下體系」與技術現代化的結合。隨著技術和貿易的滲透，相互對立的制度將越來越接近，並不是一種世界秩序規則壓倒另一種。

其三，中美兩國都在避免戰略衝突。基辛格援引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表明，世界近現代史上15次新舊大國交替的案例，10次都是以戰爭為結局。避免這種歷史慣性，必須排除一系列巨大的障礙。例如：選擇軍事力量來追逐核心國家利益，幾乎是所有大國戰略的必備部分。雙方都由於另一方的軍事防禦計劃而加深戰略猜疑，即使是「正常」維護國家利益也會被歸入「最壞可能性」，雙方都防止單方面部署和意外事件而陷入軍備競賽，還會由於地區安全秩序和第三方挑戰而捲入更嚴重的危機，如朝鮮半島、台灣海峽、中日對抗、南海爭端等等。基辛格指出，純軍事方式的東亞平衡很可能導致比一戰前更為強硬的盟國集團對抗。軍事因素不應被當作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平衡定義者。在冷戰時期，雙方分界線由軍方劃定；在當代這種分界線不應主要由軍事部署來決定。如果美國堅持在亞洲推行「民主政治」和「普世價值」，也會強化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基辛格建議，美國應在戰略考慮中調整人權問題的優先順序，儘管不可能完全將它放棄。即使兩種觀點難以妥協，雙方領導人也有義務防止這種分歧滑向戰略對抗。

汪洋稱「中方承認美主導世界」引美媒關注

2014年12月27日，中國媒體報道了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美國的講話。汪洋說：「中美是全球經濟的夥伴，但引領世界的是美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時候，美國已經主導了世界經濟的體系和規則。中國對外開放意味著我們願意加入這個體系，基本承認這些規則，也願意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文章說，這些表態與中國深度懷疑美國霸權的時代對比鮮明。這似乎在含蓄承認美國是世界老大，中國樂意與其共事。雖然促使中國國際事務觀突變的動機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是北京APEC峰會成功後中國邁出的新步伐。從很多方面講，奧巴馬和習近平的會晤為中美之間多年的不信任翻頁。

文章說，出於經濟考量，中國人想必意識到，挑戰、推翻現有體系並代之以中國特色的想法不僅風險大而且代價高。融入現有體系，然後在引進中國原則的同時，發揮建設性作用，將更有效和划算。

文章猜測，政治擔憂也可能是重塑中國國際事務觀的原因。美國在冷戰中摧毀了蘇聯，即使當年蘇聯比現在的中國強大。蘇聯盟友星羅棋布，其意識形態「侵入」很多西方人心中。而中國沒有盟友，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體系也沒有「侵入」西方。因此，如果中國要與西方在政治上來硬的，結果可能比蘇聯還糟。——《報刊文摘》